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民族志撰写过程中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

小议民族志撰写过程中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民族志写作的现状民族志写作是在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具体场域下的实践。它本身的出发点和目的、写作视角、修辞方法以及理论诉求等都是和人类学学科不断进步和完善相映衬的。民族志撰写的模式大致经历了从描述到解释/阐释，再到反思/批判这三个阶段，具体到出发点及实践目地、具体写作方法、修辞、理论诉求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第一个阶段以1922年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这两部经典的问世为标志，确立了一种借助于田野作业参与观察而做的民族志撰写传统。此后一段时期内的民族志虽然试图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平衡主客观，却仍然主要表现为一种单声道的权威性民族志叙述，基本停留在描述性民族志写作方式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以格尔茨、特纳、道格拉斯等人为代表，进入到解释性的民族志写作方式。区别于前一阶段的“浅描”，格尔茨提出了“深描”的写作方式，认为它是微观层面的解释性研究。从“深描”的出发点和实践目的看，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的主位观追求对文化的准确理解和解释；在具体方法上依据主位和客位相结合的视角；追求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而非宏大的理论建构等。

第三个阶段就是反思民族志或实验民族志写作方式。事实上，早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有了人类学文化批判；进入六十年代，列维

- 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乔治•布兰蒂尔( Georges Balandier )的《迷茫的非洲》等作品的出现，开始了民族志写作方式向批判方式的转变；至1986年《写文化一一民族志的政治学和诗学》与《作为文化批判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为分水岭，标志着民族志写作进入一个新的实验阶段，将对民族志文本写作和表述危机的批判和反思推向高潮。他们注重用主体间性的方式看待他者，用人观的方法研究他者内心世界和文化，用对话的方式“唤起”

( evoke)—种可能的现实世界，提出一种新整体观，即“文本- 作者- 读者”为一体的整体观，开启了多声道的对话。

二、民族志写作中的主要问题从上述民族志写作方式的几个发展阶段也可以看出民族志撰写中一直以来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境，其中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文化的创造与文化的表述

即使是最简单的文化表述也都是有意识的创作，就像没有人能楸着自己的头发拔离地球，人们的写作也无法做到绝对客观。在单声道表述和多声道对话之间，在个人叙述与客观描述之间，人类学家做了从主客观的平衡到主位客位观点，再到主体间性等的诸多努力。

虽然格尔茨的“深描”已经为人类学家在撰写民族志时指出了一种努力的方向，但反观人类学，却几无可避地面临一种表述危机和一个语言学转向。当记录和表述所使用的语言不再仅仅关注于其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而是更多关注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那么意义的生成以及对于意义的理解就在很大程度上更多地取决于：究竟是谁在生

成这种意义？又是谁来理解这种意义？是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他们对同一言语的意义生成是处于同一语境、同一层面吗？他们对与意义的理解又在何种程度上相契合？

2．民族志真实：部分的、不完全的、建构的真实从早期追求真实性、可靠性的所谓科学描述，到逐渐提出对“部分真实”的深描，再到评判性的“真实的建构”等，人类学家似乎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即对于民族志真实的追寻似乎是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这种真实从逻辑判断上似乎能够不断接近，但这种不断接近的过程却恰恰又是无穷远的。

三、民族志写作中可以注意的几个方面从以上几个发展阶段以及民族志写作中的一些问题与困境可知，民族志的撰写并无固定程式，也没有最佳模式；对其写作方式应始终保持一种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理念。

不过，在撰写民族志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方面需要注意或是可资遵循借鉴的。格尔茨就认为至少要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1）场景方面，即要源于富有意义的社会环境并创造社会环境；

（2）修辞方面，即要使用富有表现力的传统手法；（3）制度方面，即一个人在特定的传统、学科中写作，并有特定的读者；（4）类别方面，即要区别于小说或游记；（5）政治方面，即表述文化现实的权威是不平等的；（6）历史方面，即以上传统和限定是变化的。

除了格尔茨所提出的这几个方面以外，我们还想提请注意，析出民族志的场景和田野调查是非常重要的。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处境

赋予事物以意义。不同的田野点会有不同的格调，同样两个人不同的接触或沟通方式会造成不同的结果，所以，要理解并展现背后深层的意义之网，就需要我们做出处境化的、动态的选择。

在此意义上，我们主张根据不同田野点人们的生活格调、田野调查的推进情况与程度、研究者与当地人的沟通方式与合作程度、双方的熟悉度或亲密度等具体处境下的特定情况，针对具体问题与范式来具体地选取最为适宜的写作方式，而不是一味找寻最好的民族志写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