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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第35卷 第2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3月  V o l .35 N o .2 JOURNAL OF ZHENGZHOU UN IVERSIT Y M ar .2002 收稿日期:2001-08-25作者简介:张国硕(1963-),男,河南叶县人,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与夏商史研究。

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张国硕(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河南郑州,450052) 摘 要:夏王朝晚期,夏与商族、东夷等东方诸部族关系恶化,导致商族与东夷诸部族被迫联合反夏。

为了促成和加强商族与东夷的联合,商汤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与东夷联姻、施与恩惠等。

从文献材料推知,夏代末年商夷联盟已经形成。

商族与东夷诸部族曾多次举行会盟活动,其中以“景毫之会”和“泰卷之会”最为重要。

参加商夷联盟的东夷“诸侯”当较多,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其中来自有莘、薛的伊尹、仲虺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商夷联盟的主要活动包括离间夏王朝、消灭与商夷联盟为敌的夏方国、伐桀灭夏等。

商代早期,商、夷关系仍然融洽,商夷联盟得以延续。

仲丁之后,商、夷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商夷联盟终结。

考古材料为夏末早商存在商夷联盟的立论提供了佐证。

豫东、郑州、偃师等地发掘表明,属于商族的下七垣文化与属于东夷的岳石文化,在夏末商初有共存和文化混合现象,说明此阶段商、夷关系融洽。

商代早期,在商人国势强大的前提下,商文化范围存在着北、西、南扩展而惟独东方收缩或滞展的现象,这正是商、夷之间延续同盟关系的具体反映。

但至白家庄期,商文化却东向大扩展,整个鲁西地区皆纳入商文化之分布范围,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及商夷联盟终结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商族;东夷;商夷联盟中图分类号:K 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8204(2002)022******* 学术界一般认为夏王朝是被商族人推翻的。

毋庸置疑,以商汤为首的商人在灭夏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非商族人在灭夏战争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考古学概论

考古学概论

考古学概论一、名词解释1、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夏鼐、王仲殊2、探方开掘法:探方,考古开掘作业的基本开掘单位。

以此为单位的开掘方法称探方法。

其具体步骤是:在开掘前,把遗址(或计划中的开掘区)按正方向(正东西或正南北)划成假设干大小一致的方格,并按一定的顺序对方格进行编号,然后以每一个方格为一个基本单位进行开掘。

这种方格就叫探方。

探方的大小依据文化层的堆积情况而定,一般以5×5m2为宜,最小不得小于2×2m2,最大不得超过10×10m2。

探方开掘法具有开掘面积大、操作方便、有充足的剖面便于观察文化现象等优点,适合于大面积遗址的开掘,是目前最流行的开掘法。

大型遗址可以打破横梁进行大面积的清理,以观察整体。

3、堆积单位: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堆积起来的物质,在考古学上统称为堆积〔地层堆积、遗迹堆积〕,每一个地层堆积和每一个遗迹堆积,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单位〔灰坑、墓葬、地层〕。

是考古学开掘的最小单位。

4、相对年代:遗存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

主要通过地层学的层位关系、类型学的分期排队来解决。

此外,也可以利用某些自然科学的手段和文化遗存的比照研究,来断定遗迹和遗物的相对年代。

5、民族考古学:也被称为“活的考古学”。

意在使用民族志材料和对现代土著人群实物的时空位置和组合方式等方面的记录,来解释史前人工制品和考古遗址的形成,用来了解物质文化怎样从其有机系统过渡到考古学位置上去。

对这样物质转化过程的分析,能够使考古学家了解正常运转的文化系统中物质的废弃过程,建立一套活体社会物质保留和废弃的原因法则,正确推断考古遗存所代表的的文化系统。

6、北欧古物三期说: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根据馆藏史前遗物(武器和工具)提出了著名的“三期论”,即将丹麦的史前时代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大的阶段,并在《北欧古物导论》(1836年,哥本哈根出版)一书中,阐述了“三期说”理论。

考古文物基本理论

考古文物基本理论

考古文物基本理论.doc1、北宋中叶(11世纪),吕大临编撰《考古图》一书,“金石学”,要经过系统化以后才可成为考古学的一部分。

在欧洲19世纪中叶以后,在我国则是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的。

2、考古学的定义: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3、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实物资料(遗存、文物),是物质的遗存,即古代的遗迹和遗物。

4、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实物资料,而狭义的历史学主要是依靠文献记载以研究人类历史。

这是他们不同点。

5、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物,应该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是经过人类有意识地加工的。

如果是未以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则必须是与人类的活动有关,或是能够反映人类的活动的。

6、文物是指人类的创造的、或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一切有形物质遗存。

7、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必须具备的条件:1、受保护文物必须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西周青铜器利簋,马踏飞燕,造纸术提前200年)2、受保护的文物必须具有代表性3、受保护文物必须具有广泛性。

8、文物的分类通常可以分为可移动文物(遗物)和不可移动的文物(遗迹)两大类。

9、文物分级管理(1)可移动文物-[一级、二级、三级](2)不可移动的文物类型与分类保护[A、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B、石窟寺C、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D、石刻及其它E、古遗迹F、古墓葬10、a、县级b、省级c、国家级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批共1268处;d、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①要有保护范围②要有标志说明③要有记录档案④要有专门保管机构或专人管理;e、历史文化名城,国务院于82年、86年、94年、近年先后公布了四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第一批北京、承德、大同、南京、泉州、景德镇、曲阜、洛阳、开封、苏州、扬州、杭州、绍兴、江陵、长沙、广州、桂林、成都、遵义、昆明、大理、拉萨、西安、延安;第二批包括徐州f、世界遗产,我国31处世界遗产长城\北京故宫\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甘肃敦煌莫高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山东泰山\西藏布达拉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山东曲阜孔庙孔府孔林\湖北武当山古建筑群\云南丽江古城\山西平遥古城\江苏古典园林\北京颐和园\北京天坛\重庆大足石刻\四川青城山和都江堰\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明清皇家陵寝\安徽古村落\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三江并流\福建武夷山\四川峨眉山乐山风景名胜\江西庐山\四川黄龙\四川九寨沟\湖南武陵源\安徽黄山\山东泰山11、考古学的功用: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

