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在农民工群体的作用

社会工作在农民工群体的作用
【摘要】：
中国长期存在着“二元”社会结构，即同时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城市和农乡。

但随着我国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的第三元结构“农民工”，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群体，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居民，亦非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居民。

因其不具有城市户口，难以真正进入城市管理体系中，于是农民工实际上是处于城乡管理体系的狭缝边缘，成为了“边缘人”。

学术界对这一群体的界定、成因、群体状况、流动影响和问题、以及对策和支持网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研究。

然而，对于如何帮助这一群“边缘人”，多数学者均从宏观的政策制度着眼，忽视了中观的社区及非政府组织的服务功能、以及微观的农民工自身潜力的开发和再社会化。

本文以“以人为本”的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和社会工作行政、社区工作、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的专业方法来切入这一问题，认为应该发挥社会工作对这一特殊群体在宏观上的制度支持，中观上的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和微观上对个体的再社会化的指导性作用，并就具体的介入途径和功能发挥过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与同班的一位同学曾在柳州市广西工学院的多处建筑工地，调查了近四十名农民工，通过对他们工作和生活状况的了解，发现他们与城市人有着隔阂，并处于了严重的边缘状态。

【关键字】：农民工边缘人社会工作
【正文】：
农民工进城自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潮流，到90年代替代乡镇企业成为农民职业流动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这是中国加速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必然过程，也是一种极其深刻的制度变迁。

这一过程是农民和社会普遍受益的过程，也是弥合城乡之间的断裂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从宏观上看，近年来中国农民向城市大规模的流动和迁移，无疑像一把无比锋利的双刃剑，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迁。

在积极的意义上，中国的农民进城，繁荣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与经济，冲击着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状况，极大地推动了城市中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事实上重组了社会经济结构。

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进程的农民工已经从初期的拾遗补缺，逐渐演变成为了目前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功能和结构。

中国的农民用他们朴素的角色转变和身份转变的实际行动，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观念、行为和结构等诸方面不断地缩小着城乡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差异，推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

与此同时，在消极的意义上，农民进城所形成的大规模的无序流动，像一股巨大的冲击波，直接给社会的稳定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严重的结构性紧张。

就城市而言，面临着人口增多对基础设施、城市管理、城乡融合等方面的压力。

就农民工本身而言，他们初期的那种“出来挣钱，看世界”的内在驱力，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转变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体验；或者他们再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地更新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逐步地融入到了城市的主流社会之中；或者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深深地感到了城市社会的排斥和歧视、由“身份”带来的不平等的国民待遇、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和无所适从，并在和城里人、尤其是和城里的同龄人比较中不断地积累和体验不满和被相对剥夺的边缘化的感觉，并由此在逐渐地形成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和失范行为取向。

所以，对农民工的研究，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政策和实践的意义。

以下是我们调查农民工生活的一些现状:
一、受户籍制度影响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户籍在限制城乡人口迁徙方面的功能日益削弱。

然而，农民工到城市后却由于受到“名亡实存”的户籍制度等一系列行政壁垒的阻碍无法融入城市，不得不在体制外生存而形成一种漂泊不定的流动人口。

在城市中，他们一方面没有正式身份，在婚嫁、幼托、教育、
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一系列困难，还要交名目繁多的暂住费、暂住人口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外地建筑企业管理费等不合理费用，增加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成本，使得城市农民工所面临的劳动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与社会城市存在较大差别。

二、同乡群体群居
农民工通常会与同乡一起居住生活，就以被调查的建筑与农民工为例，虽说是一个工种的农民工居住在一起，却发现他们当中80%为同乡，而且他们都是通过同乡介绍的群带关系来寻找到此份工作。

他们除了和同乡有交际来往外，就算在同一工地的农民工，也很少接触。

“别说交往，没有打架就已经不错了。

”一位女农民工如是说。

农民工就连本阶层的交往都如此狭窄，那更别说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了。

狭窄的人际交往，逐渐形成了他们封闭的群体生活，远离城市居民，远离城市生活。

三、社会保障的缺乏
劳动合同是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法律保障。

调查中，尽管农民工心理很明白有无合同很重要，但是仍然有78.4%的人并没签订劳动合同。

由于相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可供挑选，雇佣农民工的单位头儿们，在招工时总是尽力剔除那些可能提出合同要求的“狡猾分子”。

