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专享】周作人《乌篷船》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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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篷船》
一、周作人及其散文
是一位在我国现代散文创作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不仅数量相当多,而且独具风格。
周作人创作的散文,无论是读书札记、文艺评论,还是以草木虫鱼、风俗人情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小品文,都能把自己的个性精神溶入作品之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周作人重要的散文集有《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等。
1928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及日本文学系主任。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他留在北平。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沦陷时期著作结集有《药堂语录》、《甘口苦口》、《立春以前》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10年。1949
年1月保释出狱。
“周氏兄弟”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这里“周氏兄弟”这一概念,涵盖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学活动上的某些共性。虽然他们实际上各有所长,鲁迅之于小说创作,周作人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新诗创作和散文创作,分别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
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
周作人的散文中令人感不到汹涌澎湃的感情波涛,感不到有不可遏抑的憎爱激流。作者抒写自己的情怀时,好象总是经过了一种艺术的淡化处理,从而将蕴蓄于中的激情舒缓的、有节制的、隐而不显、含而不露的表现出来,因而给人一种熨贴、宁静、幽远、质朴的美感。
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
周作人的散文在用笔上从容不迫,流转自如,似名士清淡,娓娓到来,无所拘束。乍读,似构思不那么精到,结构不那么严谨,细细品味又觉其实作者
是有着精巧用心的:虽飘逸而自有定格,虽洒脱而不得枝蔓。因而,读他的散文,有和与老朋友无拘无束闲谈的感觉。
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
周作人的散文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具有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无论记叙性的文字、议论性的篇章、还是讽刺性的杂文,写得不板滞,有趣味。文中有时庄中有谐,有时谐中有庄,有时又在不经意中涉笔成趣。这种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别有一种平易亲切的艺术魅力,使读者阅读他的散文时,感到亲切和蔼,易被吸引。
舒徐自在的语言表达:
读周作人的散文,我们感到似乎是作者舒徐自在、从容不迫地信笔写出,甚或简直是从笔端流出,不追求文字表面的漂亮和雕琢,而是凭借渊博的学识和恬适谈泊的趣味,把这种文体发展到任心闲话、着手成春的境地。
二、《乌篷船》赏析
《乌篷船》是一篇以书信形式写的别具一格的小品文。友人要到作者的故乡浙江绍兴去,作者在信中开篇告诉朋友,故乡最有特色的风物便是船。于是,作者便开始向朋友介绍船的种类、形状、材料、结构和用途。在介绍乌篷船时,作者详尽介绍了“三明瓦”的好处,并对其作了非常具体细致的描述,然后,又
写了怎样坐船以及“到乡下去看戏”等种种的“理想的行乐法”。在谈到游历家乡景色时,作者特别强调要耐着性子,从容不迫,“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作者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游山玩水的最佳心境。从表面上看,这里作者是在写游山玩水,然而细细体味,其中却透露出作者对人生的处世态度。在作者看来,在人生路途上,每个人大可不必行色匆匆,心急火燎;其实心平气和、淡泊恬适才应该是处世的最佳态度。作者以平和冲淡的格调、朴素自然的笔墨,紧紧扣住乌篷船这一典型事物,表达了对故乡的眷恋之情,透露出闲适隐逸的情思。
《乌篷船》是周作人一组文章中的第九篇,文章总题目是“苦雨斋尺牍”。周作人早就说过,他虽然生活在大革命前夕的动荡年代,内心深处却向往着雨天,喝口清茶,同友人谈闲话,以为“那是颇愉快的事”;但他又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味,“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
为了排遣,“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他提笔写信,写给谁呢?给知己者川岛(《尺牍》之三)、钱玄同(《尺牍》之六)--二三人而已;实在没人可写了,就写给自己(如,《尺牍》之一及《乌篷船》),这封信的收信人就是写信人周作人本人。
《乌篷船》所表现的是寂寞的灵魂的内心对白。作者把自我的两个侧面外化为收信人“子荣”与写信人“岂明”,于是,就有了两个“自我”之间的撞击与交流。这是两个“实体”,有着不同的意趣与追求。
先看收信人“子荣”。由于书信体的限制,作者没有对“他”多作介绍,只能留下大量空白;不过,寥寥几笔,已显出轮廓,足以使读者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丰富与完整。于是,不知不觉间,也就参预了作品的再创造。“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可见“他”生活在一个开始有了现代物质文明、大概类似北京这样的现代城市里;“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那样性急”,“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他”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都开始追逐于现代城市的快节奏,而对传统的、缓慢的、近乎停滞的生活不相适应;“坐航船到西陵去,也特别有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传统生活所特有的“风趣”于“他”已开始隔膜。可见,收信人“子荣”正是现实生活中已经被现代文明改造了的“自我”。
而写信人“岂明”就是在内心深处顽强抵抗着的“自我”,在周作人看来,这也是更值得保存、更真实、更本色的“自我”。“他”是那样津津乐道于故乡的“船”:讲了白篷船,又讲乌篷船;讲了大船,再讲小船;介绍乌篷船时,单是“三明瓦”就费了一百三四十字,约占全文十分之一的篇幅;这还不够,还要讲船尾怎样,船头如何,船篷又有多高,多宽,4个人坐着都可以打马将(深恐你没有实感);小船呢,又是怎样的矮、窄,“遇着风浪,或者坐得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简直唠叨得没个完,仿佛这不是那位平日沉默寡言、写起文章来惜墨如金的周作人,而是一位热心得有点过分的导游者。从这近乎反常的表现里可以感觉到,讲述者差不多每介绍到一处,都要重复使用“有趣”、“风趣”、“趣味”这样的词儿。这当然不是因为“词汇贫乏”,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讲述者的心思本不在“船”而在“船”中所蕴含的“趣味”、情感、心态、生活方式、人生态度,概括起来,就是传统文化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