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医学伦理的历史发展

第三章医学伦理的历史发展

[案例3-1]

长桑君收扁鹊为徒，是经过“出入十余年”的观察，发现“扁鹊非常人”，“非常人”是指有道德修养和聪明才智的人，也就是说扁鹊具备学医的条件，长桑君才收他为学生，并把全部秘方传授给他。公乘阳庆为西汉名医，轻易不收授学徒，但当他看到淳于意酷爱医学，对待老师又很恭敬，便破例收他为学徒。金代名医李杲，为将医术传授于后人，遍访亲朋好友，寻求品学兼优的学生。有人讲罗天益“性行敦朴，尝恨所业未精，有志于学”。当他第一次与罗天益见面时，劈头就问:“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直到罗天益回答说：“亦传道耳”，他才收罗天益为徒弟。（李艳.中国古代医德教育对现代医学生医德教育的启示[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28(5):52-53）

[案例3-2]

北宋名医唐慎微，医术十分高明，治病有“百无一失之誉”。病家有请，不分贵贱，立即前往，且往往“不取一钱”，只须告诉一两条民间验方而已，或为其在经史子会议集中抄录有关方面的内容即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唐慎微治愈了大批病人，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医药素材，终于编撰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全书总结了北宋以前的本草成就，至今还是研究古代药物学的主要参考文献。

讨论：

1．古代名医收徒给我们什么启示？

2．北宋名医唐慎微有哪些可贵的医德品质？

医学从来就不单纯是一门自然科学知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随着人类医学活动的发展，医学伦理也在丰富和发展。研究医学伦理的历史发展，不仅可以使我们继承和发扬优良医德传统，而且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今之医学，保障医学的健康发展。

第一节古代医学伦理

古代医学伦理，是指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的医学伦理。这一时期的医学处于经验医学阶段发展阶段。

一、古代医学伦理概况

（一）中国古代医学伦理概况

1．古代医学伦理的萌芽时期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过着茹毛饮血、构木为巢的生活，经常受到毒蛇猛兽的侵袭和因采食野生植物而中毒的威胁。人们在与大自然斗争中，逐步掌握了原始的治疗伤病的方法与经验。如烤火以抗风湿，按压以治疼痛，裹敷以救外伤，草药以疗内疾等。当时人们的医疗活动大都是从自身尝试开始，对各种药物进行人体试验，这种为积累治病知识而自我献身的精神，是古代医学界的优良道德品质。“神农尝百草”就是这种以自体作试验的原始典范。人们行医

采药的目的就是为了“令民知所避就”，“以拯夭枉”，体现出自我牺牲、勇于探索和自发地以自己的医药经验为他人治病，为氏族、部落、人群尽义务的精神。尽管神农氏、伏羲氏是传说中的人物，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的医学伦理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萌芽了。

原始社会末期有了社会分工，产生了专管祈祷和祭祖的“巫”。巫参与政事、占卜吉凶，同时又以“神”的代言人身份出现，通过与鬼神相通、占卜、祈祷、诅咒等方式为病人治病。《素问·移精变气论》中曰：“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可见，在当时巫、医是不分的。

到了奴隶社会，医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周礼》记载，周代已经有了专门从事医疗活动的医师，并将其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周礼·天官·医师》写道：“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这段记述中不仅包含了对医疗技术的评价，也包含了最典范、最古老的医学道德评价。

