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

秦孝公

秦孝公（前381—前338），战国时期秦国杰出的君主。嬴姓，赵氏，名渠梁，秦献公之子，前361年—前338年在位。其毕生追求富国强兵，任用商鞅实施变法，使秦国加快了崛起的脚步。

公元前361年，仅有21岁的秦孝公[1]正式登基。这时，秦不为各国重视，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国。于是，他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在这一年，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卫国人商鞅在这种背景下来到秦国，并很快受到重视。经过商鞅的两次有力的改革举措，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商鞅变法是先秦最彻底的一场变革,它取消世袭的特权，规定按军功给予爵位和田宅奴隶。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南）迁到蔌阳（今陕西蔌阳东北），进一步实行变法。从此秦国日益富强，为后来的统一六国开辟道路。惠王、燕文公、韩昭侯、赵成侯并称。楚、魏与秦接界，且魏已开始修筑长城，自郑县沿河北上，直抵上郡。中原诸侯相互征伐，秦处雍州偏僻之地，不参与中原会盟。孝公利用秦地远离中原战场积蓄力量，他布施恩德，救济孤寡，修治德政，讲究武功。孝公即位之初，为富国强兵下令求贤，以改变秦落后于关东六国的局面。并东向进攻，

公元前359年，他山师伐韩，至于怀(今河南武陟西南)，筑城于殷(今武陟东南)。前356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变法革新。制定严厉法令，以法治国，奖励军功，鼓励耕织。不久，秦乘魏攻赵，大败魏师于元里(今陕西澄城东南)，拔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

公元前352年，孝公升卫鞅为大良造，出师拔魏安邑(今陕西夏县西北)。次年，秦筑关塞于商(今陕西丹风西南)，秦师围魏固阳，攻赵蔺(今山西离石西)。

公元前350年，卫鞅开始第二次变法，迁都咸阳，废井田制，统一度量衡，设县置。同年，孝公诏令卫鞅营咸阳，筑冀阙。咸阳故城亦名渭城，在咸阳县东15里。次年，孝公迁都咸阳。不久，秦国初在县置有定额之秩吏，即规定县令和县长的俸禄，按户按口征收军赋，其郡县组织日趋完备。秦孝公积极支持卫鞅变法，前346年，太子驷犯法，刑其傅公子虔，于是“法大用，秦人治”。此后，在秦国确立了封建制度，使秦迅速成为政治制度先进、经济发达、军力强盛的强国。公元前341年，秦军攻魏西鄙。次年，孝公在卫鞅策划下复攻魏，欲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成帝王之业。同年，卫鞅诱执魏军大将公子邛，大败魏军，迫魏王献部分河西地以求和。孝公以卫鞅功大封其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故称商君或商鞅。

公元前338年，孝公卒。秦孝公初立，对穆公以后秦国的落后现状痛心疾首，他能顺应时代潮流，知人善用，大胆改革，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求贤纳才

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即位后，又该怎样呢？

《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于是广施恩德，救济孤寡，招募战士，明确了论功行赏的法令（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并向全国发布命令说（下令国中曰）：

“从前，我们缪公在岐山、雍邑之间，实行德政、振兴武力，在东边平定了

晋国的内乱，疆土达到黄河边上；在西边称霸于戎狄，拓展疆土达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祝贺，给后世开创了基业，盛大辉煌（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但是就在前一段厉公、躁公、简公、出子的时候，接连几世不安宁，国家内有忧患，没有空暇顾及国外的事，结果晋国攻夺了我们先王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献公即位，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并且想要东征，收复缪公时的原有疆土，重修缪公时的政令（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

“我缅怀先君的遗志，心中常常感到悲痛。宾客和群臣中有谁能献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强盛起来，我将让他做高官，分封给他土地（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于是便发兵东进，围攻陕城，西进杀了戎族的獂〔ｈｕáｎ〕王（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

卫鞅听说颁布了这个命令，就来到西方的秦国，通过景监求见孝公（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

变法图强

在战国七雄中，秦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当时秦被称为西戎。公元前361年，新国君秦孝公即位。他感到秦国外受强邻的欺压，内有贵族的专横，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秦孝公为了寻求改革贤才，上任伊始，就下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当时在魏国得不到重用的商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国求见孝公，得到重用。因此，秦孝公的发奋图强是商鞅变法的前提。可以说，没有秦孝公的图强图变，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商鞅变法。

商鞅到了秦国之后，很快得到了秦孝公的接见。但他并不了解秦孝公的真实意图。一见孝公，说了些“帝道”之类不实在的空话，以致孝公“时时睡，弗听”。二见孝公，说得更多，但也是“王道”之类的大话，均不中孝公之意。三见孝公，因言及“霸道”，孝公终于感到“可与语矣”。四见孝公，“以强国之术说君”，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孝公四见商鞅，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态，也表现了他的宽容和耐心。同时还可以看出，秦孝公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不喜欢那种空洞无物的大道理。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秦孝公没有采取强制压迫的办法，而是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辩论，以理服人。既让主张改革的商鞅说话，也让反对改革的甘龙、杜挚说话，各自把自己要说的东西都讲出来，看看谁更有道理。直至商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使反对派哑口无言，才称之为“善”，才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这说明，秦孝公是民主的，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也是善于统一思想的。

既用商鞅，孝公对其信任始终如一。在变法前商鞅曾要求秦孝公答应他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国君对变法主政大臣必须深信不疑，不受挑拨离间。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秦孝公欣然答应，并说：“三百年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终我一世，绝不负君！”孝公言行一致。在商鞅改革之初，“百姓苦之”；商鞅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王者”，秦孝公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