考古学理论

考古学理论

考古学张光直总结为:考古学是一种具有特殊对象和独特技术、方法的特殊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是富于变化的,而且要和许多学科做点和面的接触;因此,考古工作者的训练应有灵活性和多样性。

夏鼐的定义: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学科。

人工遗存三叠层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岗遗址的发掘中第一次采用按土质、土色来划分文化层的方法,结果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仰韶、龙山和小屯三叠层,确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是中国考古学中地层学出现的标志。

蒙特柳斯瑞典考古学家,类型学的集大成者。

他的一生着力于北欧、意大利、希腊等地的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没有文字记载,被称为先史时代。

因此,年代学的研究成为首当其冲的任务。

蒙特柳斯对南欧及北欧地区的青铜器和陶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排比,并参照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地层关系,找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他重点研究了铜釜、铜剑和扣针等器物的形态演化和器物组合,判断了它们的年代关系。

从而用类型学的方法成功地确立了北欧新石器时代(分为4期)和青铜时代(分为5期)。

他一生著作甚丰,1903年出版的《东方与欧洲上古文化诸时期》的第一卷就是专门论述类型学原理与运用实例的。

考古学文化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

文化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描述文化的分布的概念之一,它涉及的地域范围比文化区和文化区域更为广泛。

文化圈的概念是由德国民族学家R.F.格雷布纳首先提出的。

传播论描述物质特征从一个文化向另一个文化的传递,在此过程中,文化的特征可能因此发生改变。

民族考古学是通过对现存落后社会的观察与研究,以理解和阐释考古遗存的一门学问,其参与主体是考古学家。

民族考古学对于认识和复原古代社会具有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宾福德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新考古学的领军人物。

他认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考古学应该从文化史编年转向利用科学方法,以阐释文化以及遗址的形成过程为目标。

夷、商关系的考古学观察——从陶器器类的变化谈起

夷、商关系的考古学观察——从陶器器类的变化谈起
有 岳 石 文 化 因素 的 陶 器 。 同样 , 安 邱 蝈 堆 】马 彭北 IJ王 在 、 2、 ]
李 小彬
( 州大学 历史 学 院 , 南 郑 州 4 0 0 ) 郑 河 5 0 1
摘 要 : 有 考 古 资料 表 明 , 、 两族 之 间 关 系在 先 商 时期 具 有逐 渐加 强 至早 商早 期 逐 渐 衰 落 的趋 势 。双 方 文 化 中 包含 对方 现 夷 商
文化 因素 的 陶 器 器 类在 不 同 时期 的 变化 揭 示 了这 种 兴 衰 趋 势 , 文献 记 载 也 给 我 们提 供 了有 关这 一 史 实的 论 证依 据 。
文 化 四期 偏 晚约 略 与 早 商 早 期 相 对 应 。 ( ) 商 时期 的 夷 商 关 系 一 先 在 先商 文 化 时 期 ,夷商 两 族 的文 化 交 流 与 影 响 主 要 表 现
在 陶器 上面 , 随着 双 方 文 化 交 流 与 影 响 的 不 断深 入 ,陶器 而 群 中的 器类 也 在 发 生 着 变 化 。 尧 方 头 1、 庄 、E 台 、 从 ]何 1 羊
分 布 腹 地 的郝 家 庄 、 家 城 等 遗 址 中 都有 大 量 出土 。在 先 商 尹 文化 遗 存 的 中 、晚期 出现 的这 些 陶 器 器类 与 岳石 文 化 的 影 响
不无关系。 先 商 文 化 的 器 物群 中 , 我们 能够 确 认 的含 有 岳 石 文化 因
鹿 台 岗 1、 关 外 、 6南 1 电力 学 校 ㈨ 、 医二 附 院 [ 、 年公 寓 河 9 青 1
J u n lo u a g Vo ain l n e h ia ol g o r a f y n c to a d T c nc lC l e P a e

考古知识感悟心得体会(3篇)

考古知识感悟心得体会(3篇)

第1篇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历史便如同一条长河,源源不断地流淌着。

而考古学,便是这条长河中的一道桥梁,将过去与现在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在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神秘面纱。

作为一名对考古学充满热情的普通人,我有幸接触到了这门学科,从中汲取了许多知识,也收获了许多感悟。

一、考古学的魅力考古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历史、文化、艺术和社会的学科,它通过挖掘、研究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考古学的魅力在于它能够让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古代人类的生活状态,了解他们的智慧与创造力。

在考古现场,我亲眼目睹了考古学家们辛勤工作的场景。

他们不畏艰辛,不惧恶劣的环境,只为寻找那些珍贵的文物。

这种敬业精神让我深感敬佩。

同时,考古学的严谨性也让我为之折服。

从发掘、整理、研究到出版,每一步都需要考古学家们严谨的态度和精湛的技艺。

二、考古学的历史价值考古学对于研究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考古学能够帮助我们填补历史文献的空白。

在古代,许多历史事件并未被记载在文献中,而考古学则为我们提供了实物证据,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历史。

其次,考古学能够揭示古代社会的真实面貌。

通过对古代遗址、墓葬、器物等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

在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夏商周、秦汉,再到唐宋元明清,我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辉煌。

例如,1972年,考古学家在河南省安阳殷墟发掘出甲骨文,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又如,1987年,考古学家在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发掘出战国时期的大型编钟,为研究古代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考古学的现实意义考古学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考古学能够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通过对古代遗址、文物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其次,考古学能够为现代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2021商夷早期族属关系与文化关系探究范文2

2021商夷早期族属关系与文化关系探究范文2

2021商夷早期族属关系与文化关系探究范文 摘要: 商出于夷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先秦时期诸多文献记载得很明确。

通过对商夷早期文化关系相关文献的进一步引征,综合商夷早期活动交汇地带的豫东地区先商时代的考古文化分析,与豫东先商时代文化早期紧邻的尹家城类型龙山文化比较研究,可知商夷早期的部族同出一脉,其文化同根同源。