“现在工作不好找啊，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你要合同别人不要，那人家就用不要合同的吧，简单省事啊”。

一名农民工在被凋查时的一句话就点破了其中的原因。

城市职工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五大保险，城市农民工则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

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有32.4%不知道公司是否为自己购买了保险，21.7%不太肯定的认为公司应该为自己购买了保险，45.9%的农民工知道公司没有为自己购买社会保险，甚至是最基本的医疗、工伤保险费。

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现行国家政策对城市农民工的歧视。

用工单位很少主动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就算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的工伤保险，有的单位都不愿意办。

一旦出现工伤事故，受到伤害的往往是城市农民工。

如近几年一些受到工伤事故伤害而又未办理工伤保险的城市农民工，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的人财两空，有的终生残疾，生活无保障。

四、公共生活空间的缺少
农民工只知道城市人生活体面，但又没有真切感受。

尽管城市公共生活空间不断拓宽，咖啡屋、酒吧、网吧、各种会所、各种特色公园，乃至不断改进的街景等，但农民工大多都享受不到。

他们蜷缩在低矮的棚屋、矮房子里，屋里没有像样的洗浴设施、厕所等，周围也没有像样的公共厕所，连基本的排水管道都没有。

尽管城市的高楼大厦、美丽街景是靠他们的艰苦劳动建起来的，但他们却享受不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农民工，已经从事建筑业8年了，却从没去过城市的任何风景区，他们就这样生活在被城市遗忘的角落。

五、缺少对城市文明的了解渠道
据调查，农民工既没时间也没经济条件去了解城市文明。

他们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除了吃饭、干活、睡觉，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闲暇时间去看电影、报纸、电视等，即使有闲暇时间，也没经济条件。

在调查中，广西工学院的建筑商为广西三建和五建，均为广西有名的建筑公司，农民工的生活较为稳定，有一两名农民工自己购买了台小电视或老板提供电视、VCD供大家闲暇娱乐，但大多数农民工不仅看不起电视，也看不起电影。

几十个农民工围着街头商店门口的一台电视机专注地看，成了不少城市的街头一景。

在农民工生活区，几乎见不到电视机，当夜幕降临后，他们只好三五成群地聊天打牌，以打发孤寂的夜晚。

只有极少数的女农民工每个月都会到市中心逛街或逛公园，但并不会购买任何的消费品（除了生活必需品），也只会选择一些免费的公园去游玩。

针对农民工这一群体来看，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步伐加快，大量的农民流入城市，他们在给城市和农村社会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其本身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善，他们仍然处于社会的底层，贫穷、疾病、子女教育、权益受损、职业病等等仍困扰着他们的生活，他们是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人”，他们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其弱势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受到经济排斥，就业状态堪忧；二是面临社会排斥,合法权益受侵害现象较严重，遭遇到城市社会难以改变的偏见和歧视；三是受到文化排斥，处于城市社会的文化边缘，经历着较大的文化冲突。

农民工改变弱势地位的方式往往有两种：一种是内部依赖，即由弱势性所带来的团体意识与组织体系。

第二种则是较为极端的方式即犯罪，后者目前有上升的趋势，已经导致人与社会的不协调发展。

所以说面对城市社会中这支数量庞大、且不断增加的队伍，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以“助人自
助”为专业特征的社会工作义不容辞的使命。

构建社会工作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服务网络，将会有助于农民工群体生活状况的改善。

社会工作中的专业方法：社会工作行政、社区工作、小组工作和个案工作等都可以在政策倡导、社会服务、个体再社会方面帮助农民工。

下面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来探讨，应如何激发农民工发挥能动性，进行再社会化，以快速融入城市生活中。

首先，要激发农民工进行再社会化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农民工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根本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和政府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倾斜。

如果农民工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只是城市社会从外面单向推动，将会加大政府投入的成本，也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保障的作用。

