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史料】宋教仁被刺一案

【历史史料】宋教仁被刺一案
民国时期，对政治人物进行肉体消灭是件很时髦的事，先后被刺身亡的有大清的亲王（良弼等），革命党的大员（如吴禄贞），北洋系的骨干（如徐树铮）等，还有一些在历史大剧中跑跑龙套的小人物，在还没弄清政治是怎么回事时，就已踏上了黄泉路。

然而要说影响最深远的，还是莫过于国民党执行理事长宋教仁的被刺。

他的死将武昌首义后，南北双方捐弃前嫌，共建民主的虚假外衣彻底撕碎，如果在这之前，大家还可在共和的大旗下虚情欢会的话，那么刺宋案为一转折，从此中国正式进入军事恐怖，列强撕杀的军阀大战阶段。

让我们直接进入民国2年（1913年）3月20日，这一天宋教仁准备从上海起程回北京。

送行的有黄兴、廖仲凯（数年后也死于刺客枪下）、于佑任等人。

当晚10时许火车进站，宋教仁与众人鱼贯而出贵宾接待室，外面正下小雨，初春的上海有几许清寒。

虽然无法过多推测当时众人心态，但可确知此时的宋教仁正是躇踌满志，对北上返京怀抱厚望。

因为他此次南下一为回湖南长沙参选参议员，另为国民党在沿长江一线各地促选拉票，行至上海前他已确知国民党在众参两院皆获压倒优势，此时的宋，终于看到在中国实现责任内阁制的可能，他此次回京正是以国民党执行理事长之身，去为大选获胜后的诸项工作加以布置。

行至杭州时他刚写了“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的诗句以言志抒怀。

宋一行人走至检票口处，众人或取票，或把手告别，忽听一声枪响，随后宋教仁以手抵腹说“我中枪了”，话音未落间一名矮个男子已跑出众人视线向站外窜去。

众人皆顾不上去抓刺客，慌忙来扶中弹的宋教仁，于佑任跑出站外叫来汽车将宋速送至铁路医院，院方安排最好的两名外籍医师会诊，当晚12时取出子弹，发现弹头竟涂了毒，而此时的宋教仁已意志不清，几度昏厥。

延拓到3月22日清晨终不治身亡，弥留之际留下两条口信，一给袁世凯，向这位当时的中国大总统报告被刺经过，另一条是正式的遗言托附给于佑任，其中提到宋一生奔波革命，生前没有积蓄，望老母有人照顾，而他的遗产唯有家藏的一些书籍，请他们捐给南京图书馆。

一位袁世凯欲以50万元收买而不从的，中国第一大党的执行党魁竟留下如此一份寒酸的遗嘱，令后人读史至此不胜唏嘘。

宋教仁堪称中国的“宪政之父”，他1882年生人，字遁初，湖南桃源县人。

1899年入本县漳江书院，1901年中举人，1903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渐萌革命思想，不久引起清吏注意，避走长沙，与湖南同乡黄兴、陈天华组建“华兴会”，任副会长（黄兴为会长），1904年在长沙组织起义，事泄后出亡日本，先后入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行法政。

1905年“华兴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章炳麟、蔡元培的“光复会”合组成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专心研究西方宪政。

仅1906年一年就译出《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俄国制度要览》、《澳匈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等书，是将西方议会民主完整地介绍入中国的第一人。

民国成立后宋曾出任农林总长，1912年8月在孙中山热心铁路建设，黄兴淡出军界后，宋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同盟会向国民党的转化，并出任国民党执行理事长，实际负起党务之责，并于次年的民国首次大选中助国民党大获全胜，成为当时一棵迅速崛起的政治明星。

即是如此于国有功，于己无私之人，那么又是谁在幕后主使，非杀宋教仁而后快呢。

宋教仁一生没有私敌，只有政见不同者，宋又是当时政治大腕，那么有可能杀宋的也一定是当时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报界媒体开始大脑风暴，很快将目标对准了两个人，而这两人在现在看来又是那样的泾渭分明。

一是袁世凯，另一个竟是孙中山。

袁世凯杀宋的动机待会再讲，我们来看看报界（不完全是袁控制的那些报纸）是如何怀疑孙中山的。

首先，孙中山与宋教仁确有政见之争。

早在武昌首义时，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宋教仁就向孙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即由宋出任总理，实际掌管内政外交，而孙中山的总统则做形式上的国家元首，这种制度类似于现在德国、以色列的总理负责制。