关键词: 商族;夷族; 豫东; 先商时代; 龙山文化;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学术界曾质疑过夏商王朝的客观存在,后随着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商文化得以确立,尤以早商文化的确立,虽距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还相差甚远,至少将中国有据可查的信史向前推了近千年。

也正如此,商族人创造的先商文化成为中国文明探源的重要研究对象,以此来探寻先商文化和夏文化,乃是中国文明探源最有效的途径。

本文以传统史学所认同的商出于夷的主流观点为基础,试图通过结合先商文化与东夷文化的共有特征,就商夷两族的关系进行考证辨析。

一、商、夷概念的界定 商族作为夏王朝的一个部族,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东夷族的旁支,商出于夷也是传统史学的主流观点。

从出土的甲骨卜辞来看,帝喾是殷王世系中最早的商先祖[1]5。

同时帝喾又是东夷始祖少昊的孙子[2],生于高辛,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存有帝喾陵。

以帝喾为纽带,商与夷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商的概念界定 帝喾与契虽为父子,然而真正的“商”始于有“玄王”之称的契。

《国语·周语》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3]95由此可知,契是商族发展的奠基者。

《史记·殷本纪》记载曰:“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

’封于商,赐姓子姓。

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着于百姓,百姓以平。

”[4]67商始于契并在他的带领下发展壮大。

《通志·氏族略》也说道:“商氏,子姓……商始祖契……舜命契之司徒,封于商。

从夏、夷、商三族关系看夏文化

从夏、夷、商三族关系看夏文化

从 夏 夷、 商 三族 关 系看 夏 文 化
魏 继 印
摘 要 : 夏族 、 商族和东 夷族 是夏 商时期关 系最 为密切 的三大族 团。 目前 , 商代后期 文化 因甲骨文 的发 现 和 殷墟 的发 掘 而大 白于天 下 , 东 夷文 化也 因特 殊 的地 理位 置 而被认 定 , 两者成 为探 索夏 文化 的两个 重要基 点。根据 商代后期 殷墟 文化 的特征 可 以认定 二里 冈文化和 下七垣 文化是 比殷墟 文化更 早的商 系文化。根据 特 殊的地理 位置 , 也 可以确定 岳石文化 为夏 商时期 的东 夷文化 。二里 头文化分布 于 中原地 区的南部 , 它与北
的遗迹 , 也 发 现 了 大 量 的 甲骨 刻 辞 、 青 铜器 、 玉
由 于 二 里 头 文 化 没 有 像 殷 墟 甲 骨 文 一 样 有 自证
性 文字材 料 的发 现 , 仍 有少数 学者 表示 怀疑 ① 。
尤其是 当下 , 由 于碳 十 四年 代 数 据 的越 测 越 晚 , 许 宏 先 生 又 重 提 二 里 头 文 化 为 商 文 化 的 旧论 。 在此 背 景下 , 笔 者 也 对 夏 文 化 问 题 进 行 重 新 思
治者 , 也 与二里 冈文化取代 二里 头文化 , 商系文化 的社会 地位在二里 冈文化时期根本 性转变 的情况相 符。夏 、
夷、 商三族 的关系表明二里 头文化是 夏文化。 关键 词 : 夏族 ; 商族 ; 东 夷族 ; 二里头文化 ; 夏文化 中 图分类 号 : K 2 2 1 文 献标 识码 : A 文章 编 号 : 2 0 9 5 — 5 6 6 9 ( 2 0 1 7 ) 0 3 — 0 0 3 6 —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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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 、 夷、 商三 族关 系 看夏 文化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考古学观察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考古学观察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考古学观察作者:熊昭明来源:《社会科学家》 2017年第11期摘要:作者通过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发现、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前后的大型考古遗存进行梳理和初步研究,认为“日南”位于今越南中部秋盆河谷的沙莹文化区,“都元”在柬埔寨的吴哥博垒,“邑卢没”指向泰国中西部的班东塔碧遗址一带,“谌离”与“夫甘都卢”分别位于克拉地峡两侧的泰国春蓬府和拉廊府境内,“黄支”在印度东南部泰米纳德邦的阿里卡梅度遗址附近,“已程不国”在今斯里兰卡,主要港口为今曼泰。

回程的“皮宗”,在马来西亚柔佛河上游和中游一带,其中心是后来作为柔佛王国都城的哥打丁宜。

基于交往的需要,在马来半岛一段,返程选择了绕过半岛的海路航线。

作者强调,上述是汉使团经过的完整路线,民间交往大多为接力式的就近贸易。

关键词: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学;港口;国家;地理位置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17)11-0034-07一、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界定汉代的海外交通,有东洋航路和南洋航路。

东洋航路上,秦始皇时就有徐福东渡人海求仙人和神药的传说,秦末有齐人为“避苦役”而大批渡海“适韩国”以及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等记载,《汉书》和《后汉书》中也有多处关于“倭”的记述,这些都说明了汉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的交往[1];南洋航路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交往由来已久,至晚到新石器时代,“有肩石器在珠江三角洲发源后主要循西路南下,进入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及南亚诸国”[2]。

至秦汉时期,越人经由浙江南部、福建进入岭南甚至到达越南北部的南迁路线,正被土墩墓等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其移动轨迹也愈加清晰[3]。

但凡上述种种,多为迁徙、战争或朝贡等,缺乏连贯性,经行路线亦不固定,更无明确的贸易意愿和商品交换品种,归入考古学文化交流传播的范畴,似无不妥。

上述南洋航路,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设置合浦郡后,由官方正式开通,即本文所述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中商文化和考古学商史编年的新视野

中商文化和考古学商史编年的新视野

中商文化和考古学商史编年的新视野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AHLS通讯》第10期:常务会长刘正教授:中商文化和考古学商史编年的新视野作者/京都静源教授/文学博士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常务会长刘正教授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唐际根教授的大作《考古与文化遗产论集》一书,我虽治商周彝铭研究有年,然才疏学浅加之缺乏田野考古实践,所以至今也不敢归队到专业考古学科研人员行列之中。

