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现代作家张爱玲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显赫的家世、不幸的婚姻和坎坷的经历，给她的一生蒙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家庭变故铸就了她复杂的心理世界和孤僻的性格，感情受挫对人性、历史和现实的悲观又促成了她独特的悲剧创作观，因此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多以悲剧爱情故事为题材，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摘要：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张爱玲的悲剧创作意识源于她的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多以悲剧爱情故事为题材，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张爱玲的悲剧创作意识源于她的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她在小说中，塑造的风格美艳而苍凉，笔触深刻而冷峻，塑造的女性人物总是弥漫着一种悲凉、阴暗的气息，她们蛰居在传统男权的阴影之下，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都源自于张爱玲自己悲剧人生的感悟，塑造的悲剧女性形象有三种：一种是受封建枷锁束缚的女性，一种是物欲与道德挤压下灵魂扭曲的女性，另一种则是由于自身性格缺陷和软弱酿成悲剧的女性。

一、苍凉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的作品有着淡漠的贫血和感伤的情调”。 [1]胡兰成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张爱玲的小说，刻画了一个个残酷而悲凉的人物形象，苍凉是小说的底色，作品始终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这种苍凉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弥漫浓厚悲剧色彩的主题思想

张爱玲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一面”的高手。她说：“如果我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她的威胁来自于生活，张爱玲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善于窥探社会，把握世情，因此揭露人性成了小说的主题。而在那个年代，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富少、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虚伪。因此她笔下这些揭露人性为主题的小说，必然成为悲剧小说。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的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带着西方的文明回到封建道德圈里，与朋友的

妻恋上，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要做一个“好人”，因此把“真人”隐蔽起来，用打妻子来发泄他的冷酷、变态，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张爱玲用冷嘲热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的面纱”，露出了他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人的心理阴暗面，这篇小说也成为悲剧性的主题。

2.以悲剧爱情和婚姻故事为选材

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张爱玲是窥探社会矛盾的小说家，她乐于立足于平凡的生活中，选择世俗的恋情和婚姻作为小说选材。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张爱玲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摩擦、摸索、闪避，她在作品中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所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世俗的一面。爱情本是浪漫的，然而悲剧却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在当时新文化抨击的旧社会里，爱情成为奢侈品。爱情这件“华丽的外袍”，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便有了“爬满了虱子”的尴尬。《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剧人物，她编织过美丽的爱情梦，却为求金钱迫嫁，无爱的婚姻扭曲了她的灵魂，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劈杀了几个人，儿女的幸福也被她亲手毁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想要追求爱情，但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环境中，婚姻成了她的生活保障，恋爱不过是实现保障的手段，她选择的不是恋人，而是一张“长期饭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男权社会里将一生系于男人的浮萍，她想要幸福婚姻，却将幸福理解为锁住男人。这些女性的爱情悲剧都是社会促成的。她们或成了遗老家庭里的一种牺牲品，或成了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最好的就像白流苏一样为了生存成为“长期卖淫”的情人。在这个封建思想和新文化冲击的时代，女性内心渴望爱情的解放，却又无力抗拒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她们心里对爱情的一抹希望之光，最终被社会巨大的黑暗吞噬。张爱玲就是以这样的爱情悲剧为题材，揭示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世俗面。

3. 悲凉语言渲染的悲凉氛围

张爱玲的小说，比喻奇巧，色彩运用诡异，善于运用独特的想象创造小说氛围。在语言上，她的小说“一是制造氛围的手腕高，二是‘凉’字用得多，读来有一种忧郁感”；在意象使用上，张爱玲常用月亮、玫瑰、绣在屏风上的鸟等悲凉的意象，来引发人们对小说人物命运的思考。《金锁记》中写曹七巧和儿子长白抽大烟的晚上,“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地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4]p168 七巧也像月亮一样,戴着狰狞的脸谱,毫无母性,不怀好意地向儿子刺探儿媳的隐私。张爱玲通过对月亮的变形描写,更为深

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变态心理。作品中，张爱玲也善于用象征手法预示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沉香屑—第二炉香》中, 天真的愫细在新婚之夜被罗杰正常而普通的热情吓得连夜逃回娘家，结果弄得满城风雨，罗杰因此而发疯。在小说开始，作者就已借“牵牛花”这一意象预示了罗杰的命运：“愫细采了一朵深蓝色的牵牛花, 向花心吹了一口气……愫细每逢感情冲动时, 往往能够幻想她们是这朵牵牛花的颜色。她又吹吹那朵花, 笑一笑, 把它放在手心里, 两只手拍了一下, 把花压扁了。”[4]214“深蓝色的牵牛花”, 在愫细的潜意识里就是罗杰的化身。她微笑着“压扁”它, 已经早早地决定了罗杰的命运。

读张爱玲的小说，苍凉的语言氛围总是让人陷入沉闷的悲凉，象征性的意象却又让读者感慨人生。“张爱玲是一个感受性的作家”，她将她创作的悲剧意识注入文学，以悲凉的语言和苍凉的意象表现出来，形成了小说的苍凉的艺术特色。

二、悲剧意识形成的深刻原因

张爱玲悲剧性的创作意识，源于她人生的不幸命运。她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却有着不幸的童年生活；她大胆追求爱情，却偏偏拥有两段离幸福遥远的婚姻，自身的种种不幸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造就了她的悲剧性创作意识。

1.家庭经历的影响

张爱玲出身在名门贵族，但其祖父的煊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张爱玲的童年也因此分裂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整个儿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父亲另娶了太太，这更使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敏感的张爱玲从小就在高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惨的生活，咀嚼了人世的沧桑，世态的炎凉。缺失的母爱、后母的虐待、父亲的狂暴，让她深深体会到人生的阴暗与悲哀，也逐渐孵化出张爱玲孤僻和冷淡的性格。“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张爱玲因了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5] P179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给她太多的苦楚和悲伤，形成了她自立于人世的态度，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父母的不幸婚姻，引发她对婚姻的消极态度，她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苦涩的，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另一方面，张爱玲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让她有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鉴赏能力。封建家庭的衰败腐朽，使她对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有了较深切的体悟，世态人情的炎凉、无奈与哀伤，也深深刺伤了她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