孙中山当时即表示反对，因为他不能做一个“不管事”的大总统。

随后南北和谈中，孙中山力促袁世凯南下出任民国大总统，而宋教仁又站在孙中山的反面，坚持建都北京。

时人一度猜度国民党成立时，孙中山的总理事长之位已被宋架空，而实际上也是，国民党组建后孙中山就不太过问党务，四处去考察铁路，宋教仁被刺案发生时，孙还滞留在日本未归。

其次，暗杀这一手段在当时用的最多的还是革命党这边，很多后来国民党的领袖人物竟都有作刺客的历史，例如汪精卫，例如蒋介石，蒋介石暗杀的对象还是同盟会的元老-----陶成章。

所以袁世凯要借助报界作革命党内讧的文章原是很好作的。

这个案子按说很难破，双方大打口水仗使本就混沌的局面更加复杂化。

后来发生的邓铿遇刺案就成了无头悬案，大家都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孙中山做的，还是陈烔明干的。

然而这次刺宋案不同，这个奇案三天后竟告破了
3月22日宋去世当天，就有一个做古董生意的河南人王阿发到上海捕房报案，供出上海一流氓组织的头目应桂馨曾买通他去行刺宋教仁。

应桂馨何许人也呢，他竟曾是革命党中的一员，因与陈其美（即蒋介石的结拜大哥，陈果夫兄弟的父亲）相熟，曾被陈介绍至孙中山身边做后勤工作，后来发现有贪污行为，而被同盟会除名。

上海捕房根据这一线索迅速揖捕应桂馨归案，又从他的供述中将正凶，一个失业的旧军人----武正英捉拿归案。

并从应桂馨住处发现他与北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往来密电，其中尤以两条为重要：
三月十四日电，应致洪“应密”寒电：梁山匪魁四出扰乱（按此系指宋在各大城市演说指责袁世凯），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

三月廿一日应致洪“川密”个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这两条电报与宋的行程和遇刺时间对照来看，可谓证据确凿，再无从抵赖。

这里面提到的洪述祖以屈屈内务部秘书职就敢行刺国民党党魁吗，于是又牵扯出曾任内务部部长，时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

拔出萝卜带着泥，那么这赵秉钧又是何等样人呢。

赵秉钧是河南临汝人，出生年月不详，因为他出身低贱，记事起便给一富商家做书童。

但此人极会钻营，一步一个台阶竟正式进入大清官场，并与同为河南人的袁世凯勾结在一起，成为北洋系军人外，袁倚重的文胆之一（此外还有唐绍仪、杨度、徐世昌等人），在袁的保荐下赵更是步步高升，至清末竟做到了民政部尚书，是清室重视的内政大臣之一。

清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的烽火在南中国燃起，而清庭遗老们根本指挥不同北洋军南下平乱，清庭数次请袁世凯出山救主，而袁则看准这个机会准备摇倒清室这棵大树。

但袁当时还在养足疾，他需要一个在清室面前直接逼宫的人，这个人选即是赵秉钧，赵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被袁在民国初委任为极重要的内务部部长之职，权限极大。

后来陆徵祥内阁倒台，赵秉钧就出任了民国第三任内阁总理，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风云人物。

说起来赵秉钧与宋教仁还有同款之宜，宋教仁屡次进京，与袁系人马最谈得来的就是这位赵秉钧，甚至宋教仁进京都住在赵的家里，当时北京国民党人众多，而宋教仁偏选了赵秉仁的家里来住，可见二人至少是相谈甚欢的。

然而兄弟归兄弟，在权力争夺面前赵秉仁也不得不动手了。

说到这里真正的主谋----袁世凯总算可以登场了。

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呢，其实动机很明显。

连孙中山都不能接受责任内阁制，况乎窃国大盗袁世凯了。

在袁世凯看来，宋教仁比孙中山、黄兴还可怕，后两者在袁世凯的麻醉下，都有功成身退之心，唯有这个宋教仁欲作宪政民主的斗士，宋不达到心目中的责任内阁制共和政府毫不罢休。

在《临时约法》的约束下进行的民国首次大选中，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竟轻松胜出，这令袁世凯大光其火。

