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眼中的中国新诗——《论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译后记

张枣眼中的中国新诗刘金华张枣眼中的中国新诗——《论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译后记张枣以中文诗创作闻名，他用英文写的诗评其实也很有抱负。

在《论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a （原题Development and Continuity of Modernism in Chinese Poetry Since 1917，收入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 ，Aarhus University Press，1993）一文中，张枣盘点中国现代诗人之余，就讲到了庞德、爱伦·坡、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詹姆斯、梅特林克、韦尔哈伦、里尔克、马拉美、瓦雷里、厨川白村、济慈、柯勒律治、艾略特、丹丁、勃洛克……，至于流派和理论，又谈到了意象主义、法国象征主义、欧美现代主义和英国玄学派、德国初期浪漫象征主义、纯诗理论、唐诗风格、儒家、道家及禅宗……，好像要用一篇文章的容量写一部中西诗歌比较史。

这部诗人自己做的中外比较史立论也别致。

有关中国白话诗诞生以来与现代主义的联系，张枣按年代逐条梳理，着重提出了“抒情表面的象征化”概念。

概念中的“抒情”大致对应了本土文学传统，“象征”理论则与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相合，抒情与象征均注重情感的抒发，想象力在白话诗创作中的作用得以凸显。

这种诗歌理论上的尝试强调了诗所以为诗的本质，在张枣看来，他由此重构的中国现代诗歌体系，就足以代表整部的初期白话诗史了。

在张枣这一个人的诗史中，对现代诗人的定位不同以往，常常是颠覆性的判断：浪漫的新月派诗人统统是具有过渡性质的“浪漫—象征主义者”；卞之琳诗中的象征变成了“传统主义”的；几乎完全从道教传统和禅宗处吸取灵感的废名，倒成了“彻底的现代派”；在有着“师法里尔克”标签的冯至身上，张枣则发现了“儒学”的现代表现形式。

根据张枣的论述，上世纪20-40年代，现代主义因素无孔不入，与本土文学传统和社会现实三者相互缠夹，汇成了现代白话诗坛的一方江湖。

一张枣不赞同一般文学史的做法，即将现代诗人严格按写作风格分门别类。

似乎是本着重造诗坛名册的心情，在《论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开篇，他就对文学史里诗人被“精确定位”的诗派划分提出质疑。

按照这种划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人群体被分为自由派、格律派和象征派，继起的诗人也分属“现代派”，“革命派”，“国防诗”和“九叶派”等不同团体。

张枣认为，这样按诗歌风格进行的团体划分首先会冤枉了个别作家：“某些*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5SJB059）、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5FZW028）阶段性成果。

独立的，甚至可能更有才华的诗人”，诸如鲁迅、陆志韦等被排除在群体之外；另一方面，像郭沫若早期的诗歌风格多样，不同阶段的诗风各有侧重，这样的诗人就很难被归为某一社团；更何况对同时期不同诗派的设定也存在风险，对诗人群体的粗暴划分，会忽视诗人间可能存在的“文学精神的一致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同时期的诗人诗作不能放在一起讨论。

张枣肯定并强调了诗人创作共同的时代大背景，他将这个背景称之为一种“时代精神”，即：怀着实验的热情，致力于用适当的方式来表现变化中的、未知的传统主体。

在诗歌新传统形成时起了关键作用的，所谓“适当的方式”，按照张枣的理解，就是“现代主义”要素在诗歌创作中的应用。

要清算过去的文化，必然有革命的一面。

张枣说，“打倒孔子”的口号，回应了十九世纪西方文化革命时“上帝死了”的宣言。

革命的结果往往矫枉过正，张枣认为，要想挣脱传统价值体系，开始还得像胡适所说与所做的那样，对过去的文化持一种彻底批判的极端态度，整个转向西方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即便在激烈地挑战传统之后，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并不那么美好，诗歌创作要在当时复杂的社会文化中整体地转向，实际上更不现实。

