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
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思考的: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西欧,但是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绝对是不落后的,因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历史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中得出一下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也是从历史的发展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一个回答。
回顾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的科学技术繁荣的时期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宋元时期。
这三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都处于比较动荡的时代,中央集权不是很明显,学术活动相对自由,没有所谓的学术专制和学术霸权。
反之在相对文化比较专制和集权的朝代科学技术相对不是很繁荣。
鉴于此我从内应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李约瑟难题。
内因:一、中国封建朝代长期的文化、思想专制导致了思想文化的保守、缺乏创新。
这种情况在明清尤为显著,主要是在明清两个朝代儒家思想上升为政治,对广大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文化上的专制,儒家更多的时候关注的是人际关系,而且提倡中庸的思想,而明清时的儒家已不再是儒家最初时的那种思想,众多的士人为了功名将圣人之言绝对化、僵化,上升为宗教式的崇拜,而在儒家不占主导的时代,各种思想交相融合,也同时催生了科学技术,先秦和魏晋时期莫不如此,儒家思想向来重视德育,轻视技术,在后代儒家更是成为了儒教。
二、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农抑伤商的政策,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使得中国人缺乏创新的欲望和动力,古代的中国发明也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很多的研究就是为了满足农耕生活的需要,反之欧洲众多科学技术的出现也是建立在商业文明的基础上。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的? 中国在16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非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是由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的。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
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
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
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中国学者曾邦哲20世纪80-90年代考察中国与欧洲,提出了一个近现代西方科学、工业革命与现代艺术是建立在中国科技、文化、体制与思想的成果基础上,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成就同样不会有近现代西方文明,所谓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其实形成的是一种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还是已经融合了东方尤其中华文明的精华之后形成的一种地球文明-紫色文明的全球文化模式。
看待李约瑟难题

看待李约瑟难题中国科技史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李约瑟难题的重要性。
那就是如何解释,在人类历史漫漫5000年中,古代的中国,有一段非常辉煌的科学技术史,可是在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西方。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给我们提出中国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发展的难题。
下面是我们小组对李约瑟难题的见解。
一、在经济体制方面。
明前期,关口仍然对外开放,因此东西方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频繁,但明朝经济上仍以农业经济为主,也就是自然经济。
而此时,西方已经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与扩张成为西方各个大国的目标与理想,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得到满足,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雍正帝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打击商业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在摇篮里。
1840年后,经济体制就变成小农经济和初期资本主义。
1.海上贸易的衰落。
明朝开始闭关锁国,减少海上贸易。
明世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鼎盛时期划上句号。
从此中国的海航开始衰落。
到清朝时,每年海上只有200来艘渔船。
唐宋时期因为海上贸易发达,与国外的交流甚多,经济文化发达。
而明清时期则因为闭关锁国,导致了科技的落后,中国开始迅速落在世界之后。
2.生产力的压抑。
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出现雇佣的形式。
然而在明末,郑成功起义,加上清兵入关,战争迅速打压了资本主义萌芽。
雍正时期采取重重措施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得不到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生产力受挫,生产关系也得不到发展。
因此经济体制也没有能迅速从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科技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政治体制方面,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科技继续发展。
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支持和正确的科技政策。
1.我国封建专制制度一贯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以农为本,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历史讨论-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论的描述。
第一段是: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研究这个问题的前提是确定近代科学产生的根源。
我认为近代科学的基础是哲学和数学,哲学用来为探索提供假设,而数学则是实现探索的工具,这两者缺一不可。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数学、近代哲学以及近代科学的最重要的发展时期都开始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以我们需要研究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实质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在复兴希腊古典文化的名义下发起的弘扬资产阶级思想和和文化的运动,而且这场运动的直接导致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历史上文艺复兴衔接了中世纪和近代社会。
在肯定了文艺复兴的重大意义后,我们需要对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文艺复兴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如果引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的理论,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依赖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土地私有化以及原始积累。
欧洲的土地私有化运动以及特权阶级的原始积累直接导致最原始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产生,这其中更精确的部分又包括,大量农村人口的闲置,剥夺农民生产资料导致无法自给自足生产,导致主要市场的产生,手工加工作坊的建立等等。
总的来说,如果从历史的归纳中研究,我认为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因素(在这里为了重点考虑差异,先不考虑古典科学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产生。
然而,与欧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同时期的中国却是另外的情形。
