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礼仪之争看政治权利与礼制之间的互动
礼仪之争的发展历程
礼仪之争的发展历程
礼仪之争,是指对于社会礼仪规范的争议和讨论。
其发展历程可以从古代开始,一直延续至现代社会。
古代礼仪之争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在这个时期,礼仪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具有道德、法律和伦理的作用。
然而,不同流派和学者对于正确的礼仪规范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例如,儒家强调以孔子的礼乐思想为基础,而道家则强调个人修养和超越常规礼仪的精神自由。
随着时间的推移,礼仪之争在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下持续发生。
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礼仪之争又一次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人文主义者质疑教会的传统礼仪规范,主张以人性和理性为基础的新的礼仪观念。
这些观点对于社会、宗教和政治的影响深远,推动了欧洲文化的变革和人权的发展。
在现代社会,礼仪之争仍然存在,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和全球化的背景下。
全球化的发展使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日益频繁,这也带来了不同礼仪观念的碰撞和冲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例如在礼仪、用餐、交际和商务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和争议。
尽管礼仪之争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争议,但它也促使人们思考和讨论什么是适当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准则。
通过对礼仪之争的发展历程的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礼仪观念,并在跨文化交流中更加包容和尊重他人的习俗和
礼仪。
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进文化交流、减少误解和冲突。
“大礼议”视阈下的张居正夺情与政治剧变
历
挚
“ 大礼议” 视阈下的张居正夺情与政治剧变
田 澍
【 摘 要】 张居 正夺情是 “ 大礼议”之后对明代政局 产生显著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 。发 生在正德 、嘉靖之 际的 “ 大礼议 ”对 明代政治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方面使世 宗成功地实现 了皇权 的转移和人 事的更迭,另一方
面藉此推行全面改革 ,使杨廷和集团被彻底 清除 ,未能 东山再起 ,难以掀起 风浪 ,确保 了嘉靖朝政 治的稳 定。
但 张居 正在夺情事件 中一味地钳制舆论和粗暴地严惩反对者 ,引发 了公愤 ,隐藏着极大的危机 ,却又无意消
除和 无力化解 ,未能在 生前 消弭分歧 ,致使积怨成祸 ,死后 瞬间爆发 ,对万历政 治生 态造 成 了极大的破坏 ,
要 明确兴献 王 与世 宗是何 种关 系 。如 正视其 与兴献 王 的父子关 系 ,兴献 王必 然要称 皇称帝 ;如无视 父子
当时 ,兴献 王 已逝 ,兴 献王之 妻蒋 氏 即世宗 之母健 在 ,且世宗 为其独 子 。但 以杨廷 和为首 的朝 臣决意要
强 行剥夺世 宗 与兴献 王的父 子关系 ,极力拆 散世 宗与蒋 氏 的母 子之情 ,即朝 臣要强 迫皇帝 改换父母 ,这
是史无 前 例之 事 ! 所 以 ,“ 大 礼议 ”争 论 的核心 只是 一个 问题 ,那 就是 世宗 能 不能解 除 与兴献 王 父子 关
系的 问题 ,或 者说是 能否更 换父母 的 问题 。以杨廷和 为首 的一 批武 宗 旧臣想 当然 地要强 迫 当朝 皇帝改换
父母 ,试 图要 在皇帝 坚决 反对 的前提 下来解决 这一难 题 。但 就其 行政资 源和行 政能力 而言 ,杨 廷 和及 其
古代中国的宫廷文化与政治权力斗争
古代中国的宫廷文化与政治权力斗争中国古代宫廷文化是中国历史的瑰宝,这片神秘而光彩夺目的宫廷,孕育了数不尽的传奇故事和政治权力斗争。
宫廷文化与政治权力斗争的关系紧密而错综复杂,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不仅仅是一群权臣的争夺,更是对国家的命运与走向的影响。
古代中国宫廷的文化充满了仪式与礼仪,各种规矩制度束缚着每个人的行为。
皇帝作为宫廷的最高权力,是宫廷文化的核心。
在整个宫廷中,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每个皇帝都必须通过各种仪式来展示自己的权威与威严,以维护其政治地位。
宫廷的文化为皇帝提供了一种根基,使得皇帝能够以超然的姿态统治整个国家。
然而,宫廷文化也是权力斗争的舞台。
自古以来,宫廷不乏权臣的存在。
这些权臣手握强大的宫廷势力,对皇帝的影响力巨大。
他们往往借助宫廷文化中的各种仪式和礼制,挑战皇帝的权威,甚至觊觎皇位。
政治权力斗争在宫廷中四起,阴谋和密谋层出不穷。
历史上,面对这些权臣的威胁,一些聪明的皇帝不仅保持警惕,还通过改变宫廷文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宋徽宗。
在徽宗统治时期的北宋,权臣党争十分激烈。
徽宗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追求美好而优雅的宫廷文化。
然而,这使得权臣们看到了机会,他们通过控制宫廷文化来削弱徽宗的权力。
这些权臣常常利用宫廷文化的庄重和仪式感,使徽宗感到束手无策。
在这场权力之争中,权臣们凭借自己背后的势力,与徽宗周旋了十年之久。
最终,徽宗被迫削减了皇帝的权力,权臣们得以获得更大的政治主导权。
除了权臣之外,妃嫔也是宫廷政治的重要一环。
古代宫廷中的后妃地位尊贵,她们通过身份和生育皇子来影响整个宫廷的政治格局。
后妃们常常成为不同权臣之间争斗的筹码,她们的儿子往往成为权臣们争夺皇位的理想人选。
历史上不乏后宫权力斗争的故事,如明朝的郑贵妃和秦贵妃的争斗,清朝的慈禧太后与西太后的较量等等。
这些争斗不仅使得后宫内部充满了敌对和阴谋,也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政治格局。
宫廷文化与政治权力斗争的关系十分复杂,它们既相互影响,又互为表里。
嘉靖帝朱厚熜为什么推崇道教?嘉靖帝和“大议礼之争”
精心整理嘉靖帝朱厚熜为什么推崇道教?嘉靖帝和“大议礼之争”嘉靖帝是那么多皇帝中,最幸运的一个。
因为他的帝位来的实在太容易了,他什么也没干,就被当权者推上了九五之位。
同时他也是一个很矛盾的皇帝,有人说他英勇明智,开创了嘉靖中兴的局面。
也有人说他昏庸无道,后期沉迷于道教之中,不问政事。
不论后世之人,如何看待他,都不能抹灭他作为一个帝王的权威和功绩。
这位君主更为独特的是,他虽然后期并不像史书中的那些英明之主一般勤勤恳恳,但他也不像其他昏庸皇帝那般对国家撒手不管。
他后期虽然沉迷于道学之中,但实际上他至始至终都牢牢掌控着整个明朝的政治、财经、军事和民生大权。
所以史书说他为中兴之主,有不世之奇谟六,无竞之伟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独行五。
并不是一味的夸大了嘉靖帝的功绩,而是这位奇特的皇帝,值得这样的评价。
隆庆新政与张居正改革之所以能顺利的施展开来,离不开嘉靖帝为他们打下的基础。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样一位在前期勤于政务的中兴之主,后期又为何如此沉迷与道学呢?五百童男童女寻找海外仙山蓬莱。
而嘉靖皇帝呢?则是让宫女每日采集甘露兑服参汁以期延年,致使上百名宫女病倒。
更为滑稽的是,嘉靖帝因为这个原因,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被宫女绑架,甚至差点被勒死的皇帝。
这一个事件就是着名的壬寅宫变。
不只是壬寅宫变。
,嘉靖帝在位期间还发生了另一个事件,那就是大议礼之争。
嘉靖帝当上皇帝后,不顾朝臣的反对,把自己的父亲追尊生父为兴献帝后又加封为献皇帝。
生母为兴国皇太后,改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嘉靖十七年兴献帝被追尊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的牌位升袝太庙,排序在明武宗之上,改兴献王墓为显陵,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
嘉靖帝这些行。
浅析中国政治仪式与仪式政治的区别
浅析中国政治仪式与仪式政治的区别中国政治仪式强调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延续和尊重。
中国传统政治仪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礼仪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无论是朝贡制度、宴会仪式,还是皇帝登基、祭祀等重大政治仪式,都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
这些仪式的举行不仅是政治力量的展示,更具有象征意义,代表着君主的合法性和天命思想。
而仪式政治则着重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和规范。
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国家形成之后,政治仪式在民主制度下逐渐转变为一种仪式政治,强调透明、公正、平等等价值观念,致力于民主治理的实践和探索。
中国政治仪式更加强调权力的集中和威严。
中国古代政治仪式以皇权为中心,通过庙会、祭天、祭祀等形式,将天地间的神权与君主的统治权紧密联系起来。
仪式的严肃性、庄重性体现了君主权威的象征。
而现代的仪式政治则通过选举、就职典礼等方式,展示政治力量的交接和继承,让政治权力的过程更加开放和公正。
