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言语行为理论看“日语敬语五分法”

从言语行为理论看“日语敬语五分法”
摘要：“日语敬语五分法”是日本文化审议会于2007年2月发布的日语敬语分类新规定。

本文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指导，把“日语敬语五分法”这一整体理论话语作为分析单位，考察其“言内行为”与“言外行为”，旨在明确其发布动机，为我国日语敬语教育如何应对这一敬语新规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日语敬语五分法言语行为理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
1.日语敬语五分法
2007年2月，日本文化审议会发布了《敬语指导方针（敬語の指針）》（以下简称“方针”）。

这是自二战后日本政府发布的第三份关于敬语的官方文件。

方针里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把敬语划分成了新的五个种类（以下简称“五分法”），是在原分法的框架下进行的，其中的“尊敬语”前后几无二致。

“自谦语”则分成了“自谦语1”和“自谦语2”，且两者定义相差较大。

“自谦语2”虽名字上还带有“自谦”二字，但性质上已从原来的“自谦”转向了“郑重”，已经有些名不副实，之所以在名称上还保留“自谦”，是因为文化审议会希望留一些时间给民众慢慢接受这个新种类[1]。

“郑重语”则细分成了“郑重语”和“美化语”。

针对这一分法，广大学者议论纷纷。

有的批判五分法本身的合理性，有的概述五分法出台的来龙去脉。

但是，面对“五分法”这一敬语新规的出台，中国的日语敬语教育应不应该直接反映这一新变化，这方面尚未有太多的关注，本文尝试在这方面做一些探讨。

2.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首先是由语言哲学家austin提出的。

他认为，一个人在说话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2]。

言内行为，指字面所说的事情。

言外行为，指说话背后的意图。

言后行为，指所说的话带来的效果。

可见“用语言‘做某件事’区别于‘说某件事’”，有些话无所谓合理与否，说这些本身是为了做某事[3]。

有学者运用这一理论做过具有启发性的研究。

如高一虹教授的《沃尔夫假说的“言外行为”与“言后行为”》，跳出沃尔夫假说——是语言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语言——把此假说当做一个整体
的分析单位考查其“言外行为”与“言后行为”。

本文受这一思路的启发，尝试摆脱敬语的“三分法”、“五分法”之争，把目前争议较大的“五分法”看做一个整体话语来考查其“言内行为”与“言外行为”，以期对今后中国日语敬语的教育该如何应对“五分法”提供一定的参考。

3.敬语五分法的“言外行为”
因为敬语五分法的“言内行为”，即字面意思已于第1章做了概述，所以接下来将直接考查“五分法”新规的“言外行为”。

笔者拟从新规的出台背景、具体内容来考查其“言外行为”。

3.1新规的出台背景
敬语五分法是由日本文化审议会制定的。

日本文化审议会是隶
属于日本文部科学省的一个专门机构。

这一机构专门为日本政府的语言政策的制定做调查、审议工作，已确立了一系列有关日语的准则。

此机构发布的文件成为日本政府主导的准则性文件[4]。

因此，此次五分法的新规可以说是一项政府行为。

既然是政府行为，必有其政策出台的背景。

二战后至今，日本文化审议会提出关于敬语问题的准则性文件共三份[4]。

第一份是1952年提出的《今后的敬语（これからの敬語）》；第二份是2000年提出的《现代社会背景下的敬语意识（現代社会における敬語意識）》；第三份就是2007年提出的《敬语指导方针（敬語の指針）》，其中“五分法”是其主要内容。

第二份文件与第一份文件的出台时隔约半个世纪之久，而第三份与第二份只隔了短短七年，这说明第三份文件是应现时的日本国民之急需所做出的应对政策。

因为继2000年的第二份敬语文件后，2003年的文化省进行了一项国语民意测试。

测试结果有96%以上的人认为敬语在生活中非常必要。

可现实中人们使用敬语又还有许多不规范和混乱之处。

因此才有了第三份以五分法为主要内容的敬语文件的诞生。

而老一辈日本人的敬语意识与掌握敬语的水平普遍较好，可见日本政府制定这份新规主要针对的是新一代的日本年轻人，因为他们对敬语的困惑与误用非常严重[5][6]。

由此推出，此次的五分法的内容要分成五类，也是主要针对年轻一代而制定的。

另外，在2005年这部方针制定之前，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就对日本文化审议会提出了要求：新制定的敬语指导方针必须是
一个具体的、易懂的敬语规范，适合人们在不同场合都能恰当使用[7]。

可见，由“三分法”变为“五分法”与这一要求是一脉相承的。

3.2新规的内容
从新规的具体内容分析来看，在新规对五种分类所下的定义中，其所涉及的人物关系较为简单，除言语交流中必不可少的“自己（说话者）”与听者之外，话题中出现的人物均被归纳为“己方”，“对方（听者一方的人物，包括其本人、家人、同事等）”和“第三方（话题中涉及的人物）”。