中国的新诗人虽急着吐旧纳新，态度极端，新的内容只是有选择地吸纳，旧的也还在，张枣显然察觉到了这一点。

考虑到该时期诗人“言行不一”的矛盾因素，在《论中国新诗中现代主义的发展和延续》中，张枣刻意忽略了诗作外在的表现形式，将诗人而不是特定风格的诗派视作独立的研究个案。

他将1949年以前的白话诗人具体分为四代，内容如下：在这一诗歌分类体系中，“现代主义”就成为诗人与诗歌代际间承前启后的、最核心的词汇。

张枣的结论是，中国新诗走向现代主义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

“演进”这个词让人想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张枣的这一论断，是否也是用一种类似胡适诗论的线性的思维，而非波德莱尔或者周作人式的循环文学观，来讨论白话诗的发展呢？需要注意的是，虽说这是对1949年之前白话诗人的分类，张枣只提及了其中部分诗人的部分作品，显然不是所有的诗与诗人都能入他的法眼。

比如在表格里的第四代作者，指的就绝不是四十年代所有写诗的人：张枣这里列举的三位代表诗人，均来自后来追认的九叶派群体。

将诗人按代际分类，意味着对新诗发展史中“时间”因素的重视。

然而，张枣在文中对诗人、诗歌的评论，也并不是严格按他自己的分类来写的。

比如，张枣在文中引用的冯至的诗，分别是其《十四行集》中的第二十七、十八和二十首，《十四行集》中的诗均作于1941年（后附的几首诗除外），诗集1942年才正式出版——在文中作为第二代诗人代表的冯至，终究还是属于四十年代的诗人。

张枣另辟蹊径的分类先被自己小小质疑了一下。

毕竟，江湖的事情怎么好一下说得清呢？二在论新诗发展的《论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文里，张枣对当时诗论的探讨要先于诗。

他不仅评论了诗的创作，还想指出诗歌语言等理论发展的实质，以把握所谓“时代的脉搏”。

张枣首先肯定了白话作为新的诗歌表达媒介，灵活而可以创新的三重优势：诗歌创作使用白话，既可以从过去的文言文经典中汲取营养，在现代生活中自我丰富，同时还能吸收外语中潜在的养分，可以说一举数得。

作为诗歌语言的白话与日常语言的最大区别，应在于语言中的“象征”气息。

张枣之所以宣称现代主义的因素贯穿新诗创作的始终，主要是基于“象征”手法对于新诗创作的重要性。

诗人对此真是强调了几次都不嫌多。

比如他笔下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新诗的发端阶段：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期刊都刊有西方象征主义作家的相关评论和翻译，其中出类拔萃的如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詹姆斯、梅特林克和维尔哈伦等已开始影响到中国读者的阅读观。

二十年代的几乎所有受欢迎的诗，包括无法被归于象征的诗歌，或多或少都沾染了象征主义的气息。

可以看出，张枣在文中的结论肯定到近乎极端，他白话诗人代际(1917-1949)分类第一代拓荒诗人第二代象征诗人格律诗人第三代现代主义诗人第四代四十年代写诗的诗人认为白话诗对现代主义形式的追求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就达到了顶峰，甚至断言：当时的好诗很少出现，但只要有一首，它肯定受益于象征。

为了证明好诗“必然受益于象征”，张枣列举了俞平伯的《偶成》与沈尹默的《月夜》。

两首诗在文学史中被称为“小诗”，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象征作品，但张枣认为诗中“或多或少都沾染了象征主义的气息”，表现了某种神秘的质素，非常富有想象力。

