_写文化_与当代民族志写作_陈金星

第36卷第4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36No．42016年7月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Jul．2016收稿日期：2015－11－2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10＆ZD100）；闽南师范大学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当代文学人类学前沿问题研究”（1001L21415）。

作者简介：陈金星，男，闽南师范大学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文学人类学。

E －mail ：jinxing811129@126．com《写文化》与当代民族志写作陈金星（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漳州363000）摘要：《写文化》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对民族志修辞性的关注，这体现了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梳理当代民族志的新近进展，可以发现当代民族志存在着多种体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形式。

《写文化》之后，“多点民族志”、女性主义民族志、数字民族志等民族志分支蓬勃发展。

“多点民族志”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展现了人或事物的文化变迁。

以《女性写文化》为代表，当代人类学界全面反思性别本质主义，并建构女性主义民族志的经典谱系。

超媒体、数字视频、社交网站、博客等新媒体则为数字时代的“写文化”提供了新的民族志形式与研究手段。

关键词：《写文化》；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多点民族志；女性主义民族志；数字民族志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33X （2016）04-0176-051984年，美国人类学学者詹姆斯·克利福德与乔治·E ·马库斯在新墨西哥州圣菲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民族志文本打造的高级研讨会。

1986年，圣菲研讨会的会议论文结集成书———《写文化》。

这本书在人类学界掀起了一场大论争，并享有“人类学思想的分水岭”之誉。

《写文化》一出版，美国学者鲍勃·希尔特敏锐地指出，《写文化》体现了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它将成为经典之作［1］33－47。

历史验证了鲍勃·希尔特的预言：《女性写文化》（1995）、《写文化之后》（1997）、《超越写文化》（2010）之类学术著作的出现表明，《写文化》已成为人类学界一部不可绕开的经典，而且，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也在不断深化延续。

一、《写文化》与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民族志学者的工作是什么？他写。

”［2］克利福德·格尔兹一语道破人类学家与民族志写作的紧密关系。

《写文化》之所以体现了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正因为圣菲研讨会的任务是“通过展示解读和写作民族志的不同方法而引入一种对民族志实践的文学意识。

”［3］315不少现代人类学家与文学存在着不解之缘。

玛格丽特·米德、爱德华·萨皮尔和露丝·本尼迪克特视自己集人类学家与作家于一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超现实主义运动吸引了众多民族志作家的参与［4］172－176。

不过，在解释人类学之前，人类学界通行的还是科学范式的民族志，学界尚未对民族志的文学性问题作出充分反思。

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范式的民族志及其田野工作方法受到严重质疑。

解释人类学应运而生，解释人类学视文化为文本，既重视当地人的意义阐释，又重视反思人类学家自身的意义建构过程。

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即是解释人类学民族志的一个范例。

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众多思潮汹涌澎湃，冲击了语言客观表述现实的旧有观念，从而引发所谓的“表述危机”。

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探讨19世纪欧洲史学的历史想象，挖掘出潜藏于19世纪欧洲史学的文学模式：传奇、悲剧、喜剧及反讽。

随着结构主义影响力的逐渐消退，后结构主义大行其道，一些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力超出了哲学界，辐射至文学理论界、人类学界及其他学术领域。

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揭示西方对东方的建构，后殖民主义理论促使人类学家深刻反思异文化表述，如约翰·费边的《时间与他者》。

在《写文化》之前，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已初671露端倪。

1972年，詹姆斯·布恩已出版《从象征主义到结构主义：文学传统中的列维－斯特劳斯》。

此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关注民族志文本的写作问题，探讨民族志权威、民族志文本形式与阐释性质之类的话题。

不少人类学家加入民族志实验写作队伍。

其时，实验民族志可分为三类：一是心理动力民族志，代表著如《塔希提人：岛民社会的心智与经验》（1973）等。

二是现实主义民族志，代表著如《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及诉说》（1981）等。

三是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代表著如柯文·德耶尔的《摩洛哥对话》（1982）等［4］71－112。

虽然《写文化》内部存在着多种声音，不可否认，《写文化》存在着偏重文本分析和文学分析的倾向。

《写文化》一书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对民族志修辞性的关注。

诚然，民族志书写受语境、修辞、制度、政治、历史等因素支配，宣称民族志表述的透明性和体验的直接性未免显得天真乐观。

詹姆斯·克利福德在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民族志的真理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3］35。

克利福德还指出，任何文化描写都是“此乃关于彼的（充满色彩的）故事”，在内容与形式上，民族志写作都具有寓言性［3］136。

为此，他还特别揭示了一种“民族志田园诗”的回溯性结构。

克拉帕扎诺在书中将民族志工作者比拟为赫尔墨斯，通过具体分析三个民族志文本：《北美印第安人的举止、习惯和传统》（1841）、《意大利游记》、《深度游戏：关于巴厘斗鸡的记述》（1973），他揭示了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

