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价格变动对市场的影响

粮食价格变动对市场的影响

由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可知“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商品与货币换比例的指数，也是商品经济特有的重要经济范畴”。气候、时间、地域、生产、习俗等因素会改变供求关系状况，供求关系变化影响价格变动，形成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商品价格由价值决定，并受供求关系影响，在二者共同作用下形成市场价格。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宝中之宝，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注重粮食生产，我们中国也不例外，以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制约了我国粮食生产安全。

目前我国粮食总产约为4.6亿t，人均粮食370kg，基本上解决了我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由于经济政策不配套，产业政策不稳定，局部地方曾出现“卖粮难”问题，因而有的学者就认为我国粮食过了关，供大于求。这实际上是低消费水平下的相对过剩，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很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过剩,特别是当前面临人增地减的矛盾，我国粮食总产已出现连续滑坡，如不采取良策及时解决，将会带来粮食危机，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目前我国人口基数大，宏观失控，增长过快，由建国初期5亿增至13亿，验证了马尔萨斯（malthus）理论中关于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和人类福利有负面冲击的论断。预计2030年我国人口将增至16亿，若按人年均消费粮食400－500kg计算，则需增加粮食产量1.2—1.5亿吨,单产达到6000－8000kg/hm2，总产才能达到***—8亿t，然而，因经济建设占地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以及严重的水土流失等原因，使耕地逐年在减少，据国土资源部统计资料：近七年来全国减少耕地66000hm2,其中600多个县市人均耕地面积仅0.05 hm2,目前全国耕地由1998年的9000万hm2减少到2004年的7700万hm2，减少14%，人均耕地仅0.09 hm2,xq约占世界人均耕地1/3，约为美国人均耕地1/11，预计2030年耕地将减少到12000万hm2，人均耕地降至0.07hm2，近于临界状态。由此观之，我国人地矛盾非常突出，这给我国粮食安全增长带来极大困难。

我国的粮价形成机制经历了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形态，目前已经形成了最低收购价和市场形成价格机制。在此机制中，粮食供需是决定粮价的基础因素，以最低收购价为标志的政府干预是决定目前我国粮价的主导因素，由于我国主要粮食品种自给率高，国际影响相对较小。为了稳定我国粮食价格的长期稳定，关键是通过各种政策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保证粮食种植的稳定增长。

粮食供需是决定我国粮价的基础因素从供给角度来看，过去30年我国粮食生产总量连续增长，但增长速度开始放缓。1978～2008的30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3.05亿吨增长到5.29亿吨，年均复合增长1.9%。其中，1978～1984年是中国粮食产出增长最快的6年，期间中国粮食产出由 3.05亿吨迅速增长至4.07亿吨，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1996年和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两次突破5

亿吨大关，不过随后由于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粮食产出连续5年出现下滑，随后政府出台一系列“稳产增收”措施，陆续取得成效，2007年粮食产出再次突破5亿吨大关。此外，农业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国内谷物以及其他经济作物如

棉花的单产面积稳步增加，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压力下，保证了粮食产出的稳定增长。

虽然我国粮食生产连续增长，但现在已经存在隐忧。首先，城市化造成耕地面积减少。中国原本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改革开放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耕地转为工业和商业用地。据国土资源部2003年对我国耕地面积的摸底调查，当年耕地面积仅有18.5亿亩，随后政府提出了保证18亿亩耕地的政策红线。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中国耕地面积的长期目标为18亿亩，粮食播种面积为15.8亿亩。当前我国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粮食播种面积16亿亩，与政策红线非常接近。面对中国仍将进行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保住18亿亩耕地政策红线的任务非常艰巨。随着城市化进程，耕地面积减少是必然趋势，由此延伸到全国去考虑，保住18亿亩耕地的政策红线，对于仍在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进程来讲，压力是巨大的。而且东部地区的土壤环境相对于西部大部分地区来讲，生态环境更好、耕地更加肥沃，东部适宜种粮的耕地不断减少，即使西部的耕地面积保有数量不变，18亿亩耕地质量的差别也是值得担心的。其次，种粮收益比偏低，农民种粮积极性受损严重。种粮收益比实质上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

（1）多年来，农民种粮获取的收益难以追赶农资价格上涨的幅度，也就是说农民通过种粮获取的纯收入的增速，往往跑不赢通胀。

（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非农收入增速快于务农收入，大量壮年劳动力涌入非农行业，农村劳动力呈现结构性短缺。

（3）种粮的亩产收益远远小于其他经济作物，农民倾向于种植更多的经济作物。因此，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不但粮食作物之间的种植结构出现变化，而且与经济作物、外出务工相比，种粮收益明显偏低，粮食种植面积比重也在降低，如何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产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从需求方面来说，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粮食实际需求不断上升。随着经济发展，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摄入动物蛋白比重增加，粮食间接消费导致国内粮食总需求呈现刚性增长。

官方预测2010年国内口粮消费占粮食消费总需求的比重为49%，202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43%，同时，饲料用粮需求则由2010年的36%提升至2020年内的41%，粮食消费总需求较2010年增长10%。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购买粮食数量显示，居民口粮消费数量不断降低，城镇居民年均粮食购买量由1991年的135千克下降至2008年的76千克，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一组数据，表明国内居民的膳食结构改善明显，近10年来，居民对猪肉、家禽、鲜蛋、鲜奶及水产品的消费量有明显的跃升。国内饲料产量的数据给出了佐证，2000年以后，国内饲料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年均复合增长可达到8%左右。

《饲料工业“十五”计划和2015年远景目标规划》曾提到未来中国蛋禽肉奶的料重比目标，猪肉大约为3：1，禽肉、蛋类及水产品大约为2：1，这表明居民每增加1公斤肉类需求相当于消耗了2～3公斤粮食。事实上，规划中提到

的料重比目标仅仅是根据发达国家的饲养水平提出的中长期目标，当前国内猪肉的料重比大约为3.9～4.2∶1，消费结构提升带来的粮食需求可能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