因为社会资源向农民工的重新倾斜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短时间内他们也会感到城市社会的关怀，但如果不能调动他们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很有可能就会形成对社会救助的依赖。

社会资源的投入反而成为农民工消极心态的强化物，而且在市场经济逐步走向完善的条件下，为了不阻碍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贡献的积极性，社会必然崇尚个体在平等自由开放的环境下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应有的地位及酬劳。

因此，必须加强农民工的主观能动性，只有他们自身积极学习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会快速稳定地适应城市社会。

其次，帮助农民工了解再社会化的方面，具体来讲，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层面，力求生存。

经济是基础，要想在城市生存下来，首先就要实现就业。

因此，农民工应参加技能培训和掌握相关的安全生产知识，获得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为了将来谋求更好的就业环境，农民工还应不断学习，学习计算机、英语以及参加基础的文秘、会计、管理等职业培训，提高自身就业竞争力。

同时，了解和学习一些与就业相关的法律知识，如《劳动法》、《合同法》，加强自身的权益保护。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社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缺乏就业技能的农民工就业领域越来越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已过剩，所以，农民工的生产技能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对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这样，进城农民才可以真正地转换自己的角色，初步适应在城市生存的要求。

二是社会层面，扩大交往。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在满足低层次的基本生存需要时，便会产生较高层次的社会交往与心理上满足的需要。

所以，在实现就业获得相对稳定的生活后，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便成为其融入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结的内倾式社会交往方式，但是城市生活以业缘关系为主的表层性社会交往居多，因此需要转变交往方式。

首先，要学习城市的主流语言，一般上以普通话作为沟通的主要载体。

其次，学习城市的主流文化，适应快速的生活节奏，了解城市人不同的工作方式和休闲方式，增强与城里人沟通的技能。

此外，还要多参加活动或组织。

如参加社区的文化活动以及居委会的选举，加入农民工工会组织、打工者协会等，扩大交往圈。

同时，交往圈的扩大，有利于完善其社会支持网络，增强应对困境的能力，实现自我的发展。

三是心里层面，自我认同。

在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沉重的压力和负担，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政策和制度对农民工的不公正对待，难免会在农民工心理和情绪上有所反映，并由此导致心理失衡甚至行为偏差。

如自卑心理、焦虑心理、孤独心理、受挫心理、压抑、怨恨、被剥夺、没有归属感、对前途的迷茫等，长期下去必然会影响心理健康，反社会情绪增加，甚至导致犯罪行为。

笔者认为，导致这些心里失衡和行为偏差的实质就在于“自我认同危机”，即“我是谁？”的问题。

由这种身份与角色之间的失衡导致“自我身份感”的丧失，继而造成的“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

面对这种情况，社会工作者可以采用个案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调节心理，增强自信心。

首先，与案主建立友好的关系，取得案主的信任。

其次，多倾听案主的心声，给其充分表达负面情绪的机会。

第三，引导其进行正确的归因，充分认识到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避免个人效能感的降低。

第四，提供其多种改变现状的途径，由其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从行为上做出改变。

如建议参加技能培训，提升自己的素质。

加入一些团体，丰富自己的生活。

看新闻、阅读一些报纸和书籍，了解社会对他们不仅仅有排斥，也有关注。

如今年五一大连市就授予13位农民工模范劳动者的称号。

整个社会大环境都开始认识到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开始尊重和支持他们。

他的辛勤工作给家庭经济的帮助，父母对他们的期望等。

社会工作者要积极的传达这些信息，帮助他们确立自信和发现自己的价值，树立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压力。

第五，对
于有严重心理疾病的案主，社会工作者要进行“转介”，由专门的机构进行药物和心理治疗。

从微观的层次出发，利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在农民工群体中的作用，注重从个体出发，加强能力建设，积极进行再社会化，以期达到“助人自助”的目的，帮助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生活。

这对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健康、和谐发展显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1].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月。

[2]. 郑功成：《重建农民工对城市的信任》，21世纪经济报道 2003年5月19日。

[3]. 陈敏：《差异、调试、融入——浅谈农民工再社会化过程中主观能动性》，成都教育学
院学报，2005年（4）。

[4].杭州日报.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