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四端说

孟子“四端”说探微

王孜

人性问题一直是哲学界讨论的核心话题之一，不同的人性观点往往会引出不同的价值观及道德修养方式。在先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哲学思潮中，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孟子提出“四端”说，认为人性本善，并以此引出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论，以及以人为本、以仁治国的政治方略。本文通过分析四端的背景、价值意蕴、恶之来源以及由四端扩充而形成的道德规范，来阐述孟子的“四端”说思想。

一、仁义的困惑——孟子“四端”说的缘起

（一）“性相近，习相远也”——孔子的人性观

要理解四端说先要清楚孟子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这一理论的。孟子自称以孔子为师，那么他在人性论方面必会受到孔子的影响。虽然孔子并没有直接讨论过人性问题，但他在《论语·阳货》中提到“性相近，习相远也。”这里孔子认为人刚出生时本性其实相差无几，都是向善的，而人在习性上的差异是后天生存环境不同所导致的。因此孔子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将人复归到善的道路上来。这无疑给与了孟子相当大的启发。

除此之外孔子还提出了“仁”这一范畴，主张要由家族的亲亲之情向外推广，做到“泛爱众”。这也成为了孟子性善论的立据之一。亲亲之情即爱父母兄弟之情，这种亲情成为了孔子仁义思想的出发点。人生而就爱其父母兄弟，这样才有向外推爱的可能性。孟子继承了这种“亲亲”之情，他提到：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

之天下也。”①

爱亲敬长是人天生的良知良能，不学不虑而本然应有，此即为发自人内心的善端。（二）义利冲突——“四端”说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孟子提出他的四端说不仅有理论上的源头，还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孟子生活于战国末年，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较孔子的时代已大为提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家族血缘关系，利益关系逐渐突出。所以孔子所提出的以宗法血缘为本的仁义思想暴露了它的局限性：不能有力地解决家族以外的人际关系②。致使儒家的仁义似乎只变成了外在的硬性规范。与此同时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也成为一种思潮，很多人更倾向于人性为恶或人性无善恶，这与儒家的理念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孔子的仁义思想由于找不到内在根基，

①《孟子·尽心上》

②梁涛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内心自觉和外在义务出现矛盾已不能象以往那样保持统一。参见梁涛：《孟子“四端说”的形成及其理论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

而变得岌岌可危。迫于这样的形势，孟子果断出击，提出“四端”说来应对各种挑战。

（三）孟告之辩——“四端”说的真正形成

根据《孟子·告子上》可以看出，孟子的“四端”说理论应该是在与告子辩论人性问题时提出的。在《告子上》的前部分，孟子与告子讨论关于“性”的问题时仅仅使用类比的方法，简单地阐述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如用杞柳与桮棬来说明仁义与人性并不是独立无关的，正是因为人性具有向善的可塑性，仁义才能够得以实施；用水之就下说明人性也有先天的向善的定向；用犬牛之性不同于人之性来说明人性非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这些简单的类比虽然可以使孟子在逻辑辩论上战胜告子，但论证仍略显苍白。孟子并没有找到能够使性善成立的真正立据。或是由于告子的启发，在《告子上》的后半部分，当公都子转述告子的观点，称性无善恶时，孟子不再使用类比的方法进行论证了，而是提出四端进行说明：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而已。”①

这表明孟子已经找到了人行仁义的内在依据，即人皆有四端之善心。然而仅仅从人的内在去论证人性，不免有太过主观之嫌。因此孟子将人性又向上推了一个层次，认为人之性与天相通，人可以通过尽心而知性进一步达到知天，实际上孟子是在“为人间的道德秩序找一个天道上的终极根据”②。由此，孟子的“四端”说便羽翼丰满了。

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四端”说的意蕴

（一）“良心”与“本心”

“四端”说追根求底就是在讨论人性问题，那么理解孟子所述的心性的涵义便尤为重要。古人之所谓心皆有脑之意，此心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和道德本性。而孟子所谓的“心”仅指道德之心，是人的良心本心，不涉及心的理性思维能力。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良心本心，人性之善犹如水之就下，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人与禽兽的最大区别，也是人的本性。而性是心的本质，心是性的外在表现，是用来说明性的，而“性”这一字如果理解为人生来既有的属性，那么便分为两种：其一便是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即人的生理机能和欲望，其二便是人的良心本心。那么孟子是否承认“生之谓性”？他所说的人性本善是指人性纯善么？孟子在其与告子的论辩中回答了这一问题。当告子提到“生之谓性”时，孟子是这样回应的：

“‘生之谓性也，有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百也，犹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③

①《孟子·告子上》

②崔海亮：《迁徙孟子性善论的形上根据》，《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39—43页。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孟子承认人有“生之谓性”的部分，但孟子严格地区分了此二者，认为作为性善论的“性”，仅指人的良心本心。色味及生理欲望不是人的本性，如若是则人就与禽兽没有差别了。也就是说，孟子所说的性是指人天然区别于禽兽的部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因，并非全面描述人的所有属性特征。那么人为何具有良心本心？孟子认为原因有两个：其一就是从孔子那里继承而来的“亲亲之情”。人天生便能够做到敬爱父母兄弟，这就是性善最原始的体现；其二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在文本中孟子是如此解释不忍人之心的：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与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①

当看到孺子入井，人会出于本能伸手搭救，这并非是想要获得某种利益、名誉或是讨厌小孩的叫声，而是人向善的自然反应。这便是人有不忍人之心的外在表现。虽然爱亲敬长之情与不忍人之心都是性善的依据，但不忍人之心更为有力。爱亲敬长之情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第一，它不足以区别人与禽兽，论爱亲，乌鸦亦知反哺。而敬长也可看作是后天教育的成果；第二，它局限于家族范围内，不足以说明人对于家族以外的他人亦可做到爱人。而不忍人之心则适用于每个人，如若将“亲亲之情”看作是维系家族秩序的先天本能，那么不忍人之心便是为维系人类这一大家族发展繁衍的内在本能，它是一种人先天向善的道德倾向。（二）由“四端”发“四德”

孟子认为不忍人之心有四方面的特性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四心，他在文本中是这样论述的：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

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由是四

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与我这，知皆

扩而充之矣，若火之使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②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不仅是不忍人之心的具体内涵，而且是仁义礼智在人内心的发端。四端就如人的四肢一样，是生而具有的，无论是圣人或是庶人都可以做得到。扩充四端使其成为仁义礼智四德是自然而然的，也是至关重要的。若能发展四端便可以保四海，若不能则连父母都无法赡养。孟子的这段阐述，使得人找不到舍弃善心、抑制四端的理由，这无形中给人一种鞭策力，鞭策人向善的一面靠拢。

将四心分开来看，首先，人面对他人遭遇苦难及不幸遭遇都会对其产生怜悯之心，这就是不忍人之心，也为恻隐之心。如果将恻隐之心扩充便可成为仁；其次，人都有喜善恶恶的心理，对于不公之事会感到愤愤不平，这便是羞恶之心，将其发展便可行义；第三，当人们面对自己的所得时，常有应得不应得、先得还是后得的思虑，这就是一种辞让之心，是礼仪开在人心的萌芽；最后，人都有判别是非的能力，如若将其教化开导便可为智。由此看来若将四心扩而充之变为四

①《孟子·公孙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