在《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中，通过个案解读，玛丽·露易丝·普拉特集中探讨了民族志写作中个人叙述与非个人叙述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考察这种话语建构的历史。

雷纳托·罗萨尔多则通过细致解读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与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探讨民族志修辞问题。

在《族群与关于记忆的后现代艺术》一文中，迈克尔·M·费希尔通过分析大量的族群自传，总结出族群自传的一系列技法：双焦或视角互换、多重现实并置、互文和交互参照以及通过家族相似作比较。

《写文化》之后的民族志体裁多种多样，包括诗歌、戏剧、小说、传记等形式。

《人类学与人文主义季刊》每年刊出不少人类学家的小说与诗歌。

民族志戏剧代表作有吉姆·米恩查科斯基的《同声大喊》（1992）与《民族志戏剧：现实剧场选》（2005）等。

民族志小说如约翰·斯图亚特的《酒徒、鼓师与正派平民：特立尼达村的民族志叙事》（1989）。

伴随人类学的文学转向，生命故事出现了反思性倾向，它们更多地意识到自我建构。

于是，“自我叙事”、“自我史”、“民族志传记”等新概念应运而生。

“民族志传记”概念出自米歇尔·赫兹菲尔德关于希腊作家A·尼内达克斯的传记［5］，该书同时也是一部民族志。

此类作品包括卡伦·麦卡锡·布朗的《嬷嬷罗拉：布鲁克林的伏都女祭司》（1991）、维克多·蒙特卓的《见证：一个玛雅乡镇之消亡》（1993）、露丝·贝哈的民族志自传《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1996）等。

下面以“多点民族志”、“女性主义民族志”、“数字民族志”为例，继续揭示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

二、“世界体系”与“多点民族志”的涌现就构建民族志的田野地点而言，存在着两种民族志：多点民族志与单点民族志［3］209－239。

单点民族志作者选定单一地点来构建文本，多点民族志则自觉地植根于“世界体系”语境中，走出单点民族志模式，跟踪物、身份、文化意义的流通。

华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理论之后，埃里克·沃尔夫以其《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提供了一个人类学版的“世界体系”叙事。

对当代地方文化与社会变迁感兴趣的民族志作者而言，单一地点的研究在世界体系观中已显露其局限性。

在理论资源上，福柯的“权力/知识”与“异托邦”概念、德里达的“播撒”概念、德勒兹与伽塔利的“根茎”概念以及利奥塔的“并置”概念为“多点民族志”注入理论活水。

在具体操作上，媒介研究中的生产与接受研究、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研究、流散研究、发展研究等形形色色的跨学科研究为“多点民族志”提供了启发性范例［6］95－117。

以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研究为例，布鲁诺·拉图尔与唐娜·哈拉维的研究极具引领示范作用。

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启发田野工作者思考作为研究对象的并置地点。

仅就20世纪90年代人类学界而言，稍举数例体现多点研究趋向的科学技术文化研究成果：医疗人类学的流行病研究领域，代表作为玛莎·巴尔什姆的《社区中的癌症：阶级与医学权威》（1993）。

互联网等电子传媒研究领域，代表作为乔治·马库斯主编的《联结：世纪末的媒介联姻》（1996）。

环保主义与毒性灾难研究领域，代表作为金·拉夫林的《改造科学，想象博帕尔》（1995）。

生物技术与重大科学项目的研究，代表作为保罗·拉比诺的《PCＲ传奇：一个生物技术的故事》（1995）。

乔治·马库斯指出，在跟踪调查研究对象方面，771第36卷陈金星：《写文化》与当代民族志写作多点民族志存在着多种技法。

这些技法包括以人为线，以物为线，以隐喻为线，以情节、故事或寓言为线，以生命历程为线［6］95－117。

譬如当代艺术世界研究中，运用以物为线技法的多点民族志代表作为克里斯托·斯泰纳的《流动的非洲艺术》（1994）等。

以艺术品的流通为例，莉恩·M·哈特在《三面墙：地区美学和国际艺术界》一文中描述了印度女性绘画的三个场景。

位于印度家庙中的“第一面墙”上的绘画，它是一种女性仪式艺术，主要用于娱神；位于北美中产阶级家庭的“第二面墙”上的绘画，它是一种旅游艺术品，购自印度某手工艺村；在巴黎一家博物馆的“第三面墙”上的绘画，则被赋予了高雅艺术和天才艺术界的光环［7］。

受乔治·马库斯启发，国内学界最近出现了“线索民族志”的提法［8］。

马可－安东尼·法尔逊主编的《多点民族志》（2009）收录了新近多点民族志研究的相关论文。

以书中卡仁·伊萨克森·里奥纳德的研究为例，其《变迁中的地点》一文主要考察海德拉巴（Hyderabad）移民的生活状况、社会记忆及身份认同等［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