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儒与官绅：传统中国治水社会的士绅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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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来官府、士绅与地方公共工程

。虽然如此，官府对资金的使用仍缺民佐役 ” 。可见，官府乃居于桥梁修建的主导溥， “ 仿雍正年间派关厢桥面店租，计费金七三谆谕”
地位。终南宋一朝，文昌桥都得到有效的维百” 以致桥出现 “ 衙费年节，礼物，对桥身进行修复，至三十四年知府许廷乏有效地监管，
一
中，我们再一次看到士绅的身影，即负责工程管理与监
宋以铼涫嘛绅与地公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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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朝以前文昌桥的建置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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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文昌桥是一座古老的大石桥，位于督。至嘉靖间郡守陆堂与临
晏大正监福州长乐县岭口、盐仓董鸿达司出预防， “ 禁桥上列肆，以防火患” 。康熙十五年晓谕，一体捐输” 。此后，随着桥丁陆续展开，
经费的纳，州司户叶明道、临ＪＩＩ县尉陈浩司程督。 ” ｌ１桥身又圯，ｌ至康熙十八年知府陈洪谏及临川Ｉ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但施工管理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屡建。文昌桥的修建史成为我们透视历史变注桥，六十年间，桥墩渐败。郡守张公乃募民墩两饔。
晋江朱公子瓒迁的良好窗口。以下根据《文昌桥志》及相关毁故墩而加大之。四年之后 “ 记文略述南宋至清乾隆年间文昌桥的建置。署郡，檄驿丞孙耀祖募修其余，仍棵为梁” 。
但数十年之后“ 笮败 ” 。至嘉泰年间，郡主王造桥经验， “ 去棵与板，而以石，山下之缩水两，则令总局派人前往会同各县首事写簿

近二十年来国内明清士绅研究综述

人。如王乐的《士人、士绅、士大夫异同辨》认为， ± 绅又可以称为绅士、乡绅或缙绅］。士绅由于
内涵更宽泛，会被更多的学者所采纳。
（二）士绅的构成
范畴１］。但是，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拥有功名是成为士绅的基本条件，正如郝秉键的《明清绅士的构成》认为，地主虽然有财富，但是没有功名依然不属于士绅ｊｍ。对于学界存在的分歧，李海滨的《近２０年来中国绅士研究述论》通过分析２０年来中国绅士的研
绅士和士绅内涵渐趋相同。士绅指的是取得功名的
３．地主是否属于士绅。有的学者认为，地主属
于士绅的一部分。如孙立平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贵族与士绅力量的消长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从士
绅对社会结构的积极影响层面上得出地主属于士绅
２０１４年２月
阴山学刊
ＹＩＮＳＨ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ｅｂ．２０１４
Ｖｏ１．２７Ｎｏ．１
第２７卷
第１期
近二十年来国内明清士绅研究综述
张羽净，吴超
（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包头０１４０３０）
《何谓乡绅》较其他学者更为明确地提出对乡绅内
涵的理解，认为乡绅包括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

中国明代官绅与士人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影响力

中国明代官绅与士人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影响力中国明代（1368-1644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历史时期，其社会地位与文化影响力的形成与官绅与士人的角色密切相关。

在明代社会中，官绅与士人是社会上高层阶级的代表，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为明代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明代时期，官绅与士人的社会地位非常重要。

这一阶层的人有着极高的地位和特权，他们不仅具备较高的政治地位，还享受特权，如拥有世袭官职、领地以及税收等特殊权益。

同时，官绅与士人的身份也给予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尊贵和自豪感。

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成就和权力，成为社会上的精英阶层，其地位远远超过了其他社会群体。

官绅与士人的社会地位也造就了他们的文化影响力。

在明代，官绅与士人的学术水平普遍较高，尤其以士人为主。

他们通过学习经典、参与科举考试等方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士人在文化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们以师为业，传授经典知识，培养后人。

此外，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士人也有许多杰出的代表人物。

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才华和思想观念，为明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明代文学家杨慎《红学》的著作，以及文学家文征明的诗歌等都被后人誉为中国文学宝藏的一部分。

由于官绅与士人在社会地位和文化影响力方面的重要性，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官绅与士人的地位和特权导致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享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他们能够更自由地参与政治活动，影响社会政策和发展。

此外，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官绅与士人的行为和言论也容易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力，引导社会舆论和价值观。

