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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左右江起义的历史意义
王熙兰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系，广西桂林541006）（上传者即作者本文已刊登在《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4期）
【摘要】80年前的广西左右江起义——即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暨红七军红八军成立，是中国革命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求真务实、与王明“左”倾路线作坚决斗争，使土地革命在广西及桂黔湘边少数民族地区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重新认识左右江起义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力，对我党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理论联系实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相当的示范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左右江起义邓小平红七军历史意义
1929年至1930年，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同志前往广西，先后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也称左右江起义，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

80年过去了，这两次起义的重要意义和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影响，依然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和探研。

这两次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成功实践，也是革命低潮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振臂突起的重要武装行动。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所以，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此前，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民革命领袖在湖南、江西等省农村广泛发动了农民运动，还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广西壮族农运领导人韦拔群就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课。

壮、瑶、苗、侗等广西少数民族是中国南方边远山区最穷困的群体，他们深受国民党统治者和地方军阀的残酷欺压，而当革命到来时，他们便自觉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

左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农民骨干的高比例就足以证明。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举行的两次规模较大和影响深远的起义，它与前三次武装起义一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低潮和白色恐怖时期大大鼓舞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经过统战工作团结了一批广西军政高层要人。

特别是百色起义选择在纪念广州起义两周年的日子里，更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
挠、前仆后继的大无畏精神和坚决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这种精神和决心对于当时革命队伍中某些人的迷茫状态起到了唤醒作用。

在前三次起义纷纷失败，革命义士惨遭屠杀的白色恐怖情况下，“中国革命究竟向何处去？”武装起义在何地何时举行最为恰当，怎样创建一支人民军队，诸如此类的问题，右右江起义的事实作出了很有启发意义的回答。

三、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与毛泽东所倡导所实践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方式不谋而合。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并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及地方苏维埃政府。

起义时，红七军有兵力只有4000余人，红八军只有2000余人，后来两军曾发展到近万人，另有一支脱产的工农赤卫队约八九千人，几方面的武装力量共有两万多人，这支武装力量足以令敌人心惊肉跳。

尽管红八军在龙州起义不久因遭东山再起的新桂系李、黄、白的军队镇压而解体，但其一部分后来加入了红七军，成为红七军的一部分而继续战斗。

红七军在人数最多时拥有约一万二千多人，这支军队在右江地区和桂黔边界曾屡创敌人。

1930年9月其主力离开右江后，在邓小平带领下转战于桂湘边境和桂粤边境，后经粤北地区进人湘赣根据地，于1931年7月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汇合。

从此，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转战祖国南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留守右江革命根据地由韦拔群率领的红七军的一个师，则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其间曾遭受新桂系军队的围剿而展开残酷的反围剿斗争。

1932年10月韦拔群牺牲后，其残部化整为零、变换名目，继续与敌人周旋，直至解放战争时期配合解放军解放广西。

此外，当时的左、右江两块根据地合计总面积约达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50多万。

在整个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范围内，大约有二十多万群众参加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地方赤卫队发展到数万人，各根据地各级机关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少数民族训练班、乡村宣传队，以及劳动小学、农会夜校等，遍布山寨村镇。

可以说，邓小平组织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已经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显现燎原之势，也堪称当时中国一块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工农武装力量相当活跃的根据地。

虽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不久即丧失，但中国共产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却从未熄灭，直至广西全境解放。

上述成果，与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理论不谋而合。

四、红七军转战千里的整个过程，体现了邓小平为代表的红七军领导联系实际、注重调研、坚持真理、务实求真的基本思想。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过程中有许多注重调研、务实求真的做法，主要表现在：1、邓小
平等中共领导对李明瑞、俞作柏等国民党左派卓有成效的统战政策，使李明瑞成为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张云逸、李谦等中共军人对广西当局教导队等国民党军队的成功改造，使其大部分转变为百色起义的中坚力量；2、邓小平、张云逸在百色起义筹划时就注意避开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中心城市南宁，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发动起义并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3、注意正规武装与工农武装的结合与协调，无论是张云逸指挥的教导队还是韦拔群的农民赤卫队、陈洪涛的农会武装，最后都成了根据地的革命武装；4、在革命根据地内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建设等等。

上述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做法，迅速壮大革命力量和扩大了根据地，并及时纠正了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一些“左”倾错误的指导，为保存革命实力和后来转战奔赴苏区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经验。

五、邓小平为代表的党政领导及时调整革命策略，反对盲动冒险去攻打柳州、桂林等大城市，有效保存了革命实力。

两次起义发动时，革命正处于低潮，革命武装力量非常薄弱，而敌人优势兵力盘踞在大城市，当地的“左倾”中央没有把握到这些客观事实，盲目崇尚共产国际，脱离实际，作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从而使革命蒙受重大损失。

邓小平在部队转战湘黔桂边之后的全州会议上认真总结分析了红七军从百色出发、河池会议到攻坚武冈折回全州的经验教训，否定了左倾盲动的错误做法，从实际出发，根据敌我双方力量的实际情况，否决了攻打桂林、柳州等城市的错误战略部署，尤其自全州会议拨乱反正力挽危避，率部从湘桂粤边区迂回前进，大大减少了部队伤亡，在军事上挽救了红七军。

六、红七军在转战过程中妥善处理好民族关系，从而博得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广泛拥护。