权力的展现更加注重平衡和制约,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中国政治仪式强调社会和谐与稳定。
中国古代政治仪式的举行,无论是庙会、封禅、皇帝巡行等,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而设立的。
政治仪式被视为一种治理工具,通过格式化和规范化的形式达到社会平衡的目的。
而仪式政治更加注重政权的制约和监督,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平等。
仪式政治通过法治、公众监督等方式保证政治权力的透明和廉洁,维护社会和谐和民主的发展。
中国政治仪式具有较强的象征性。
中国古代政治仪式以尊崇君权、神权为核心,仪式的举行和形式体现了社会等级和秩序。
仪式中的服饰、礼品、礼仪等都有着特定的象征意义,以展现政治权力的统治合法性和威严。
而仪式政治则更加注重政治表达和符号的变革。
政治仪式的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化,强调公共参与和反映多元化的声音。
政治象征也更加注重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平等对待。
中国政治仪式与仪式政治在传统文化的延续、权力的集中与威严、社会和谐与稳定以及象征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区别。
明清时期的仪礼之争和官方礼制
明清时期的仪礼之争和官方礼制明清时期,仪礼之争成为了中国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议题。
仪礼之争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官方礼制的争论,具体而言,就是关于什么才是合适的国家礼仪。
这场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涉及到了多个领域,比如文化、政治、军事等等。
仪礼之争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了不同的派系,并且导致了大量的影响,以至于现在依然在历史和文化层面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仪礼之争的历史背景,讨论官方礼制的定义,并介绍仪礼之争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1. 仪礼之争的历史背景在明清时期,国家政治和文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这个时期,中国开始步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都出现了相对的繁盛。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期,文化成就显著,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得到了重要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仪礼文化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在全社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仪礼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思想和学说也出现了。
这些思想和学说中都含有不同的仪礼观念,并且由此引发了仪礼之争的出现。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分为了多种学说,而每种学说都针对仪礼文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这种分歧在大部分情况下会被各种权力机构所认可和赞同,因此仪礼之争成为了一个长期的细节和文件争夺的战争。
2. 官方礼制的定义仪礼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官方礼制,因此理解官方礼制的定义和含义非常重要。
在明清时期,官方礼制被定义为:国家制定的一种规范,用来管理人民的礼仪行为。
这种礼制包含了多个层次,从皇帝到普通百姓,每个人都包括在礼制的范围中。
官方礼制被认为是对于人民行为的一种规范,而它的制定和执行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部分。
在官方礼制中,涵盖了多种日常行为,比如走路、穿衣、讲话等等。
这些行为都被视为重要的官方规范,针对这些行为的违规行为会受到纪律处分。
同时,官方礼制还包括了一些特殊场合的礼仪,比如朝廷和宗教仪式等。
这些特殊场合对于人们的官方礼制标准也有相应的规定,人们必须遵守这些规范才能参加特殊场合。
明代君臣礼仪冲突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
本文二维码单篇扫描下载明代君臣礼仪冲突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吴恩荣(肇庆学院肇庆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研究院ꎬ肇庆526061)[收稿日期]2019-03-13[作者简介]吴恩荣(1985-)ꎬ男ꎬ江西抚州人ꎬ肇庆学院肇庆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研究院讲师ꎮ[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明代政治中的礼仪实践与秩序维护研究 (18YJC770036)[摘㊀要]㊀明太祖朱元璋曾将礼制话语权假之于臣ꎬ依靠儒臣议礼ꎬ但儒臣纯用礼制的规则并不尽切于时用ꎬ也不尽符合皇权的利益ꎬ因此朱元璋在礼学知识逐渐充实后毅然夺回礼制话语权ꎬ其背后潜藏的规则是皇权优先于礼制ꎮ成化朝ꎬ随着儒臣群体的壮大ꎬ以谏诤为忠的政治风气形成ꎬ出现了群臣首次争礼的现象ꎬ迫使宪宗遵守现行礼制ꎬ礼制话语权再度下移ꎮ至世宗以外藩入继大统ꎬ儒臣对世宗做出一系列强势礼制安排ꎬ这与世宗追伸孝道和提升皇权的礼制需求相悖ꎬ由此引发君臣间激烈的礼仪冲突ꎮ世宗以皇权为依托ꎬ采取一系列行政手段打击持礼力量ꎬ最终夺回礼制话语权ꎮ这说明在帝制政体下ꎬ儒臣捍卫礼制虽有深厚的历史与思想资源可供援用ꎬ但礼制并不能超越现实的政治权力格局成为最高的政治准则ꎬ而是要为皇权做出调适ꎬ成为辅翼皇权的工具ꎮ[关键词]㊀明代礼制㊀话语权㊀大礼㊀议嘉靖[中图分类号]K248㊀㊀[文章编号]1002-3054(2019)10-0035-11[文献标识码]A[DOI]10 13262/j bjsshkxy bjshkx 191004㊀㊀在儒家经典的政治语境中ꎬ天子拥有最高制礼权ꎬ这也是政治有道的象征ꎮ«论语»曰: 天下有道ꎬ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ꎮ «中庸»曰: 非天子不议礼ꎬ不制度ꎬ不考文ꎮ 但在儒家文化兴盛的明代ꎬ却出现了皇帝丧失礼制话语权的现象ꎬ儒臣强迫皇帝遵从特定的礼制安排ꎬ由此引发君臣间激烈的礼仪冲突ꎬ最具代表性的是 大礼议 事件ꎮ嘉靖首辅杨廷和甚至说: 非天子不议礼ꎬ谓所议者合于礼也ꎮ若非礼之礼ꎬ岂天子所议ꎮ况既谓之议ꎬ须合天下之情ꎬ非独断也ꎮ [1](P837)直接否定皇帝的最高制礼权ꎬ说明皇帝的礼制权威曾受到大臣的质疑和挑战ꎬ君臣间就礼制话语权展开过激烈争夺ꎮ那么ꎬ明代的礼制话语权于何时㊁以何种方式在君臣间发生转移?君臣间的礼仪冲突为何发生?在礼制权威面临臣下的挑战时ꎬ皇帝如何夺回礼制话语权?君臣间礼制话语权的争夺对明代礼制乃至政局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上问题的解答ꎬ对明代礼制史和政治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ꎬ学界尚无人提出这一议题ꎬ[2]故爰撰此文ꎬ以就正于方家ꎮ一㊁明前期君臣间礼制话语权的转移㊀㊀(一)操之于君㊁假之于臣:洪武朝的礼制话语权在帝制政体下ꎬ虽然理论上皇帝拥有最高制礼权ꎬ但在实际情形中ꎬ皇帝往往缺乏足够的礼学知识ꎬ没有制礼的能力ꎬ儒臣则凭借丰厚的礼学素养ꎬ在议礼中取得主动ꎬ使得礼制话语权下移ꎮ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ꎬ文化程度有限ꎬ所以在即位之初制定礼制时ꎬ不得不召集一大批儒士议礼ꎬ将礼制话语权假之于臣ꎬ于洪武三年(1370)修成«大明集礼»ꎮ«大明集礼»基本是儒臣议礼的产物ꎬ所体现的主要是明初儒士的礼制思想ꎮ儒臣议礼的特点是过于推崇上古礼义ꎬ尤其是周代礼制ꎬ这使得明朝礼制自擘画之始就朝着更符合儒家礼义的方向发展ꎬ也大体上适应了皇权政治的需要ꎮ儒臣议礼墨守古制也带来礼制不合时务ꎬ有违人情之弊ꎮ随着朱元璋躬亲礼制实践的深入和礼学知识的增长ꎬ渐渐发现其不足ꎬ遂以天子制礼的政治魄力ꎬ大胆突破周朝礼义的束缚ꎬ重新树立起天子的最高礼制权威ꎮ朱元璋最早对周朝礼义提出质疑是在洪武七年(1374)五月ꎬ礼部尚书牛谅上所考定膳礼ꎬ朱元璋以为 致斋三日而供三犊ꎬ所费太侈 ꎬ谅对以 周礼是古人所定ꎬ非过侈也 ꎬ仍以周制为标准ꎮ朱元璋反驳道: 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ꎬ惟自奉者乃欲法古ꎬ其可哉! [3](P1578)首次以皇帝的权威否定周制的神圣性ꎮ十一月ꎬ因孙贵妃薨ꎬ议丧服之制ꎬ儒臣皆执«周礼»«仪礼»为定式ꎬ以为 父在ꎬ为母服期年ꎬ若庶母则无服 ꎬ表现出崇尚周制的集体统一性ꎮ[4](P302)朱元璋对此大为不满ꎬ以为 父母之恩一也ꎬ而丧服低昂若是ꎬ其不近于人情甚矣 ꎮ[3](P1631)这是明代君臣议礼首次出现较大分歧ꎬ但是因君臣间政治权势的悬殊ꎬ还远达不到礼仪冲突的程度ꎮ明太祖以开创之君ꎬ雄才之主ꎬ威权独柄ꎬ厉以待下ꎬ诸臣噤若寒蝉ꎬ哪里还敢争礼ꎬ但朱元璋也没有粗暴地独断礼制ꎬ而是先从理论上否定崇尚古礼的标准ꎬ重新夺回礼制话语权ꎮ他说丧礼虽然周朝已备ꎬ但经历秦火而亡ꎬ汉儒采集诸说编成«周礼»«仪礼»ꎬ后世儒臣 往往以为定式ꎬ以佐人主ꎮ若识时务者ꎬ则采可行而行之ꎮ其有俗士ꎬ执古以匡君ꎬ君不明断ꎬ是以妨务而害理ꎬ中道废焉 ꎮ[4](P301-302)言下之意是古礼不尽可行ꎬ«周礼»«仪礼»只能作为议礼的参考ꎬ而不是绝对标准ꎮ接着他敕令儒臣历考古人母丧之论作为佐证ꎬ 凡四十二人ꎬ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ꎬ服期年者十四人 