然而，官绅与士人的地位和影响力并非没有负面影响。

明代社会中，虽然官绅与士人在政治和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他们也常常因为权力和利益而产生腐败和压迫的行为。

一些官员和士人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谋取私利，不公正地对待普通民众，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公。

这也使得士人的名誉受到了一定的损害，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

【语文暑假作业】新高二年级第二周第3天拓展阅读(名家作品)+专题训练(信息类文本阅读)

_______月_______日星期_______ 姓名：_______名家散文——王安忆《南陌复东阡》2024年高考新课标II卷现代文阅读Ⅱ的材料出自作家徐则臣的散文《放牛记》。

《放牛记》是徐则臣真实的人生经历自述，感情真挚、语言幽默。

在回忆性视角下，作家并没有将放牛当作一件苦差事，反而认为放牛满足了自己儿时的“英雄梦”。

【作品导读】一座城市，往往有它独特的性情气质，人身处其中，尤其是生于斯长于斯，无不受到它濡染、浸润。

上海旧里弄里，南陌复东阡，纵横交错，看似混杂凌乱，却有着作家王安忆美好难忘而又忧患备尝的童年记忆，海派作家王安忆的《南陌复东阡》，堪为一篇隽永深沉的美文，作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描写里弄风物，建筑格局，叙写少小记忆，书写缱绻情思，意到笔随，蕴含着关于童年、成长、故乡、城市、人生的诸多情思。

娓娓道来中，有人生成长普遍而深切的体验，有怀旧伤逝的无奈，有“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唏嘘感慨，有沧海桑田、时过境迁及所蕴含的独特的生命体验。

【文本研读】南陌复东阡几乎是一整个九十年代，我都是从忧患中度过。

母亲多病，一年里总有一度住在医院。

病房在新建大楼的高层，可算得上那一片街区的制高点。

走廊上有一扇侧窗，望出去是一片旧式弄堂的连绵屋瓦，夕阳的光里面，飞翔着黑色的斑点，是回家的鸽群。

写景纯用白描，寥寥几笔，即勾勒出上海里弄的初印象，俨然市井、民俗生活老照片，使人如身临其境。

“回家的鸽群”，既是眼前实景，也暗含着作者对“心灵的故乡”的思归之情，文章开篇即奠定了一种怀旧伤逝的淡淡的哀伤情绪。

许多时间，是面了这扇窗过去，有时和我妈妈，有时只我自己。

心里有一种伤痛，不知是被谁伤着了，分明是来自于无边无际的不可抗力。

于是，又为这暂时的相守感到安宁。

（不可抗力，是指生老病死，不可抗拒；“安宁”是指能与母亲相守，弥足珍贵。

）以上写作者陪母亲看病时，在医院的高楼上看到的上海弄堂的情形及感受，引出下文对上海弄堂的回忆。

士绅与商人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研究

士绅与商人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士绅与商人的贡献。

士绅与商人在不同领域以及各自的责任范围内，为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依次从士绅与商人的教育、农业、工业和慈善事业几个方面探讨他们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

首先，士绅与商人在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士绅作为当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推广。

他们通过自身的学问和经验，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推动了新知识的传播和创新。

同时，商人作为社会中的实践者和创业者，也对教育事业有所贡献。

他们捐资办学、设立奖学金，为社会培养了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其次，在农业方面，士绅与商人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士绅作为地方的知名人物和乡村的精英，具备较高的知识和社会地位。

他们在农业生产中，推行先进的耕作方式和技术，引导农民创新思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商人方面，他们通过种植业和农业生产的投资，改善了农村经济，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来源。

士绅与商人的共同努力，使得中国农业得以传统方式的基础上，朝着一种更加先进和高效的发展方向。

第三，在工业领域，士绅与商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士绅是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工业发展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他们积极向西方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将其引入中国，并传播给其他人。

商人们则在工业发展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他们积极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提升生产力，并在制造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士绅与商人的携手合作使得中国的工业逐渐崛起，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最后，士绅与商人在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士绅和商人作为社会的精英，具备较高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

他们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为贫困地区捐款捐物，建设学校和医院，改善了社会的教育和医疗水平。

同时，他们也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资助、捐赠、赞助等形式，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综上所述，士绅与商人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内容提要】在19世纪5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而在广东普遍设立的公局，后来演变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

