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杜拉斯与张爱玲情爱观之异同——以《情人》和《金锁记》系列互文性小说为例

析杜拉斯与张爱玲情爱观之异同——以《情人》和《金锁记》系列互文性小说为例[摘要] 杜拉斯与张爱玲的作品存在着让读者着迷的互文性。

对比分析二者互文性明显的作品以窥探两位女性作家的情爱观及女性主义思想。

[关键词] 身体写作；杜拉斯；张爱玲；爱情；欲望1993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用以鼓励文坛新人的奖项——颁发给了年逾古稀的女性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

其出版于1984年的半自传体小说《情人》是她获此殊荣的最直接原因。

此时，大洋彼岸的中国学界也掀起了对这个传奇女子及其作品的研究高潮。

其为人行事的“不可归类”及其作品风格的独树一帜都让国人为之疯狂；其作品的互文性让读者在她织就的文学王国里兜转之时禁不住频频回顾。

她的影响已不止于学术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小资阶级”范围内的女子“言必称杜拉斯”。

杜拉斯俨然成为某些读者的精神领袖。

从这个角度而言，张爱玲——毕生笼罩着传奇色彩的华人女性作家——可谓是杜拉斯未曾谋面的姐妹。

两位女性隔着浩瀚的大洋，散发出同样耀眼的光芒，在女性文学史上各自涂抹下了浓墨重彩的笔触。

《情人》让杜拉斯一夜成名，而张爱玲的《金锁记》被誉为“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这两部被各自的创作者喜爱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作家不尽相同的爱情观念，在叙述上也折射了她们各自的风格：一个是在张扬之中凸显孤独，一个则是华丽而苍凉。

杜拉斯和张爱玲都是用生命来写作的女子，旁人无法复制的经历和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笔墨写就了她们各自的传奇。

作品中的情与爱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或喜或悲的故事，更是作家对人类情感和生命意义的思考及理解。

一、杜拉斯之炙热张扬杜拉斯在《摧毁吧，她说》中宣称：“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爱情”，“欲望和爱情的等值在激情中怒放，激情要求全身心的投入，并使生存具有意义”。

[1]p72欲望与感情渴求是杜式爱情的最根本萌发之地；在她的作品中，欲望和爱情是相随相伴的，欲望折射了爱情，而爱情赋予了欲望寓意，形而上的爱情几乎不存在于杜拉斯的文字之中。

“房间里有焦糖的气味侵入，还有炒花生的香味，中国菜汤的气味，烤肉的香味，各种绿草的气息，茉莉的芳香，飞尘的气息，乳香的气味，烧炭发出的气味……”，“城市的声音近在咫尺，是这样近，在百叶窗木条上的摩擦声都听得清……我在这声音，声音流动之中爱抚着他的肉体”。

[2]P38这是杜拉斯对《情人》中“放浪行骸”的未成年白人小女孩与孱弱的中国男子初试云雨的房间周遭环境的一个详尽描述。

在这女孩生命历程重要的转折点，情人之间爱的表达、性的给予/索取与爱欲之中人物周围的气味和声音一一呈现。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杜拉斯眼中，爱情、欲望都如同生活中的这些存在一样，是客观的，可体会、可记忆及再现的。

杜拉斯丝毫不忌讳对沉迷于爱欲中的小女孩的心理和身体感受描写，对于爱欲，她一向是直白且浪漫、敏感且迷恋的：她以一种极坦然的笔触描述《情人》中赤裸裸的情欲，饮食男女们疯狂地或等待或谈论或攫取爱情，白人小女孩与中国男子神经质地沦陷在汹涌的欲望中，在欲望中反复确认遭遇重重阻碍的爱情，欲望和爱情相互交织直至最后匆匆分离。

在杜拉斯的眼中，即使他们相隔千万里、只要欲念不曾消退，那么他对她的爱就不会削减；只要对她的爱不消退，那么，对她的欲念也不会削减。

他“对白人小女孩的记忆依然如故，床上横陈的身影依然在目。

在他的欲念中她一定居于统治地位久久不变，情之所系，无边无际的温柔情爱，肉欲可怕的阴暗深渊，仍然牵连未断”。

[2]P94多年之后，“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

[2]p95小说中这对跨越了年龄、种族、空间和时间的情侣可谓是杜拉斯情爱观的形象诠释。

他们的欲望和爱情的纠葛折射了杜拉斯的爱情哲学。

对于爱情，杜拉斯向来是赋予了它玫瑰的色彩，纵然爱情不可能完美，但它依然是美好的、是炙热灼人的、如火一般能在经历的人身上烙下印记、是人类生命的真实体现。

于是，她时常幻想当她老时，“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

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

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2]p5对于不得不放手的爱情，杜拉斯给它荡气回肠的色彩，爱情的印记不仅仅是为了提醒当事人及读者它曾经的存在，更是为了让感受到它的人带着希望和梦想进行回味和憧憬。

爱情的烙印如此之深，以至于在1990年当杜拉斯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之后，抛下正在进行的工作，疯狂地撰写中国北方籍的情人和那个女孩的故事，即小说《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她说在“这部小说中我徜徉了一年，沉湎在中国人和女孩相爱的那一年”……“我真没想到他竟会死，他的身躯、肌肤、生殖器、双手怎么会死去的啊。

