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经济评论第1期-“安居”“乐业”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

经济评论
密切关注城镇经济领域热点问题
2013年1月4日第1期总第4期内部资料注意保存“安居”“乐业”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城镇化列为新“四化”之一，并将其作为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的战略。

新一届中央决策层对城镇化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成为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中央虽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思想，但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和突破点到底在什么方面？地方尚未有相应的具体方案，据国家有关部门介绍，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

福建、江西、云南、贵州等地纷纷出台城镇化体系建设规划方案，多期望通过以城镇基建项目为载体的投资拉动，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众多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了对新型城镇化的不同理解，有的认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消费升级，有的认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在制度转型，有的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是中小城市，有的将新型城镇化的重点理解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城市面积的扩张，更有的将新型城镇化理解为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等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客观地看，各级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对新型城镇化的认识均有可取之处，但还都局限于某一个方面，尚缺乏一定的共识。

十八大报告已将新型城镇化列入未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顶层设计
新型城镇化已列入未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顶层设计。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为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

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市场需求的萎缩，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倒逼我国经济增长的力量必须从依靠出口拉动转向刺激国内消费；从
投资上来看，自2008年以来，一系列大规模政府主导性投资在有效的缓解金融危机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等弊端。

在当前经济形势整体下行的压力之下，农村城镇化又成为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潜在动力。

从当前的城镇化来看，2011年，我国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达到51.3%，但在统计的6.91亿城镇人口中，包含着约1.8亿左右的外出农民工，在房价高涨的现实背景下，进入城镇的农民工根本无力购买房子；同时，受制于户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体制机制问题，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也并不能真正享有城镇居民在就业、保障房等方面应有的权利，直接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扩大。

因此，十八大报告将新型城镇化道路列入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
顶层设计，是党和国家总揽国内外大局，探寻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部署，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安居”和“乐业”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
新型城镇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是“人”由农村农民向城镇市民转化的过程，既不是城市面积的扩张，也
不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而是在以“安居”和“乐业”为引领，逐步提升城乡公共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及农民市民化后的收入、消费、保障能力的过程。

“安居”是让由农村迁移到城镇的居民能够在城镇里住有所居，与片面的过于重视商品房、道路等外在形式和感官效果的建设有所不同，“安居”同时将教育、养老、就业、文化娱乐、医疗等各项公共服务统筹考虑，将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与维护其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权益相结合，要求在城镇保障房、社会事业，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等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变革。

乐业”是实现人口从乡村到城镇的迁移与人口从农民到市民职业身份转换的同步推进，稳定和扩大农民在城镇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能力，保证其有稳定的职业和相应的收入来源，避免陷入贫穷的困境。

乐业需要在城镇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就业、产业支撑等方面，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

以“安居”和“乐业”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解决农民转为市民的后顾之忧后，也将通过收入增长和消费转
换效应为解决内需不足、缩小城乡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优化投资消费结构等方面提供新的契机，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以“安居”和“乐业”为核心新型城镇化不能急于求成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目前可以培育的空间因素，涉及拉动内需、产业支撑、劳动就业、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及教育、土地权益、城乡协调、收入分配等方方面面的关系，要求在推进过程中注重其系统性、联动性和配套性，不能急于求成。

分步解决入城农民的住房问题。

当前，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对城镇的公共服务将产生巨大的需求。

在现行税制模式下，受制于城镇地方财力的限制，入城农民工的安居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各个地方立足自身发展实际，通过制定一定的标准和计划，逐步的解决农民入城后的安居问题。

此外，从短期来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的一体化管理尚需要一定的改革历程。

因此，应在现
有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和既定制度体系下，推进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为农民进城后的“安居”“乐业”设计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新型城镇化进程由政府主导的向发挥多元主体作用转变。

传统城镇化模式是以土地为核心、以地方政府大量投资为主导、以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的粗放型扩展模式。

近年来，这种模式在经济增速放缓和房地产调控及城镇土地资源日渐稀缺之下，不仅地方财政困难逐渐显现，也催生了失地农民和城市拆迁的种种问题，造成了较大的社会隐患，且在制度性约束没有得到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短期内强行加大对农民的住房保障也会对城市的整体福利产生影响。

因此，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拉动不可持续的状况下，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需要从善治和多中心参与的角度，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等团体通过多种合法手段积极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从保证适宜的住房来源、提高进城农民的住房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逐步的改善农民在城镇的住房条件。

推进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入城农民的职业培训力度。

我国中小城市数量众多，是联结广大农村，城乡统筹发展解决入城农民工“安居”“乐业”的战略支点。

农村劳动者进入城镇实现“乐业”，既需要城镇经济发展产业对劳动就业的需求，又需要农村劳动者在城镇有就业能力。

因此，加大对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政策扶持力度，引导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小城市、小城镇转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将会在区域内创造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

同时，政府也可以根据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门类，建立企业、政府和农民工个人共同负担的培训投入机制，整合资源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升农民工入城后的安居就业能力。

逐步推进有条件城市产业功能区区向现代化综合城区转型。

产业集聚区企业众多，是一个城市吸纳外来人口的主要集聚地，但限于功能及处于城市建成区的边缘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产业集聚区城市综合配套服务功能一般相对中心城区较差，既不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又制约了城镇化的有效推进，紧抓“安居”和“乐业”两大核心问
题，应首先从城市条件较好产业集聚区入手，通过中心城区各种文化服务、商业服务、金融信息服务、管理服务、医疗服务、娱乐休憩服务等综合城市服务的扩散，逐步将产业集聚区打造成为一个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承载区和城市的新功能区，使之成为积聚吸纳农村人口转移，推进入城农民工实现“安居”和“乐业”的重要载体。

深化城镇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在现行的分税制模式下，存在市县政府事权较多，财权较少的弊端，围绕逐步提高城镇的财政支持能力，一是应尽快推广开征房地产税、土地税等税种，健全城市税体系，解决城市建设资金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二是提升对中小城市的转移支付和税源汲取能力，将原有一些征收能力和税源广阔的税种由国税转换为地税。

三是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新型城镇化进程，支持中小城市依托投融资平台，推进城市投融资平台融资模式和融资工具的创新，通过探索良好的公私合作机制和多主体参与的利益分享机制，为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金融支持。

推进城乡文化和观念的融合发展。

农村文化具有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乡土气息，而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两者之间的文化与观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既可互相影响，又可以彼此借鉴。

不断推进城乡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消除因城乡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实现城乡文化的和谐发展。

城乡文化的融合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将乡村文化包容在城市文化之中，而是城乡文化在彼此相互吸收、相互借鉴汇中逐渐形成新的城镇文化内涵的过程。

因此，推动城乡文化的融合，既需要发挥城镇文化的辐射性，通过人口流动和现代传媒逐渐提升乡村文化水平和进城农民的自身文化素养，又需要发挥乡村文化的独特性，使城镇居民充分领略感受乡土文化的清新之美和淳朴之韵，在城乡文化的互动中逐步促进城镇人文化观念的更新与融合，营造出包容创新的城镇精神，打破城乡二元格局的文化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