2．古代医学伦理的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医疗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中国医学伦理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在春秋战国时期，医学伦理理论和实践已显现出传统医学道德的基本轮廓。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巨大的社会变迁，造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交流和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我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它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共18卷，162篇。它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阐述了有关病理、诊断、预防、治疗等医学问题，同时在医学道德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灵枢·师传篇》专门叙述了医师的责任和良心。《素问·疏五过论篇》将五种行医过错列举出来，作出专篇讨论，以警告后人行医。《素问·征四失论篇》，将医师在临床中容易犯的四种过失指出来，以示惩戒。这两篇关系医学道德的专论，是后世医师的必修课。《黄帝内经》的问世，哺育了许多医学世家，并经过他们的言传身教，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我国古代医学道德传统。可以说《黄帝内经》的问世，不仅确立了我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的雏型，而且标志着我国医学伦理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名医扁鹊，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俗而变，他为了满足不同病人的治病需要，学了各种医疗技术，周游列国，深入民间，热心为病人解除疾苦；二是谦虚谨慎，人们称颂他为“神医”，但他却谦逊地说，我秦越人并不能使死者回生，这是他本身能够活过来的，我不过使他恢复起来罢了。三是反对迷信，坚持科学态度。他曾提出“六不治”的行医准则，“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关于六不治的论述可分为三层意思：（1）主张早期发现病情，早加治疗；（2）担忧医生有限的治疗方法；（3）

提出医生行医的准则：医生应当不做什么。1“六不治”是医师在医疗实践中进行伦理抉择的依据，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3．古代医学伦理的完善时期秦汉至明清时期，以义务论为核心的医学伦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我国古代医学伦理的完善时期。

东汉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150—219年）以其巨著《伤寒杂病论》开创了祖国医学辩证论治体系。不仅如此，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继承了前人的医德思想，结合本人的行医实践，阐发了济世救人的从医目的，谴责了当时医学界中因循守旧、敷衍塞责、“不留神医药”而“竞逐荣势”的不良风气。该文对于医德的论述堪称一篇杰作，一直为历代医学家所称颂。

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伦，医技高超，品德高尚，不慕名利，不攀权贵，一心为百姓治病，对病人关怀备至。曹操曾要他当侍医，但他宁死不依，最终惨遭曹操杀害。稍后的医学家董奉看病从不收诊金，凡重病冶好后，请病人在他的房屋周围栽杏树五棵，轻病治好后，请病人栽杏树一棵。这样，他的房前屋后杏树蔚然成林，他还用每年收获的杏子资助那些远道来求医的穷人。“誉满杏林”、“杏林春暖”等典故来源于此。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道教、佛教等各种社会思潮给医学和医德以深刻的影响。但就总的发展情况来看，是先进的医德思想促进了医学实践的发展；医德本身又在医学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的长期战乱，使人民陷于战乱、饥荒和疾疫之中，加之宗教迷信盛行，给医学带来繁重的社会责任。因此，这一时期的医德活动，主要不是表现在医患之间的个体关系上，而是突出地反映在医学承担着的“拯救夭亡”的社会道德义务方面。这一时期许多著名医家怀着神圣的医学道德使命感，立志于医，精研于医，济世救人，使祖国医学传统的医学人道精神得到提倡和发扬。王叔和、皇甫谧、葛洪、陶弘景就是这一时期的名医。

隋唐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走向繁荣昌盛，科学文化十分发达，医德理论也进一步发展。唐代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年），是我国医德传统中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积50余年的临床经验，潜心研究历史上许多医学著作，集各家之长，编著了《备急千金要方》。开卷序例论的《大医习业论》和《大医精诚论》等，是中国医德史上的光辉文献，对后世医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全面地论述了医师品德、专业学习、对病人态度、与同道的关系等一系列医学伦理问题，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医德思想，使之更加系统化，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如他认为“大医”（名医）要“精”，即医术要精湛；要“诚”，即医德要高尚，只有具备“精”和“诚”条件的医师，才能成为名医。

两宋时期的医德发展，一方面，是传统医德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和规范化；另一方面，随着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许多新的医德观念建立起来。如医学家吴简、杨介更新了人体解剖研究的观念，法学家宋慈（1186—1249年）在《洗冤集录》一书中确立了法医检验的道德规范，另外由于对环境卫生、公共卫生的重视，确立了环境卫生

1张大庆.“病有六不治”：中国最早的医学伦理准则[J],中华医史杂志，1998，28（3）：13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