它拥有武装，征收局费，有稽查、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甚至在地方上有一定立法权，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

研究广东公局，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晚清士绅的地位、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摘要题】社会·经济【关键词】公局/士绅/乡村基层社会【正文】以往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论及士绅控制基层社会的问题（注：例如吴晗、费孝通等的《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贺跃夫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此均有论述。

），还有学者对广东的士绅机构作过研究（注：杨念群的《论十九世纪岭南乡约的军事化——中英冲突的一个区域性结果》(《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也涉及了本文论及的问题，予笔者很大启发。

杨先生的论文重点论述士绅机构“军事化”的问题，这些机构的其他职能并非这篇论文关注之点。

杨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广东不同区域(例如珠三角与客家地区)的差异，也没有提及19世纪中期以后普遍设立的“公局”。

），但关于各地士绅如何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作用，具体研究似乎还不多。

晚清广东的“公局”是普遍设立的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机构，有一定代表性（注：刘志伟、陈春声的《清末民初广东乡村一瞥——〈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介绍》一文(收入柏桦主编：《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五暨韦庆远先生七十华诞纪念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年版)，提及番禺沙湾的仁让公局，并对其做了个案研究。

两位教授向笔者提供了有关史料的照片。

《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是笔者所知的惟一一种公局的原始档案。

本文引用该项资料时按刘、陈两教授文章的编号。

试论士人、士绅、士大夫异同

试论士人、士绅、士大夫异同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关于士人或士大夫的研究，当前学术界并不鲜见。

但是，关于士、士绅和士大夫的概念，人们常常混用，甚而语焉不清。

事实上，这三种身份作为历史概念，自有其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为了理清其间之异同，需要对这些概念作一界定。

首先是士人。

中国自古就有士，至迟在殷商、西周时代，士人之名已经见于文献，这一时期士的身份是贵族，是贵族中最末的一等，他们最初的职业是充当武士，或者在天子、诸侯的宫廷中、基层行政机关中担任一般职事官，或者为卿大夫管理采邑和家族，并统领庶民。

到了春秋中后期，由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逐步解体，其社会角色发生了倾向性的变化，由主要的从武转为主要的从事于文，到了西汉时期士人的社会属性基本确定。

我们可以把士人定义成古代社会的“书生”或“读书人”，‘他们以研习儒学经典为手段，以参予政治为最佳生活选择，以道德修习和实现‘内圣外王’理想为最佳人生设计，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载体，他们以学习和传播儒学知识作为自己的基本生存方式’。

其次是士绅。

“士绅”又可称为“绅士”、“乡绅”“绪绅”。

关于士绅阶层的基本涵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费孝通认为“绅士是退体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

吴晗则说‘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可能具有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显然他过分强调了这四种身份的趋同性，没有对其加以甄别。

史靖认为“士大夫居乡为绅，绅也就是给绅，是专指那些有官职、科举功名居乡而得到乡里敬重的人士，这个回答可以说是绅士最好的定义。

这是着眼于绅士的功名、威德和活动空间。

他还指出“一个地道的绅士不仅要有财富和权势，还要这种财富能有历史的和传统的支持’。

张仲礼则把”功名’，身份作为绅士的标签，认为只要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可以取得功名就能跻身绅士行列。

第八讲士绅与明清中国社会

大陆学者的“士绅” 士绅” 研究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年第3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年第期）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北京：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年于峥嵘《岳村政治：于峥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常建华、常建华、冯尔康等人的研究
（3）科举制度是获取绅士身份的主要途）径，它不但使绅士以及谋取绅士地位的人沉湎于读书应试的“科举生涯” 沉湎于读书应试的“科举生涯”中，而且将他们的思想导入以纲常名教为重点的官方思想渠道中，方思想渠道中，再由接受灌输的绅士将这些儒学原则印入民众的头脑中。些儒学原则印入民众的头脑中。（4）从已掌握的绅士传记资料看，19世）从已掌握的绅士传记资料看，世纪大约有35%的绅士属于“新进者”，的绅士属于“ 纪大约有的绅士属于新进者” 32%的绅士对社会活动不甚积极。绅士的的绅士对社会活动不甚积极。的绅士对社会活动不甚积极地位不一定来自财富,也不一定带来财富。地位不一定来自财富也不一定带来财富。也不一定带来财富
绅士是由“ 绅士是由“绅”和“士”构成的社会集团绅士的特权绅士是地方精英，绅士是地方精英，非正式权力集团特殊的社会阶层（特殊的社会阶层（Ruling Class））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绅士与宗族、国家的关系绅士与宗族、芮玛丽《同治中兴：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坚守》坚守》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反抗及其敌人》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反抗及其敌人》政治事件中的绅士行为对地方社会有影响的非绅士人物罗威廉《汉口》罗威廉《汉口》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公共领域里的士绅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方案-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

