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对比张爱玲与杜拉斯悲剧情感观

试对比张爱玲与杜拉斯悲剧情感观

郎万芳

内容摘要：本文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从外视野角度解读及对比张爱玲及杜拉斯悲剧情感观的异同及成因。同时，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解读出张爱玲及杜拉斯的悲剧情感观在文本中的显现。

关键词：平行研究张爱玲杜拉斯悲剧情感观

张爱玲是中国文坛上的一朵奇葩。她的作品中充满着苍凉的悲剧意味。杜拉斯却是生长成名在另一国度的作家，在1984年她的作品《情人》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这部小说的主题便是杜拉斯在其他作品中也不断重复的“痛苦的爱情”

①。而张爱玲作品中苍凉的爱情更不能不说是以痛苦为代价。杨燕翎,尹佳鑫两位研究者在《张爱玲与杜拉斯创作中悲剧意识产生原因探析》一文中从个体生命体验和社会环境影响两个方面,探讨两位女作家悲剧意识产生的原因,得出作家的个人创作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结论。两位学者的研究从那个角度来说已经很到位。本文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从外视野角度解读及对比张爱玲及杜拉斯悲剧情感观的异同及成因。同时，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解读出张爱玲及杜拉斯的悲剧情感观在文本中的显现。两位生长在不同国度的女作家却有着如此相似的悲剧情感观。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比论证。

一、童年生活相似的悲剧性

张爱玲生于没落官宦人家。父亲是一位遗少型的花花公子。父母不和,最后父母离了婚。母亲抛下幼小的张爱玲独自去法留学。把张爱玲留在了荒淫的父亲及冷漠的继母身边。可以想象，一位遗少的父亲给予孩子的是怎样的束缚性质的教育。再加上继母的冷落，母爱的缺失，张爱玲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的伤害，于是，潜意思中，她生成了一种反叛心态。这些，在她的作品里很有体现。她在作品里塑造的一批形象猥琐，品格低下的男人便是证据。在小说《金锁记》中，七巧便是在母爱缺失的环境中长大。而七巧的女儿长白则有一个已经疯狂的变态的母亲。

①余杰：《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外国文学动态, Recent Developments , 1997年03期

这些，都跟张爱玲深深的体会到母爱的冷漠与脆弱有很大的关联。

杜拉斯童年丧父,母爱的缺失以及长期贫困的生活和令人窒息的绝望深深影响了杜拉斯今后的创作。她整个童年时代和大部分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印度支那度过的, 18岁时才回法国定居巴黎。一位流浪的国民，一个没有受到关注的少女，一个破碎贫困的家庭，这些成为促使杜拉斯悲剧情感观成型的重要动因。在作品《情人》中，那个瘦弱的法国小女孩不用说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她与那位中国情人疯狂的性爱过程正是源自于杜拉斯的幼年缺位的性教育。由此可观，两位作家都是因为童年的不幸福的家庭生活而塑造起自己的悲剧情感观。在两位作家的作品中，全是满目的创伤，伤害与苍凉。总有那么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凉意味。

二、生活的颠沛动荡

张爱玲在经历家庭动荡后，曾离家出走。此后，她努力的学习，成绩优异。可她上大学的经历却颇为不顺利。本该到英国国念书的她却因为战争的缘故不得不到香港念书，可悲的是，战争却使得她没有念完大学。书因为战争而没有念清净，且从小心中便埋下悲剧种子的张爱玲更加的显得悲观了。而这些所有的动荡都在她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如《倾城之恋》中那对在战火之中仓促抓住对方的情侣便透着一股悲剧的苍凉。

杜拉斯的生活更不用说是不安定的，况且，从小在印度长大的她心里充满了不安全感。生活的颠沛使人更容易感怀悲悯身世。杜拉斯的作品几乎全部带有自传性质。她的那种随处可见的“痛苦的爱情”的主题便证明了动荡的生活使她的心中更添了几种悲悯因素。

三、文本中的悲剧情感观

爱情是杜拉斯作品中不变的主题。她以一种执着的姿态想要去发见一种真正的绝对的爱。而出现在作品中的爱却似乎已经变了形。她以一种更加具有毁灭性的焚烧的姿态出现。在《情人》里,爱情似乎完全被性爱、肉欲所取代。她的焚烧的爱使得她认定“他应该知道,像这样的爱情,情深似海,今生今世不可能再有第二次。”②这样的爱情观使得作者笔下的爱均带有这种具有毁灭性的特点。不是毁灭自己，便是毁灭别人来成全自己的毁灭。从而，这样的爱最终只能走向一个已经固定不变的结局。这样决绝的爱，这样强势的爱结局只能是焚烧到尽头后的

②Marguerite Duras,l’Amant de la Chine duNord,Gallimard, 1991, p.122.

灰飞烟灭。因此，杜拉斯追求的爱是纯净而纯粹的爱，这样的爱只能是悲剧的。

张爱玲的爱情观也有着深刻的悲剧性。《金锁记》中的女主角曹七巧本是一个天真活泼健康的女孩儿，她以为嫁到姜家会有幸福的希望，谁知道等待她的是一个身患重病而瘫痪在床的猥琐丈夫。这样的丈夫与一个健康女孩的期望是完全不符合的。然而七巧并没有马上绝望，她把可能的爱情寄托在小叔子季泽身上。然而，直至分家她的爱情愿望仍然没有得到实现。分家之后，七巧又亲手把自己的爱情扼杀在萌芽状态。现在的她，已经被黄金的枷锁牢牢套住，爱情对她来讲成了奢侈的东西，而她也因为害怕似乎已到手的自由（至少是支配金钱）被季泽一并骗走。这样的爱情观是悲剧的，七巧像是一只怯于扑火的飞蛾，只得在离火焰一寸之处被冻死。飞蛾扑火的毁灭是不幸的，可是，比起欲扑火而仅止于观望的飞蛾来说，被冻死无疑是更加悲剧的结局。

两种爱情的悲观结局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相似之处的。首先，她们毫无疑问的是悲剧。杜拉斯的《情人》两人相爱的结局是毁灭，《金锁记》里，两人相爱的结局却是苍凉的毁灭。

然而，两种悲剧的表现形式却又是各不相同的，在《情人》中，通往毁灭的道路是疯狂的性爱。在《金锁记》中，通往悲剧的道路是无望的等待与忍耐。悲剧道路的不同，是因为作者们身处的环境及所受的教育不同。张爱玲从小受着旧礼教的严重束缚，而杜拉斯却从小缺失这性的教育。就文化背景而言，张爱玲的作品在中国的小说界已经算很露骨，很大胆。而对于杜拉斯来说，这只是真实的表现了她的爱情观，她并不需要对此负责，也不需要对此感到羞耻。然而，两种悲剧的道路无疑是殊途同归的，最终都归依于爱情的毁灭及灵魂的无法救赎。

四、无可救赎的悲剧命运

作为一名西方作家，杜拉斯的作品里极少提到上帝。宗教对她的影响很小。她作品中的主人公没有上帝来救赎。假如她的作品中存在一个救赎的“上帝”，那么这个上帝只是性。性完成了她作品中人物的暂时解脱之路，然而，在暂时的解脱之后又是更深的沉沦。直到心破碎掉，而无法阻止的伤痛来袭。杜拉斯不用神来压制自己笔下的人物，或者说她自己。她傲视法国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们，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她给予她的作品最强的表现力。因而那些悲剧也就被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