在这一年里，我仿佛回到了从前，回到了乘坐永隆的渡轮横渡湄公河的时代。

”[3]p2现实中“中国情人”的死亡使得当年已76岁的杜拉斯再次在记忆中重温了当年“法国小女孩”的放肆爱情，把深埋在记忆中的情爱细节见诸笔端。

在杜拉斯看来，这些爱欲——纵然隔着大洋、隔着时间的长河——却是不可忘却、不可磨灭的。

在再次描写“情人”和“小女孩”之间的相遇和相互吸引时，杜拉斯赋予了更多的细节：小女孩最初为他的手吸引，在他的车里“她对那只手入了迷”“她触摸那丝绸般的皮肤”，“那只手，顺从地任她摆弄”，[3]p27“她抓着他的手，亲吻着”[3]p29，车子继续前行，“他的手抚摸着女孩的脸，唇，合上的双眼。

”她闭着双眼，感受它“那只手很温柔，从不粗暴，总那么谨慎，它兼有肌肤和心灵的一百年的柔情”，“这只手离开了面部，沿着身体往下”。

[3]p35他们交谈，他们沉默。

当车子驶进市区，他们要说再见之时，“她记得当时要开口说话是多么艰难，不忍心啊。

欲念是那么强烈，都找不到该用什么样的词语表达了。

他们不再互相观望，相互避开对方的手、对方的目光”。

这短短的相遇和这期间的一切“都已能让人明白，这便是爱情”“正在降落的爱情。

永远也忘不了的爱情”。

[3]p36这是典型的杜氏爱情，必然与欲望相生相伴。

对杜拉斯和小女孩而言，欲望即是爱情的外在体现。

这是小女孩的爱情信仰，欲望是如此自然、如此强烈，以至于后来当他们在街上相遇时，小女孩隔着玻璃车窗吻中国情人，“她曾说，那就像在大街上做爱似的。

那样的强烈”，而中国情人“对女孩的欲望使他变得死了一般。

他忍受着折磨”[3]p45……“在随后的那几个月里，他们从未提及这种欲望带来的切肤之痛。

”[3]p46与《情人》相比，在这部重写情人的书中，杜拉斯花了更多的笔墨仔细描述欲望，她说过：“我们并非像男人那样写作，女人若不在她们欲望之地下笔，那便不是写作，而是抄袭”[4]p15，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或许，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拉斯有多么忠实于她自己的欲望，她就有多忠实于自己的写作。

在《情人》里，她把她自己和她眼中的疯狂、激情、欲望和爱都淋漓尽致地倾注在桀骜不驯的十四岁半白人小女孩身上。

这个少女就是杜拉斯的化身，她承载着杜拉斯对爱情和欲望无限的热烈与向往。

到了《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杜拉斯更是毫无顾忌地描述了女孩的欲望体验，在女孩把自己的初夜交付给中国情人时，她“感到体内一阵撕痛，起初很强烈，接着变得痛不欲生。

然后很矛盾。

完全不同于其他疼痛；其实正是在此时，这种疼痛变得无法忍受时，它开始渐渐消失。

它变了，变成一种快感，快活得让人想呻吟，想叫喊，它漫及整个身子、头颅，耗尽肉躯和心灵的力量，思维的力量，被击垮的力量……现在，她回忆往事……她仿佛还能听到当初在那间房间里听到过的大海的呼啸声”。

[3]p62二、张爱玲之清冷内敛张氏文本中，炙热的爱情几乎不可见于男女人物之间。

恋爱中的男女感受到的爱情是温吞水一般的，有着让人温暖的温度，却不足以燃烧起欲望。

张爱玲把男女的痴爱怨情放置于平淡无味的家常琐事里，每当激情被点燃，现实的种种不堪便立即显现，狠狠地把微弱的火苗扑灭。

“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5]p173苍凉，是张爱玲的生命哲学，也是她的爱情哲学。

正因如此，《金锁记》中姜长安在面对着可能成为她恋爱对象的童世舫时，“她觉得她浑身的装束，无懈可击，任凭人家多看两眼也不碍事，可是她的身体完全是多余的，缩也没处缩”[6]p115，对自身身体的决然否认使得长安的感情从一开始就带着灵欲分裂的畸形色彩，纵然在订婚之后，长安单独与童世舫在公园里散步时“很少说话，眼角带着一点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着的脚……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爱情落在长安身上，不过是“人变得异常沉默了，时时微笑着”[6]p117，当母亲曹七巧发了疯似地诋毁恋爱中的她时，她“如同轰雷掣顶一般”，“忽然觉得浑身的骨骼都脱了节”。

然而，她放弃了挣扎：“这是她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

长安的爱，“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6]p120在这个中国旧式女子身上，爱情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与它的载体是分割开的。

曹七巧是张氏文本中的“疯女人”，她“带着黄金的枷”并“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这个女人，并不是生而疯癫的，她也曾是“有过滚圆的胳膊”的青春女子，”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6] p124都喜欢着她。

可是，这些可能发生的爱情都随着她嫁给残疾的姜家二少爷戛然而止。

嫁给未曾谋面的男子，终生与爱情无缘，这对旧中国的女人而言，并不是稀罕事。

七巧的悲剧就在于，她嫁给了残疾的姜二少爷，却以为自己与姜家三少爷季泽相爱，以为她的爱受阻于几千年的宗法伦理。

她对他的爱，伴随着欲望，她见他，会“身不由己的就走了过去”，她同他哭诉，手贴着他的腿：“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6] p93她挑逗他：“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她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鲜艳而凄怆”[6]p94。

可是，这一切不过是她自己的一厢情愿。

“季泽看着她，心里也动了一动。

可那是不行的，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

”[6]p94季泽对她，不过是一时兴起的欲望罢了。

然而，这些，七巧是不懂也不愿意懂的，她在她自己编织的爱的梦幻中数着日子，这份虚无缥缈的爱或许是她在姜家最大的支撑。

她信以为真，以至于多年之后，季泽为了从她兜里骗几个钱，一番甜言蜜语便能让“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她想“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6] p103在这短短的刹那，曹七巧不过是一个怀春的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