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三年级优秀语文作文素材之陈寅恪

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寅恪（1890—1969），字鹤寿，修水人。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曾留学日、德、瑞士、法、美等国，通晓英、法、俄、日、德、希腊、拉丁、梵、蒙、波斯等22种文字，被誉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主要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等，晚年在双目失明、膑足的情况下，口述完成了８５万字的《柳如是别传》。

1925年，作为当时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性地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元任；第四位就是被称做“教授的教授”的寅恪。

四大导师中，寅恪到校最晚，在当时也最名不见经传。

寅恪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经吴宓推荐的，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

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云祥有过一番争执。

问：“（寅恪）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

”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一听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之后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著名教授对寅恪的推誉，云祥一听，既然外国名家都如此推崇，那就聘请。

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的秋天，寅恪抵达清华，时年36岁。

寅恪家学渊博，祖父是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巡抚宝箴，父亲是清末“同光体”代表诗人、被称为“维新四公子”之一的三立。

因为宝箴和三立在率先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父子俩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寅恪是三立的第三子，这一年他9岁。

寅恪少时在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了经、史、哲学典籍，但父亲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而是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寅恪13岁时就送他和哥哥衡恪东渡去了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行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等人。

而寅恪一辈子也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终身背负着家国的使命。

1905年，寅恪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吴淞复旦公学，毕业后获得了他平生的唯一一文凭。

1910年寅恪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寅恪回国，1918年冬，他又得到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蒙古语。

在留学期间，寅恪勤奋学习，积蓄了各方面的知识，并具备了阅读蒙、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汲取西方文化，独立有创见，故其见解，多为国外学人所推重。

1924年5月，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元任，准备回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前特致函寅恪，希望氏重返哈佛代其职位。

寅恪复信婉辞曰：“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元任见信，深感其人志不在此，遂不再提及。

在德国留学期间，中国留学生多染纨绔作风，但寅恪的生活却简朴而正派，他与傅斯年一起被誉为“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因为生活艰苦，寅恪每餐都吃炒腰花，回国后他去拜访元任，夫人步伟特意为他做了一桌子的猪腰，结果寅恪笑说他不喜欢腰花，当时吃它只是因为腰花在德国非常便宜。

寅恪在清华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

1930年以后，又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课程。

每次上课，寅恪总是抱着很多需要引用的书籍走进教室，他有黄黑两种颜色的包袱皮各一个，如果是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课，他一定用黄布包袱皮，而讲其他课时，则用黑布包袱皮。

讲授隋唐史的时候，寅恪开明宗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季羡林在《回忆寅恪先生》中写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

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

……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罗香林回忆说，“（师）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

”寅恪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寅恪讲学重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

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

但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他在阐述历史研究的心得时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

”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非常器重寅恪，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识得寅恪。

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今时越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

”梁启超也很尊重寅恪，虚心地向人介绍：“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友兰都来旁听寅恪授课，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从吾说：“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寅恪不仅学问精深，他的诗作继承家学，亦堪称一绝，而在联句（对对子）方面更是不遑多让。

他送给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的一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曾被传为一时佳趣（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康号“南海圣人”，研究院学生受教于梁，故称“南海圣人再传弟子”，王国维为清南书房行走，是溥仪的老师，研究院学生又受教于王，则与溥仪恰为“同学少年”）。

他给好友吴宓的一副赠联则是“新雨不来旧雨往，他生未卜此生休”。

吴宓字雨生、雨僧，在婚恋方面颇多周折，与原配夫人心一离婚，而他爱慕的人却都属意他人。

此联上联典出杜甫，嵌二“雨”字，下联典出商隐，嵌二“生”字，堪称精妙。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寅恪应系主任文典之邀出考题。

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除了一篇《梦游清华园记》的命题作文，就是要求考生对两个对子，其中一个对子的上联为“行者”。

考试结果五花八门，其中较优者为“祖冲之”，“王引之”更优，而先生认为最佳答案应该是“胡适之”。

在白话文已经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用“对对子”作为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这在当年曾经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寅恪则坚持认为，汉文具有不同于印欧语系的特色，而“对对子”至少具有四大功能：一是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是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是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是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不保，时年85岁的老人三立愤而绝食，五天后离世，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

49天后，寅恪携妻将雏，离开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

在离开北平之前，寅恪把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托友人寄往，待他半个月后抵达，书籍尚未邮到，可战火已经逼近，国立临时大学再迁，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不料随后邮到的书籍却在大火中一本无存。

寅恪做学问的方式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就在战时离乱，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寅恪写作这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的细节，至今仍被后世记忆着。

在庄的时候，傅斯年对住在寅恪楼下的邓广铭说，先生如果有什么事一跺地板，你就马上跑上去。

有一次邓广铭跑上去，看见寅恪躺在床上呻吟，说他快要死了，身体快不行了，他坚持不住了。

但是他又说，不写完这两稿，他不死。

寅恪不仅在国学术界受人尊敬，声名也远播国外。

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于是向他推荐了寅恪。

他向寅恪请教后，终于得到满意解答。

联考古学家发掘到三块突厥文碑石，学者们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各国学者同声叹服。

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的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经寅恪翻译，国际学者都十分满意。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唐代）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寅恪作出的。

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1939年，牛津大学聘请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1940年暑假，寅恪离开赴，准备乘船去英国以应牛津大学之聘，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能成行。

后在全家返回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

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这令寅恪的精神几近崩溃。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

1955年，越南华侨禹铭写信告诉寅恪，说在海防旧肆买到他当年被盗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准备寄还给他。

寅恪十分兴奋，盼望着书籍寄到就可据此著作。

接下来的消息却让他有些失望，当时的越南政府不准书籍出口，邮寄暂时是不可能的了。

接着又有消息传来，家遭遇兵火，此书同遭劫灰，这令寅恪彻底地绝望了。

1941年，寅恪再次前往，这次他是应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的邀请，在大学讲授隋唐史。

同年8月，许地山逝世，寅恪接任大学系主任一职。

1941年底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寅恪的声望，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让他们不可为难寅恪，于是军部就给司令下文，照顾家，并派人给寅恪家送去了面粉。

但寅恪拒不接受日本人的馈赠，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往屋里搬面粉，寅恪和妻子唐筼就往外拖。

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成《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