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探究

李约瑟难题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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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民族习惯与心理的解析

岳孝利

（临沂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山东临沂２７６００５）

摘要：中国古代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为什么到了近代却走向了落伍？这一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先生提出的难题，国内学术界至今尚未能提供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古代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民族习惯与心理进行解析，以探索其近代落伍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社会结构；民族习惯；民族心理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６０５１（２００７）０５－０１３３－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１７

作者简介：岳孝利（１９７３—），男，山东临沂人，临沂师范学院讲师，史学硕士。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科学家、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在１９３０年代首先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先人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或云为什么在公元前２世纪至公元１６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而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１９７６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将之称为“李约瑟难题”。目前中国国内学术界至今尚未能提供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有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古代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民族习惯与心理等方面进行解析，以探索其近代落伍的历史必然性。

一、社会结构方面的分析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模式与西方大不相同，这既是古代中国的特色，又是近代科技无法在中国产生的重要而又直接的原因。具体表现如下：

（一）政治主导型的社会结构内部政治、经济、对外交往三因素对科技发展的抑制

其一，政治上的压抑。

在农业文明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尚未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尚未与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在此背景下，政治所起作用就格外重要。明清时期，日益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对科技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压抑：

一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极端专制的封建主义统治妨碍了科技的发展。科学与民主是天生的一对，在政治统治宽松的社会环境里，容易形成理性的自由探索精神，这是科学技术获得发展的重要前提；而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封建的君主统治走向没落，其专制统治极端强化，科技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八股取士制度与文字狱的推行就是很好的例证。本来，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说，科举制已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它一方面导致了科技与知识分子的相互脱离，另一方面又导致了科技与教育的相脱离。明代，在科举制度进一步蜕化为八股取士制度之后，其消极作用表现得更甚，再加上明清两代文字狱所造成的高压态势，这就致使理性的自由探索精神几乎消失殆尽，哪谈得上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呢？更有甚者，在这种官本位至上的社会大环境里，科学技术的价值得不到世人的认可，不能为社会所重视。如明地理学大家徐霞客，积３０年心血才完成了科学巨著《徐霞客游记》，可结局却是其手稿大部散佚，直到作者逝世１５０年后，其书稿才首次刻印出版。伟大的著作，命运却如此悲惨！这种状况导致明中叶后我们的科技成果迅速地趋于减少。

另一方面，此时期的国家政策以及政治对科技的控制，都直接地阻碍了我国古代科技的

第２９卷第５期临沂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Ｖｏｌ．２９Ｎｏ．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ＮＹ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ｃｔ．２００７

发展与转化。明清时期，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上，统治者仍顽固地沿袭“道上器下”的经世致用观念，使科学技术为礼乐行政服务，并用来满足百姓日用，因而极其缺乏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就科技与政治的关系而言，中国的传统科技又可称为“大一统科技”，科技服从于政治、服从于封建大一统的需要，从而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在封建社会的早期与中期，由于中华文明连续而快速的发展，由于小农经济的新兴与蓬勃朝气，大一统的封建统治以及与其相对应的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总体上来看，是有利于它的发展的。然而，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小农经济的日趋解体、资本主义萌芽的渐趋出现，建筑在小农经济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极端强化，并走向没落。而此时，封建专制统治对科技发展的控制日趋严密，从而阻碍了我国传统科技的快速向前发展。如在我国的宋元时期，政府对发明、创造予以鼓励，而到了明清时代，日益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却在文化上大搞皇权主义。这不仅压抑了人们的竞争与创造精神，而且还导致了鄙视科学技术观念的泛化与强化，从而妨碍了我国科技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天文历法的发展缓慢即是例证，这就使得我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像欧洲那样首先在天文学领域获得突破，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其二，经济上的抑制。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在极端强化的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农本商末”的经济体制得以延续和强化，这使得封建的小农经济仍居于主导地位，如汪洋大海般存在，而形如孤岛般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很难发展起来。这既不利于已衰落的农业文明向新兴的工业文明过渡，又造成了对我国科技发展的阻碍。

首先，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生产条件的简陋性，以及生产方式的个体性，从其内部就限制了技术革新的需求。２０００多年来，我国的农业耕作技术变化不大，一切按传统经验运作，这与小农经济下个体生产方式的一贯性密切相关。其次，在这种已落后的个体生产方式之下，科学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利用太阳的方位来判断时间，对于他们的生产、生活来说就足够准确了，无需更为进步的机械钟一类的发明创造。而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出了巨大的社会需求，从而加速了其进步。“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像不到的。”［１］（Ｐ５７０－５７２）再次，小生产方式的狭隘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科学家的研究范围，妨碍了他们对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

其三，对外交往中的束缚。

一反前朝积极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明清两代对外推行“闭关锁国”。这种消极的国策，实质上是极端专制的君主制度的进一步延伸与扩大化，是统治阶级保守、消极的心态在对外关系和对外交往中的体现；虽说其带有一定的民族自卫性质，并在实践中因遭到抵制而逐渐地被破坏，但是，到了乾隆时期，由于中国政府执行了更为严厉的闭关政策，西方科技的传入中断，中国从此失去了接触西方近代科技的历史机遇。

（二）二元制社会结构的缺乏与大陆性农业社会结构的过于稳定与强化

其一，二元制社会结构的缺乏。

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是，欧洲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逐渐地形成了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即自治城市乃至城市共和国的出现，这些社会区域不再受制于封建领主的统治而独立，获得了自由的发展，从而促进了其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些新兴自由发展的社会区域的出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为伟大的文艺复兴造就了发源地，而且，也与此运动一起导致了大学教育的兴起，推动了科学社团和科技机构的发展。这一切就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孕育出了无比肥沃的社会土壤，促使其萌芽、发展与壮大。

中国在明清时期也出现了少量萌芽中的近代城市，如制瓷业中心景德镇，铁器制造业中心佛山镇，商业中心汉口，以及新兴综合性城镇上海。然而，在日趋腐朽、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之下，这些城镇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压抑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更谈不上随着日后的壮大，使城镇从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束缚中独立出来。因此，明清时期始终是一种一元制的社会，这种局面导致我国近代科学的产生无“立锥之地”，从而不能顽强地成长起来。

其二，大陆性农业社会结构的过于稳定与强化。

在中国大陆性农业社会里，农业文化的社会结构始终处于一种相对的稳定状态之下，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