蒙唐兄不弃,使我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内就得到了他的赠书。

通读之下,多有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之感,骨鲠在喉,欲吐之而快,因成是文!该书收录了唐际根教授从事商代考古学专题研究的学术论文共33篇,从内容上看,作者先后分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商研究、铁器与冶金术、文化遗产四个部分。

其中,“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收论文9篇,“商研究”收论文18篇,“铁器与冶金术”收论文3篇,“文化遗产”收论文3篇。

内容上虽然分为四个部分,但是全部论文皆为围绕殷墟考古和商代编年的考古学实证这一核心而来,可说主题集中。

从时间上看,本论文集所收最早的一篇论文是1993年6月发表在《考古》上的《中国冶金术的起源问题》一文,到此论文集出版时最新发表的《殷墟早期田野工作的得失》等6篇论文,时间跨度虽然长达16年,但却是作者从1982年开始走进考古学研究领域至今27年学习和研究的结晶。

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副会长唐际根教授近现代西方学术界对商代史进行专业化的研究和著述,始自1885年比利时汉学家M.de Harlea博士出版的《商帝国史》(Shang Thsing tsingking)一书,并以1908年出版的德裔美籍汉学家Friedrich Hirth博士的《中国上古史》(The Ancient History :to theEnd of Chou Dynasty)一书为其早期大成。

当然,他们只是利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汉学成果,对《史记·殷本纪》、《尚书》、《竹书纪年》等传世经典进行重新分析和整理----虽然近代考古学诞生在西方,但是在甲骨文字发现前后的整个西方学术界,他们所能做的也只能如此了。

考古学与古代贸易与交流研究

考古学与古代贸易与交流研究

考古学与古代贸易与交流研究考古学与古代贸易与交流研究引言考古学是通过对古代人类活动遗存的发掘、记录、研究与解释,以还原人类历史、文化的学科。

古代贸易与交流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考古发现来揭示古代人类的贸易网络、交流方式和文化传播。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考古学角度探讨古代贸易与交流的研究方法和发现,并分析其对我们理解古代经济、文化及社会联系的重要性。

一、古代贸易与交流的研究方法1.1 考古发掘考古学家通过对古代贸易据点、港口、墓葬、贸易品、货币等遗址的发掘,可以获取大量关于古代贸易与交流的信息。

例如,发现了陶片、玻璃器皿、金属器具等贸易品,可以推测当地古代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程度。

而发现了多种货币可以推断贸易范围及支付手段的变化。

1.2 古代写作记录古代的商业契约、航海日志、祭祀纪功碑等文字记录对研究古代贸易与交流也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解读这些古代文献,可以了解到古代人们的商业活动、贸易路线和交流方式。

例如,古代商业契约中关于商品名称、数量、价格和运输方式的记录,可以反映古代贸易的规模和结构。

1.3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考古学与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也是探索古代贸易与交流的重要方法。

通过对不同学科的知识交叉融合,可以更全面地解读古代贸易与交流的重要性和影响。

例如,借助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贸易与交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二、古代贸易与交流的发现2.1 古代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是最为著名的贸易与交流路线之一,它的发现和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古代东西方交流和经济联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考古学家通过对丝绸之路沿线古代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丝绸、茶叶、陶瓷等商品的贸易与交流,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控制和保护贸易路线的古代堡垒和哨所。

2.2 古代港口城市古代港口城市也是考古学家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因为它们作为贸易与交流的重要枢纽,可以提供关于不同文化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的重要信息。

从应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看应国的外交关系

从应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看应国的外交关系

从应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看应国的外交关系【摘要】应国墓地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应国在古代的外交关系。

青铜器的出土情况和青铜器上的文字与图案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考古学家通过对这些青铜器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揭示了应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联系与贸易往来。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古代外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青铜器的发现对研究古代外交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展现了其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这些成果也让我们看到了青铜器在研究古代外交关系中的巨大潜力。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通过进一步研究这些青铜器来深入了解应国的外交关系,并打开更多古代外交关系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应国墓地、青铜器、外交关系、考古学、文字与图案、启示、研究成果、展望未来、古代、历史、发现、重要性、文物、岁月、探索、文化传承、考古学家、发掘、成就、遗迹、探索、历史学、探秘、传承。

1. 引言1.1 背景介绍应国墓地的发现是中国考古界的重大突破,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为研究应国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应国作为周边国家,其外交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通过研究从应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可以揭示应国在古代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为我们理解古代东亚地区的外交关系提供重要线索。

本文将通过对青铜器的发现、出土情况、文字与图案、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应国外交关系的启示进行探讨,以期揭示应国在古代的外交关系及其重要意义。

2. 正文2.1 应国墓地的发现应国墓地的发现是中国考古领域的重要发现之一。

该墓地位于河南省新郑市,距离郑州仅约20公里,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被发现。

此后,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人们发现了大量保存完好的青铜器和陶器,揭示了应国古代的文化与历史。