ꎬ足以证明为母服三年之丧才是 天理人情之所安 ꎬ[3](P1631)«周礼»«仪礼»不足为式ꎮ进而重新定制ꎬ 子为父母ꎬ庶子为其母ꎬ皆斩衰三年ꎮ嫡子㊁众子为庶母ꎬ皆齐衰杖期 ꎬ著之«孝慈录»ꎮ[3](P1631)朱元璋还亲制序文ꎬ序中一方面批判儒臣墨守周礼的做法ꎬ 迂儒俗士ꎬ果不识时务 ꎬ 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ꎬ是古非今 ꎬ实际上剥夺了儒臣的礼制决定权ꎻ另一方面强调 礼出于天子 ꎬ 礼乐制度出自天子 ꎬ重新树立天子的礼制权威ꎬ掌握最高礼制话语权ꎮ[4](P301-302)其后ꎬ朱元璋从时务㊁人情和礼制的现实可行性出发ꎬ在洪武八年(1375)至十二年(1379)之间ꎬ再次在主要祭礼上突破周制束缚ꎬ进行关键性的结构调整ꎮ其大者如天地㊁社稷由周朝的分祀改为合祀ꎻ太庙弃用周朝的 都宫之制 ꎬ改用唐宋的 同堂异室 之北京社会科学㊀2019年第10期制ꎮ[5]这些重大的礼制突破不再以周礼为标准ꎬ基本未再受到儒臣的反对ꎬ可见朱元璋已经完全主导了礼制话语权ꎮ在君权独尊的政治前提下ꎬ洪武朝的礼制话语权主要还是操之于君ꎬ只是因皇帝的礼学知识不足才假之于臣ꎬ但儒臣纯用礼制的规则并不尽切于时用ꎬ也不尽符合皇权的利益ꎬ因此朱元璋才在礼学知识逐渐充实后毅然夺回礼制话语权ꎮ其背后潜藏的规则是皇权优先于礼制ꎬ礼制只是辅翼皇权的工具ꎮ(二)捍卫礼制:建文以降礼制话语权的再次下移洪武朝后ꎬ明朝施政的重心由开创转向守成ꎬ礼制方面亦不例外ꎮ建文帝御制«皇明典礼序»即言: 朕纂承鸿绪ꎬ祖述成宪ꎬ凡宗庙朝廷之礼ꎬ壹惟祖训是遵ꎮ [6]也就是说ꎬ自建文帝开始ꎬ在礼制方面以谨守祖宗成法为主ꎬ并不需要太多创制ꎬ儒臣扮演的则是礼制与祖制的执行者和捍卫者的角色ꎮ在成化之前ꎬ国家礼制大体上按已有成法运行ꎬ但也能根据皇权的需求做出调适ꎮ如建文帝继位ꎬ追尊其父懿文太子为兴宗ꎬ入太庙享祀ꎮ成祖夺取皇位后ꎬ又恢复懿文太子谥号ꎬ迁出太庙神主ꎬ改置于陵园ꎮ[7](P141)景帝肃孝皇后先亡祔庙ꎬ英宗复辟后ꎬ又将肃孝皇后迁出太庙ꎬ并革去封号ꎮ[8](P5805)建文帝㊁景帝虽曾在位ꎬ但因不符合之后皇帝的庙祀帝统构建ꎬ俱未能进入太庙享祀ꎮ这些礼制举措皆无祖制可依ꎬ也不尽契合儒家礼制规则ꎬ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争议ꎬ说明此时期礼制运行遵循的潜规则仍是皇权优先ꎬ礼制适应并服务于皇权ꎮ成化朝情况发生扭转ꎬ儒臣开始将礼制的规则置于皇权之上ꎬ首次出现集体争礼的现象ꎮ成化四年(1468)ꎬ英宗嫡后慈懿皇太后去世ꎬ礼当合葬裕陵ꎬ祔入太庙ꎬ但宪宗 欲别卜葬地 ꎬ以为生母周太后日后合葬祔庙作铺垫ꎬ因为此前只有嫡后才能与皇帝合葬并进入太庙享祀ꎬ而周太后只是英宗的贵妃ꎮ宪宗剥夺了嫡后慈懿皇后本应享有的礼制待遇ꎬ反而给予非嫡后的周太后ꎬ不符合现行礼制ꎬ遭到群臣反对ꎮ六月ꎬ礼部会文武群臣议慈懿皇后陵寝事宜时ꎬ大学士彭时等即持反对意见ꎬ一方面承认本朝 有二太后方自今始 ꎬ并无祖制可依ꎬ那么 陵庙之制亦当自今日 ꎻ另一方面ꎬ认为制定礼制要 考诸古㊁协诸义以行之 ꎬ按此标准ꎬ慈懿太后合葬祔庙乃 古今不易之理 ꎬ周太后日后亦可 同在陵庙ꎬ不相妨碍 ꎬ乞下群臣会议ꎬ 务合天理ꎬ允惬人心 ꎬ实际上剥夺了宪宗的最高制礼权ꎮ[9](P1125-1127)七月ꎬ群臣99人集议陵庙礼制ꎬ上奏称 今慈懿皇太后之丧与皇太后千秋万岁后俱合葬裕陵ꎬ慈懿皇太后居左ꎬ皇太后(即周太后)居右ꎬ配享英庙礼亦宜然 ꎬ[9](P1130)其实仍是彭时等所持之议ꎮ宪宗以 圣母在上ꎬ事有窒碍 为由ꎬ批示 今当于裕陵左右择吉地安葬 ꎮ[9](P1130)于是国子监祭酒邢让等32人ꎬ魏国公徐俌等35人ꎬ给事中魏元等39人ꎬ监察御史康永韶等41人ꎬ礼部尚书姚夔等44人分批次上言争之ꎬ 既上奏ꎬ复跪伏文华门前以待ꎬ必从而后已 ꎮ[9](P1130-1136)宪宗览奏ꎬ复恳请于皇太后ꎬ从巳时至申时(9至17点)ꎬ稍见允从ꎬ乃批准合葬之请ꎬ文武群臣呼万岁而退ꎮ这是明代君臣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礼仪冲突ꎮ关于此次事件ꎬ王海妍已有较详细的梳理ꎬ认为这是明朝百官伏阙争礼之始ꎬ由周太后的跋扈独断激起ꎬ引起皇室祔葬制度变革ꎬ并被正德朝群臣哭谏武宗南巡和嘉靖 大礼议 时的左顺门事件所效仿ꎮ[10]王海妍将此事件作为孤立的政治事件来研究ꎬ没有洞悉到该事件中君臣礼制话语权发生转移这明代君臣礼仪冲突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一关键信息ꎮ在这次事件中ꎬ皇帝首次失去了礼制的决定权ꎬ因而需要进一步讨论ꎻ儒臣仍以古礼为标准ꎬ和洪武朝并无二致ꎬ但在礼制最终由谁决定的问题上ꎬ因政治生态的变化呈现出不同于洪武朝的态势ꎮ首先ꎬ从君臣力量消长来看ꎬ明朝至宪宗时承平日久ꎬ再加上宪宗本中材之主ꎬ个人权威远不如太祖ꎬ皇帝的权威有所削弱ꎻ而随着科举的兴盛ꎬ儒臣群体不断壮大ꎬ力量得到增强ꎮ其次ꎬ儒家礼制深入人心ꎬ此次事件中ꎬ儒臣固然是争礼的主力ꎬ以魏国公为首的公㊁侯㊁驸马㊁伯㊁都督㊁锦衣卫㊁指挥等勋臣和武官也加入了争礼的行列ꎬ没有人站到宪宗㊁周太后一方ꎮ第三ꎬ成化之后ꎬ以谏诤为忠的政治风气正在形成ꎬ文武群臣不仅踊跃争礼ꎬ形成集体的合力ꎬ并且采用了跪伏阙门这种易于引起君臣对立的激进方式ꎬ对宪宗形成了空前的压力ꎮ宪宗最终接受群臣的主张ꎬ礼制话语权再次出现从君到臣的转移ꎬ确立起礼制优先于皇权的原则ꎬ虽然儒臣也对宪宗的礼制需求做出让步ꎬ但是在礼制规则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ꎮ这些显然为嘉靖朝的礼仪冲突提供了先例ꎮ二、儒臣主导礼制话语权下的嘉靖朝礼仪冲突㊀㊀成化以降ꎬ儒臣重新掌握礼制话语权ꎬ确立起礼制优先的规则ꎬ礼制成为规范㊁制衡皇权ꎬ保证王朝正常运作的有力手段ꎬ在皇帝荒嬉的正德朝作用尤为明显ꎮ到世宗继位时ꎬ以杨廷和为首的儒臣集团因革除武宗弊政ꎬ使政权平稳过渡ꎬ政治声势达到顶峰ꎬ而世宗以外藩入继大统ꎬ在宫中并无势力ꎬ皇权衰微到低谷ꎮ儒臣集团愈加执着于礼治理想ꎬ再次对世宗即位做出一系列强势礼制安排ꎬ将礼制的规则凌驾于皇权的需求之上ꎬ引起君臣间激烈的礼仪冲突ꎬ其中最受人瞩目的无疑就是 大礼议 之争ꎮ已有的 大礼议 研究侧重于梳理事件过程ꎬ并从礼制和君臣斗争的角度进行解读ꎬ没有注意到君臣礼制话语权的争夺这一核心命题ꎬ又多从局部和较短的时段展开考察ꎬ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其实ꎬ 大礼议 之所以会发生ꎬ正是缘于世宗失去礼制话语权ꎬ无法实施自己的礼制主张ꎬ 大礼议 的过程ꎬ也是世宗夺回礼制话语权的过程ꎮ而且ꎬ 大礼议 也不能涵盖嘉靖初年君臣礼仪冲突的全部ꎮ因此ꎬ本文拟以嘉靖初年君臣的礼仪冲突为线索ꎬ全面梳理世宗君臣礼制话语权的争夺过程ꎬ进而将其置于整个明代君臣间礼制话语权转移的过程中去研讨ꎮ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ꎬ明武宗崩ꎬ临终谓身边太监曰: 以朕意达皇太后ꎬ天下事重ꎬ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ꎮ [11](P3680)于是 大学士杨廷和等议所当立者既定ꎬ入白太后 ꎬ用武宗遗旨㊁遗诏的名义ꎬ以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嗣皇帝位ꎮ[11](P3681)从某种程度上看ꎬ朱厚熜的继位出自杨廷和安排ꎬ在他看来ꎬ其后的继位相关礼仪自然也应当服从他的安排ꎮ但无论遗旨还是遗诏ꎬ只提及依据祖训 兄终弟及 之文ꎬ并未明确朱厚熜以何种身份继承皇位ꎬ这为之后的 大礼 之争埋下伏笔ꎮ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ꎬ朱厚熜由安陆抵达京城外ꎬ在即位礼仪的问题上首次与儒臣发生分歧ꎮ杨廷和认为 兴王于大行皇帝兄弟ꎬ行弟无后兄之义ꎬ固当考孝宗ꎬ令仪制郎余才具如皇太子即位仪ꎬ请上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ꎬ翼日百官朝见ꎬ上笺劝进 ꎮ[12](P580)朱厚熜不允ꎬ曰: 遗诏以吾嗣皇帝位ꎬ非皇子也ꎮ [13](P4)此时皇太后又下旨: 天位不可久虚ꎬ嗣君已至行殿ꎬ内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笺北京社会科学㊀2019年第10期劝进ꎮ [13](P4)朱厚熜乃从行殿受笺ꎬ由大明门入ꎬ御奉天殿即位ꎬ是为明世宗ꎮ在即位礼仪上ꎬ杨廷和首次明确了将朱厚熜作为孝宗皇太子的礼仪安排ꎬ其依据的是儒家 尊崇大宗 的礼制规则ꎬ深受宋儒司马光㊁程颐等人的理论影响ꎮ面对皇位传承的多样性ꎬ杨廷和没有积极调整礼制适应现实情况ꎬ反而要求嗣帝牺牲自身的礼制需求来符合单一的父死子继模式ꎬ是将教条化的礼制规则凌驾于现实的皇权之上ꎬ不仅成为 大礼 之争的理论起源ꎬ也预示着杨廷和集团最终失败的政治宿命ꎮ即位礼仪之争风波不大ꎬ一是因为即位礼仪只行于一时ꎬ对既有礼制的冲击不大ꎬ二是太后催促ꎬ时间匆忙ꎬ在朱厚熜的坚持下才没有按皇太子之礼即位ꎬ但世宗与杨廷和集团对立的礼制立场已初露端倪ꎮ世宗即位后ꎬ命议生父兴献王主祀及尊号ꎮ礼部尚书毛澄请于杨廷和ꎬ 廷和出汉定陶王㊁宋濮王故事授之曰: 此足为据ꎬ异议者即奸谀ꎬ当诛矣ꎮ [14](P6)所谓的汉定陶王㊁宋濮王故事是指汉成帝时以定陶王为皇太子ꎬ另立楚孝王之孙为定陶王ꎬ奉皇太子生父之祀ꎻ宋濮安懿王之子被仁宗抚养于宫中ꎬ后继承皇位ꎬ转而以仁宗为皇考ꎬ另立濮国公奉濮王祀ꎮ此二例皆是以小宗入继大统ꎬ小宗放弃原有的宗祀ꎬ改奉大宗皇室庙祀ꎮ杨廷和秉持宋儒的礼制理念ꎬ预设了坚定的礼制立场ꎬ也剥夺了世宗的知情权与最高制礼权ꎮ为了迫使世宗接受他的礼制安排ꎬ以杨廷和为首的儒臣集团采取了以下策略:一是统一群臣立场ꎬ营造舆论氛围ꎬ以群体的力量向世宗施压ꎮ初议礼时ꎬ毛澄联合公卿60余人ꎬ援引汉定陶㊁宋濮王故事ꎬ 以孝宗为考ꎬ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 ꎬ世宗不允ꎻ再次会议ꎬ毛澄联合60余人ꎬ 复上议如廷和言ꎬ帝不听 ꎻ第三次会议ꎬ 澄等七十余人又上议 ꎬ仍执前议ꎻ又指使御史㊁进士等人 各奏议如礼官指 ꎮ[14](P7)杨廷和主持庶吉士考试时ꎬ以濮议试题ꎬ希旨者入选ꎬ否且斥为奸邪ꎬ繇是廷士皆附廷和 ꎮ[12](P581)还阻挠张璁㊁席书㊁方献夫等异议官员上疏ꎮ[15]二是通过操纵人事权ꎬ提拔附和大礼的官员ꎬ排挤异议官员ꎮ初次议礼前ꎬ礼部侍郎王瓒认同应试举人张璁之论ꎬ 帝入继大统ꎬ非为人后ꎬ与汉哀㊁宋英不类 ꎬ并 宣言于众 ꎬ被杨廷和指使言官弹劾其他过失ꎬ调往南京ꎮ[14](P6)张璁因二次上大礼疏ꎬ被杨廷和 授意吏部ꎬ除为南部主事 ꎮ[14](P11)给事中熊浃也因持异议被调出为湖广参议ꎮ[14](P10)对于附和大礼的官员ꎬ何孟春被任命为吏部侍郎ꎬ林俊被起为工部尚书ꎮ[14](P10-11)三是将礼制提升至 天地常经 万世纲常 的政治高度ꎬ变成天下后世之公器ꎬ从而否定皇帝的最高制礼权ꎮ杨廷和曾上言: 