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绅士是明清时期一个特殊的阶层。

它以功名、职衔为标识，凭借其所占据的各种资源优势，在官场与民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转进转出，不但主宰着广大村民的社会生活，担负着联络官民、排难解纷、劝善举业、移风易俗等多种社会职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地方政局，并构成“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①]，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②]。

20世纪4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绅士进行了考察，绅士问题一度成为日本明清社会史研究中一大。

1974年，《东洋史研究》特别刊行了“明清时代的乡绅”专号[③]；1975年，在日本历史科学协会第九次大会上，又以“明清史研究中的乡绅论”为主题进行了研讨。

对于日本的明清绅士研究状况，日本学者已有过系统评述[④]，但国内迄今尚未有人作过专门评介。

本人不揣简陋，拟作尝试，或许对我们今后开展此项研究有所裨益。

\xa0一何谓绅士？史学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

一方面，人们对“绅士”一词本身的指属认识不同；另一方面，人们对绅士与绅衿、乡绅等相关概念的关系也持有不同意见[⑤]。

就日本史学界而言，大体认为绅士与绅衿属于同一范畴，但对绅士与乡绅之间的关系则认识不一。

一些学者认为乡绅仅指乡居之官僚，而绅士不仅包括官僚，也包括未任官的士人[⑥]；一些学者则认为绅士与乡绅属同一概念，并在研究中多用“乡绅”一词[⑦]。

但一般来说，学者们认为“绅士”比“乡绅”涵盖意义更广。

因此，本文的论题采用“绅士”一词。

就绅士的指属而言，日本学者主要有如下几种不同的看法：（1）绅士由现任官、退任官、未出仕的秀才举人、候补官僚和有官衔者等五种人组成[⑧]；（2）“绅士的本来意义是指退休在野的官僚及其子孙”[⑨]；（3）绅士是由地方名家、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和有官职、功名者等成分组成[⑩]。

绅士概念之所以出现歧异，主要是由立论者的界定标准不同而造成。

目前史学界主要有以下界定标准：（1）是否具有官方所认定的功名身份；（2）是否在地方上具有声望、权势；（3）是否是离任在野官僚。

中国士绅读书笔记

中国士绅读书笔记《中国士绅》，中国最好的一本书，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书中介绍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那些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士绅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士绅。

这些士绅是以他们为首的知识分子群体。

士绅往往是那些从事商业活动和以知识和技能为基础的阶层。

他们拥有着知识和技能，并利用这些知识和技能取得了很多成就和成功；而在政治上他们也具有一定权力和影响；他们通过各种形式以自己为中心而从事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

所以它们是社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政治上与士绅有密切的联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大士士人，指的是拥有一定学识和修养、以儒家经典为根本、以儒家哲学为基础，为社会政治理想、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作出积极贡献的人。

书中主要介绍“四大士”。

孔子。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曾任礼部尚书、太师、司徒、司空、太师等职。

他以“仁”为核心主张教育道德，以“仁爱”为核心主张以“仁”为核心指导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继承者和传播者。

儒家经典之一《论语》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句，其用意就是要求人要多做实事，并指出“君子不为尧存，不为舜亡”这是要求人要“无为而治”。

二、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士绅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也有很大的特权。

他们掌握着很大一批人，包括朝廷官员、地主阶级、官僚、士绅、商人、乡绅等等，掌握着大量官员、乡绅等等各种社会集团的权力，同时也拥有许多特权。

士绅拥有一定声誉和影响，在社会活动中具有一定地位，这是历史与现实所决定或反映下人物身份地位状况的重要因素。

从整个社会来看，士绅阶层就是一个特殊但又比较突出不过却很容易被人们忽略而又具有显著社会地位甚至是影响着社会安定与发展以及其他社会因素中不可忽视而又不可或缺位置。

三、士绅对知识分子造成了严重影响士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了亲密的联系，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关系，使他们对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

