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四端说

孟子“四端”说探微王孜人性问题一直是哲学界讨论的核心话题之一，不同的人性观点往往会引出不同的价值观及道德修养方式。

在先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哲学思潮中，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孟子提出“四端”说，认为人性本善，并以此引出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论，以及以人为本、以仁治国的政治方略。

本文通过分析四端的背景、价值意蕴、恶之来源以及由四端扩充而形成的道德规范，来阐述孟子的“四端”说思想。

一、仁义的困惑——孟子“四端”说的缘起（一）“性相近，习相远也”——孔子的人性观要理解四端说先要清楚孟子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这一理论的。

孟子自称以孔子为师，那么他在人性论方面必会受到孔子的影响。

虽然孔子并没有直接讨论过人性问题，但他在《论语·阳货》中提到“性相近，习相远也。

”这里孔子认为人刚出生时本性其实相差无几，都是向善的，而人在习性上的差异是后天生存环境不同所导致的。

因此孔子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将人复归到善的道路上来。

这无疑给与了孟子相当大的启发。

除此之外孔子还提出了“仁”这一范畴，主张要由家族的亲亲之情向外推广，做到“泛爱众”。

这也成为了孟子性善论的立据之一。

亲亲之情即爱父母兄弟之情，这种亲情成为了孔子仁义思想的出发点。

人生而就爱其父母兄弟，这样才有向外推爱的可能性。

孟子继承了这种“亲亲”之情，他提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亲亲，仁也。

敬长，义也。

无他，达之天下也。

”①爱亲敬长是人天生的良知良能，不学不虑而本然应有，此即为发自人内心的善端。

（二）义利冲突——“四端”说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孟子提出他的四端说不仅有理论上的源头，还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

孟子生活于战国末年，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较孔子的时代已大为提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家族血缘关系，利益关系逐渐突出。

所以孔子所提出的以宗法血缘为本的仁义思想暴露了它的局限性：不能有力地解决家族以外的人际关系②。

致使儒家的仁义似乎只变成了外在的硬性规范。

与此同时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也成为一种思潮，很多人更倾向于人性为恶或人性无善恶，这与儒家的理念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孔子的仁义思想由于找不到内在根基，①《孟子·尽心上》②梁涛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内心自觉和外在义务出现矛盾已不能象以往那样保持统一。

参见梁涛：《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而变得岌岌可危。

迫于这样的形势，孟子果断出击，提出“四端”说来应对各种挑战。

（三）孟告之辩——“四端”说的真正形成根据《孟子·告子上》可以看出，孟子的“四端”说理论应该是在与告子辩论人性问题时提出的。

在《告子上》的前部分，孟子与告子讨论关于“性”的问题时仅仅使用类比的方法，简单地阐述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

如用杞柳与桮棬来说明仁义与人性并不是独立无关的，正是因为人性具有向善的可塑性，仁义才能够得以实施；用水之就下说明人性也有先天的向善的定向；用犬牛之性不同于人之性来说明人性非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

这些简单的类比虽然可以使孟子在逻辑辩论上战胜告子，但论证仍略显苍白。

孟子并没有找到能够使性善成立的真正立据。

或是由于告子的启发，在《告子上》的后半部分，当公都子转述告子的观点，称性无善恶时，孟子不再使用类比的方法进行论证了，而是提出四端进行说明：“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恻隐之心，仁也。

羞恶之心，义也。

恭敬之心，礼也。

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弗思而已。

”①这表明孟子已经找到了人行仁义的内在依据，即人皆有四端之善心。

然而仅仅从人的内在去论证人性，不免有太过主观之嫌。

因此孟子将人性又向上推了一个层次，认为人之性与天相通，人可以通过尽心而知性进一步达到知天，实际上孟子是在“为人间的道德秩序找一个天道上的终极根据”②。

由此，孟子的“四端”说便羽翼丰满了。

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四端”说的意蕴（一）“良心”与“本心”“四端”说追根求底就是在讨论人性问题，那么理解孟子所述的心性的涵义便尤为重要。

古人之所谓心皆有脑之意，此心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和道德本性。

而孟子所谓的“心”仅指道德之心，是人的良心本心，不涉及心的理性思维能力。

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良心本心，人性之善犹如水之就下，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人与禽兽的最大区别，也是人的本性。

而性是心的本质，心是性的外在表现，是用来说明性的，而“性”这一字如果理解为人生来既有的属性，那么便分为两种：其一便是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即人的生理机能和欲望，其二便是人的良心本心。

那么孟子是否承认“生之谓性”？他所说的人性本善是指人性纯善么？孟子在其与告子的论辩中回答了这一问题。

当告子提到“生之谓性”时，孟子是这样回应的：“‘生之谓性也，有白之谓白与？’曰：‘然。

’‘白羽之百也，犹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③①《孟子·告子上》②崔海亮：《迁徙孟子性善论的形上根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39—43页。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孟子承认人有“生之谓性”的部分，但孟子严格地区分了此二者，认为作为性善论的“性”，仅指人的良心本心。