新诗对象征手法的使用，目的是为了创作更具有想象力的诗篇。

“想象作为对逝去的自然世界（或许是指旧日的传统）的补偿，很快成为白话文学推崇的对象”——张枣眼中的中国旧诗显然缺乏想象力。

他继而将徐玉诺的 《诗》与里尔克的作品对比，认为两者的诗歌有一致性，即：“视诗歌为生命活动的信念，相信其具有改造世界的魔魅，奇妙的想象力。

”通过对“想象力”的强调，写诗的主题与目的已经上升到了生命活动的层面，这是一种更多属于现代世界与现代人的追求。

按张枣的理解，因为诗歌创作意图与要求的改变，“象征”手法才开始进入了中国新诗人的视野。

有关新诗的理论建设，张枣先后提到了周作人、梁宗岱以及创作社的穆木天、冯乃超和王独清。

无论是周作人的“象征即‘兴’”，还是梁宗岱与穆木天等人提出的“纯诗”说法，张枣都将其归入了他的“抒情表现的象征化”体系。

在阐明这一体系时，他首先强调了象征主义对上世纪初中国诗坛的影响。

张枣说，中国白话诗中的象征主义，主要来自西方，尤其是法国。

西方象征主义诗人非常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对诗歌艺术具有高度的自觉。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程式化特点在于建立一个“诗性的世界”以对抗“现实世界”的语言，音乐和暗示的质素优先于语言的表意功能，梦想合法化，个人的幻想和颓废等，这些都成为中国新诗创作的基本组成部分。

张枣很重视周作人的诗论。

周作人象征即“兴”的说法虽颇受争议，它客观上打通了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的古典诗歌传统。

就像新诗时期的相当一部分诗人那样，在肯定了白话，即肯定了新诗基本创作路径的同时，张枣批评了白话诗的“始作俑者”胡适，认为他“不能从隐喻和象征层面区分语言和日常语言，辨别平淡与诗意”。

也就是说，他在诗歌创作中没能准确使用诗的语言。

所以，张枣眼中第一代拓荒诗人的代表是鲁迅，不是首开白话诗创作先河的胡适。

最初开启了新诗历史的理论，张枣认定的是周作人的“象征”即“兴”，也不是胡适的过分看重白话形式，直接促成了新诗散文化倾向的“新文学八事”。

不同于胡适白话文学肯定要优于过去的断言，周作人认为新诗的发展不过是一种往复循环，他在《中国新文学源流》中就一再尝试着在理论上沟通新旧中国文学史。

在对象征主义的理解在中国的深化过程中，梁宗岱尽得马拉美和瓦雷里的精髓，正式提出了中国的“纯诗”定义，并把纯诗描述为“象征主义的后身”b。

他与周作人相通的地方在于，两者都坚持诗歌独立的思想，视象征主义为早已存在的文学现象与创作举措，所以也会在本土诗歌的抒情传统中领会它。

穆木天、冯乃超和王独清被张枣留意，主要因为诗论《谭诗》。

张枣主要是从诗歌创作的技术层面，尤其是诗歌的韵式特点上理解《谭诗》一文的价值。

他认为三位诗人的“纯诗”论虽源于法国象征主义的诗学程式，但目标更具建设性，他们倡导的诗由2个至24个音节组成，不同长度的诗行，具有固定的押韵韵律，在音乐效果上更具活力。

遗憾的是，张枣没有注意到《再谭诗》，王独清同时期发表的另一篇诗论，这篇文章注重“感觉”，突出诗歌创作中的“音”与“色”因素，是对《谭诗》观点的进一步丰富，两者应并作一体讨论，张枣在文章中却没有提到。

总之，张枣在品评新诗诗论的时候，敏感地体会到了周作人和梁宗岱等人平衡中外传统的努力，与之相适应，他总结的新诗脉络就不是线性发展的单一思路。

诗人笔下的现代主义新诗，始终与本土文学传统相互缠绕，无论“象征”、“纯诗”还是“兴”的概念，在张枣看来，都是“抒情表现的象征化”，都服务于诗歌要更富有想象，更具有现代性的要求。

要强调的是，就像张枣怀着以一己之力总结新诗的抱负，只提到了其中一小部分诗与诗人，诗人在这里也只提及了新诗理论中的一种思路和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