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涉外理念

国内外学界在讨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时，首先就会想到古代的朝贡制度以及中国中心主义，由此关注起中国儒家的天下观。不过，天下观只是儒家的世界秩序学说，在涉外实践中如何实现理想的世界秩序，儒家学者们还提出了一套涉外理念与之配合。

儒家的“天下”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指与形而上意义上的“天”相应的一切形而下世界的总和，包括了普天之下的自然万物和人文世界生发存灭及其联结互动的具体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而人在天地之间，其行为要合于天道，才能尽天命之性，化育万物。二，指中国与四方的总和，包括地球上所有国家和人民。“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礼记·月令》）因此，人们都应遵从上天的旨意与命令。

儒家的天下观旨在构建理想的“天下”秩序。如何来构建“天下”秩序？在儒家看来，拥有崇高德性的“圣王”上承“天命”，作为“天子”来执政天下。就是说，“天命”只落实在“天子”的位置上，而不是具体人上，“天子”保持有“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敬德”。孔子指出，治理天下国家者，首先要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戴亲人、尊敬大臣、体察群臣、爱护百姓、招来百工、怀柔四夷、安抚诸侯（《礼记·中庸》）。如能依此九项而为，则天下归服。

要使“天下”有序，就要“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中记载，帝尧家族内部关系融洽后，又先后在各部落以及更远的外邦间次第推行德治与仁爱，使各部落以及外部邦国和平有序。显然，儒家把“和”看作是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思想准则。“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也就

是说，“和”是天下通行的道理，是天下各安其所的交往方式。而“和”的本质是“仁”，这是儒家所倡导的“忠恕”之道。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也适合于国家间的关系。为此，孔子还从“仁”的普遍伦理确立了人际关系的两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两条原则，就是要求自尊和尊人，把自我与他人同等看待，承认他人与自我的相同心理需求。从这个“推己及人”的过程中，体现了一种崇高的宽容和尊重精神。《左传》作者曾将这种“仁”推及国家间的关系，认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隐公六年”条）。

儒家崇尚和谐，强调“和为贵”。如何达到“和为贵”？其中的重要途径是“和而不同”。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就是说，君子追求和谐，不但承认差异，而且尊重并容许有差异；而小人却是强求一致而造成相互之间不和谐。“和而不同”，在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上，就是要允许、承认并尊重各国间的文化、信仰和制度的不同，求同存异，从而达到和谐共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儒家主张“天下一家”，但后世儒者却多主张“王者不治夷狄”（东汉何休语，载于《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宋代苏轼语，载于《苏轼文集》卷二；明朝邱浚语，载于《大学衍义补》卷一四五）。他们旨在阐述，“中国”帝王不要去直接统治“夷狄”，应与“夷狄”各守其境，和平相处。显然，这也显示出“和而不同”的原则理念。所以，即使是明朝派遣郑和率领庞大水军巡游东南亚以及印度洋诸国时，他们也是秉持着“圣王”对于“夷狄之邦，则以不治治之”的坚定理念（明朝费信《星槎胜览·序》），来处理与这些国家间

的政治关系。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还要处理好“王道”与“霸道”之间的关系。所谓“王道”，就是道德来感化四夷。孔子曾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而“霸道”，则是使用武力以制服四夷。不过，儒家并不是完全排斥武力的使用，而主张“以力辅仁”。《左传》曾谈到军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天生五材（按：指金、木、水、火、土），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襄公二十七年”条）于此可见，“兵”只是昭示“文德”的手段。荀子对“以力辅仁”的思想曾做过精辟的阐述：认为讲“王道”可以“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荀子·王制》）。言下之意，用仁爱施行于天下，四方各国皆与它亲近；用道义施行于天下，四方各国皆对它尊重；用威力施行于天下，四方各国皆不敢与它为敌；而用这种它国不敢为敌的威力，来辅助协和万邦的使命，才是真正懂得王道的人。显然，《荀子》中“王天下”的具体路径和方法，与《周易·系辞下》中所阐述的黄帝、尧、舜诸圣王之“王天下”←“教天下”←“治天下”←“威天下”思维路径完全一致。

“厚往薄来”也是儒家治理天下的一条原则。孔子所总结的周朝治理天下的九条纲领中就有：“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礼记·中庸》）关于“厚往薄来”，据唐朝孔颖达解释：“厚往，谓诸侯还国，王者以其材贿厚重往报之。薄来，谓诸侯贡献使轻薄而来。”（《礼记正义》）而“厚往

薄来”原则的提出，与儒家的义利观不无关系。孔子曾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就是说，“君子”（统治者，有德者）应当以“义”作为自己最高的行为准则。不过，孔子并不否定“利”。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人之所欲、所恶者，即是人之“利”；而以其道、不以其道，即是人之“义”。所以，孔子所否定的是不义之利。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将“义”置于“利”之上，提倡“以义制利”。而孟子主张，“君子”应持“义”而忘“利”（《孟子·梁惠王上》）。后来的中国封建帝王，为了表现“天子有德”的风度，对于“四夷来朝”的行为也就一概施行“厚往薄来”的方针。譬如，十分节俭的明太祖就曾指示：“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怀柔之意。”（《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四）

不可否认，秉持上述理念的中国封建君臣在涉外实践过程中，也曾因不顾具体环境而执行偏颇曾带来一定的弊端。譬如我曾经揭示出明清王朝所制订的国际贸易政策，一方面对于来华的外国商人一直强调“怀柔远人”和“厚往薄来”，另一方面对于参与国际贸易的本国商人却秉持法家的“重农抑商”理念，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局面。然而，儒家文明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普遍价值。如上所述的这些涉外理念，今天对于我们也有十分宝贵的理论价值：第一，儒家的“天下观”，可以帮助人们从全球乃至宇宙的维度来思考世界秩序，从而避免因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所带来的国际问题治理困局；第二，儒家的“亲仁善邻”思想，可以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