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问题访谈录

第十六章中国经济问题访谈录一、大面积地出售国有资产令国民经济再添活力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以及因此而引致的投资膨胀、通货膨胀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而且经济增长愈快，愈暴露中国企业体制性问题的严重。

如何令国企成功地转轨，遂成为中国领导人、中外学者关心的问题。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讲师肖耿对此亦有他的看法，他认为现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是一个存量性质的问题，是由于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现的资产与负债失衡所引致。

（一）债务急增，资产流失。

据他的分析，债务责任包括以下各种：1、国有银行中的所有存款；2、国有职工的退休金、医疗、住房及失业补助；3、对贫穷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及一般的社会保险；4、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的支出；5、建设有效政府、警察、法律、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开支；6、教育及科研开发的开支。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却因种种原因而要面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其中的原因有：1、贪污腐败、私分国有资产；2、由于对市场运作不熟造成政策错误，并因此引致资产流失；3、国有企业、银行经营不善所引致的亏损；4、相对价格变化（如汇率）；5、宏观经济不稳定所造成的资产损失；6、低价出售国有资产。

（二）中国赤字乃存量性质赤字肖耿进一步解释，一般的财赤问题属流量的问题，是政府开支与税收间的差别，这类问题世界任何政府均要面对。

但中国的问题则是一个存量的问题，是资产性质的赤字，即政府负债与国有资产的差异。

他认为，由于负债增加、资产减少，令存量问题暴露为流量问题。

至于要弥补资产性赤字问题，方法不外乎以下几种：1、发行货币；2、发行内外债；3、增加税收；4、让国有资产在所有权改造过程中升值。

而肖耿认为应该重点考虑的是第四点建议。

对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他认为要看下列三个条件。

首要的是政治、经济及社会的稳定，令各项政策得以落实；第二是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令政府有足够的偿债能力；第三是所有制改革的展开，解决资产负债失衡的问题。

从中可以看出，所有制改革能否顺利完成，对经济转型及偿还债务均起关键影响。

（三）国家在“搭便车”中获利那么，在肖耿眼中，产权改革能否成功又受些什么因素影响？他指出，这同样依赖于以下几方面：1、在产权改革后，国家只可持少数股权（如三成）；2、在改革中，因资产升值，国家可获利，即“搭便车”的概念；3、产权改革必须于一定时期内，在各行业全面开展，以完成经济的根本转型；4、私有财产拥有足够购买力去购买国有资产。

针对第四点，肖耿指出，国有资产在中国整体经济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九成降至1991年的六成，而私人长期固定资产总量则由1978年的微不足道比例增至1991年的三成多，可见私人资本增长迅速，有实力购下国有资产。

因此，国家完全可将在国营企业中所占的资产大比例地卖给私人，只留下小部分（如三成），并同时开放出管理权，不再干预企业的经济行为，更在一定时期内全面推行该政策，令整个经济变成由私人资本所主导；借此可释放出生产力，提高效益，令经济持续增长。

由于经济增长，国家所保留的小比例股权亦会升值，最终令国家的偿债能力得以提高。

（四）国企大规模破产非常危险至于另外两个讨论热点，即国企破产及失业问题，肖耿的看法是：在现行体制下，小面积的破产无实际作用，但大面积破产则令庞大的隐性债务转为显性；最终结果必然是国家财政的破产，这样做，后果非常危险。

至于失业人口的问题，他认为可以分两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这是一个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二部分则是国企职工。

国企职业与国家之间几十年来形成一种默契，职工是不会被“炒”的，因此职工的失业金、房屋津贴亦可看成是国家的债务之一。

他相信，只要裁减冗员后的国企能提高生产效益，私人资本仍是有兴趣收购这些国企，以至承担它们的债务。

事实上，肖耿对国企能否找到买家是抱乐观态度的。

他的理由是，只要所有制转换成功，在新的市场经济中，国企的潜力非常之大。

因此在预期效益及经营状况可以在制度转换后获得释放的前提下，私人资本对收购国企应该感到兴趣，而最起码的是，大部分国企所拥有的土地都是有不菲的价值的。

国企改革能否成功，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执政者能否制订出合适的政策。

肖耿认为，好的政策应该有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有效地控制通胀；其次是根本地＼大面积地改革企业的经营机制；最后是继续鼓励非国有企业的增长。

总体上，肖耿对这方面的中国改革前景，中长期而言是抱乐观态度的。

他认为，第一，在新一代的领导人中，对下决心进行改革容易取得共识。

第二，国际间对中国经济改革非常留意，令中国领导人得到不少外国专家的分析研究，以作参考。

第三，外国投资者持续对来华投资感兴趣。

第四，非国有经济于过去十年取得的增长。

不少报道指出，1995年是中国经济改革闯硬关的一年，要闯的就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这一关。

谨希望肖耿所抱的乐观态度最后得到事实的支持，为中国国有经济长久以来的低效率找到出路。

摘自《当代月刊》1994年11月15日二、出口概念应有所改变从前是出口概念，如今该是进口概念，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助理教授肖耿说。

中国加入世贸谈判仍在进行，与美国之外，又与欧洲联盟谈判。

中国加入世贸势在必行。

肖耿观此形势，认为中国这次所作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比较根本的。

当今中国领导人对事情想得很透彻：中国开放对中国的冲击、中国将要承担的责任、对西方的意义等等。

根本原因是：中国只有按国际惯例才能搞活经济。

正因为要融合到国际经济里去，我们整个概念都得改变，以前是出口概念，如今该是进口概念了。

中国内地得这么想，香港也得这么想；当官的和老百姓都得想通。

肖耿说。

开放市场最根本的目的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本地的竞争能力。

从前人们害怕：进口比出口多，岂不是引狼入室，让自己的工业不好过，工人的饭碗被抢去？肖耿否定这种通常的看法。

他拿美国的例子来说，今天，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之冠；物价之廉宜也是世界之冠；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在美国；失业率最低之际，恰恰正是进口最多之时。