中国正处于稳固的中央集权统治下,皇权直接控制全国土地和人口,最广大的民众是自耕农民,日用品对于他们来说是自产自销,而特权阶级的奢侈品却占商品的很大分量,本身发展空间有限,所以从当时的情况分析,虽然中国在生产力上已经具备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但是价值的流通方式却无法达到其产生的其他条件。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著名科学史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至今还困扰着众多科学史工作者的难题,那就是:为什么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也就是说,一句话,曾经领先世界各国几百年上千年的中国科技,中国文明在近代为什么又落后于西方,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中国光辉灿烂的5000年文明造就了辉煌的成就,古代的四大发明,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曾造福于全世界,推动了全人类历史的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这样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为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物质基础,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有利于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帮助资产阶级去战胜封建贵族;指南针的出现使得欧洲的航海家有可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资产阶级奠定了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除此之外,中国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
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而到了近代,西方在科学技术方面得成就远远超过了中国,三次科技革命区区一二百年,取得的成就却比历史上所有时间里取得的成就加起来还要多。
下面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第一,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科学知识不能积累和系统化,并且上升为理论并广泛传播。
科学知识如天文知识只为统治者服务,而诸多发明只是父子相传,不能形成社会共有的科学知识。
社会不重视科技,认为是雕虫小技,不屑于学习。
不仅科学知识不能普及,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也不能蔚然成风。
何况,古代中国的许多发明创造只是技术成果,而不等于古代的中国社会具备了科学的环境,即具备主动调节和实现科学发明的健全机制与文化环境。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在西方科技发展史中,曾经提出过许多重大的“难题”和“猜想”,比如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等等,对于这些“难题”和“猜想”的攻克,往往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某一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其影响甚至超过某一学科本身。
“李约瑟难题”同样也是这类问题之一,自李约瑟提出之后,全世界的专家和学者都非常重视。
一、“李约瑟难题”的概述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中,李约瑟博士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
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0.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大的距离呢,这使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
实际上李约瑟早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就提出了这一问题。
1976年,美国的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正式地将这一问题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本人不仅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那么“李约瑟难题”具体是怎么表述的呢?“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二、“李约瑟难题”的解答“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我试图从多方面予以解释:(一)制度方面:鼓励制度的缺失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中国的官僚们创造性的举办科举,以此来拉拢杰出的人才来为统治阶级服务,也在客观上消除了他们反抗的隐患。
从科举制度本身上讲,它是一种合理的制度,以至于今天我们参加的种种考试也属于科举的演化,但是关键在于科举考试的内容只是限于四书五经之类,无半点科学与技术。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于19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1]、《中国科学技术史》[2]序言和第一章中分别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提出了问题。
总结一下,此一难题包含两个问题,既: (1)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2)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3]从三十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一系列不同答案来看,其路径主要有四条,一是沿着李约瑟博士的思路走,正面解答;二是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修正,然后解答;三是从中西方科学的本质不同出发解答;四是否定“李约瑟难题”,宣称其为“伪问题”,不论何种方式解答,都不可能找到一个简单明确的答案。
[4]对于“李约瑟难题”我认为应该摒弃偏执极端的观点,辩证解读,既要看到它提出的合理性又要看到狭隘性。
客观公正的研究历史,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探索我国科技发展的规律,从而促进当前我国科技发展。
这才是研究“李约瑟难题”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李约瑟难题”的合理性:1、“李约瑟难题”本身就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李约瑟难题”包括的这两个问题具有内在逻辑联系,不能随意分割。
2、“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是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肯定了中国古代自然知识体系的科学性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的观念中科学技术的舞台上一直都只上演着欧洲文明的独角戏,直到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书的出版,西方人在科技领域唯我独尊的观点才有了缺口。
“李约瑟难题”的狭隘性[5]:1、“李约瑟难题”中对中国科技成就的肯定是有条件的,中世纪时,西方是“黑暗的中世纪”,人类文明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当时东方文明压倒性的优势使他自然地肯定了中国文明的先进性;但是当西方文明发展起来后,他又认为西方文明足以照亮全世界,别的民族的文明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
2、“李约瑟难题”忽略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封建的小农经济,正因为如此,它比较忽略物理学、化学方面的研究而同生产、生活关系密切,是以总结、记述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注重调查研究、注重科学实践活动为特征的,这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一大优点,与同时期沉溺于玄想空谈之中的欧洲经院哲学相比,实在是巨大的进步。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中国作为古代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依靠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天然资源,在公元前一世纪和公元十六世纪,经济和科技水平一直居于世界前列,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也诞生于此。
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下面就这一问题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中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领先的农业实力使我们不需要依靠其它国家的帮助而独立发展,渐渐地这种保守封闭自大的优越感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海上探险之路,这种敢于寻求未知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成为他们所推崇的思想。