色味及生理欲望不是人的本性，如若是则人就与禽兽没有差别了。

也就是说，孟子所说的性是指人天然区别于禽兽的部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因，并非全面描述人的所有属性特征。

那么人为何具有良心本心？孟子认为原因有两个：其一就是从孔子那里继承而来的“亲亲之情”。

人天生便能够做到敬爱父母兄弟，这就是性善最原始的体现；其二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在文本中孟子是如此解释不忍人之心的：“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与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①当看到孺子入井，人会出于本能伸手搭救，这并非是想要获得某种利益、名誉或是讨厌小孩的叫声，而是人向善的自然反应。

这便是人有不忍人之心的外在表现。

虽然爱亲敬长之情与不忍人之心都是性善的依据，但不忍人之心更为有力。

爱亲敬长之情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第一，它不足以区别人与禽兽，论爱亲，乌鸦亦知反哺。

而敬长也可看作是后天教育的成果；第二，它局限于家族范围内，不足以说明人对于家族以外的他人亦可做到爱人。

而不忍人之心则适用于每个人，如若将“亲亲之情”看作是维系家族秩序的先天本能，那么不忍人之心便是为维系人类这一大家族发展繁衍的内在本能，它是一种人先天向善的道德倾向。

（二）由“四端”发“四德”孟子认为不忍人之心有四方面的特性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四心，他在文本中是这样论述的：“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

由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

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与我这，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使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②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不仅是不忍人之心的具体内涵，而且是仁义礼智在人内心的发端。

四端就如人的四肢一样，是生而具有的，无论是圣人或是庶人都可以做得到。

扩充四端使其成为仁义礼智四德是自然而然的，也是至关重要的。

若能发展四端便可以保四海，若不能则连父母都无法赡养。

孟子的这段阐述，使得人找不到舍弃善心、抑制四端的理由，这无形中给人一种鞭策力，鞭策人向善的一面靠拢。

将四心分开来看，首先，人面对他人遭遇苦难及不幸遭遇都会对其产生怜悯之心，这就是不忍人之心，也为恻隐之心。

如果将恻隐之心扩充便可成为仁；其次，人都有喜善恶恶的心理，对于不公之事会感到愤愤不平，这便是羞恶之心，将其发展便可行义；第三，当人们面对自己的所得时，常有应得不应得、先得还是后得的思虑，这就是一种辞让之心，是礼仪开在人心的萌芽；最后，人都有判别是非的能力，如若将其教化开导便可为智。

由此看来若将四心扩而充之变为四①《孟子·公孙丑上》德，在四德中仁为其余三者的统领者，不仁则不智，如若不智则礼义就更谈不上了。

仁义礼智虽为社会性的道德规范，但不是人外在强制的规定，它是由内心自然散发出来的，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的外在表现形式。

（三）“求其放心”与“养浩然之气”——恶之来源以及四端的实践既然人具有四心之善端，那么恶又是从何而来？孟子认为人会为恶是因为环境的影响而“非才之罪也”。

然而人之所以为恶不可能仅仅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如果只有外在环境的恶劣而人的内心全善，那么这个恶劣的环境就没有了内在的照应也就不会对人造成严重影响。

如前文所说孟子不否认人的生理机制及欲望。

人性善是人的内在道德倾向，但不能因此而遮盖人的生理欲望、利欲之心，而这就是外在环境影响人为恶的内在诱因。

也就是说人为了得到物质利益或某种地位声誉的提高而放弃了自己的本心，放弃了自己成为真正的人的机会。

孟子认为四端的存养求之有道，首先应该是存心，即保存自己的真心、本心，在谈论仁义时孟子感叹道：“仁，人心也。

义，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①家禽丢失后人方知将其寻回，可比家禽更重要的仁义之心丢掉了却不知道找回来。

物质利益虽然十分诱人，但本心良心更为重要，因为利欲是小体，良心本心才是大体，在两者冲突时，应舍弃小体而保全大体。

求学问道并没有别的目的，只是在寻求那颗丢失掉的良心。

圣人与庶人本无本质上的差别，只不过是圣人“能勿丧耳”，即圣人善于保存自己的赤子之心而不使之丢失。

因此孟子在修养、成善方面提倡人应向原始、本初复归，要寻求赤子之心因为孩提皆知爱亲敬兄，唯有小孩才能做到心无杂念。

然而要成为全善之人仅仅靠存心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养浩然之气”。

只要有浩然之气便可做到“不动心”，即为最高意义上的勇，可为了仁义之行而不退缩。

孟子这里的“气”可以是浩大、刚正之气，是通过“集义”而形成的。

集义则可通俗理解为积善，就是要做到行事合乎道义。

并且养浩然之气并非可以一日而就，必须要靠常年的日积月累才行。

这是人内在的自我修养,其最基本的方法是“去欲”，要避开物欲诱惑，值得强调的是，去欲并非是要去除所有欲望，这是违背人性的，孟子的意思是说要去除多余的不该有的欲望。

如果可以做到存心、养气，那么就离成为全善之人不远了。

结语“四端”说不仅仅是孟子性善论的理论基石，同时也是孟子整个哲学体系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