大礼关系万世纲常ꎬ四方观听ꎬ议之不可不详ꎬ处之不可不审ꎬ必上顺天理ꎬ下合人心ꎮ [13](P261)世宗欲为祖母服三年之丧ꎬ杨廷和不从ꎬ 诸司礼谓非天子不议礼 ꎮ廷和反驳道: 非天子不议礼ꎬ谓所议者合于礼也ꎮ若非礼之礼ꎬ岂天子所议ꎬ况既谓之议ꎬ须合天下之情ꎬ非独断也ꎮ [1](P837)在他的理论中ꎬ儒家礼制成为上顺天理ꎬ下合人心的万世纲常ꎬ天子也必须遵守ꎬ不仅剥夺了皇帝的礼制话语权ꎬ还将礼制凌驾于皇权之上ꎮ以此为理论基础ꎬ杨廷和对世宗的礼制敕谕多次拒不执行ꎬ封还手敕ꎬ甚至以罢归为对抗手段ꎬ对世宗造成了空前的压力ꎮ在杨廷和的安排下ꎬ世宗不得以亲生父母为父母ꎬ不得追尊父母为帝后ꎬ造成变易父母㊁子为帝㊁父母为臣的后果ꎬ兴献王也无法在京师崇祀ꎬ不仅无法伸张人子孝道ꎬ更无法借追崇大礼提升皇权ꎮ杨廷和的主张与世宗的明代君臣礼仪冲突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礼制需求之间构成了根本性的冲突ꎮ杨廷和集团在大礼问题上坚决阻击世宗ꎬ实际上是宋明以降国家礼制发展二大趋势碰撞的产物:一是皇权强化导致帝王之礼呈提升与扩大之势ꎬ二是儒臣势力强大后ꎬ儒臣礼制话语权的增强使得国家礼制更加遵循儒家礼义发展ꎮ二者并不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当皇权的强化产生逾越常规的礼制需求时ꎬ儒臣如果秉持礼制优先于皇权的立场ꎬ就容易引发君臣矛盾ꎮ世宗以小宗入继大统ꎬ属于非正常继位ꎬ这就需要变通礼制来适应皇权的需求ꎬ杨廷和等人却在宋明理学以及以谏诤为忠的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下ꎬ试图让皇权服从于教条化的礼制规则ꎬ实现儒家的礼治理想ꎬ由此引发了君臣间的激烈冲突ꎮ三㊁嘉靖君臣的礼仪交锋与世宗夺回礼制话语权的手段㊀㊀(一)嘉靖君臣激烈的礼制交锋与相持世宗即位之初ꎬ杨廷和就以定策阁老的身份ꎬ掌握了礼制话语权ꎬ对即位礼仪㊁兴献王崇祀及尊号㊁奉迎世宗生母礼仪㊁世宗祖母丧礼做出强势安排ꎮ世宗作为一个由外藩入继大统的中兴君主ꎬ在宫中并无势力ꎬ面对强大的儒臣集团ꎬ双方产生了激烈的礼制交锋与相持局面ꎮ世宗即位初面对儒臣的礼制安排尚无有效对策ꎬ虽然在即位礼仪上坚持己见最终未以皇太子之礼即位ꎬ但在之后的追崇大礼上屡遭群臣阻挠ꎬ仅能采取命 再议以闻 ㊁ 疏入留中 等方式消极应对ꎮ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七月ꎬ张璁第一次上疏言大礼ꎬ提出世宗以伦序当立ꎬ 所以承祖宗之统 ꎬ与预立为嗣的汉定陶王㊁宋濮王情况不同ꎮ[12](P582)世宗大喜ꎬ命送内阁ꎬ并手敕廷和等人ꎬ 尊父为兴献皇帝ꎬ母为兴献皇后ꎬ祖母为康寿皇太后ꎬ以伸朕为子之情 ꎮ[12](P583)世宗首次以手敕的方式亲定大礼ꎬ但遭到杨廷和的否决ꎬ曰: 礼为人后者为之子ꎬ所生不啻降其服且异其名ꎬ臣不敢阿谀顺旨 ꎬ并 封还手敕 ꎮ[12](P583)世宗无可奈何ꎬ只能作罢ꎮ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ꎬ世宗生母至通州ꎬ礼部议用王妃仪仗ꎬ由东安门入ꎬ不允ꎻ再议由大明左门入ꎬ又不允ꎻ世宗乃亲定用母后仪驾ꎬ由大明中门入ꎬ并参谒太庙ꎮ[12](P583)明制自永乐以降ꎬ后妃只能谒拜内殿ꎬ谒庙之议又引起朝士的反对ꎮ此时兴献王妃听闻朝议以世宗为慈寿皇太后(孝宗张皇后)之子ꎬ怒曰: 安得以吾子为人子 ꎬ留驻通州ꎬ不肯进京城ꎮ世宗闻之ꎬ 涕泗号泣ꎬ启慈寿皇太后ꎬ愿避位奉母归藩ꎬ群臣惶怖ꎬ不知所裁 ꎮ[12](P583)世宗愿避位奉母归ꎬ可见他面对群臣抱团持礼时的孤立与无奈ꎬ但仍不妥协ꎮ避位可以说是对抗群臣的终极手段ꎬ因为避位不仅会使安定下来的政局重新变得莫测ꎬ而且对以纲常为己任的议礼之臣来说ꎬ逼走君父更是大不忠ꎬ他们对此也没有相应预案ꎮ在此情势下ꎬ杨廷和不得不让步ꎬ以慈寿皇太后的名义草敕ꎬ 兴献王宜称兴献帝ꎬ母称兴献后 ꎬ待大婚之后举行ꎮ[12](P583-584)在大礼的问题上ꎬ世宗首次撬动群臣立场ꎬ取得初步进展ꎮ兴献王妃乃入京城ꎬ由大明中门入ꎬ用世宗所定之礼ꎬ但在谒庙问题上ꎬ 从朝议ꎬ不谒太庙ꎬ止见奉先㊁奉慈二殿 ꎮ[12](P583)双方各让一步ꎬ达成妥协ꎮ正德十六年(1521)十二月ꎬ世宗突然下御札内阁ꎬ 加兴献帝后皇号ꎬ考称兴献太皇帝ꎬ母称兴献太皇后 ꎬ较之前的方案更进一步ꎬ仍遭到杨廷和的否决ꎬ上言: 礼在君上不得自专ꎬ臣下不敢轻变 ꎬ再次 封还御剳 ꎮ[12](P585)双方又展开拉锯战:杨廷和方面ꎬ北京社会科学㊀2019年第10期吏部尚书乔宇ꎬ礼部尚书毛澄等率百官争之 ꎬ形成群臣的合力ꎻ世宗方面ꎬ声称奉慈寿皇太后懿旨ꎬ 加兴献帝后皇号 ꎮ廷和等人迫于皇太后懿旨的压力ꎬ 以圣心莫可挽ꎬ俱求罢 ꎬ以罢官来抗争ꎬ世宗只好妥协挽留ꎬ暂时中止ꎮ[12](P585)嘉靖元年(1522)正月ꎬ清宁宫火ꎬ廷和等人借灾异进言ꎬ世宗 乃俛从廷和等ꎬ考孝宗ꎬ母慈寿 ꎬ 本生父母曰兴献帝㊁兴国太后ꎬ不称皇 ꎬ儒臣集团取得暂时胜利ꎮ[12](P585)此时儒臣群体仍主导礼制话语权ꎬ尤其是杨廷和ꎬ成为持礼的中坚人物ꎬ世宗不得不暂时妥协ꎬ兴献王及妃虽被尊为帝后ꎬ但不加 皇 字ꎬ与列圣帝后相区别ꎬ世宗 考孝宗 ꎬ承续大宗宗祀ꎬ实际上仍被 变易父母 ꎮ嘉靖元年(1522)三月ꎬ遣官诣安陆上兴献帝尊号ꎬ 遵廷和指ꎬ题其主曰兴献帝ꎬ神主不称考及叔ꎬ亦不著子名 ꎮ[14](P15)题主刻意回避了兴献帝与世宗的关系ꎬ但避免刺激世宗ꎬ实质是否定兴献帝与世宗的父子关系ꎮ十一月ꎬ世宗祖母寿安皇太后崩ꎬ世宗欲从孝宗祖母孝肃皇太后之例ꎬ服三年之丧ꎬ又被杨廷和否定ꎬ曰 孝肃于宪庙为亲母ꎬ孝庙承宪庙之后ꎬ服制当行三年ꎬ亦当颁遗诰ꎮ今上继孝宗之后ꎬ承武宗之统ꎬ因兴献帝乃加尊号 ꎬ只能服齐衰期年之丧ꎬ十三日除服ꎮ[1](P836)世宗不从ꎬ坚持要服二十七日ꎬ最后 二十七日之制但行于宫中ꎬ免颁遗诰ꎬ外朝哭临止三日ꎬ在外王府并诸司俱免进香ꎬ亦见降杀之义矣 ꎮ[1](P837-838)嘉靖二年(1523)四月ꎬ世宗特旨 命兴献帝家庙享祀乐用八佾 ꎬ当时群臣反对ꎬ以为 八佾既用于太庙ꎬ则安陆庙祀自当有辨ꎬ以避二统之嫌 ꎬ 集议者数四ꎬ疏留中凡十余日 ꎮ[13](P727-728)但世宗仍以己意行之ꎬ并未受到多大阻力ꎮ或许是受此鼓舞ꎬ五月ꎬ世宗再次在大礼的问题上出击ꎬ 复申帝后称皇之命ꎬ廷和不肯奉敕ꎬ上意殊郁ꎬ而群议又坚难夺 ꎮ[12](P586)议礼陷入僵局ꎮ十一月ꎬ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言大礼ꎬ并献席书㊁方献夫议草ꎬ皆主张尊兴献帝为皇考ꎬ世宗再次命群臣集议ꎮ[14](P36)十二月ꎬ因谏织造之事ꎬ杨廷和拒不撰敕ꎬ遭到世宗切责ꎬ 于是廷和移疾ꎬ连疏乞休 ꎬ遂许致仕ꎮ[14](P37)杨廷和虽以他事致仕ꎬ但在大礼上屡违上意仍是主因ꎬ世宗借此清除了议礼的最大阻碍ꎮ杨廷和致仕前ꎬ在最核心的追崇大礼上ꎬ世宗仅取得一次胜利ꎬ即以避位相威胁ꎬ使杨廷和同意尊兴献王为兴献帝ꎬ之后陷入僵局ꎮ从某种程度上看ꎬ大礼议也是皇权与相权的一次激烈冲突ꎬ杨廷和罢后ꎬ世宗才得以迅速推进大礼进程ꎮ当然ꎬ持礼也并非是杨廷和个人的主张ꎬ廷和罢后ꎬ议礼的阻力仍然巨大ꎬ说明持礼的主张在当时是舆论主流ꎮ(二)世宗夺回礼制话语权的手段杨廷和致仕ꎬ议礼的最大阻力消失ꎬ世宗以皇权为依托ꎬ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手段削弱持礼力量ꎬ扶持新兴议礼力量ꎬ迅速推进大礼的进程ꎬ最终夺回礼制话语权ꎮ一是分化儒臣群体ꎬ扶持并依靠新兴议礼官员瓦解杨廷和构建的持礼统一战线ꎮ杨廷和在位期间ꎬ虽然也有官员对大礼持异议ꎬ但人数寥寥ꎬ意见受到压制ꎬ异议官员也遭到打压ꎮ嘉靖三年(1524)二月ꎬ礼部尚书汪俊遵诏会文武大臣辩桂萼等之议ꎬ集前后所上之疏称ꎬ 惟进士张璁㊁主事震韬㊁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 ꎬ属世宗阵营ꎬ其他 八十余疏ꎬ二百五十余人 ꎬ皆如部议ꎬ属杨廷和阵营ꎮ[13](P902)形势对世宗不利ꎬ他将汪俊之疏留中不发ꎬ 亟召桂萼㊁席书㊁张璁㊁霍韬于南京 ꎮ[13](P902)吏部尚书乔宇等人又提出 于孝宗称皇考ꎬ于兴献帝称本生考 的折衷方明代君臣礼仪冲突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仪之争和思想之争
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仪之争和思想之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不仅经济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且思想上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派别和学说。
在这个时期,礼仪之争和思想之争成为了两个重要的潮流,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礼仪之争春秋时期以礼为主,礼制是由贵族掌握和管理的。
到了战国时期,礼制的贵族化趋势更加明显,与此同时,许多中下层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这种权力机构化的礼制。
礼仪之争因此出现了。
在礼仪之争中,孔子和荀子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观点。
孔子认为,礼仪主要是为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服务的,而不是为了象征权力。
他提倡“仁德之道”,认为礼仪应该体现人的道德和情感,而不是简单的流程和礼节。
孔子的思想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
荀子则认为,礼仪是为了维持统治权力的,而不是为了人际关系和道德。
他认为,礼仪应该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通过仪式来表达权力关系和秩序。
荀子的思想被认为是封建礼制的代表。
二、思想之争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家们开始对传统的社会制度和传统的人生观提出质疑,并开始探索新的思想和理论。
儒家思想代表了封建传统文化,它主张以仁爱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并以孔子为代表。
而道家则主张以自然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认为单纯的生活比复杂的礼节更为重要。
墨家则主张以博爱、公序良俗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推行无差别的博爱和批判性的辩论。