据考古学家介绍,应国墓地包括大小不同的墓葬约百余座,其中一些墓葬内部保存有大量的青铜器和其他陪葬品。

这些青铜器包括器皿、饰品、武器等,制作精美,工艺独特,反映了应国古代青铜器制作水平的高超。

在应国墓地发现的青铜器中,很多器物上都刻有文字和图案。

试述江苏地区的商与夷

试述江苏地区的商与夷
在二里岗下层时期, 商文化开始向东发展, 从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共发掘或勘探了 5 处主 要的带有商文化因素的遗址(表 1),由此可知,商 文化在东北方向达到了山东济南一带,而东南方 向则达到了淮河南岸的安徽六安。
济南大辛庄遗址是山东地区发现的最早的 一 处 商 文 化 遗 址 ,1955 年 及 1958 年 进 行 过 两 次
┃考古发现与研究┃
试述江苏地区的商与夷
□陶思远
商朝自商汤伐夏,到仲丁征兰夷,再到商末 征人方都离不开东夷族。 “夷”广义上指的是东方 的 部 落 ,故 也 称 东 夷 。 《礼 记·王 制 》记 载 :“东 方 曰 夷”,《说文解字》 载:“夷, 从大从弓, 东方之人 也。 ”夏初曾有一度夺取夏王朝政权的后羿,被称 为 夷 羿 ;《尚 书·禹 贡 》 中 也 把 东 方 一 些 州 的 居 民 称“莱夷”“崳夷”“淮夷”。 由此可看出,“夷”只是 一个泛称。 而商时期的夷族被称为“方尸(夷)”, 多见于甲骨卜辞。 结合甲骨卜辞和后世的史料记 载,商王朝与夷族的关系密切,有和平也有战争。 早在夏代,商人就已活跃于河北中南部和河南北 部的广大平原。 商人与夷族紧密相邻,但一直友 好相处,相安无事。 至夏末,商汤伐夏与各夷族部 落建立了广泛的联盟, 夷族和商人是合作关系。 豫东杞县一带的考古发掘还发现了商初夷族和 商人交错而居[1]。 因此,早商时期我们可以说商人 和夷族是和平共处的。 到了中商,有后世史料记 载 , “ 仲 丁 即 位 , 征 于 蓝 夷 [2]” “ 至 于 仲 丁 , 蓝 夷 作 寇。 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3]。 ”可见商代中期, 商人与东夷改变了和平共处的政策,商人开始东 征,与夷族战争频繁。 商代晚期,商王朝延续了对 东夷族的政策,史料多见于甲骨卜辞,在卜辞中 体现为“人方(尸方)”。 据郭沫若考证,“尸方” 即 东夷,“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4]”。 而严文明 先生认为“商末的东征主要是对淮夷用兵而并非 对东夷的全面征讨[5]。 ”虽然“人方”为东夷族还是 东夷族的一支尚无定论, 但总之是东夷族的文 化 。 这 与 后 世 史 料 记 载 《左 传·昭 公 十 一 年 》:“纣 克 东 夷 , 而 陨 其 身 ”,《左 传·昭 公 四 年 》:“商 纣 为 黎之蒐,东夷叛之”,可以相对应。 商晚期的战争 加速了商文化对东夷文化的侵入和同化,但也因 此兵力疲乏,受到周人的攻击而灭亡。

商与东夷关系浅探

商与东夷关系浅探

二、早商时期的商夷关系(一)、商夷和平共处与商人势力的发展关于商人建国初期的一段历史,典籍中记载很少,目前还有很大的空白,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结合考古发现,对商夷关系来做一下推测。

《诗经·商颂》谓成汤灭夏后“奄有九有";金文亦谓其“成有九州”(《叔夷钟铭》);《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

”这些话很可能是夸大其辞,因为据考古发现,到目前为止,在上述地区发现的二里岗下层的遗存只有河南鹿邑县的栾台遗址,且呈商夷混杂的状态,其它遗址最早只能到二里岗上层时期。

(见文后附表一:海岱地。

区早商文化主要遗址编年)二里岗上层一般认为是从仲丁迁嚣开始的,可见,在、商汤建国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商人的势力并没有深入到东夷统治区。

另外,陈旭教授在分析了郑州地区商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关系后指出:“到了二里岗下层和上层期阶段,岳石文化因素逐渐减少。

此时,在豫东岳石文化中亦包含有二里岗期文化因素和特征。

这种状况表现出在二里岗期文化阶段,岳石文’化与郑州商文化的关系,并没有主次之分,也不具有突发性,它可以说正反映出商汤灭夏之后,夷、商之间在和平环境中进行正常的文化交流和联系的历史背旦,,①”尿0一实际上,根据文献记载分析j在商人立国一直到仲丁迁嚣以前,商人与东夷仍然保持了在灭夏时的同盟关系。

在灭夏后,商汤任夷人伊尹为相。

根据《史记》、记载,伊尹任相职一直到沃丁时,共历仕五朝。

《史记》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

”当后来太甲悔过之后,“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可见,伊尹在商人的政权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卜辞中关于伊尹的记录就有二百多条。

后来到太戊时,又立伊陟为相,这个伊陟很可能也是伊尹的后代,当为东夷人。

《史记·殷本纪》日太戊时“殷复兴,诸侯一归之……"当与伊陟有很大的关系。

一与夷人的友好关系确实帮了商人的大忙。

_九世之乱_的考古学初步观察_孙晓鹏_韦姗杉

_九世之乱_的考古学初步观察_孙晓鹏_韦姗杉

“九世之乱”的考古学初步观察摘要:“九世之乱”时期是有商一代由二里冈时期向殷墟期过渡的重要时期。

在这一时期都城和统治中心区、地方中心聚落和实际控制区域都发生剧烈的变化。

隐藏在这些现象之下的是商文化在扩张方向和扩张方式上的变革,具体体现在虽四面出击但重北方和东方,以战争和结盟两种方式扩大商文化的影响范围,而正是这些变化为其后的殷墟晚商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九世之乱;商文化;中商时期;早商文化2015年第3期(总第181期)四川文物SichuanCulturalRelicsNO.3.2015TOTAL181孙晓鹏(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韦姗杉(广西崇左市壮族博物馆)《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1]学界对此记载颇为重视,有学者关注商代的王位继承变化,[2]有学者关注商都在此间的频繁迁徙,[3]亦有学者对这段时期从以往的商文化时代划分的两分法中分离出,另立一中商时代,[4]并对这段时间内的商文化分布范围变化加以探讨。

[5]很少有学者对自仲丁至阳甲这一时期的考古学发现做一整体梳理,对中原及其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做一总结。

本文将以此时期的考古发现为例,对该时期商文化及周边考古学变迁做一简单概括,以就教于方家。

一“九世之乱”时期“九世之乱”即仲丁至阳甲这一时期,大致属于邹衡所说的商文化分期系统中的白家庄期至殷墟一期之前,不包括殷墟一期,大致属于商文化第二期早商三段VI组至四段VII组,[6]王立新等看法也大致如此。