士绅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各种方便：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和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关注；他们可以迅速地获得各种知识，而且还能够提供大量方便；在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过程中，他们可以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意识和观念的载体。

从道统的角度分析清末民初绅士蜕化

从道统的角度分析清末民初绅士蜕化摘要：自甲午海战失败后，盛行于中国的“中体西用”思想彻底宣告失败，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儒家“道统”思想也因科举制的废除与战争、西学等因素的冲击下逐渐坍塌。

在此前提下，清末民初绅士阶层开始蜕化，绅士开始打破“官—绅—民”的结构，把持地方政权；不再作为地方利益的保护者，而是搜刮地方经济；放弃教化乡民的文化职责，破坏思想文化。

关键词：道统的破坏；绅士蜕化；绅士职责一．道统的内涵儒家道统，顾名思义是指儒家之“道”的传承脉络和思想系统，关于“道”，孔子有过数十次表述。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 (《论语?里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冶长》) “道不同，不相为谋。

”(《论语?卫灵公》) 儒家的道统并不与道家所谓的“道”趋同，儒家的道更倾向于人伦，国家政治的“道”。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 (《论语?学而》)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论语?季氏》)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论语?子张》)“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

”(《论语?学而》) 这就是将“道”与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治理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并且认为优良治理之道应当效法文武先王。

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由最先进的阶层——知识分子创造的伦理道德标准，知识分子自身严谨的遵守这一标准，但并不强求社会其他阶层接受，只是试图通过宣传自己的伦理道德标准，使统治者和民众都能接受这套标准，从而达到一个大同社会。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费孝通先生认为，士绅阶层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变种很好的继承了道统，并在这套准则下作为官府与普通民众的中间人从事协调乡里纠纷、组织公共事务、兴办社区水利、推广文化教育等事务。

二．道统的破坏按照“三维四期”理论，道统、族统、王统中，道统应当是作为核心“以整个社会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制约和规范着王统与族统” ，关于绅士身份的获得，张仲礼先生在其所著《中国绅士》一书中说明了绅士身份的获得方式“进入绅士集团的主要途径是考试和捐纳，其中考试是更重要的途径”考试即为“正途”，捐纳即为“异途”。

师君兄：一位汉代郡吏的生活世界

师君兄：一位汉代郡吏的生活世界姓师，名饶，字君兄，为东海郡太守功曹“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及其作事的步骤，皆与全部历史有关。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谁是师君兄有汉一代的主流政治情势，由帝王及二千石以上官把握；由二千石官辟署之吏，虽活跃于汉帝国基层行政机构及其平行组织，于行政机器的运转实有助力，但大多数时候需听命主官，唯诺行事。

而处汉代官秩体系末梢的，是百石之吏，这类小吏是郡、县及乡、里社会中的活跃角色；但其工作、生活，物质与精神世界，在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史家目下，自是波澜不惊，乏善可陈。

进入二十一世纪，当一批深受人类学热度炙烤，扬言与宏大叙事挥手告别的历史学家在为如何书写个体生命史而苦恼时，恰有一位汉代百石小吏的生活资料，作为新发现，由考古学家发掘及初步分析之后，摊开在史学沙龙的桌布上。

资料出自一位西汉郡级吏员的墓葬。

1993 年，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的村民在村内田地取土时，发现古代墓葬，随后由市、县博物馆组织的发掘队对取土区域内已充分暴露的六座墓葬（编号M1—M6）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出土各类文物二百馀件。

其中M6 男女合葬墓中除发现木俑、面罩、铜沐盘、漆几、刀笔、五铢钱、玉璧等器物外，集中出土木牍二十三枚、竹简一百三十三枚，大多保存完好，竹黄面有墨书，字迹清晰，内容丰富。

简牍文书有汉成帝永始、元延纪年（前16—前10），木牍主要是东海郡行政簿书，其中一件题作“集簿”，为东海郡行政建置、吏员设置、户口、垦田与钱谷出入等方面的年度统计；此外，有三件随葬物品清单及十方名谒，与判定墓主人身份密切相关。

三件清单分别题作“君兄衣物疏”“君兄缯方缇中物疏”“君兄节司小物疏”，而名谒中多次出现“师卿”“师君兄”的称谓，所涉应均为一人。

搜集各方信息，可知此人姓师，名饶，字君兄，为东海郡太守功曹。

结合墓葬的形制、规模、随葬品来观察，尹湾M6 合葬墓中的男性，应即在成帝永始至元延中出仕为东海郡卒史、后署理功曹，元延三年初病逝的师君兄（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