这些思想之争在学者和知识分子之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但它们却都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三、不同思想背后的不同价值观在这些思想之争中,每一种思想都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孔子的“仁”主张反映了一种人性的关怀和担当,以及一个博爱且崇高的道德标准。
荀子的“礼”主张则反映了一种道德的外在表现与秩序的维持,而道家则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合一,追求自我解脱。
墨家则提出了以公正和公正为基础的价值观,主张批判和辩论。
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思想,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权力的剧场化
政治权力的剧场化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权力早已失去了他们前辈的革命激情,也没有民主政体中的底气与开放,出于权力的利益自卫而对权力的主体及其目的进行刻意的化妆,或者用一种无处不在的舞台效果来讨好观众,这是所有威权体制中政治权力剧场化的共同特征。
在极权主义时代,政治权力自负对万物享有普遍的权力,不会考虑用过多的政治化妆来进行统治,他们发出的任何指示无需论证,也不容置疑;在革命时代,政治权力在暴力的支持下形成高度统一,虽然革命的号召中不乏剧场效应,但更多的是一种广场式的鼓动,以此来凝聚起支持革命的乌合之众;在民主政体中,由于政治机制设立的透明和开放,政治权力很少具有剧场化表演的舞台,任何有意掩饰和遮蔽政治权力主体动机的表演可能弄巧成拙,或者前功尽弃,得不偿失。
民主政体中还不具有政治权力剧场化的观众条件,公民社会本身都是一个个独立的权利个体或维权组织,没有全体公民的授权,任何政治权力的表演都是一种玩火自焚,败露者自然受到国民的审判;在威权主义时代,由于表面上淡化了其前辈极权的严酷与血腥,又在与民众的权利博弈之间拉开回应架式,这个时候的政治权力具有了广泛的剧场化机会,因此,政治权力自此走进了剧场化时代。
政治权力的剧场化源于深刻的政治危机。
如果没有政治危机的出现,或者不想挽救政治危机,这种剧场化效应也就无从出现,或者是难以全民剧场化。
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失去了社会的整合功能,尽管政治权力运用单向的强制宣传进行最后努力,但已经徒具自我辩护的形式化特征。
意识形态危机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传统运作手段已经失效,任何理想化的目标号召已经无法引起人们的认同,过度的阐述、重复和强调已成为剧场中的丑角。
这个时候的意识形态在实质上已经失去了正统原教旨的道义支持,因为其道路本身已经否定了原初的承诺和宣誓,人们不再有对其盲目的幻想和支持。
令其尴尬的是这个时候的意识形态难以有任何理论上的发展和创新,因为其先辈已经把幻想描摹得登峰造极,那种人间天堂已经超越了人们的继续想象。
历史趣谈大礼议的影响 明朝经济政治已经不比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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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大礼议说的是在1521年开始的为了讨论皇统问题而发起的活动,主要是因为当时藩王成为皇帝,为了谁是世宗的父亲而发起了争端,那么具体的明朝
大礼议说的是在1521年开始的为了讨论皇统问题而发起的活动,主要是因为当时藩王成为皇帝,为了谁是世宗的父亲而发起了争端,那么具体的明朝大礼议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明朝大礼议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还要从世宗继位开始说起。
明世宗以地方藩王继承帝位,可是为其改换生父的问题却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
明武宗驾崩后,因为没有子嗣,所以由藩王继位,内阁首辅草拟遗诏。
世宗继位后,想立生父为父考,却被以杨延和为首的旧阁们反对,当然有人反对也有人赞同,以张璁为首的新进大夫们同意立世宗生父为宗嗣。
由此展开了关于儒家礼仪的嗣子不认生父可不可以的辩论。
这是一场新旧势力的权利争夺,这期间双方经过了三次礼仪辩论,最终旧势力垮台,以张璁为首的新生势力崛起。
明武宗驾崩后,明代的政治秩序一下子崩溃,没有人来主持大局。
大礼议的发生就在于身为皇帝的世宗却没有拥有全部的皇权,这次活动也是明代皇权转变宗流和恢复政治秩序的重要事件。
世宗在大礼议中的胜利和杨廷及旧内阁的失败,其实就是世宗皇权的获得和明代政治秩序渐渐重铸及恢复的标志。
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后,新生力量迅速成长。
在斗争中,新进士大夫们与杨廷及势力进行着激烈的辩论,这赢得了世宗的敬重,也让世宗发现了自己所要依仗的真正势力。
之后,世宗钦定大礼,明代皇权从世宗一流,由旧皇权带来的势力瓦解,嘉靖革新时代真正到来。
大礼议经过
生活常识分享。
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与中国文化(上)安希孟康熙执政时期,天主教在华的耶稣会士、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的传教士,由于对中国传统"礼仪"的态度不同而发生争执,导致康熙皇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冲突,史称"礼仪之争",在法国被称为"中国事件"。
自十七世纪中叶开始,这一思想之争发展为传教方法之争,前后近一百年(1643——1742)。
这一争论包括三部分:(1)"创造主"译名问题;(2)祭孔祀祖问题;(3)康熙与罗马教皇的关系问题。
这一宗教争论本来应当由传教士及教徒自己争论解决,但耶稣会依附于中国皇帝,多次向中国皇帝上进谗言,打小报告,反使皇帝得以以行政手段粗暴干预,使这一争论循不正常途径发展,给中国文化的可悲"胜利"创造了条件。
因而这也是一个文化冲突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遭到正式的严肃质疑。
对于理论争论,中国皇帝还不太适应。
他们感兴趣的是唯我独尊,一言九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吵吵嚷嚷,成何体统?一、概论一种古老文化自身缺乏生命力,也难以治愈自己的痼疾,需要外界力量冲击(如人患病,体内缺乏抵抗力,要外药治疗一样)。
宗教上的愚顽还要靠宗教医治。
对于中国的迷信、个人崇拜和人身依附,基督教实不啻为一破坏性因素。
宗教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向量,基督教对尊孔拜皇帝、祭天祀祖宗等中国儒家等级制度的非难,有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反思、重构,然而却遇到强大的皇权和腐朽文化势力的阻挠。
基督教神学对中国旧礼俗的这一次发难,比"五四"要早几个世纪。
这一争论的不幸结局充分表现了中国封建文化堡垒的坚固性及中国人排外自大的民族情绪。
康熙皇帝的介入表明"天朝上国"、"中国文化世界之最"的狭隘、保守、封闭观念。
中国皇帝禁断天主教,并非由于"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的名词解释
礼仪之争的名词解释礼仪之争是指在社会、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关于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争议和辩论。
礼仪,是一种规范行为准则和社交常规,在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礼仪之争则是围绕着这些规范和准则是否适应现代社会的辩论以及如何理解和应用这些规范的争论。
1. 礼仪之争的历史渊源礼仪之争在历史上并非新鲜事。
早在古代,不同文化中就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
例如,东方文化所倡导的尊重和谦和,与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独立和个人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文明相互影响、交流融合,导致了礼仪观念和实践的多元化。
2. 礼仪之争的现代表现在当代社会,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礼仪之争更加凸显出来。
各种传统和现代礼仪的冲突,社会角色和身份定位的改变,都引发了对礼仪规范的重新思考和争议。
例如,有人主张传统礼仪的保存和弘扬,认为这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一环;然而也有人认为传统礼仪过于拘束,应该为现代社会所适应和改变。
3. 礼仪之争在不同领域的表现礼仪之争在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商业领域,企业和个人的职业形象和礼仪行为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在这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业文化存在差异,不同的行业和职业也有不同的行为准则。
因此,如何在不同的商业环境中正确理解和应用礼仪,引起了许多商界人士的争论。
在社交媒体的时代,礼仪之争也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式。
人们通过网络和社交平台进行交流和互动,然而由于线上世界与线下社交的差异,很多人对于网络礼仪的界定存在分歧。
个人隐私、网络暴力、虚假信息等问题也成为了网络社交礼仪争议的焦点。
另外,教育领域也是礼仪之争的重要场所。
随着教育模式的改变和学生群体的多样化,传统的校园礼仪规范受到了挑战。
