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_理性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_郑展鹏

作者简介：郑展鹏，男，河南大学产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河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博士生，研究领域：国际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JL015）、2010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0－QN －017）、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B148）《经济问题探索》2012年第4期《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理性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郑展鹏（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河南开封475000）摘要：近年来，学术界加深了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的认识，但其中一些认知还存在再讨论的空间。

文章从《协议》与WTO 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协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协调、《协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影响、《协议》对政府行为和非政府行为的规制、发达国家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协议》的合规性等方面进一步廓清了对《协议》的认知。

文章认为，虽然《协议》还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但总体来看，《协议》依然是目前各国处理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的一个普遍适用的最权威的法定文件，是各国构建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和处理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的国际法基础与准则，也是认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个重要依据。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理性认知；政策选择一、引言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关税与传统非关税壁垒不断削减，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TBT ）目前已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壁垒形式。

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各种复杂苛刻的技术法规与标准、质量与安全认证要求、包装与标签规定以及卫生检疫措施等来限制进口与保护国内市场。

近年来，中国频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制约，给中国的产品出口造成了严重障碍。

商务部发布的《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有15.13%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在22大类出口产品中，有18类产品由于国外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而遭受直接损失，直接损失的金额达到691亿美元，约占全国出口贸易额的9.07%；企业为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所增加的生产成本217亿美元，约占全国出口贸易额的2.85%；技术性贸易措施给中国企业造成的出口机会的流失高达1470亿美元，约占全年出口额的19.29%（刘晰，2007）。

根据WTO 的有关规定，各国（地区）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理依据就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以下简称为《协议》），《协议》是各国制定和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根本大法。

因此，在中国频繁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制约的背景下，加强对《协议》的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简述基于我国频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制约的严峻现实和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迫切需要，国内学者近年来加深了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认识。

目前，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机理的研究。

如张海东（2004）从各国技术性措施的差异导致的成本增加以及政府干预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

鲍晓华（2006）认为当外部性很小甚至不存在时，基于经济利益保护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更有可能发生。

陈光华、陈丽辉、李晔（2009）指出，一项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出台除了各国经济技术水平的客观差异外，消除贸易外部性、信息不完全、政府出于经济利益保护本国市场及外部国际环境等均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诱因。

王焕曦、孙炳娜（2010）从博弈、政府干预与技术差距等角度重点剖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机制。

第二，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经济效应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经济效应的研究已逐渐从定性分析转向利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来进行阐释。

如蔡茂森、朱少杰（2003）研究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抑制效应及我国行业的应对对策。

鲍晓华（2004）用一个单一产品市场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演示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对SPS措施进行政策择优的过程，结论是进口国应该权衡成本和收益，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的实施要考虑经济效益。

黄志刚（2008）通过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进口国经济影响的综合分析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从全局来看，进口国设置过当的或歧视性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得不偿失的。

刘德海（2009）分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的数量控制和价格控制相结合的双重控制机制。

第三，对发达国家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体系构成及国别比较进行的研究。

相关研究在对发达国家技术性贸易壁垒深度解读的基础上进行国别比较，从而归纳、总结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应对策略。

如张峰、王力舟等（2006）、李树（2004）、韩可卫（2006）等分别研究了美国、日本、欧盟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体系构成。

卜海（2004）指出造成技术性贸易壁垒南北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可以从双方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对技术标准研究和完善的支持力度、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WTO/TBT 规则适用的差别待遇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鲍晓华（2005）也从原因及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研究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南北差异。

杨艳红（2009）利用WTO 各成员国向WTO通报的TBT和SPS数量，对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WTO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绩效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

第四，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实施主体的研究。

如宋宇（2003）比较早地提出要充分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中的非政府行为。

郑展鹏、苏科五（2007）提出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建设中，要在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之间形成一个层次分明、职责清晰、合作协调、行之有效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张彬、汪贵顺（2010）认为企业相对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而言，拥有人员优势、时间优势以及不可替代的认识优势。

