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南移与古湘潭

楚文化南移与古湘潭从中国迈入文明社会始，历经夏、商、西周时期的发展，建构起华夏文明的雏形。

随着周天子地位的逐渐衰微，周王室对天下管控的力不从心，拉开了春秋战国的时代大幕。

在煌煌中华史上，这是一个风雷激荡、群雄并起、群星璀璨、风云际会、魅力四射的时代，先是有春秋时期齐、晋、楚、吴、越五个大国的崛起争霸，继之则是战国时期的秦、楚、燕、齐、韩、赵、魏“七雄”逐鹿中华。

然而，不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其中都有楚国沃野千里的不老雄姿。

楚国是周朝时期由华夏族在中国南方建立的一个诸侯国。

楚人是华夏族南迁的一支，最初根据地在河南的新郑。

商朝初年，在商朝的驱逐下，楚人祖先季连带领族人开始南迁。

商朝末年，楚人首领鬻熊协助周文王姬昌起兵灭商，成为功臣。

周王朝建立后，封鬻熊曾孙熊绎为子爵，楚始建国。

刚建立的楚国是个很小的国家，仅二十多平方公里，尔后的数百年不断攻城略地扩充版图，到全盛时已是一个囊括现在的湖北、湖南全部，并辖有重庆、贵州、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部分地方的庞大国度。

楚人南下，楚文化与湘中本土的越文化相融合大大促进了古湘潭的进一步开发。

楚人入湘之前，湘中地区在商朝的统御下繁衍发展了六百年，不仅创造了独特的湘中青铜器文化，且掌握了原始瓷即加釉硬陶技术，早已不是落后的蛮荒之地。

这一时期的湘潭居民，既非中原人也非纯土著，而是湘中原土著与南迁的中原商族混血而成的越人，亦或还有东来的越人。

湘潭挖掘出土的多个越人墓，可说明到春秋中期前，这里仍是越人居住区。

“越人”一词是商周时期形成的一个称谓，泛指东南及南部地区的蛮族，史上越人中最有名的人物即是创有“卧薪尝胆”成语的越王勾践。

据说，勾践的一个小儿子带领五千人征服了当时的越南，后来逐渐融入到当地土著中去了，所以越南人常以勾践作为精神偶像。

古楚地位于今河南、湖北、安徽一带，亦称其南部为越。

从春秋中期开始，楚人分东西两路向湖南纵深地带挺进，至春秋晚期，包括湘潭在内的湘江中下游地区已为楚人所管控。

战国时期，原在湘中域内大量存在以随葬铜器为主的越人墓消失，代之以随葬铁质生产工具和兵器的楚墓，说明楚文化已取代越文化而成为那一时期湘潭地区的主体文化。

商周时期，包括湘潭在内的湘中青铜文化区已具有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进入以铁器文化为特征的春秋战国时代，铜、铁冶铸技术更上层楼。

铁是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革命性作用的最为重要的一种金属。

铁器的出现和使用，使人类社会产生了划时代的进步。

就东亚地区来说，冶铁术最初发源于中国，然后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使整个东亚地区迎来了铁器时代。

湘潭境内发掘出的战国墓葬中的铁器为数不少。

据学界统计，迄今为止铁器出土以楚地为最多，楚地又以湘中为最多，其时的湘中地区铁器冶铸居全国领先水平。

近水楼台先得月。

因铁器的使用甲于全国，对促进湘中域内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湘潭地区是楚人南扩西进的重要据点，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楚国适宜的政治、经济举措下，其时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寂寂无名的湘潭，经由年复一年的淡定与从容，在商朝与西周的历史岁月中默默耕耘，到春秋战国阶段，因纵情拥抱大规模南移的楚文化，开始飞跃式前行，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力获得重大提升。

有关史载，战国时，今湘境四水流域广大地区，均已普及舟航。

湘潭先民此时已掌握了水上交通工具，善于舟楫，陆上交通工具车马器在湘潭境内皆有发现，说明已具备利用水陆交通进行长途贩运的条件。

湘乡出土了重约两吨的四马驾辕，证实了湘潭地区已掌握了车船制造技术，境内已走马奔车，道路交通堪与中原比肩。

湘潭地饶稻丰，食物常足，战国时期已成楚国粮仓。

从湘潭出土的漆木器、皮革制品来看，说明漆木器业、皮革制造业等手工业也颇发达，三晋岭南商人多来此交易。

楚国北部的鄂君昭阳贸易商队曾由长江入洞庭，沿湘、资、沅、澧四水进行大规模的商贸活动。

上佳的区位优势和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为古湘潭的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

湘乡椅子山74号战国墓曾出土三片状如瓜子的黄金金币，这是迄今为止湖南地区唯一出土的楚金币实物。

金币的出土佐证了其时湘潭的商品经济已具有较高的水平。

从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看，铁器、漆器、粮食是湘中输出产品的大宗，铜铁器远销至广东肇庆甚至南亚等地。

《史记》中说吕后禁湖南与南越关市铁器，引起南越王赵佗寇边，说明铁器由长沙、湘潭一带供应南越，乃是很早以前的传统。

学者侯家驹在其《中国经济史》中指出，楚人于春秋时期的扩张，除在政治、军事上给予中原诸国的冲击外，还在经济上带来甚为深远的影响，那主要是商业文化。

由于以下的四大原因，楚国进入到早熟型的商品经济阶段：一是鉴于疆域辽阔，首创郡县制这一历时两千多年的国家治理方式，区域间互通有无的需求强大。

二是地处南方的楚国物产丰饶，其产品常为北方所需要，对外贸易自然发达。

其三，楚国有重商文化传统，《左传》载其四民依次为“商农工贸”，商为四民之首，与中原各国所称的士农工商迥然有别。

其四，创立了最为先进的货币及金融制度。

当北方诸国尚在使用笨重的铜钱之时，楚国已在使用金、银、铜三钱，引领全国普遍以黄金为计价单位；楚国政府始终没有像别的诸侯国一样，把铸币权给予商贾，而是严格控制在自己手里。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灭国之多、拓土之广，远胜其它大国，所灭之国的公室大多被迁于楚国后方，迁往湖南的应该不在少数。