一些人认为传统礼仪教育过于僵化,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思考能力;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传统礼仪尊重和传承是提升个体素养的一种方式。
4. 礼仪之争的意义和影响礼仪之争虽然可能会引发矛盾和争议,但也带来了对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的深入思考。
再论清初中国礼仪之争 从文化交流角度分析
再论清初中国礼仪之争从文化交流角度分析摘要:" 礼仪之争";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一个重要回合,它提出了两种各具独立性的成熟文化相遇之时能否真正交流沟通和如何沟通的问题。
本文拟从文化的交流视角出发对"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实进行讨论,探寻一种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有效的对话机制。
关键词:礼仪之争、文化适应、基要主义、文化交流基督教是一种宗教文化现象。
如果把希腊罗马文化看作是基督教在其历史上所遇到的第一次文化挑战,那么完全可以把中国文化看作是对基督教所遭遇的第二次文化挑战。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典型的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二者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二者各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
双方从中国唐朝初期开始接触,中间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一千余年,对基督教而言,中国的"基督教化";依然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艰巨任务。
基督教没能像"克服";希腊罗马文化那样"克服";中国文化。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对基督教而言依然是有待"克服";和"跨越";的两座顶峰。
本文拟以"中国礼仪之争";--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的重要回合,它提出了两种各具独立性的成熟文化相遇之时是否能够真正交流沟通和如何沟通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为讨论对象,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视角出发,探寻一种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效的对话机制,企望双方能够展开富有成效的实质性对话。
一、"礼仪之争";因何而生?基督教是以传教为主要特征之一的世界性宗教。
它几乎从一开始就越出民族的范围进行传教活动,把"神的旨意";传递给以色列人和异邦人,并意图使全世界各民族的异教徒都皈依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然而,历史上基督教在传入异教国家或区域以后又总是处在具体的本土文化境况之下,与当地的本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摘要】本文主要探讨在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君权与相权之间存在的冲突问题。
介绍了君主专制政体的特点和研究背景。
然后,对君权与相权的定义与界限进行了讨论,并举例历史上的君权与相权冲突案例。
接着,探讨了官僚组织在君主专制政体中的作用,以及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分析了官僚集团与君权争斗的局面,总结了官僚组织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影响,以及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的复杂性。
探讨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价值。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结构和矛盾,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视角。
【关键词】中国、君主专制、君权、相权、官僚组织、互动关系、官僚集团、冲突案例、影响、复杂性、未来研究、价值1. 引言1.1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特点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特点包括权力高度集中、君主绝对统治、官员任命由君主决定、政治制度呈现等级分明的等特征。
君主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掌握政治的决策权和执行权。
君主在体制中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统治者,尊崇为“至尊至贵之君”。
官员则是君主实现统治目标的执行者,负责具体治理事务,但其权力是君主授予和限制的,官员的权力和地位取决于君主的宠信。
在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君权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官员则必须忠诚于君主,执行其旨意。
这种政治体制的特点造就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专制统治和官僚体系的发展,直至近代。
君主专制政体的特点决定了在此体制下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以及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1.2 研究背景与意义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
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体长期存在,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力量较量时常发生。
研究这一问题,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还可以为我们理解现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提供借鉴和启示。
大礼议事件
大礼议事件大礼议,是明朝嘉靖年间因明世宗生父称号问题引起的一场政治斗争,发生于明世宗登基不久之时。
当时,世宗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争议和斗争。
大礼议历时整整三年(1521年至1524年),以明世宗朱厚熜一方施加强权压迫获胜而告终。
嘉靖十七年九月,廷议追尊朱祐杬为睿宗,祔于太庙,并改其陵墓名为显陵。
反对一方的官员被悉数削职致仕。
起因明世宗朱厚熜是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次子(长子为朱厚熙,生五日而夭,嘉靖四年追赠岳王,谥怀献)。
明宪宗生十四子,长子次子早夭,三子为明孝宗,四子为兴献王。
弘治七年,兴献王前往其封国安陆州就藩,正德二年秋八月,朱厚熜生于兴献王邸。
正德十四年,兴献王薨。
以世子身份居丧并决策封国政务。
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袭封。
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驾崩,此时,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
三月十四日,太监谷大用、张永抵达内阁,称武宗在豹房去世。
然而明武宗无嗣,而明孝宗也无其他皇子在世。
根据皇太后张氏之命,移殡到大殿,并交与内阁大学士讨论由谁继承皇位。
内阁首辅杨廷和举出《皇明祖训》出示,并称:“兄死弟承的祖训,谁能亵渎呢?兴献王的长子,是宪宗的孙子,孝宗的侄子,大行皇帝的堂弟,按伦序应当继承皇位。
”梁储、蒋冕、毛纪等人都赞同,于是命令宦官入内宫启奏皇太后,杨廷和等人在左顺门下等候。
不久,宦官奉遗诏与皇太后懿旨,宣谕群臣,全部按照杨廷和请求办理,皇位之事遂定。
三月十五日,皇太后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到京师即皇帝位。
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达安陆。
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朱厚熜拜别其父陵墓,次日辞别母妃启程。
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师,止于郊外。
当时朝廷官员就有关于以什么礼仪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论。
浅谈“大礼议之争” docx
浅谈“大礼议之争”白泽德大礼仪之争,起于正德十六年,止于嘉靖三年,源于明武宗逝后无嗣,只得由堂弟朱厚熜入继大统,进而引出一场关于皇考,皇伯考的争论,最终以左顺门事件代表着嘉靖的胜利而画上句号。
大礼仪事件,既是礼仪之争,也是一场政治斗争。
既是一场争斗,那便有不同的立场。
在这场争斗中,大臣大致分为三派:以杨廷和为首的反对派,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派和以费宏为代表的平和派(中间派)。
而嘉靖,一位16岁少年,这场争论的发动者,作为议礼派的坚定支持者,或应说张璁是嘉靖的坚定支持者更为妥当。
这是一场礼仪之争。
说大其大,“国有大事,唯祀与戎”,一套繁琐而又庄严的祭祀礼仪,关乎祖宗之法,关乎君主昏贤,关乎多少臣子心中理念,甚至于关乎天下苍生福祸。
说小其小,这只是一位16岁少年不愿认他人为父,不愿见在世的母亲时却要自称为皇侄的合理争论。
