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地为牢的_个人_与政治自由_对伯林自由理论的批判_林少敏

画地为牢的“个人”与政治自由*———对伯林自由理论的批判林少敏内容提要：以赛亚·伯林的自由理论尽管对当代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并非无可诟病：其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疏充满着太多的随意性，对消极自由的论证过于粗疏，对积极自由的否定则极为武断，而总体上对两种自由之关系的理解则完全缺乏辩证思维，留下了太多明显的逻辑缺陷。

为了有利于对自由观念作较为周全的理解，需要从其“经验自我”的空洞性所导致的“消极自由”的贫乏、对积极和消极自由的人为割裂、对自我及其理性观念的曲解等方面细加研讨。

关键词：消极自由；积极自由；自我；理性自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发表以来，给“自由”这个古老的概念带来了一种颠覆性的思考，其所引发并持续至今的极大争议不仅来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同时也来自伯林自由论内在的麻烦。

与国际学术界对伯林的持续争论恰好相反，国内学界自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被译成汉字并在我国出版以来，对其褒扬甚多而批评甚少，这种现象本身值得深思。

一、贫乏的“消极自由”与空泛的经验自我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开宗明义，讨论的是“政治自由”，或政治社会领域中的“个人自由”。

但是，在伯林这里，对政治自由的讨论并不意味着将自由限定在政治论域，而是通过否定所谓“形而上学的自由”、“社会自由”、“经济自由”以确立政治自由为唯一“真正的自由”。

与此相关，两种自由概念的分疏，目的不是仅仅区分和界定两种自由概念，而是通过否定积极自由来确立消极自由为政治自由唯一纯正的内涵。

整个讨论是以反证为论辩基本策略，而整个反证过程都依赖于一个典型的自我论的分析，换言之，对自由概念的辨析被置换成对自我概念的辨析，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褒贬转化为或深入为对“经验自我”和“理性自我”的褒贬。

从理论的敏感性上说，这的确触及到了自由问题的根本。

自由的有无和多寡，实际上是个体自我选择的有无和多寡的问题①，是个体自我能否不受阻碍地围绕自己的目标行动的问题。

伯林有着和哈耶*①本文为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权利主体的价值选择与政治认同研究”（立项批准号：07BZZ004）研究成果之一。

尽管伯林对选择和自由的关系附加了一个限定性的说明，但并无很强的说服力。

他所举面临拷打而选择背叛朋友可画地为牢的“个人”与政治自由克相同的问题意识：二者同样敏感和恐惧于个体自我的丧失。

哈耶克担心“建构理性主义”的大厦埋葬自我，伯林则担心人们以自我的名义消灭自我。

由于消极自由主要依靠对积极自由———理性自我的否证来澄清和彰显。

因此，伯林对消极自由的阐述相当粗略，而且基本不言及作为自由之主体的自我的内涵。

因为对于这样一种自由的定义，自我是什么并不重要，而且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自由对“我”来说，只意味着外部阻碍的有无。

对自由的定义，只是一种勘察主体外部环境的工作：freedom或liberty（我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的政治含义中的第一种，……我将称作“消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政治自由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

如果别人阻止我做我本来能够做的事，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不被干涉地行动的领域被别人挤压至某种最小的程度，我便可以说是被强制的，或者说，是出于奴役状态的。

①除了上述定义外，伯林对消极自由就很少再正面阐述，除了简短的自由主义思想史的引证外，就主要使用排除法，通过说明什么不是自由来说明自由。

从伯林的这个界定来看，自由不仅如他所说是“消极的”，而且是外部的或者说是外向度，并且仅仅被确定在外部的。

除此之外，自由似乎不能为自己多要求些什么。

比如，伯林说，如果不是由于人为的强制或阻碍，我如果因为贫困而无力购买我所需要的面包、支付旅游的费用、请求法律援助的费用，那不能算缺乏自由，更不能算缺乏政治自由。

“纯粹没有能力达到某个目的不能叫缺少政治自由”②。

那么，反过来，单纯要求具有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按照伯林的消极定义，也不能算自由或对自由的要求。

对于“对那些不能使用自由的人，自由又是什么呢？没有运用自由的适当条件，自由的价值何在？”这样的质疑，伯林认为是对自由一词的无度扩张或无意义的滥用。

同理，人们经常以为与自由密切相关的价值，诸如：公正、平等、正义、幸福、良心等等也不是自由，甚至与自由无关。

人们为了这些目标而限制和牺牲自由，仍然是对自由的减缩和丧失。

甚至，自由的平等性原则：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对一个人的自由的尊重，逻辑地蕴含着对其他人与他一样的自由的尊重”③都是虚妄的先验原则，都不是自由本身的构成要素。