尽量使人物关系简洁化，这可以给民众造成一种敬语新规“分类方法很明了，很简单”的印象。

然而，现实生活中，敬语的运用场合往往是多重关系的组合。

例如说话者对铃木说：“鈴木君は先生のところに伺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铃木你去过老师家吗）。

”这句话在日本人看来毫无异样、是一个正确的表达方式。

然而这句话放到新规里就变为了错误的表达。

原因在于新规里对人物关系的分类太简单，认为“伺った”这一动词只能用于描述说话者自己的动作。

而例句中“伺った”却用在了铃木——既是听众又是说话人话题里所涉及的人物——的身上。

显然，新规的分类方法不能概括所有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情况。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为了简化定义中出现的人物关系，新规甚至牺牲了定义的准确性[1]。

然而，新规为什么要不惜牺牲定义的准确性来简化人物关系呢？可见这部规定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想要建立一个严肃的、无懈可
击的敬语体系新分类。

这时我们需要考虑以上所分析的，此次新规的制定主要针对日本年轻一代，新规是日本政府针对目前日本年轻人敬语误用与混乱这一现实所做出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回应。

如何挽救日本年轻人的这种敬语混乱局面？日本政府出台了新规“五分法”。

由此分析可得知，在新规里，五分法都在尽量地简化人物关系，那么，这部新规的“言外行为”就是为了打造一个敬语的全新形象——分类细致，各种场合都可对号入座，不费脑力，简洁明了——给日本的年轻人看，从而消除日本年轻人对敬语的畏难与抗拒心理，让大家愉快地接受和使用敬语。

4.敬语五分法在中国的“言后行为”
从2007年敬语五分法自发布以来如今已迎来了第六个年头。

敬语五分法发布后对日本人的敬语使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暂且
不论，而其在中国影响之微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

查阅中国2009年后出版的日语教材与语法书，如《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初级下）（新版）》、《新编日本语（4）（修订本）》、《新日本语教程（中级1）》、《全新日本语教程（2）》、《日语语言教育基础知识》、《日语语法精讲精练》等，均未看到其中有新规“五分法”的体现。

可见，敬语五分法的“言后行为”在中国的日语教材可以说几乎没有。

一个言语行为若没有产生言后行为，则这个言语行为可以说是无效的，交际是失败的，这一点也恰好佐证了日本敬语新规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日语学习者这一现实。

5.中国日语敬语教育如何应对新出台的“五分法”
回到本文的研究动机——面对新规，中国中国日语敬语教育何去何从？此次新规主要是为了日本年轻人而制定的。

中国日语学习者与日本年轻人对敬语的存在困惑或误用情况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日语学习者误用敬语主要是因为尚未形成敬语意识、缺乏敬语意识，该用敬语的场合往往想不起来要用敬语[8][9]。

而日本年轻人难于应对的不是敬语本身，他们从小生长在注重内外之分、长幼之分的社会里，敬语意识已经根植于心。

他们“难于应对的是复杂的敬语语法和敬语法则，因此他们期待新的敬语语法产生”[10]。

此部新规主要是为了日本年轻人而制定的。

敬语分类由“三分法”变“五分法”，日本本国人是值得欢迎的，因为他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该用哪一类敬语，都能在方针上找到依据与答案，可是对中国的日语学习者而言，“五分法”把敬语的种类变多了，概念上有难理解之处，只会让大家觉得更有难度，还有可能会产生抵抗情绪。

这对中国的日语学习者是不利的。

建议我们在今后的敬语教学中按着传统的“三分法”教学，待学生接受敬语的大致语法并熟悉它后，再循序渐进地引导他们认识更细分的“五分法”。

参考文献：
[1]夏建新.日语敬语新规文件的趣旨[j].扬州大学学报，2009（9）.
[2]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高一虹.沃尔夫假说的“言外行为”与“言后行为”[j].外
语教学与研究，2000（5）.
[4]卢万才.「敬語の指針」出台的背景及其意义[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8（1）.
[5]吴晓莉.论日本大学生的敬语观及其敬语语境[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7）.
[6]林晶.论日本人的敬语误用与敬语意识[j].东南传播，2008（5）.
[7]文化審議会.敬語の指針（第42期文化审议会报告）[r].日本文部科学省，2007.
[8]潘小英.关于日语专业大学生敬语使用意识的考察[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9）.
[9]周尧.中国日语学习者的敬语意识——以宁波地区为例[d].宁波大学，2009.
[10]杨宁.现代日本年轻人的敬语意识——年轻人敬语误用及敬语意识调查[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