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与张爱玲的世纪对话

杜拉斯与张爱玲的世纪对话

都反对以女作家眼光看自己的杜拉斯与张爱玲，出生时间相差仅七年，去世间隔不到六个月，都经历了从20年代到90年代这动荡不安的20世纪。两人都在亚洲度过了不算幸运的童年，而后在欧洲大陆或茫茫大洋的另一端流浪漂泊、居无定所。她们都用自己珍爱的文字为自己构筑了一个无法贴上任何标签的文学之巢。

真的无法贴上任何标签吗？世界性与现代性是本文的切入视角和横纵坐标。

世界性是相对于地域性而言的。法国人、中国人、巴黎人、上海人，是地域性的；而人在法国。人在中国、人在巴黎、人在上海就是世界性的。对后者而言，法国、中国、巴黎、上海，成了一具偶然的文化面具，一个七情六欲的中国人，他的"人"性大于他的"中国"性。现代性是相对于古典性而言，因着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当前现实生活存在的本真状态，从而对古典的表达方式以及此后的世界观有了新的规定与突破，这就叫现代性。世界性是空间性的，关注存在着的人；现代性是时间性的，关注人的存在。以此横纵坐标的切人，我们试图激活人土未安的玛格丽特?杜拉与张爱玲，在阐释中进行对话，在对话中进行阐释。

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1914一1996）法国女作家。生于越南嘉定，1932年回国。受教于索邦学院。1935一1941年在殖民部当秘书。1943年开始创作。初期小说主要有《厚颜无耻的人》、《安静的生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等。生活中的细微变化及琐事、人们对自己难以把握的事情的一种不断期待的感觉，这些是其初期作品的主题和材料。从写《塔基尼亚的小马群》和《街心花园》起，她逐渐脱略了情节描写，力求以平淡的风格，更客观、直接地发掘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其主要小说有《琴声如诉》、《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副领事》、《情人》、《痛苦》、《蓝眼睛黑头发》等。1959年起开始从事电影编剧，写有剧本《广岛之恋》、《长别离》、《印度之歌》、《卡车》、

《大西洋人》等。

张爱玲（1920一1995）中国女作家。原名?，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曾用笔名梁京。童年时代亲历封建旧家庭的衰败，青年时期又在香港体验到战争的恐怖，逐渐形成悲观的人

生态度。

1943年在上海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结集为《传奇》），散文集《流言》，长篇小说《十八春》等。1952年离开上海，在香港短期供职于美国新闻处，写有《秧歌》和《赤地之恋》；删改《十八春》为《半生缘》。1955年到美国，创作英文小说多部，均不成功，其中仅有〈北地胭脂〉（中文名

《怨女》，为《金锁记》的改写）出版。

1969年后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著有红学论集《红楼梦魇》，并将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译注为白话文和英文。晚年出版照片集〈对照记》。有《张爱玲全集》（台湾皇

冠版）行世。

一、心灵的召唤：先成为人还是先成为作家瑞士作家赫乐曼?黑塞说过：我已经成为一

个作家，但是，我还没有成为一个人。

一战后的黑塞，精神陷入崩溃和分裂中，不得不求治于荣格及其学生。杜拉和张爱玲的一生中也有这种倾向。杜拉有数次崩溃的经历，便藉酗酒逃避，但终至连身体也垮了下来，

好多次不得不住进医院。

张爱玲倒不见得完全崩溃，但她的精神始终处在一种病态般的敏感和高度紧张状态，早年时听交响乐，"感到模糊的恐怖"；晚年总是怀疑、怨愤室内爬满了小虫（也许是真的），

竟至多次搬家。

当然，我们把"为人"和"为作家"对立起来，更多是指有一类作家终其一生竟无法学会过

平常人的生活。杜拉和张爱玲正是这样。

她们始终无法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建立和谐、平稳的人际关系，总是充满了冲突。龃

龉、隔绝，关系或紧张或疏离。

杜拉说她自己"费尽力气制定许多系统方法以便能像别人一样去为人处事"，但"还是处处落后于人，很是诅丧"。对于张爱玲也是一样，记路、邮信、讨价还价……诸如此类，对她来说全是"咬啮性的小烦恼"，令她感到茫然无措、心理失衡。

但无论她们的"为人"多么失败，她们却都是成功的"作家"，或者说，她们天生就只能成为一个作家，她们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来的。杜拉还是十机岁少女时，就向母亲表达了

一生当作家的愿望。

为这一愿望她付出了终生的努力与追求，至死不悔。

她出版的第一本小说是《厚颜无耻的人》（1943年），这本小说手槁曾被伽利玛出版社拒绝过，后来她丈夫昂代姆把手稿送到布隆出版社并对审稿员说："我事先告诉您，如果您不对她说她是个作家的话，她会自杀的。"杜拉在回忆自己的早年经历时曾说："难道我知

道我一生中那么早我就成了一个作家？无疑是知道的。"展望未来，她又斩钉截铁地说："

总有一天，我将垂垂老去，搁笔不写了。

对我来说，这肯定是不现实的，做不到，而且荒谬。"这和张爱玲晚年的话如出一辙??"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绝不停止写作。"而张爱玲的作家天才及聪颖早慧更是比杜拉还华美灿烂。在《天才梦》一文中，张叙及她三岁背唐诗，七岁写小说，及全身心发展艺术天才的童年时光，在〈童言无忌〉一文中，她自豪地说："因为我牛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

除去作家为人的传奇因素，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先成为人，还是先成为作家？难道为了成为作家就必须付出无法成为一个人的代价吗？似乎成为作家已成了一种宿命，它使一个人付出全部的精力，以至于无暇去为人处事了。青年马克思在一篇论文里写道，"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这确实像谜一样。作家为了能成为一个作家，居然肯牺牲世俗幸福，完全投入用文字构筑的想像空间。就像渴望"疯狂地以写作度过一个个夜晚"的卡夫卡，就完全牺牲了婚姻的幸福，没能成家。到底是什么促使作家承担这种近平宿命的

命运的？

到底是什么召唤着作家终其一生倾注全部心力来成为一个作家的？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意识到作家的庄严使命而无暇过一种平庸的生活的？

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譬如'使命'这个词在俄语中源出于'召唤'。任何时候都不会召唤人们去作一个墨守成规的匠人，只会召唤人们去履行天职，完成艰巨的任务。是什么促使作家去从事他那种虽然有时令他痛苦，但却是美好的劳动的呢？首先是他自己心灵的召唤。……而到了成年时代，除了自己心灵的召唤声外，我们还能清晰地听到另一种强有力的召唤，那就是自己时代的召唤，自己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必然关涉对作家童年经验的追寻。我们发现，杜拉、张爱玲正是从其孤独寂寞的童年经验开始文字生涯的。

杜拉在《婚礼弥撒》一文中写道??使人写或者不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最初，在童年时期，总有那样一位父亲，或者因为某一本书，或是学校的一位女教师，或印度支那种植水稻的平原地带一个偏僻居民点的某一个女人，情况虽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小孩子的孤独寂寞。

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写道??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

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