[7]采用中商这一概念的学者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分为两期,[8]一种是分为三期,[9]本文的时间范围大致指两期分法中的中商一期,三期分法中的中商一、二期。

近年来王震中对中商时期的时间范围有了新的界定,以洹北商城为盘庚所迁之殷为前提,将中商与晚商界限划分于洹北花园庄早、晚期之间,其反对将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纳入中商时期,而宜将其归入晚商,分期恰好是将中商时期与历史上的“九世之乱”联系起来。

张富祥:商先与东夷的关系

张富祥:商先与东夷的关系

张富祥:商先与东夷的关系摘要商族与东夷关系极为密切,其本身就是东夷族的一支,与传说中的东夷的一些部落有近亲关系,故其主要同盟力量在东方。

只是到了夏代,商部族的华夏化程度日深,其与“九夷”发生差别。

夏王朝对东夷失控的同时,商王朝得以兴起。

商由东向西灭夏后,东夷也逐渐西迁,以后又回迁东方。

上古东夷集群的分布范围很广。

夏、商以前,其核心分布区域大致与考古学上的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相吻合,包括今山东省全境、河北省南端、河南省东部、安徽省东北角及江苏省淮河以北的地区。

夏、商以来,这一地区自泰山以西的部分逐渐随着华夏民族的融合而化入中原文化区,而古文献所见“东夷”概念的实指地域范围乃渐次向东推移,于是有大率用以指称泰沂山区以东土著夷人部落或小方国的“九夷”之名出现。

本文综述商先与东夷的关系,兼及商汤灭夏与东夷西迁的史实,着眼于广义的“东夷” 概念,而于“九夷”地区仍基本限定在北起泰沂山区、南至徐淮一带的轴线以东。

文中所涉及的学者研究成果,仅择要作注,恕不一一列出。

一、商部族源出东夷商部族原为东夷族的一支,在今大致已为学者共识。

直接证明这一点的是它的燕图腾标志,因为燕(玄鸟)及由燕神化而生成的凤本为普遍信奉鸟图腾的古夷人部落氏族的最高图腾。

《诗·商颂·玄鸟》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史记·殷本纪》谓帝喾次妃简狄取吞玄鸟遗卵而生契,这些都是商部族图腾祖先崇拜的孑遗。

唯是后来典籍记此而愈益润色之,反而流失本真。

郭沫若曾释玄鸟之“玄”为神玄,以为玄鸟即凤,而主张不论燕也好、凤也好,神话中的“鸟”都是《水浒传》里李逵口头上的“鸟”1 。

其实远古初民的生育信仰质朴无华,尚不知从男女之大欲的性生活中去推求(这也许是由于那时的性生活还毫无神秘感的缘故),于是近诸取身与物,习惯地归之于部族图腾的感应,以为人类自身的生产也不过是鸟类卵生之类方式的另一种变化。

《诗·商颂·长发》又谓“帝立子生商”,可能与商人将图腾祖先抽象为“上帝”有关,然由此判定商先的族属却有相当的可靠性。

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

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

两周时期华夷关系研究本文从金文资料入手,结合历史学科相关理论讨论了两周华夷关系的问题,在华夷流变的过程中以两周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两周时期华夏与四夷的关系和造成这种变化的过程和根源。

第一部分,主要对前人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对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

然后,对先秦华夷关系问题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说明,阐述了基本概念,指出进行本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即充分运用金文资料来展开研究,运用相互作用圈理论、长时段理论和资源环境的视角中人群与环境的互动影响。

第二部分,对于滥觞期的华夷问题族群关系做了回顾,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从庙底沟二期开始就出现了“华夏”文化向外传播的趋势,二里头时期开始形成的中原文明对四周的优势,就具备了充当文化中心的地位。

夏朝与东夷诸族存在着联姻与合作关系。

殷商时期王朝与方国的关系也具备了中心和周边的关系。

华夷族群关系的形成伴随着夷夏观念的产生,西周时期的夷夏观念,主要是以我族与他族之分以及是否加入诸夏联盟成员作为标准。

第三部分,春秋时期是华夏族群与周边四夷关系非常紧张的时期,也是华夷思想迅速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

春秋初期华夏面对北狄与南夷咄咄逼人的攻势,生发出“尊王攘夷”的观念,诸夏进行集体自卫,管仲相齐桓公完成霸业同时也开始了对夷狄的反击,保卫华夏文明。

春秋中期以后,出现了各国联合戎狄攻击其他华夏国家的情况,霸主政治已经大于华夷的界限了。

这时出现了超越血缘和地域的夷夏标准,以文化划分华夷的思想,主张行周礼者即为华,行夷礼者即为夷。

在观念上既有以族群为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也有以德怀远,包容天下的世界主义。

对于华夷的认识既有生活习俗,价值观方面的文化差别,也有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文明高低之分,二者交织在一起。

第四部分,在这一历史时期,经过春秋阶段族群融合,华夏诸国在长城以南明显处于优势,一些周边国家也完成了华夏化的进程,秦、楚、吴、越也演化为诸夏的成员,开始争霸战争。

在大一统思想的笼罩下,诸子百家开始提出各自的华夷主张,其中儒家的以夏变夷,华夷互变的思想影响巨大。

高中历史之教学教研从夏夷商三族关系看夏文化素材

高中历史之教学教研从夏夷商三族关系看夏文化素材

从夏、夷、商三族关系看夏文化夏文化探索是我国历史和考古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至今有近百年的历史,曾出现了仰韶文化说、山东龙山文化说、河南龙山文化说、良渚文化说、二里头文化说、齐家文化说等诸多观点。

其中,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的观点由李民、文兵先生正式提出[1],经邹衡先生系统论证[2],又经长达20多年的论战后,目前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

但由于二里头文化没有像殷墟甲骨文一样有自证性文字材料的发现,仍有少数学者表示怀疑①。

尤其是当下,由于碳十四年代数据的越测越晚,许宏先生又重提二里头文化为商文化的旧论[3]。

在此背景下,笔者也对夏文化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并再次全面检索关于"夏"的历史文献,发现"夏"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当时的东夷族和商族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交往。