美国从前也是强调出口的，后来意识到，进口越多，东西便越便宜，人们纵使工资不高，也愿意上班。

成本便宜了，竞争力不就提高了吗？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也就相应地提高了吗？肖耿说，全球经济一体化后，进口多并不表示中国的民族工业要垮了。

看看现在，中国的一些企业如洗衣机、电冰箱，都很有竞争力，老百姓都愿意买。

肖耿说，中国产品质量将越来越好，服务亦然。

中国不怕竞争，因为中国人多，且聪明。

现在中国落后，就应多吸收别人的东西，就是多进口，不要拼命出口。

例如农业，中国无疑是可以自己生产的，但农产品成本高，卖不出去又要烂掉。

若进口的话，把外国的农产品与中国的农产品联系起来，价格便可稳定。

中国的土地又可保养起来，储存粮食。

就算他日遭外国制裁，中国也可自己生产。

石油的情况也一样，先把自己的油埋在地下，让外国油进口。

中国内地的领导人看到这形势了，香港也得看到这形势。

肖耿说，内地若加入世贸，总对香港有益。

毕竟内地开放，香港可做的事肯定很多。

然而香港必须意识到竞争压力相对地会更大。

香港也必须看重进口，否则内地的开放，得益的只会是外国公司。

肖耿说，香港地方小，没什么条件，没什么强项。

香港的强项是从政治到法律到整个市场架构都较健全。

然而，若中国加入世贸，引进外国的服务业等种种之后，内地与香港的差距缩小，对香港便造成压力。

关键是香港要与内地真正融合，要吸引人才，逐渐把生产成本降低。

方法是帮助广东建设，帮助珠江三角洲建设，而香港则作为一个窗口，作为联络点。

这样，香港人的生活水平没有下降，成本却可减低。

此外，更可吸引外国公司来港开设总部，香港的楼宇才真正有出路。

如今楼价仍然这么高，整个经济又不稳定，失业率又高，什么也做不了。

虽说经过金融风暴，香港的物价和楼价都有所调整。

但仍未达到可以提高竞争力的水平。

简单如牛奶，香港的就比美国的贵五倍之多。

目前香港物价的调整，只是私人调整而已。

楼价降，市民生活并未下降，生意人还可赚更多。

按上述这条路走，香港可能控制整个华南地区。

就是说，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要比过去更密切，否则香港没法提高竞争力，肖耿呼吁还要多修路，让香港与深圳一带往来更易。

说到高科技，肖耿认为香港也该与深圳合作。

深圳有家公司，一年内招聘了三千名大学生，香港哪一家企业可以这样做？目前香港的成本高，就要与深圳合作搞高科技，高科技是买不来的，要一整套教育制度、整套制造业、产业支持。

香港就要靠内地来支持。

美国的高科技有国防工业支持，香港哪有国防？上海作为长江的龙头，可发展高科技。

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已开始在上海设厂了。

香港太小，怎容得下这么庞大的跨国企业？香港一定要有秩序地在珠江三角洲建设，努力成为南中国的龙头。

至于中介人的角色，肖耿说，内地这么大，即使今后很多外国公司可直接与之交易，也需要中介人，问题是谁来继续当这个中介人，是香港还是上海？关键是看成本？如果成本高，就像日本人，赚很多钱，但生活质量不高，很艰苦，什么东西都买不到。

应当注意到和了解到香港有条件与广东一带融合是香港的优势，是不会如日本那样的。

肖耿说香港有的社会精英已看到了问题所在，惟仍未成为主流。

政府官员也未有意识到这问题的重要性。

二十年后，香港与上海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如果没有与深圳的边界，香港怎样与上海竞争？如果没有那边界，才真正是竞争。

摘自《大公报》1999年5月6日三、人民币不贬值、金融须大胆改革肖耿博士开门见山地对本报记者说，人民币在短期内不但不会贬值，而且有升值压力。

分析人民币走势，最重要是看大陆目前的经济结构。

其实，大陆经济已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是国营企业，另一是三资企业。

后一部分在五、六年内发展相当迅速。

人民币贬值对国营企业的出口或许有一点帮助。

但国营企业基本上已无药可救。

不值得去冒这个险。

三资企业才是中国经济希望之所在，人民币贬值对三资企业并无实质帮助，反而可能有负面影响。

因此，从大陆的经济结构分析看来，人民币并无贬值的需要。

只要让企业有更大的自由度保留及使用外汇，已足以解决人民币币值面对的压力。

外资进入大陆的数额，每年约达到三百亿美元，相当于全部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百分之四十。

这些外资进入中国，投资于东南沿海的企业和基础设施；在中国最先进地区、引进最先进制度和技术、建立了最先进的企业。

三资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部分。

它们享受优惠政策，最初有自己的外汇帐户，可以在大陆使用美元和港币。

国内贸易和国营企业则使用人民币。

两种货币体系通过外汇调剂市场的浮动汇率相连。

实际上在大陆出现了“一国两币”的现象。

但九四年实行结汇制度后，企业必须把外汇卖给国家银行，银行再依规定售汇给企业，政府负责维持固定汇率。

虽然外汇储备逐年增加，但对通胀也造成巨大压力。

因为每增加一美元外汇储备。

中央银行必须增发与其等价的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