伯林的自由定义看似更加简单、直观和现实，却似乎更像一条抽象僵硬的标尺，盲目地淘汰了现实自由的复杂性。

即便仅就消极自由而论，如果一个人处在严重的歧视性不平等地位，那么，无论是出于对出身、血统，还是出于对人格、身份的不平等，难道不会对他的自由构成限制？不会构成伯林深恶痛绝的对他自由的限制？难道他还能够不受阻碍地做自己原本能够做的事？如果自由不是一种平等的关联性的概念，一个人的自由不以对他人自由的平等尊重为条件，那么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如何可能？对自由的阻碍，甚至践踏难道就不是由此而生了？尽管如此，伯林仍然坚持“任何事物是什么就是什么：自由就是自由，既不是平等、公平、正义、文化，也不是人的幸福或良心的安稳……自由之所失也许会为公正、幸福或和平之所得所补①伯林：《自由论》，第189页，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偿，但是失去的仍旧失去了”①。

甚至，就连几乎决定着现代政治自由、个人自由的政治民主、自治都不能免于伯林的排除法。

“正如民主实际上有可能剥夺个体公民在别的社会形式中可能享有的许多自由权利一样，完全能够想象，开明的专制君主有可能让其臣民有较大程度的个人自由……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消极意义上———引者注），无论如何，并不与民主或自治逻辑地相关联……对‘谁统治我？’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对‘政府干涉我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的回答，在逻辑上是有区别的。

最终，正是在这种区别中，存在着消极与积极自由两种概念的巨大差异……以致最终导致了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大撞击。

”②。

伯林用更简要的方式把他的“消极”和“积极”自由概念归结为：“免于……的自由”和“去做……的自由”。

（freedom from……；free-dom to……）③按照“任何事物是什么就是什么：自由就是自由”的经验直观逻辑，自由既和所有其他价值没有内在关联，而且也与主体（特别是个人主体）的内在本质无涉，甚至与主体的愿望和目标无涉：“一个反抗其枷锁的人或一个反抗奴役的民族不需要有意识地追求任何确定的未来状态。

人不需要知道他将来如何使用他的自由；他只是希望清除束缚而已。

”④于是，“自由就是自由”固然符合伯林追求简单明确可操作的经验主义立场，却反而没有什么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抽去了自我的更加积极和丰富的内涵，所谓“经验自我”就成了一个苍白空洞的主体，一个几乎无意义的词———他为何需要自由？如何操作自由？如何保存自由？因此，自我如何成其为自我？那么，消极自由要想单独成立，坚守自己的独立性和外在性，就只能停留在最孤立最贫乏的概念形态里作茧自缚。

它不能对主体自我的愿望和目标多作一言，否则，它就越出了消极的限度，成为自己所反对的、由“自主性”、“自治”、“自我引导”、“自我实现”所推动的“积极自由”。

二、对自由概念的割裂与统一“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

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

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

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希望被理性、有意识的目的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的推动。

我希望是个人物，而不希望什么也不是；希望是一个行动者，也就是说是决定的而不是被决定的，是自我导向的，而不是如一个事物、一个动物、一个无力起到人的作用的奴隶那样只受外在自然或他人的作用，也就是说，我是能够领会我自己的目标与策略且能够实现它们的人。

当我说我是理性的，而且正是我的理性使我作为人类的一员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相区别时，我所表达的至少部分就是上述意思。

此外，我希望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主动的存在，是对自己的选择负有责任并能够依据我自己的观念与意图对这些选择做出解释的。

只要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就感到我是自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6期①②③伯林：《自由论》，第139页，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伯林：《自由论》，第198 199页，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鲍德温虽然替伯林辩解，认为这种简括只是伯林“不经意的评论”。

理由是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建立在“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我施加干涉？”和“谁应当统治我”这两个问题的区分上，但这个理由并不可靠。

“政府……干涉”反过来仍然可以被提炼为“免于……”；“谁统治我”联系伯林“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定义，仍然意味着“（我）去做（或成为）……”。

参见汤姆·鲍德温：《麦卡勒姆与两种自由概念》，应奇、刘训练编：《第三种自由》，第66页，东由的；如果我意识到这并不是真实的，我就是受奴役的。

①这是伯林著名的对“积极自由”的表述。

尽管伯林承认，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在逻辑上看起来相距不远，似乎只是同一个自由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

“不过，历史地看，‘积极’与‘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不总是按照逻辑上可以论证的步骤发展，而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直至最终造成相互间的直接冲突。

”②结合伯林在前文和这里的表述，实际上他不仅在历史实践上而且在概念逻辑上都否定了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

他说二者“在逻辑上是有区别的”，“并不是对同一种东西的要求”，而且正是这种区别和不同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大冲撞③。

那么，首先从伯林对积极自由观念的表述上看，二者是否没有逻辑推演关系？从上述伯林的随意罗列中，可以归结的“积极自由”的主要内涵是：“自主”（“自我决定”）、“自我导向”、“理性存在”、“自我选择”、“自我实现”。

但是，伯林对其中每一种积极内涵的表述都伴随着对其限制性因素的免除或否定。

如：“……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而不是被决定的”等等。

因此，从逻辑上看，伯林对积极自由观念的描述实际上综合了自由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

它呈现的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自我（主体）———不受阻碍地———选择、决定、行动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相较伯林的消极自由定义：“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两种自由的逻辑基本一致，甚至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