伴随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输入了亟需的劳动力、人才、生产工具及其它社会财富，使湘中地区带来了新的活力。

商周时期的湘潭，商品经济本已具有一定的水平，继而又受楚人南迁带来的先进商业文明的洗礼与浸润，悄然积淀成福泽后世的商业人文传统，为明清时期的湘潭成为湖南商贸中心铺垫出独特的地域文化根基。

楚文化的南移，对古湘潭而言，不仅是生产技术的，更是精神思想的；不仅是物质的，更是文化的。

当我们沉潜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段久远的历史时，我们可以参悟到楚国早熟型商品经济给古湘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更可以感受到被贬谪到潇湘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给湖湘大地留下的万古长青的文化印记。

流放，对抗秦派屈原是不公的，但潇湘这块热土却有幸接纳了这位不朽的爱国主义诗人。

正是在三湘大地，屈原成就了自己最璀璨的人生。

三湘自古为三苗居住地，加之商朝人重鬼神文化的熏染，自古有着浓郁的巫风民俗，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与诗才无与伦比的屈原一拍即合，酝育出《离骚》、《九歌》、《九章》等奇绝瑰丽的诗篇。

春秋战国时期的湘潭一带，人们在婚嫁殡葬、祭祀、亡魂招徕等活动中，喜用歌舞自娱、娱神，形成了有乐器伴奏的祭歌、巫舞，已诞生了颇具特色的古三湘民歌。

例如，祭祀鬼神的乐歌《九歌》便是仿三湘先民民歌而创作的，其俗为三湘先民之民俗，歌中之神为三湘先民之神如湘君、湘夫人，其比兴、句式、韵式亦与三湘先民民歌极其相似。

古湘人降神的方法有二：一是“享神”，即奉以清洁的食物，供神享用；二是“娱神”，即用曼妙的音乐和优美的舞蹈，供神娱乐。

包括古湘潭在内的古三湘先民坚信，只有那些极为诱人、让人灵魂出窍的尤物，才能吸引神灵，故《九歌》中的主题，都是热烈的追求和缠绵的思念，其情直荡心旌，其媚渗入骨髓。

品读《九歌》会发现，在古三湘先民们的生活中，一年到头都有神灵要祭。

通过与神灵从不间断的交往，先民建构、呵护着自己的性灵家园，从而给艰辛乏魅的物质生活溶入了不可缺少的浪漫情愫。

《至道——追寻湖湘文化之魂》作者在其书中写道：两千年岁月的雨打风吹，物质生产力与朴素唯物论的发展，楚人祭祀神灵的完整仪式已不复存在，但《九歌》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美的诗篇，其魅力依然弥漫于中华文化的浩淼时空之中，成为浪漫隽永的千古绝唱。

在特别青睐性灵需求的湘楚大地上，《九歌》所开创的最为本真的东方浪漫主义，经过一代又一代湖湘人士的继承与拓展，已沉淀为湖湘文化的核心基因——浪漫风骨。

中国是一个盛产诗歌的国度。

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源头，必精读《诗经》和《楚辞》。

《楚辞》是一部收录战国时期楚地诗歌的诗集，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屈原是主要作者，创作于三湘之地的《离骚》、《九歌》等作品收录其中。

可以推断，如果没有屈原与湖湘大地数十年的神交，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就难以产生《楚辞》这样伟大的作品。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和宋玉并称，两人同被尊为文学之祖，几千年来宋玉以作《登徒子好色赋》而家喻户晓，《楚辞》收录了宋玉的《九辩》等作品。

《九辩》中说到楚人的一个特点：“修饰而窥镜”，湘潭境内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镜不少，说明其时的楚国贵族已有了以铜镜修饰仪容的生活习惯。

铜镜一般是含锡较高的青铜铸造。

商周时期铜镜主要用作祭祀的礼器，春秋战国至秦朝只有贵族才能在生活中享用，到汉代早期铜镜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

铜镜的发展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共经历了4000多年，可算是中国古代诸种金属器物之中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又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过许多影响的古器物。

战国是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其中楚镜的铸造工艺成就最高。

根据出土的铜镜分析，战国时期的长沙等湘中地区曾是制作楚镜最发达的地方。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也许早在其时，精美逼真的湘中楚境便将“湘女多情”的基因融摄了进去。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使用了几千年的青铜镜，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照面饰容的用途，成为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默默映照着悠悠历史长河中的波澜起伏。

公元前278年初夏的一天，秦军攻下楚国都城郢都，楚军四散溃逃，楚民失散流离，屈原听到这一噩耗，五脏俱焚，在这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自尽，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崇高悲壮的爱国主义乐章。

起源于中国的端午节，最初是中国人祛病防病的节日，包括湘潭在内的越人之地，早在春秋之前便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在湘江赛龙舟的历史亦可上溯到这一时期；后因屈原在这一天以身殉国，端午节便成了华夏民族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一直延绵迄今，现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年的端午节，湘潭的百姓都要在屈原熟悉的那条江上竞渡龙舟，还要包粽子、吃粽子，以湘人炽烈、虔诚的方式纪念这位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的伟大诗人。

建国初期，毛泽东曾这样对外国友人谈起他的家乡湘潭和屈原：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

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

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

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湘潭文化读本》之四励志禅者撰于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