然而,规矩早已定下,改变时,从来都不会那么容易。
因为,人类,最害怕矛盾,当脑中的固化理念与现实冲突时,人就会不安,就会恐惧,就会要寻找平衡。
然而,祖宗之法之所以足畏,祖宗之法是旧物,是脑子中已形成的理念,甚至已成为了自己是现在的自己的基础,不尊祖宗之法,即意味着对自己的毁弃;于此上升一个层次,祖宗之法之所以足畏,祖宗之法是旧物,象征着先贤,象征着祖先,更改祖宗之法,即意味对他们的不尊重。
对此,王安石的“三不足”应值得推崇,尤其是在礼仪这方面。
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是正德旧臣与新帝嘉靖之争,是文官集团与皇权之争。
当其为政治斗争之时,便不能就事件本身谁对谁错的角度去看。
朱厚熜的皇帝是从天上砸下来的,自南方而来,在诺大的朝廷之中,孤单一人,要想掌控朝廷,施政做事,势必要寻一些“亲近”自己,支持自己的朝臣。
可以看到,大礼议初期,反对派力量强大。
历经成化、弘治、正德的风风雨雨,60多岁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多次封还嘉靖御批,有些轻视刚刚上位的小皇帝。
聚集在杨廷和身边的朝臣大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朝臣大有“劝谏皇帝”成功而“自豪”的心态。
先秦礼法之争的现代思考
先秦礼法之争的现代思考古中国的先秦时期,出现了以孔子、墨子及其学派为代表的“礼法之争”,他们对礼乐、政治、哲学,以及有关宗教和道德的思想产生了激烈的论战,这也为中国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
礼法之争迄今仍持续不断,关于礼法之争的现代思考也随之而来。
本文将从礼乐、政治、哲学及宗教等诸方面来探讨先秦礼法之争的现代思考。
首先,从礼乐角度来看,先秦礼法之争有助于建立一种协调的社会秩序,有助于营造一种文明的氛围。
古代的礼法之争就是孔子和墨子在古代礼制编制上的不同看法,孔子认为要把个人的自由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实现国家的平衡,而墨子则认为应该让人们在礼仪规范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性。
在实践中,他们的思想激发了一种文化气质,是中国文化得以传承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代人也应当从礼乐角度思考古代的礼法之争,加强社会的文明气质,推动社会的发展。
其次,从政治角度来看,古代礼法之争的本质是政治思想的斗争。
孔子提出的“尊君”思想,认为实行尊师重道,以尊重君主为核心。
而墨子认为,应风行法治,尊重法治,在法律面前,一切都要视作平等。
这一斗争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政治思想斗争,把中国释放出“以道为本,以礼为本”的政治传统。
现代社会,人们仍然可以从这次礼法之争中思考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维护社会的文明秩序,尊重法治。
再次,从哲学角度来看,古代礼法之争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当代哲学思想开创了新突破。
孔子提出“仁义之道”,认为人之间应当互助、互信、互爱,以构建一种新的社会文明。
而墨子提出“君子之道”,认为人之间要用合理法治来规范社会,以圆满社会的治理。
这两种思想的斗争,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全新的纪元。
现代人对古代礼法之争的思考融合了古今哲学的智慧,要求人们在行为准则上,既要用“仁义”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要用“合理法治”来管辖社会,以营造一个文明社会。
最后,从宗教角度来看,先秦礼法之争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影响深远。
孔子提出的“道德经”,探讨了宇宙至人的道德普遍性,突破了宗教界限,为世界文化积极贡献。
礼仪之争的原因与结果
礼仪之争的原因与结果
礼仪之争的原因与结果
一、礼仪之争的原因
1、日益增多的宗教派系
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宗教派系,如佛教、道教等,他们都对礼仪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引发了许多争执,甚至可以说是礼仪之争的源头。
2、不同宗族地域的习俗
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民族和地域,他们的习俗非常不同,尤其是礼仪方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礼仪,习俗不同容易出现礼仪之争。
3、政治竞争
随着政治争斗的加剧,许多政治家为了政治利益和社会形象,都在不断改变和制定礼仪准则,以保持自己的影响力,引发了一系列的礼仪之争。
二、礼仪之争的结果
1、礼仪变得更多元
因为礼仪之争,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派系的礼仪都交汇在一起,使得礼仪变得更加多元化,不仅满足不同民族的需求,还有利于促进礼仪的演变。
2、礼仪变得更加科学
礼仪之争也促进了礼仪准则的不断完善,政府经过调查研究,最
终确定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礼仪准则,使礼仪变得更加科学。
3、礼仪文化的发展
礼仪之争也促进了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礼仪文化正在不断发展,今天的中国礼仪已经是一种深厚的文化和文明,多元文化的交融及和谐的发展,正给社会带来良好的影响。
论_大礼议_的核心问题及其影响_吴锐
洪武二十五年(139 2 年)病死 , 溢彭文 , 朱元璋痛心不 已 " 朱元璋并没有就帝位传给其他儿 子 , 而是传 给皇太孙朱允坟 , 维护露文大宗一脉 " 朱允坟即建文帝 "燕 王朱棣用武力抢夺
孝 宗传 之 先 皇 帝 , 特 简 陛 下 , 授 之大 业 "献 王 虽 陛 下 天 性 至 亲 , 然 而所 以 光 临 九 重 , 富 有 四
海 , 子 子孙 孙 万 世 南 面 者 , 皆先 皇 帝 之德 , 孝宗 之 所 贻也 "0 ¼可 以与薛 蕙 的见 解 相互 发 明 "
虽 然 朱 厚熄 曾经 以 回安 陆相 威 胁 , 但 毕竟 是 耍 赖 " 此 时 的 内 阁好 比农 夫 , 世 宗 好 比是 苏 醒 的蛇 , 他 要 咬 人 了 " 以薛 蕙 为例 , / 书奏 , 天子 大 怒 , 下 镇抚 司考 讯 0 !½ 揭 暴 发 户 的短 , 风 险 当然 很 大 " 薛 蕙 被夺 棒 三 月 , 削职 赶 回毫 州 老 家 " 嘉 靖 十 八 年 诏 选 宫 僚 , 吏 部 打 算 任
正 德 十六 年 ( 15 2 1 )三 月 , 武 宗 突 然 病 故 , 无 子 " 慈 寿 皇太 后 与 大 学 士 杨 廷 和 定 策 , 根 据 / 兄 终 弟 及 0的祖 训 和 / 伦 序 0, 以 明宪 宗 之孙 ! 武 宗 叔 父兴 献 王 朱佑 杭 之 子 朱 厚熄 人继 大 统 , 即 明世 宗 , 年 号 嘉 靖 " 所 谓 / 伦 序 0 , 即 亲疏 关 系 , 朱厚 熄 是 武 宗 的堂 弟 " / 伦 序 0是 天然 的 , 也就 是 说 朱 厚熄 得 以登 上 皇帝 宝 座 , 并 非 因为 他 本人 有 什 么 过人 之 处 " 原 来 宪 宗生 十 四子 , 长 子早 疡 , 连 名 字 都 没 有 " 次 子 立 为 皇 太 子 , 早 亮 " 第 三 子 为 孝 宗 , 纪太 后 所 生 " 第 四子 即兴献 王 朱 佑 杭 , 邵 贵 妃 所 生 " 弘 治 七 年 ( 1 4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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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礼仪之争看政治权利与礼制之间的互动作者:田尧来源:《青年时代》2019年第11期摘要:宗法礼制是一种既抽象又具体的概念,等级是礼制的核心内容之一,礼制中的等级具体地体现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
礼乐制度不断发展,终于成为了规定人的社会地位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正德十六年(1521)到嘉靖三年(1524)之间的大礼仪之争,围绕着新即位的嘉靖帝朱厚熜的父亲的封号等问题,用礼制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开了激烈的争论,淋漓精致地体现了礼制与政治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礼制;大礼仪之争;建筑等级;明显陵;政治现实礼仪包括民间礼仪与国家礼仪,国家礼仪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礼制”,也就是礼仪中具有国家背景和政治强制力的部分。
换句话说,礼制也可称为礼仪,只不过它是国家颁定的政治制度化了的礼仪。
①礼制运行的方式,是通过礼仪定式与礼制规范塑造人们的行为与思想,并通过法律的惩罚维护礼法的绝对权威。
在西周时期,“礼”的概念还停留在“礼节”“礼仪”层面,并没有被过多赋予政治上或者道德上的作用。
“礼”被赋予社会政治等级和伦理道德的含义并被视为高居于一般道德名目之上的重要范畴,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②。
西周政权覆灭之后,多方政治势力交错,社会结构受到巨大的冲击,局势十分混乱,人们用“礼崩乐坏”来形容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
在这种动荡的局势之下,西周社会里“礼”的作用凸显了出来,政治家开始意识到“礼”虽然没有被强调,但的确在客观上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机制,“礼”的机制在客观上维护了西周社会的社会平稳及政治平稳,于是“礼”的作用开始被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离不开老子和孔子的巨大贡献。