“士绅”

1687年牛顿的科学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提出了物体机械运动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这些定律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把天上和地上的物体运动概括在一个理论中，牛顿力学体系确立起来。

人们把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作为近代科学形成的标志，认为这是人类认识史上对自然规律的第一次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所以有人把它誉为“从古至今最伟大的科学巨著”。

“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士族和乡绅的结合体。

包括士族代表的：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

和乡绅代表的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

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

统称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含义。

“士绅”这个词，指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发挥一定功能的一个阶层。

这里所谓的“传统社会”是指临近公元前3世纪时封建制度解体之后，由中央集权一统天下的帝国时期。

士绅阶层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只有通过这一历史，我们才能了解其特征。

本书所讲的士绅阶层有时也被称为“士大夫”。

实际上，虽然士绅阶层与士大夫群体紧密相连，但仍应把他们区分开来。

出身于士绅家庭，并不能确保此人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或官员。

在封建时代，情形便不大一样。

封建时代的贵族和平民之间存在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士”和“大夫”虽然处于统治阶级等级体系的最底层，但他们仍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并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

但封建制度解体后，政权不再分散，而是集中在最高统治者一人手里。

为了实施管理，最高统治者需要辅佐。

这种辅佐是由官吏来提供的。

因此，这里的官吏不再是统治者的家族成员或亲戚，而是他的雇佣，即仆人或者统治工具。

封建制度解体后发生了另一重要的变化，皇权成为强者、权力追逐者竞相争夺的目标。

在封建制度下，政权分配给统治者的亲戚和家属，出生在贵族家庭之外的人是平民，他们永远没有机会登上王位，没有机会触摸君王的神圣用具，甚至连看的机会也没有。

小议江南士绅环保意识的特点

小议江南士绅环保意识的特点江南士绅环保意识的相关内容据考古发现和相关史料的记载，可以断定远古先民已经形成了不随意乱丢灰土、废弃陶器以及保护林木的环保意识。

进入文明社会后，中国历代统治者也都制定了很多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政策、法规，设置了相关机构，并有特定官员负责具体事务，如西周的山虞“掌山林之政令”、西汉的水衡都尉负责管理皇家园林等等。

相较于前人，明清时期江南士绅环保意识及其思想内涵有很大扩展。

第一，明清时期的江南士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为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自然灾害的频发是因为不合理的人类活动造成的。

清代浙江山区山洪频发，当时学者就指出：“外来之人，租得荒山，即芟尽草根，兴种番薯、苞芦、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

草根既尽，沙土松浮，每遇大雨，山水挟土而下”，“溪河逐渐增高，圩田低洼如故，以致水患益大”①。

清代江苏上元人梅曾亮在《书棚民事》中也提出：“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

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厯石罅滴沥成泉。

其水下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

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

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

今以斧斤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淤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

”②他们对山洪频发以及水土流失的生态学原理进行了合理阐释，进而指出人们乱垦滥伐等行为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

第二，明清时期的江南士绅，已经意识到了限制人类不合理的开垦行为以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江南士绅们一向秉承前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注重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比如，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浙江余姚人王阳明就曾提出“大人与物同体”③，认为人应该将“仁爱”推广到鸟兽草木，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

不过，明清时期人类不合理的开垦行为依然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面对这一现状，士绅们大力倡导人们应约束自身行为，维护生态环境。

明清时期朝廷与士绅的政治文化交流与互动

明清时期朝廷与士绅的政治文化交流与互动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文化交流与互动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明清两个时期发生的各种事件来看，朝廷与士绅的关系一直处于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状态中。

在明朝时期，因为文化、经济与政治的繁荣，许多地方出现了扬州八怪、文人墨客等著名的文化群体。

与此同时，明清两朝的文人群体也成为了朝廷与士绅的桥梁。

他们通过文字、诗词、文章等手段，把自己的思想与见解进行了表达，并以此来影响公共舆论。

明朝时期，朝廷与士绅的通信非常发达，不但有大批的书信来往，而且还有许多重要的文献留存至今。

若是回顾这个时期的通信与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朝廷与士绅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与互动。