因此，企业参与度是影响WTO外交应对TBT效用的重要因素。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的理性认知已有的学术成果对于加深认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有一些认识还存在再讨论的空间。

归纳起来，这些尚需要进一步加强认知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协议》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的关系、《协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协调、《协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影响、《协议》对政府行为和非政府行为的规制、发达国家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协议》的合规性等几个方面。

（一）《协议》与WTO贸易自由化的关系鉴于我国出口产品频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制约的客观现实，一些学者认为随着关税壁垒以及传统数量限制壁垒作用日趋弱化，促使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式武器，形成了对自由贸易的新的障碍和壁垒，从而进一步认为《协议》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协议》的制定及实施违背了WTO贸易自由化的原则，甚至认为只要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就会阻碍公平贸易（殷宝庆，2007；许士春，2005）。

这种认识主要是由于对《协议》的产生背景不是很清楚而造成的，《协议》的产生及历史发展变迁有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

随着国际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贸易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

于是，各国纷纷采取技术性贸易措施，以求绿化生产与贸易。

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最早行动的是欧共体。

欧共体成员国各自制定的各种各样的标准﹑法律和规章对贸易造成了越来越大的障碍。

于是，1969年，欧共体制定了《消除商品贸易中技术性壁垒的一般性纲领》。

其后，为防止欧共体内部统一的技术标准会给欧共体成员国以外的国家造成新的贸易障碍，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倡议下，1970年GATT组织成立了制定标准和质量认证方面政策的专门工作小组。

以后经反复研究和审议，最终于1994年形成了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文本。

《协议》的宗旨就是指导各成员制定、采用和实施正当的技术性贸易措施，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以保证这些措施不构成不必要的国际贸易障碍。

从《协议》的产生背景可以看出，《协议》的制定和实施并不是为国际贸易设置不必要的障碍，恰恰相反，《协议》的产生和发展正是为了消除国际贸易中不正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其根本目的就是协调国家之间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从而消除国家之间各自为政的带有歧视性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所导致的贸易障碍。

因此，《协议》为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不仅没有违背WTO贸易自由化原则，从一定程度来看，《协议》促进并实践了贸易自由化原则。

（二）《协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协调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主体来看，近年来主要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较多，而发展中国家主动对发达国家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较少。

世贸组织曾对1995年至2005年间利用标准作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520例贸易诉讼案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发达国家提出的有关技术标准方面的诉讼案件（402件，占77.3%）是发展中国家（114件，占21.9%）的3.5倍（张春红，2006）。

这显示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充当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主体时呈现出严重的不对等性。

正是基于这种国际实践的现实出发，一些学者认为《协议》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协调时对发达国家有利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或者认为《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优惠条款，都是一些虚拟的官样文章，没有一点实在内容（吴昌盛，2007）。

还有学者认为，以贸易保护为目的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制定和实施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时，并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这也违反了《协议》关于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与有区别的待遇原则（冯远，2007）。

其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主体方面所呈现出的“强势”和“弱势”地位的根源不是由《协议》本身造成的，而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存在较大的垂直差异性，对发达国家是技术性贸易措施，而适用到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成为现实的贸易壁垒。

正是基于发展中国家成员特殊的发展、财政和贸易需要，在《协议》的第12条“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里，提出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给予一定的技术援助，并允许发展中国家成员基于这种特殊的发展、财政和贸易需要而可以采用一些特殊的技术工艺和水平。

在《协议》第11条也做出了“向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技术援助，以保证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的制定和实施不对发展中国家成员出口的扩大和多样化造成不必要的障碍”的规定。

可见，《协议》作为一项多边规则，其规制目标、价值取向、权利义务配置等主要方面都意图最大程度地顾及各成员方的利益要求，《协议》总体来看是符合当代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基本价值要求的“良法”（吴昌盛，2008）。

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比较合理地平衡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充分考虑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阶段。

应该说，《协议》比较全面、合理地概括了当前全球贸易中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问题，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