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20080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甘肃省电大武威电大分校赵静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以对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传达了对个体生命的生存寂寞、生存痛苦、生存恐怖的深刻感悟和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并由此标示出一种苍凉悲怆的审美风格。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是在生命中苦苦挣扎着，但终不免一个悲剧性的命运。

她对小说故事性的高度重视,摆脱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强加在小说身上的重荷,体现了对小说这种文体的充分尊重。

本文就从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表现的几个着眼点：情爱关系、人性的探索、人生的体验、悲观忧伤的结局，以及悲剧意识根源进行阐述，力指导现实的人少生私寡欲，少谋个人私利，多贡献于社会。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张爱玲(1917---1995)，河北丰润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并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

其小说创作是现代文学的巨大收获。

其文学成就创造了写实小说的新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一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

由于张爱玲的童年家庭的不幸和她对这个家庭的憎恨又使她的作品的整体染上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以及清醒的没落感，她笔下的那些女性大多是悲剧性人物。

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在其作品中刻画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其中女性人物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女人的命运无一不是悲剧性的。

她为女性文学掀开了女性心狱充满疮痍的一角，由此构成了她小说的苍凉、婉哀、惨伤的风格。

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独特精神个性、人生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不平凡的没落贵族家世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使她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和大悲，喧闹和孤寂，铸成了她悲观的作家气质。

使她对人生既抱有热情而荒谬的幻想，但更多的是悲剧意义上的洞察，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的悲剧基调。

张爱玲独特的美学观彰显其与从不同的悲剧思想意识底蕴，作品中蕴涵的苍凉意味，在人性主题上凸现无遗。

撇开一切浮在表面的东西，可以无可退避地看到赤裸裸的人性的本质——生存，其间人性的其他成分便屡次出演了一幕幕苍凉的人间悲剧，即作品中的悲剧意识。

一、什么是“悲剧意识”悲剧意识即是当人类意识到自身个体的短促性，渺小性，悲剧性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个体的孤独感，价值的空没感，生命的无奈感。

一个人的生命本来就是一场悲剧，不是么？人生一世，草木一春。

短短数十载，如白驹过隙，转眼间你就从一个天真健壮的孩童变成了濒临死亡的老人，当你还在追忆自己当年青春艳丽的容颜，恋人海枯石烂的誓言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自己的生命已将走向终点，所有的悲欢离合，爱恨情愁都将随着你心脏跳动的停止而离你远去。

你将化为一掊黄土，或是尘埃，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将永远的不复存在，彻底的湮没在悠悠天地，茫茫宇宙中，无法重现，无法转生。

这不就是一个悲剧么？但是新生小说巨匠张爱玲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她认为软弱的凡人、小人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她在悲剧世界里写一切平凡的、庸俗的、甚至是委琐的小人物，苍凉而更深长回味，她以人生的安稳作底子来描写人生的起落飞扬。

张爱玲，其独特的美学观决定了作品的悲剧意识——从未中止过对悲剧的弥合，对这个悲剧的超越。

以这种悲剧意识鞭策自己，在对这个悲剧的一次次超越中去领悟和感受生命的真谛，去提高自己的境界。

二、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表现的几个着眼点在许多人的眼中，张爱玲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人物，她的出身，她的婚姻，她的一切，在她的读者眼中都堪称传奇。

她善于编撰故事，在许多出奇制胜的故事里一点一点的透露她的彻悟和悲凉，她的作品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悲剧色彩。

《倾城之恋》如此，《红玫瑰和白玫瑰》如此，《金锁记》更是如此。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

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

她的小说中有一种悲凉的阴气在环绕、弥漫。

着眼点一：情爱关系的描写“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在张爱玲笔下男女之间毫无真情，在玩着所谓的“爱情”的游戏，进行着玩世不恭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

《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二十岁上离了婚，无奈回到娘家，七八年后成了兄嫂的眼中钉。

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范柳原的存在，父亲过世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父亲的遗产，但作为私生子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

范柳原和白流苏两个旧家庭的弃儿，一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剂，一个是为了物质的需求，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他们好上了，但不打算结婚。

他们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

他们并不是真心相爱，只是在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但香港这座城市的沦陷成全了他们，在倾毁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文明的毁灭，他们的感情才有了一点真情，情与爱成了虚无的承诺。

这多少让人有些悲哀，倘若没有战争，柳原和流苏将依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慢慢前行，他们谁都不愿为了对方付出真心，按着先前的生活轨迹一路走下去。

表面上看来是丰足的，内心却是空白的。

一场战争改变了一切，但如果是为了成就这样一段爱情，代价未免太大了，感觉这故事像一个有着完满结局但透着悲凉的成人童话。

白流苏虽然费尽周折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猎物范柳原，成功地逃离了家庭，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自己作品中常有的悲凉感。

白流苏虽逃出了狼窝，但又落入了虎口，因为她得到的婚姻只是一座没有爱情的空城，而这座空城的获得也仅仅是因为战争的成全，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