第一例是明朝官员徐渭写给福建阮大铖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徐渭谈论了当时中国的治理与维稳问题，还向阮大铖咨询了当时临安的民情以及官员和士绅的态度。

这个例子不仅体现了徐渭与阮大铖之间的交流，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一些共性。

第二例是明朝大学者焦竑写的《宛署自序》。

在这篇文章中，焦竑提到了许多与文化、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话题，如对历史的思考、对诗人的评价、对学术的研究等。

此外，也表现了当时明朝朝廷对士绅的充分关注与尊重，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和支持。

在清朝时期，朝廷对士绅的尊重和支持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在这个时期，一些重要政治家、文化人与学术大师都参与了官方政治文化交流与互动。

第三例是康熙时期，严复编纂的《类函》。

这是一本关于官方文献的选集，其中不仅包含文人笔记、词赋，也有许多来自外部私人的书信和稿件。

这种文献选集的编纂体现了朝廷对士绅文化的关注，并提供了一个历史纪录。

第四例是清朝官员吴敬梓所作的《儒林外史》。

这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腐败和压迫的讽刺小说，标志着晚清文人向着思想解放和进步的方向发展的一环。

这部著作得到了当时士绅的广泛关注与赞誉，也对清朝后期的改革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结起来，在明清时期，朝廷与士绅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与互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官与为师_明清地方儒学教师出路研究_张学强

2006 年 11 月第 43 卷第 6 期
西北师大学报 (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 f No r thw est No rmal U niver sity ( Social Sciences)
N ov . 2006 Vo l .43 No .6
为官与为师
— — —明清地方儒学教师出路研究张学强
③ 9 位经历一次或数次升迁。 ②
“ 南北两监教官 , 俱府州县学教官升用。近者 , 在外教官 , 已蒙激劝。 ” ⑤ 实际上有一些教职的升迁往往是先在地方儒学教职内升迁 , 然后再由地方儒学教职升迁至国子监教职 , 或直接以训导或教谕超迁至国子监教职。在清代 , 由地方儒学教职向国子监教职的升迁与明代没有太大的不同 , 国子监教职有相当数量是由地方儒学教职升迁的 , 不过 , 清代对文官的选拔和任用有更为严格、复杂的规定 , 如对于国子监博士 , 乾隆十一年议准捐纳之人与升班之人间用 , 嘉庆十六年奏准博士缺出 , 用科甲捐纳一人、外升府教授一人、京升一人 , 这实际上意味着国子监博士缺出 , 地方府学教授要想取得这一职位 , 就必须同科甲出身捐纳者及国子监学正、学录等展开竞争。 ( 二) 地方儒学教师的复职教职复职指地方儒学教师在其任满后留任原职 , 它分为升衔增俸复职 ( 既升衔又增俸 ) 、增俸复职 ( 仅增俸) 与仅复原职等几种情况。教职复职有众多原因 , 或因官缺较少 , 或教职考核仅堪供职 , 或出于稳定地方儒学教师队伍考虑而久任其职 , 或因教学效果突出被要求留任等。教职复职还有三种特殊情况 : 一为现任之教职中举者加衔回任。现任之教职中举者加衔回任开始实施于乾隆三年。乾隆元年 ( 1736 年) 之前 , 由于教职中举前后所应得之官品相差悬殊 , 因此各省现任教谕若考中进士、现任训导若秀中举人、副榜 , 则有应用之缺 , 便离原有之任以等铨补 , 而铨补往往迟延 , 动辄数载 , 所以教职中举之后反而退居闲散 , 因此乾隆三年 ( 1738 年 ) 下诏 , 令中举之教职加衔复职回任 :“ 今教职品级既已加增 , 则离任之例亦应酌量变通 , 以示鼓励。嗣后现任教谕会试得中进士、例应归班者仍令回任 , 以教授衔管教谕事 , 现任训导乡试得中举人、副榜者 , 仍回原任 , 以教谕管训导事。若遇该员本班应选用时 , 仍照常铨选 , 遇卓异荐举亦照衔升转 , 将此永著为例” 。二为地方儒学教职升迁至府、州、县地方行政官员后由于无法胜任新职而要求重新改为教职 , 这种情况在清代尤其屡见不鲜。三为丁忧服满复职。丁内艰或外艰三年服丧期满后继续其教职生涯。丁忧离职服丧是古代官吏的通行做法 , 它体现了古代国家以孝治国的原则 , 由于地方儒学教师为师儒之官 , 因此在这一方面要求就格外严格一些。三、明清地方儒学教师教职外升迁和降改 “ 官师合一” 是中国古代官学教师身份的典型 79