因此我们国家的创造力没有西方国家那么活跃,而创造力正是科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于是在西方国家不断进步的时候,我们却停滞不前。
其次,我国封建专制下的科举制度也是阻碍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在封建制度下,普通人家的子女想要获得更好的生活,更高的社会地位,科举考试是唯一可行的路。
他们只是单纯的为了科举考试而学习,不善于自发地思考课本外的知识。
此外,从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
大部分读书人的思想逐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
最后,我认为功利主义是扼杀中国科技萌芽的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拥有的可耕地面积并不大。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人与人的竞争一直是相当激烈的,由此产生功利主义这一现象。
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创新都是基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生产实践的难题这一目的而产生的,虽然实践中的困难是发明创造的灵感,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功利主义的风行,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仅仅停留于实践操作,难题解决后就不再思考和提炼独立于实践操作之外的纯科学问题,因而无法形成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这一点不免让人叹息。
反观西方的发明创造,他们在了解知识与实践的统一性的同时,也清楚知识的独立性,所以西方同时具备逻辑和实验两套方法系统,即将实践与知识统一考虑的“经验科学”和脱离实践而独立存在的“理性科学”,这也许时西方科学后劲十足,在近代走在科学的时代前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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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摘要:
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奠基于先秦时期,到秦汉至宋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
同一时期,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代表着当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最高水平。
进入明清时期以后,中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水平开始停滞不前,甚至是衰退,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
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自然科学那么发达,但是到了近代却落后了呢?这就是众多自然科学史试图回答的“李约瑟难题”①。
正文: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这就是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
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欧洲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全球化地球文明。
我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
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
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
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
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
特别是诺贝尔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
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
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
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使得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近年来,不断有许多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答案进行了探究,而且还有许多人对“李约瑟难题”本身提出了质疑。
如1984年,《科学与哲学》译刊发表了席文的为《为甚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或者它真的没有发生吗?》一文②。
席文对“李约瑟难题”本身和一系列的解答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问“为甚么十七世纪中国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科学革命”这类问题虽有启发性,但没有历史学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科技的全面落后可谓是机缘颇重,原因很复杂,但是人们总是想找一个具体的根本原因来直观的表达其关键性的症结,如果要我来说,那就是文化科技上开放交流的缺失直接导致了科技的落后。
我不赞同学界的一般认识,即所谓的走向没落的封建制度的束缚。
单从数学说。
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商代就已经有很成熟的十进位制的记数方法。
它是是比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希腊所用的计算方法要优越的多。
印度甚至是到七世纪才有采用这一记数法的证据。
“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既然十进位制如此重要,我们几乎没有理由不想起跟数学关系密切的天文学了。
冯时在他的《中国考古天文学》中论断二十八宿体系起源于中国或者印度。
他是从天象和考古学的角度来分析的,如果加上数学上十进位制发明权的证据——没有先进的数学无法想像怎么进行天文计算的——大概该项发明权要确属于中国了。
数学的落后,这都是起源于明太祖不加修改的沿用元代的大统历,还颁布一条诏令: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
而且如此对待天文学家们,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古代中国,天文和数学的关系密切到了完全不能分割的地步,可以说,几乎全部的天文学家都是数学家。
在天文学领域,天象观测、历法推算和天文仪器制作无一不涉及到数学,无法想像离开了数学,天文学工作将如何进行。
但是由于这条命令,在宋元时代所取得的那些成就,包括领先西方数百年之久的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多元高次方程组和一次同余的解法以及高次有限差分法等遭到抛弃遗忘,直到清朝被梅文鼎暂时捡起过,随后又在鸦片战争之后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
近三、四十年来,后现在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环境生态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对现代性和现代科学家进行了种种批评。
他们反对现代科学家的理性精神,否认科学家是客观的、进步的,认为科学知识是由权力机制所建构的,现代科学压倒了人文精神,压制了非西方文化的边缘文化。
他们认为,人们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征服、控制自然,而不是关怀自然,导致自然资源的匮乏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利用现代科学发明的武器,足以消灭人类等。
这些批判有一些合理的内容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但他们中的激进者,明确反对科学,宣告科学的终结。
这些观点仍
然难让我们苟同,因为现实的情况是,现代科学并没有终结。
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仍需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加以治理。
禁止和销毁各种杀人武器,也只能通过理性的协商才能解决。
比较可行的还是允许一些非西方的传统科学、原始科学能够与现代科学并存,相互竞争,例如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并存。
这样,我们就不仅要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还应当探讨中国有哪些传统科学可以与现代科学并存,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传统科学中汲取哪些仍然有价值的内容,而且还要考虑,在努力实现中国科学现代化的同时,如何避免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并汲取它们的教训。
参考文献:
①《自然科学史简明教程》,2005,浙江大学出版社
②《关于近代中国科技落后原因的反思》,李蒙,《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