因此,在目前商系文化和东夷族系文化均已经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夏文化应该也能够确认。

一、晚商文化的发现与商系文化的推定始于1928年的殷墟发掘,不仅发现了数十处宫殿建筑基址、十余座王陵大墓等象征王权的遗迹,也发现了大量的甲骨刻辞、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等高规格遗物。

尤其是王国维发现了甲骨文中反映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中对商王世系记载基本一致②,从而验证了《史记》记载的可靠性,使商史成为信史。

甲骨刻辞和相关历史文献表明,殷墟就是商王盘庚迁殷后商代后期的殷都遗址。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殷墟遗址出土的大量物质文化遗存,不仅揭示了商代后期的文化面貌,也为我们认识更早的商文化提供了参照。

关于殷墟文化的前身,要在比其早的考古学文化中去寻找。

目前,在我国境内比殷墟文化年代稍早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分布在大中原地区的二里冈文化,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分布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分布于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于甘青地区的卡约文化和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马桥文化等。

据比较,这些文化中,与殷墟文化的相似度最高的文化当属二里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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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商关系的考古学观察――从陶器器类的变化谈起李小彬(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2007级硕士研究生邮编:450001)摘要:现有考古资料表明,夷、商两族之间关系在先商时期具有逐渐加强至早商早期逐渐衰落的趋势。

双方文化中包含对方文化因素的陶器器类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揭示了这种兴衰趋势。

文献记载也给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史实的论证依据。

关键词:先商早商夷商关系兴衰趋势Abstract:Available archaeological data indicate that the relations betwwen Yi and Shang has the trend of gradual strengthening in The elder shang and gradually declining in The early Shang. Two cultures with the other cultural factors pottery class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change in the trend shows that the rise and fall. Literature has also provided us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argument on this basis for this topics.Key words:The elder shang The early shang The relations betwwen YI and Shang Rise and fall of the trend在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作者注,下同)时期的周边地区,存在着约略与二里头文化同时的另外两支考古学文化,一是与夏东西相邻的岳石文化,即东夷文化;二是与夏南北交界的下七垣文化,即先商文化,本文探讨的就是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

有关夷、商两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少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或论及 [1],本文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从双方在不同时期含有对方文化因素的陶器器类的变化这一角度,然后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夷商关系问题再做以探讨。

不足之处,敬请各方家批评指正。

一从考古资料看夷商关系要想探讨夷、商两族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要建立在它们的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基础上[2],从碳十四测年数据和文化因素分析来看,先商文化早、中期约略与岳石文化的一至三期相当,先商文化晚期约略与岳石文化四期偏早同时,岳石文化四期偏晚约略与早商早期相对应。

(一)、先商时期的夷商关系在先商文化时期,夷商两族的文化交流与影响主要表现在陶器上面,而随着双方文化交流与影响的不断深入,陶器群中的器类也在发生着变化。

从尧方头[3]、何庄[4]、北羊台[5]、鹿台岗[6]、南关外[7]、电力学校[8]、河医二附院[9]、青年公寓[10]、二里岗[11]、省中医院[12]、铭功路[13]、化工三厂[14]、铭功路制陶遗址[15]、下七垣[16]、葛家庄[17]、潞王坟[18]、涧沟[19]、午方[20]、刘庄[21]等先商文化分布区的先商文化遗存中,都见含有岳石文化因素的陶器。

同样,在安邱堌堆[22]、马彭北[23]、王推官庄[24]、郝家庄[25]、南陈庄[26]、尹家城[27]等岳石文化分布区的岳石文化遗存中均发现含有先商文化因素的陶器。

1、先商文化各期器物群中含有岳石文化因素的陶器器类先商文化器物群中具有岳石文化典型因素的陶器器类主要有,小口瓮、尊形器、卷沿束颈盆、浅盘豆、碗形豆、甗、大口灌、中口罐、子母口器盖和箅子等。

这些器类以砂质褐陶较多,灰陶少见,其他还有黑褐、灰褐、黄褐、红褐等多种陶色;从纹饰上看,磨光陶占大多数,划纹、凸凹弦纹多见,其他纹饰少见。

先商文化遗存中存在着一定比例的砂质褐陶,尤其是在晚期的南关外类型中较多见,这似乎表明砂质褐陶是来自东方的[28]。

上述这些陶器中,先商文化中期出现的岳石文化典型器类较多,主要有:小口瓮、尊形器、卷沿束颈盆、豆、碗形豆、大口罐、中口罐、等;从出土地点看,主要见于豫东地区的鹿台岗遗址。

属于先商文化晚期的器类较中期减少,主要有:卷沿束颈盆、豆、甗、中口罐、子母扣器盖等;从出土地点看,主要见于郑州地区各先商文化遗存中;另外,还发现一件箅子,可能是与甗配套使用的[29]。

这些陶器器类具有岳石文化陶器典型特征,在岳石文化分布腹地的郝家庄、尹家城等遗址中都有大量出土。

在先商文化遗存的中、晚期出现的这些陶器器类与岳石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

先商文化的器物群中,我们能够确认的含有岳石文化因素的陶器器类,主要是甗、斝、鬲、豆、中口罐等。

早期见有甗、豆等,见于下七垣遗址和刘庄遗址。

中期有甗、中口罐、豆等,多见于潞王坟、葛家庄、涧沟、尧方头、午方、刘庄等遗址,晚期器类主要有甗、斝、鬲等,多见于郑州各先商文化遗存中。

有学者认为见于郑州地区先商文化遗存中腹部近直的鬲,与岳石文化尹家城和安邱堌堆类型常见的砂质鼎,有一定的渊源关系[30]。

通过前面我们对现有考古资料的梳理可知:第一,在先商文化与岳石文化的文化交流在此时期是非常频繁而深入的;第二,岳石文化对先商文化的直接影响,具有早期很少,中期大量增加,晚期趋于减少的趋势。