虽然战争加快和简化了许多人正式成婚的速度，但是作者心里最明白，这种婚姻肯定是靠不住的。

张爱玲的小说写的很多是男女爱情，但却没有一桩健康的爱情。

《心经》中的许小寒，她有一种变态的恋父情结，嫉妒母亲占有了父亲。

张爱玲借小寒的形象宣泄了自己积郁在心灵底层的强烈恋父与自恋情结，并且从小寒不顾一切地追逐与毁灭一切的抉择中汲取慰藉以填补心中永远的缺失。

提醒自己这样的爱情即使在虚构中也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张爱玲通过虚构的故事自我救赎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毁灭的过程，悲剧意识萦绕盘桓。

着眼点二：人性的探索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最主要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

壮烈只是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她用她那犀利的笔触揭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仿佛触摸到了人灵魂深处丑陋的一角。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语）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还体现在对人生世界生命命运的体验上，她的小说处处渗透着一个失落者的人生感悟，“痛苦”仿佛是人生世界的永恒主题。

过早接触人生苦难的她，处处感到生存威胁的她，用一种近似妄想者的眼光看世界，使得她笔下的世界荒诞而畸形，整个世界在某种欲望的诱惑下，弥漫着生之困扰和恐慌。

张爱玲执着写作真实的人性，她的作品中常常充满了对旧上海遗老家庭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描写。

张爱玲作品中把腐朽文化、欲念对人性化展示的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金锁记》。

《金锁记》的故事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上半部分写姜家二奶奶曹七巧所嫁的夫家大家庭生活以及她和丈夫的弟弟姜季泽之间的所谓的“爱情”。

下半部分则研究了曹七巧下半生的生活，小说着重描述了她因为孤寂而疯狂，又因疯狂而做出的种种变态行为，她一手炮制了两个女性（女儿长安与儿媳芝寿）的悲剧，并将儿子长白折磨成了“变形的人”。

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金钱，不得不侍侯一个残废男子，牺牲了自己的青春，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遭遇了很大折磨。

对于没有爱情的曹七巧而言，当人生所有的欲望遭遇破产时，金钱便成了她活着的唯一支柱和理由，她的身上只剩下了沉重的黄金枷锁，而她自己也就成了一出彻底的悲剧。

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一切。

曹七巧的丈夫和婆婆都魂归西天，她分到家产后，本来已经对爱情失望的她发现所谓的爱情是假的，现实让七巧觉得十分恐惧和绝望，倘若联结她与人生的唯一的东西——金钱失去了，那她的人生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个时候的她只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

但是到了故事的下半部分，她却完全成了一个极度变态的疯子，一个压制着正当情感的非人。

但她终究还是个承受不起情欲的人，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也无法容忍儿女们的生命乐趣、儿女的幸福，她嫉妒所有人的和睦婚姻，并亲手扼杀了儿子女儿的爱情和家庭。

女儿长安是七巧畸形生活的第一个牺牲品，七巧用她满蘸着残忍的手策划了长安的人生悲剧。

用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割断了儿女的婚姻。

她在这种折磨下，不仅毁掉了自己的生命，还拉上子女作为自己的陪葬品，七巧的变态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长安是不幸的，七巧也是不幸的，她这样的丧失了母性的母亲只是徒具形式的母亲，是可悲可悯的。

张爱玲借小说人物之口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那些封建遗老家族生活的罪恶，围绕着欲望揭示了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性心理暗角：没有爱情的婚姻、脆弱不堪的生命。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渺小苍白，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质朴的心，没有憨厚的性格。

他们在金钱物欲、性欲情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丑恶恐怖，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

张爱玲善于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的丑恶，人的不可靠。

张爱玲笔下各种类型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上流人物，一旦撕开虚伪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虚伪。

《红玫瑰和白玫瑰》中的男主人公佟振保是一个事业有成，孝顺母亲，提拔兄弟，办事认真，待友热忱的青年。

他先后爱过两个女人，振保在英国留学时认识的初恋女孩玫瑰是个混血女孩，从小生长在国外，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便认为她天真、傻。

后来，振保又恋上了朋友的妻子娇蕊，可当娇蕊爱上了振保要与丈夫离婚时，振保却怯懦的要死，连那个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都“像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

”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红玫瑰和白玫瑰》张爱玲原著）他怕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

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逼迫下，他退缩了，他不愿“堕落”下去，他要做一个“好人”。

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在恶的本质上裹着善的外衣。

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一层层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他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又变态，自私又好色的一面，展现了一个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张爱玲以其幽绵的笔触及其独特的构思为我们营造了一种回旋含蓄的意境，在这种意境的烘托之下，用一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老练之至的语言，将各种复杂微妙的的心理，敏锐的摄于笔端，真正应了古人的“缀万物于笔端”的绝妙，构筑了一曲绵延悠长的永恒传奇。

着眼点三：人生体验的映照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还表现在对人生世界，生命命运的体验和观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