右江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在百色、平马（今平果县）东兰、凤山等壮族地区和田东、巴马等瑶族地区，这一带有韦拔群等长期经营农民运动的良好基础，当邓小平张云逸等将南宁兵变的队伍带到百色发动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各族群众给予了最热情的拥护和全力的支持。

当红军转战黔桂边境进驻贵州古州（今榕江县）时，沿途得到了苗族同胞带路、供粮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后来从河池整编到奔赴湘桂粤边途中，经过融水苗族地区、三江侗族地区、龙胜苗瑶侗杂居区以及后来的江华瑶族地区，由于注意协调民族关系，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从而得到了沿途各族群众的广泛拥护和竭力支持，使部队度过了最困难的转战时期。

七、在根据地首次成功组建农业合作组织并促进了生产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农业生产模式改革的先驱。

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政委邓小平与右江农运领导人韦拔群专程到韦的家乡东里屯，去那里了解当地农村现状及生产情况，在邓、韦的指导下，由一百二十多户壮、汉、瑶族人民组成了一个实验性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共耕社，小平同志亲眼看到这样一个中国早期互助联营生产组织成员在做为土地主人之后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也看到了农民在承包土地发展生产的显著效益和农民生活的明显改善。

后来有人曾这样认为，就是在瑞金苏区中，也没有哪个地方能取得这样的土地革命成果。

这是中国土地革命的最早尝试，这也是邓小平、韦拔群在广西右江苏区农村农业生产模式改革中开创的先例。

经查阅，至今还没有发现资料显示1930年在中国出现的生产合作组织能收到如此的丰硕成果：
这一年，东里共耕社粮食喜获大丰收。

共耕社内的成年人每人分得粮食800斤，12至15岁少年每人500斤，1 至12岁分300斤，还留有一部分公粮供应红七军和来往人员及补助困难户之用。

曾任英国驻华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思在他的《邓小平传》中这样评述1930年邓小平在右江地区的土地革命：“当年的春天和夏天，在几乎没有红军存在的地区，邓小平冒着个人的生命危险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协助他实施这项计划的是韦拔群和李明瑞。

”
八、龙州起义率先在中越边陲举起反帝大旗，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

龙州起义期间，龙州军民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曾在龙州召开一万多人的声讨法国驻龙州领事馆破坏中国革命的罪行的声讨大会，并驱逐领事馆人员。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在左右江地区广泛发动起来，随即，左江苏维埃政府发出了反对法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的通电，当地革命群众立即驱逐了法国驻龙州的领事、神父和海关关员，同时也给土司残余势力以沉重打击。

这一举动当时在国内很有震动性。

当时，中共中央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龙州军民的英勇反帝斗争，“号召各级党委及全体同志，立即开展拥护龙州苏维埃，反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工作”。

193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红旗》杂志第八十六期，为邓小平领导的龙州起义而专门发表了题为《赤色的龙州》的社论，赞扬龙州军民的反帝斗争“已经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

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同年4月20 日，党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的信中表扬了邓小平的出色工作和策略思想，指出：“自小平同志到达后，你们的确相当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做了许多工作，如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斗
争，执行土地革命，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帝国主义的财产等等，这些的确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

”
九、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革命实践中，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革命人才和红军的军事骨干。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中建立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遍及20多个县，控制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O万，正规红军近1万人，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影响很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为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经验。

百色起义中培养出来的部分党员干部，相继成为我国各级政权的领导者，他们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其中主要领导者邓小平在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时当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的核心；1931年，壮族人民的好儿子、时任红七军21师师长的韦拔群，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当时最年轻的特务连长李天佑则在红军长征时已升任红三军团五师师长，率部在新圩阻击战中苦守三天，成功掩护了中央红军抢渡湘江。

新中国成立后，原红七军、红八军官兵中有19人部被授予将军军衔，其中大将1名、上将2名、中将4名、少将12名，还有省、部级干部18名。

这些军政骨干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突出的贡献。

结语：红七军的革命起义和远征精神是我们的重要精神财富。

土地革命时期的广西左右江起义与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是中国革命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史实证明，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领导左右江起义及红七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为中国早期土地革命和人民武装起义建立了不朽功勋，以邓小平为首的红七军党政领导战胜了“左”倾中央的盲动错误。

红七军向江西苏区“远征”万里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划下浓重一笔。

红七军的“远征”绝不仅仅是一支地方红军与中央红军的会合，它是红七军将士反对“左”倾错误影响寻求更好的发展的斗争过程。

红七军“远征”的胜利完成，还向中央苏区输送了一批久经考验的党的优秀指战员，这些优秀指战员在后来的反围剿和长征中成为重要的骨干力量和革命精华。

不容质疑，以邓小平为主要领导的红七军的战斗历程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红七军的革命起义和远征精神不仅是一份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鼓舞各族人民建设祖国奔向小康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黄宗炎：邓小平与百色起义、龙州起义〔J〕广西文史2004，（3）
[2]莫仲宁李振艺：发展百色“红色旅游”的思考〔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5，（3）[3王熙兰：喋血万里——邓小平与红七军.(M)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2
[4] 邹耕生：七千里路云和月____邓小平与红七军的转战史，[J]党史文苑2004.9
[5]全州县党史办：《红七军北上过桂北》（内部党史资料）
[6]邓群：百色起义的历史地位及深远意义〔J〕当代广西2004，（7）
[7]曹裕文：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在广西的贡献〔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