也就是说,岳石文化对先商文化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处于减少,这表明先商文化正在逐渐走向强大,这从具有岳石文化典型因素的陶器器类的变化中可以看到;第三,先商文化陶器群中出现的那些融合了岳石文化因素的陶器器类,也在不同时期发生着变化,从甗、豆到甗、斝、鬲、橄榄罐,囊括了几乎全部先商文化的典型陶器器类。

显然,先商文化在不断融合吸收大量岳石文化因素来丰富发展自身,并在不断发展壮大;第四,从各个时期双方文化交流分布地域上看,有共同逐渐向西发展的趋势,即:从鲁东到豫东再到豫中部地区;第五,先商文化在岳石文化的影响下,至晚期到达郑州地区并在郑州地区共存的文化现象,可能与史传“夷商联盟伐夏”有关。

不难看出,岳石文化对先商文化的长期频繁而深入且几乎贯穿整个先商文化始终的影响,对先商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夷商两族关系的密切,这种密切关系很可能具有盟约关系。

2、岳石文化各期器物群中含有先商文化因素的陶器器类岳石文化在对先商文化施加影响的同时,先商文化也对岳石文化施加着影响,这同样也可以从岳石文化陶器群中见有先商文化因素的器类中看到。

在岳石文化分布区的安邱堌堆、马彭北、王推官庄、郝家庄、南陈庄、尹家城等遗址均发现有先商文化因素陶器。

岳石文化陶器群中见到具有先商文化典型因素的器类,主要是,卵形瓮、平口瓮、束颈瓮、卷沿鼓腹绳纹盆、橄榄形罐、花边中口罐、鬲、甗等。

这些器类以砂质或泥质灰陶为主;纹饰上以细绳纹占大宗,另有少量附加堆纹等。

上述器类属于岳石文化一期的陶器器类主要是卵形瓮,主要见于安邱堌堆遗址。

属于岳石文化二期的陶器器类主要是侈口卷沿鼓腹绳纹盆,多见于郝家庄和马彭北遗址。

属于三期的陶器器类较前两期有明显增加,主要有侈口卷沿鼓腹绳纹盆、橄榄形罐、平口瓮、鬲、甗等。

见于鹿台岗、安邱堌堆、马彭北等遗址。

属于四期的器类在本期出现了变化,主要有,侈口卷沿鼓腹绳纹盆、橄榄形罐、花边中口罐、鬲、束颈瓮等。

见于王推官庄、郝家庄、鹿台岗等遗址。

岳石文化含有先商文化因素的陶器器类不多。

岳石文化二期,见有敛口瓮和花边侈口罐。

分别主要见于郝家庄遗址和南陈庄遗址。

岳石文化三期器类目前可能只有鬲,主要见于郝家庄和尹家城遗址。

通过上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可知:第一,岳石文化器物群中见有先商文化典型因素的陶器器类一、二期很少而三、四期陡然增加,表明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该时期突然频繁起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双方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应该是积极的是更密切的;第二,岳石文化二、三期的陶器群中含有融合了先商文化因素的陶器器类较先商文化同期含有融合了岳石文化因素的陶器器类要少。

这也许说明了岳石文化在吸收融合他人文化因素来发展丰富自身文化的能力方面较先商文化要弱,这可能是在双方文化交流中先商文化逐渐居于上风的原因之一;第三,先商文化对岳石文化的影响区域主要是鲁东及豫东地区,且主要集中在豫东地区。

这表明,双方在豫东地区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这种频繁的文化交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集中在同一地区的现象,不难看出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第四,豫东地区杞县境内的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存都可以分为两期而且是共存的。

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共存于这一地区,同时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文化特性,且双方文化融合现象表现的非常突出,双方文化特性表现出的年代也大体相当,这是很少见的。

此地区,我们还发现类似鹿台岗遗存的其它遗存,主要有长垣宜丘[31],民权县的牛牧岗、李岗、吴岗,睢县的周龙岗,柘城史堌堆[32],杞县鹿台岗,鹿邑栾台[33]等。

显然,先商文化与岳石文化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友好的,这种友好关系应该是联盟关系。

总体上看,在先商时期,夷商双方的文化交流都有从早到晚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同时伴随着这种趋势两族对对方文化影响的区域也在逐渐东移。

先商和岳石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在豫东地区有一个较长的融合共存期,表明双方此时期的关系应该是具有盟约或同盟关系的,这些都可以从双方含有对方文化因素的陶器中得到证明。

另外,郑州地区的先商文化器物群中见到的岳石文化因素的陶器,也许就像陈旭先生指出的那样:“有可能正是夷、商联合灭夏这一历史背景的反映。

” [34]先商时期的夷商两族之间的亲密友好的关系是在长期而频繁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双方最终结成联盟也是两族友好关系历史的具体体现。

(二)、早商时期的夷商关系夷商两族的亲密友好关系在早商早期发生了变化,考古资料显示在这一时期的双方文化交流中含有对方文化因素的陶器器类具有逐步减少的趋势,这很可能揭示了双方在先商时期那样亲密友好的关系在此时期逐渐走向疏远。

1、早商早期文化器物群中含有岳石文化因素的陶器器类早商早期文化中所见岳石文化因素陶器器类,主要见于早商第二段第Ⅲ组(相当于二里岗下层偏晚),至早商第二段第Ⅳ组与第三段第Ⅴ组(约略与二里岗上层偏早同时)则较前期为少。

具有岳石典型文化因素的陶器,见于二里岗下层偏晚阶段的器类主要有:鼎、大口灌、中口罐、甗、卷沿束颈盆等。

这些器类以砂质灰陶或泥质褐陶为主,多为素面或磨光,少数器表有刮抹痕迹。

二里岗上层偏早阶段的陶器器类较前期明显减少,主要有:鼎、中口罐、器盖。

这些器类共同特征是,以砂质褐陶或泥质灰陶为主,器表有刮抹痕迹或饰有云文或附加堆纹。

具有岳石文化因素的陶器,见于二里岗下层偏晚的器类,主要鼎式鬲、锥足鼎、和子母口瓮三种,其共有特征为,砂质褐陶或泥质灰黑陶,素面或器表饰有绳纹或弦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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