老子和孔子以后又有庄子、孟子,还有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在礼乐文化的思潮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思周朝“礼坏乐崩”的深刻原因,并系统阐述礼乐文化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史称“百家争鸣”,共同推动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转型。
③从此,礼乐制度不断发展,历过高潮和低谷,终于逐漸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一项重要原则,其作用在于维护宗法等级制度,规定人的社会地位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礼乐制度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礼制文化。
所谓“正名”,指在儒家的礼制框架里,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鲜明等级,各个等级的活动都应有正当的“名”,有各个等级的行为规范,不容许有僭越礼制的不符合应有名分的活动出现。
④礼制成为了一种社会规范以后,与“名”息息相关,礼为“正名”提供了现实方案。
孔子十分重视名分,他认为治理国家首先就要“正名”,因此,他把礼制推崇到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大礼仪之争中,就很好演绎了政治参与者们通过“礼”为政治活动“正名”的现象。
争夺双方用“礼”为自己的活动“正名”,在礼制里选择出能够支持自己观点、行为的论据,用礼制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礼”在这里起到的不是维持政治统治的作用,而是为政治现实所用,成为“正名”的工具。
大礼仪之争发生在明正德十六年(1521)到嘉靖三年(1524)之间,表面上是因为明武宗朱厚照无子,立武宗叔父兴献王长子朱厚熜为帝时,产生的朱厚熜到底是“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之争。
围绕着新即位的嘉靖帝朱厚熜的父亲的封号等问题,以朱厚熜为首,包括席书、张璁等人的“议礼派”,和以执政的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包括乔宇和汪俊等内阁大臣的所谓“护礼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⑤。
议礼的两派朝臣争论的内容是对封建礼制的不同见解,争论了封建君主继承制度中的“名”。
封建礼制属于封建上层建筑,既包含封建宗法理论,又包含封建君主继承制度,对它的不同解释和作法直接关系到皇帝权威的加强或消弱。
⑥因此,这场礼制的争斗影响着嘉靖帝朱厚熜的皇权的强弱,实际上蕴含了皇权与阁权的斗争,蕴含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是礼制与政治现实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
从宗法上看,立兴献王长子朱厚熜为帝是不容置疑的,但争议是:继统问题上朱厚熜为帝,是继孝宗之帝统,还是继武宗之帝统的间题;在继宗问题上是继孝宗之宗还是继兴献王之宗的问题。
⑦如果朱厚熜以孝宗的皇太子的身份继承皇位,情理上将生父认作叔父,脱离了兴献王一系,世宗朱厚熜就会在政治中失去独立性,他将要张太后和杨廷和等人的拥护和支持,今后的政治生活里也要多受掣肘。
世宗的意愿很明显,他不愿意加入孝宗、武宗一系,他希望以藩王的身份继承大统,为自己兴献王一脉“正名”,摆脱朝中权贵、官僚势力的控制。
张璁在朱厚熜与杨廷和一派的僵持局面之下,上书直言:若要朱厚熜继孝宗血脉,是不顾亲情、有违人性的。
张璁上奏疏《正典礼疏》,将朱厚熜的继位的正当性上推到明太祖,认为朱厚熜是继明太祖的皇统,给出了反驳杨廷和一派的有力理论依据。
因此,张璁也在这场礼制的争论、政治的斗争中加入新帝的阵营,成为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成为朱厚熜在与内阁争斗时的支持力量。
在张璁等朝臣的支持下,要求去掉其亲身父母尊称中的“本生”二字,百官都反对,并有二百三十余名大臣跪在左顺门外抗议。
世宗大怒,下令将一百三十四人逮捕下狱,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杖刑,最终十八人被打死。
⑧历经多年的争论拉扯,朱厚熜终于通过武力,取得了“大礼仪”之争的胜利。
通过这场旷日持久的礼仪的争论,朱厚熜终于在政治局势中建立起了自己可以掌控的人事格局,获得了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尽自己所能加强了皇权,在与内阁的争斗中获得了胜利。
在此基础上,世宗朱厚熜与1524年(嘉靖三年)尊生父兴献王为“献皇帝”,尊母蒋氏为兴国后;七月献皇帝神主奉享于太庙,尊号“皇考恭穆献皇帝”,位在武宗之上;尊其母为章圣皇太后。
⑨在取得大礼仪之争的胜利之后,世宗朱厚熜将在家乡的父母亲的王墓升级修建为“帝陵”,参照明代其他帝陵的建制,将近四十年的修补后建成规模宏大的明显陵。
古代传统建筑也是宗法礼制的具体表现之一。
官方颁布的建筑营造法式和施工则例与礼制相适应,对不同等级的建筑的空间、面积、用料以及装饰都有不同标准,使得建筑也有明确的等级⑩。
中国的传统的建筑物的空间、面积、用料以及装饰,不只是由人的物质生活功能要求来决定的,更主要的是由礼制的规定来决定。
在我国古建筑的修建中,等级制度的痕迹随处可见,建筑成为体现古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这一点在古代陵寝建筑中更能体现。
对兴献王陵寝的修改与重建,都是对兴献王地位的肯定,将王墓升级为帝陵的规模,就是“献皇帝”地位在现实生活中拔高的体现,使得对兴献王地位的提升不再是一纸之谈,不再是抽象的名号,是留在历史长河里具体的一座建筑,不容质疑和诋毁。
可以看出,大礼仪之争不是一场简单的关于礼制的激烈讨论,而是一场隐藏在礼制讨论之下的激烈的政治斗争,是在世宗朱厚熜继位时进行的一场新旧势力的较量。
伴随着朱厚熜在议礼中的逐步胜利,皇权也进一步得到加强。
在这场礼制争论中,礼制就起到了独特的,为政治正名的作用。
礼制被政治有选择性地阐释,为政治现实左右,成为政治势力为自己行为取得合理性的理由。
从大礼仪之争及其结果看来,在政治生活平稳的情况下,礼制是规定人的社会地位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体系,维护着政治等级秩序,主要保证社会生活有序、正常的运营,对政治运行的积极作用明显。
但当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礼制更多的成为政治参与者“自圆其说”的重要依据,是为政治活动“正名”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礼制维持社会等级制度的作用被明显削弱,更为突出的作用是成为政治参与者为自身利益争夺的借口,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庸。
注释:①胡新生:《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载《文史哲》,2014年第3期,第66-78+166页。
②胡新生:《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载《文史哲》,2014年第3期,第66-78+166页。
③刘德喜:《礼乐文化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
④王培:《从“大礼仪之争”看礼的困境》,载《安徽大学》,2013.⑤张晓松:《“大礼仪之争”对明代史学的影响》,载《漳州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第56-60页。
⑥张显清:《明嘉靖“大礼议”的起因、性质和后果》,載《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第7-15页。
⑦李洵:《“大礼议”与明代政治》,载《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第48-62页。
⑧王培.:《从“大礼仪之争”看礼的困境》,载《安徽大学》,2013年。
⑨陈刚:《明代“大礼仪”的产物——明显陵》,载《湖北档案》,2005年第6期,第35-36页。
⑩张宏:《等级居住与宗法礼制──兼析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基本特征》,载《东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97-100页。
尤士洁:《浅论礼制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载《世纪桥》,2010年第21期,第21-22+60页。
参考文献:[1]胡新生.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J].文史哲,2014(03):66-78+166.[2]王培. 从“大礼仪之争”看礼的困境[D].安徽大学,2013.[3]张晓松.“大礼仪之争”对明代史学的影响[J].漳州师院学报,1997(01):56-60.[4]张显清.明嘉靖“大礼议”的起因、性质和后果[J].史学集刊,1988(04):7-15.[5]李洵.“大礼议”与明代政治[J].东北师大学报,1986(05):48-62.[6]王培. 从“大礼仪之争”看礼的困境[D].安徽大学,2013.[7]陈刚.明代“大礼仪”的产物——明显陵[J].湖北档案,2005(06):35-36.[8]张宏.等级居住与宗法礼制──兼析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基本特征[J].东南大学学报,1998(06):97-100[9]尤士洁.浅论礼制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J].世纪桥,2010(21):21-2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