中国士绅

中国士绅，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是费孝通先生记录中国社会阶层以及城乡结构的作品，在那之后一直是英语世界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这一论域难以忽略的参考文献。

The term “gentry”, shen-shih, refers to a class of persons with a definite position and definite func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of China.通过祖辈的社会积累，他们能够脱离生产，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占据大量的社会财富。

当代人似乎对古代士绅寄予了过多的厚望：他们声名显赫，清高自持，学识渊博，为官则两袖清风，不为官则安民一方。

然而，中国古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皇权至高无上。

客观条件上，士大夫们并没有反抗的力量，他们引以为傲的读书人风范也必须迎合皇帝的喜好。

就如同能够制约皇帝行为的道统，最后也沦为维护皇帝统治的工具。

比如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坚持自己的意见，违背皇帝被放逐，而公孙弘屈服了从而成为了宰相。

而主观条件上，真正忧国忧民的实在不多，大多数只求拥有社会地位后能够庇护宗族，安逸地度过一生。

不得不承认的是，士绅们的价值标准、社会权威的确深深地影响了民众生活。

一方面，士绅具有较高的地位，他们能够作为道德标杆，引领民众懂荣辱、知礼节。

另一方面，士绅作为非官方人员，能够更好地使官方的事务得到处理和实现。

他们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充当了民众和官府之间的润滑剂，减缓了冲突。

然而，士绅事实上和农民有着不可调谐的矛盾。

士绅作为一种剥削阶级并不劳动，通过租佃等，却能从中撷取绝大部分利益。

受着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农民们在最低生活标准之上都能温顺地忍受。

一旦农民生活无法得到保证，士绅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诚如所言，近代的城乡结构的嬗变是本书另一聚焦点。

城市是乡村的进化形态，城市人口并不比从事农业活动。

城市的兴起代表着生产力的进步。

中国古代士绅阶层的死亡研究

士绅阶层的死亡随着乡村复兴战略的提出，近年来，振兴乡土、重建士绅的论调流行起来。

例如：作家阿来在吕梁文学季的演讲中提到：乡村重建与士绅传统。

他追溯了中国古代“士”与“绅”在乡土建设中的作用，感慨士绅在历史大潮的冲刷下渐渐没落。

无独有偶，学者杨念群在《读书》2014年四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宗族’、‘士绅’在和平与动乱年代会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个单纯的读书人，也可能是个宗族族长或团练领袖，或许还是书院山长和私塾教师，如逢乱世，士绅中也不乏摇身一变，拉起一路杆子造反的草莽英雄。

但从长远观察，他对暴力的减震效果当然要大于催生的效果。

”围绕士绅的讨论，过去往往局限在价值层面，有人激赏士绅的道统作用与德行，有人批判士绅容易演变为地方土豪劣绅的幌子，但如果暂时放下价值观的成见，仅从历史和实践角度来讲，重建士绅阶层也是不可能或者说徒有其表的。

因为中国的士绅阶层首先依附于科举制度，其次享有大量文化、政治、经济乃至土地上的特权，士绅阶层的没落，是和中央政权对其特权的免除相伴相随的，科举制的废除，以及近代以来土地流转和阶层的大洗牌，彻底宣告了士绅作为一个阶层的死亡。

我们现在也许还能看到士人的遗风留存在某个人身上，但要说重建士绅传统，恐怕只是一场虚妄。

1士绅崛起于贵族消亡之际所谓士绅，往往泛指地方士人、居乡官宦及其亲谊，需要澄清的是：士与绅是两个有重叠但不同的群体。

绅在明清时期又叫“缙绅”、“衿绅”，徐茂明在《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中指出：“清代缙绅（或称乡绅）不仅专指退居乡里的官员，而且还包括本籍的现任官员……甚且，清代文献中的乡绅范围还扩大到尚未出仕而家居候选者。

”“作为居乡官宦的特指，缙绅与普通士子（包括获得最低功名如生员者，古人称作“衿”）分属两个不同群体，其特权、地位、声望、影响等均有较大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士绅与贵族也是要区分的概念。

孙立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贵族与士绅力量的消长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士绅与贵族的区别突出表现在他们与国家机构的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