在袁看来，现在的民国大总统之位，是自己出使朝鲜、小站练兵、又用北洋枪炮打下来的，怎肯轻易送给这么一个占了些民意，得了些选票的一介书生。

袁的本意中他要将议会作为政府的傀儡，政府成为自己的附庸，要达此目的就不能有象
宋教仁这样的人存在，即在民主选举的战场上搞不过他，那就真刀真枪地将他消灭吧。

案子自此急转直下，袁世凯被无奈地推到台前来，当时民意滔滔，袁不得已要想出些化解的办法。

首先想到的是派工商总长、国民党人刘揆一南下去疏通黄兴。

刘揆一也是湖南人，与黄兴、宋教仁不仅是同乡，而且是同时期开始革命的老同志，但自从刘被袁封了个工商总长之职，便与革命党渐行渐远，此次竟为宋案来为袁世凯作说客，受到黄兴的严辞拒绝。

袁世凯看到疏通不成，只好同意赵秉钧请辞总理一职，暂先避避风头。

又属意京兆尹（多么古老的一个官名）王治馨在北京追悼宋教仁的大会上为袁开脱。

怎知这个王治馨是个糊涂虫，竟说什么：“：“去年应桂馨到了北京，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总理曾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暗杀决不是个手段，所以不予同意，由此可见宋案与总统和总理都无关，完全是应桂馨和洪述祖搞的。

”他的这番解释，简直是欲盖弥彰，气得袁世凯跺脚，赵秉钧扔茶碗。

（以上段落引自《北洋军阀史话》，这段原书写的很传神，也很有趣）。

此后又发生了一些各自的法院互传赵秉钧、黄兴为嫌犯到庭的事，但已都无关大局，即已撕破了脸，双方就分别砺兵秣马开始为大战做准备。

宋案发生4个月后（即1913年7月13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讨袁，拉开二次革命的序幕，先后有江苏、湖南、广东、上海、安徽、四川省一个师等省参加讨袁，但因双方实力悬殊太大，至8月18日南昌失陷后，二次革命即告全部失败，上述各省的亲国民党力量亦被袁一一剪除，而黄兴、孙中山等则成为“祸首”而被通辑，纷纷出逃海外，而真凶袁世凯则在数月之后当上属意已久的正式大总统（以前是代大总统）。

这便是喧嚣一时的宋教仁案之大结局了，当然还要再简单说说涉案诸人的最后结局。

第一个死的是刺客武正英，他被捕后不到20天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上海捕房中，算是为涉案诸人开了个逐一灭口的头。

雇凶者应桂馨于二次革命战争期间，趁各方看押不紧，由手下流氓解救出狱，后逃至青岛暂避，孙、黄讨袁失败后，应桂馨公然回到北京，并传话给老袁要50万元现金的封口费。

即有如此不知死活的人，袁世凯自然不会令他太失望，于次年1月间由两名干探在火车将其秘密处死。

北京方面直接联络人洪述祖的死法比较符合江湖小说中替父报仇的情节，洪一直暂避青岛，直到民国6年，连袁世凯都一命归西了，他才敢出来活动。

结果在上海惹上诉讼官司，刚刚处理完想离开，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时年15岁）等人在捕房门口当场扭住，送至法院以当年杀人在逃罪判处死刑。

赵秉钧的死有些不应该，他的身份不同，老袁本不想杀他。

赵请辞总理后被调去当直隶总督，应桂馨死时他正在任上，兔死狐悲，打电话给老袁“应桂馨如此下
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袁听了深感厌憎，一个月后，这位老袁身边第一号亲信，清末政坛怪杰就在家中离奇中毒身亡。

最后是那个乱讲话的京兆尹王治馨，袁深恨他此地无银地辩白，民国3年6月，老袁以他贪污区区500元之罪将其处死。

此外还有为老袁做这些灭口之事的军法执行处长陆建章（冯玉祥即靠其提拔而发迹），后来也死于徐树铮之手。

而陆建章的儿子又在冯玉祥的帮助下亲手报了杀父之仇干掉了徐树铮，而冯玉祥则在建国前回归大陆时离奇的死于海难。

民国2年死了个宋教仁，以此开始竟象打开了一个魔咒，一连串与此案有联系的民国人物皆不得善终，据说上海人以此觉得宋教仁身上有某种魔法，后来将宋宅改做祠堂，燃香以求免灾，也算是间接地去纪念这位中国的“宪政之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