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述论_6_10

目 录前言 (1)一、李大钊宪政思想的缘起 (2)（一）时代背景 (2)（二）学贯中西 (4)（三）章士钊等人的影响 (5)二、李大钊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7)（一）对西方宪政的基本认知 (7)（二）针对中国局势提出的宪政主张 (11)（三）民彝思想是其宪政思想的精髓 (18)三、李大钊的宪政实践活动 (21)四、李大钊宪政思想的转变 (23)五、李大钊宪政思想评析 (27)结语 (29)注释 (30)参考文献 (36)前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

他精研过中西文化，涉及政治学、法学、哲学、史学以及文学和图书馆学等多种学科，并在众多社会科学领域都颇有建树。

其中，李大钊的宪政思想作为其博大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发人深省的灼见。

李大钊的宪政思想经历了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由对资产阶级宪政思想的追求到通过思想变革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政治变革以实现更广泛的人民民主，从而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全新的内容。

深入探讨研究李大钊的宪政思想，不仅有助于了解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发展变化过程，而且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史学界对此研究还很薄弱，学术著作中论及李大钊宪政思想的有朱成甲的《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书中提及李大钊宪政思想中的部分内容，但对其整个宪政思想却没有进行系统论述。

学术论文方面专门列题进行研究的也仅有以下几篇，即：郑贤君的《李大钊宪政思想初探》（《法学杂志》，2001年第5期），王敏、张继良的《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以及翁有为、张季的《清末民初李大钊宪政思想的演变（1907-1921）》（《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这些研究对李大钊的宪政思想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开拓，但不可讳言的是其主要限于对李大钊宪政思想某一层面的考察，尚未出现全面系统地研究其宪政思想的论著。

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李大钊的宪政思想作全面系统的论述，以便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李大钊整个思想的发展历程，力求能从先辈的思想遗产中吸取精华，总结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有所裨益和借鉴。

一、李大钊宪政思想的缘起（一）时代背景1889年10月29日（阴历十月初六日），李大钊诞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

[1]他生长的年代正是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加速走向灭亡的时期。

帝国主义的侵略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同时，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城乡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社会开始萌芽，从而也促进了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不断变化。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日渐加深，中国人民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结果是包括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样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遭到了失败，而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戊戌变法这种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遭到了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而最终失败。

但是，这些斗争却强有力地动摇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1901年，清政府为了应付内外压力，宣布实行新政，陆续颁布了诸如调整官制、改定法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等措施。

1905年，慈禧太后派出端方等5位大臣分别出访欧美、日本等国考察宪政。

次年9月，军机处以皇帝“上谕”的名义转发了太后根据5位大臣的报告提出的《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的“懿旨”，其中说道：西方之国所以富强，“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

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2]清政府的这一举动受到戊戌以来一直主张改良的那些官僚士大夫的欢迎，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立宪运动。

清末预备立宪的直接目的就是缓和社会矛盾，消灭革命，而一些争取立宪的人们更是试图通过立宪，通过调和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当时的各种矛盾，以期实现中国的稳步发展，避免激烈的动荡和战祸。

为促使清政府加快立宪步伐，立宪派掀起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

当时身为北洋法政专科学校学生的李大钊也投身于速开国会的和平请愿运动中，他回忆说，时当宣统二年，“立宪派打算全体往北京请愿，要求政府开国会。

”本校同学在东大讲堂开会，激扬民气。

“那种悲惨激昂的光景，我终身不能忘！”[3]清末立宪运动及其改良思想都对李大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大钊救国必须立宪的观念首先也是在清末的立宪动动中产生的。

这种观念直到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都表现得很突出，以1916年9月至1917年2月这段时间为例，他所写的关于宪政问题的文章就有8篇，占同时期所写的14篇文章的一半以上，其中著名的就有《制定宪法之注意》、《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等。

李大钊在这些文章中强调：“有善良之宪法，始有强固之国家。

”[4]“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先求善良之宪法。

”[5]他说：“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宪法者，中华民国国民全体无问其信仰之为佛为耶，无问其种族之为蒙为回，所资以生存乐利之信条也”。

[6]李大钊的这些思想都明显地与清末的立宪运动具有密切的关系。

清末立宪运动使李大钊受到初步的民权思想的启蒙，更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了宪政运动的内容和精神，如破除君主个人独裁和绝对权威，建立议院制度和责任内阁制；废除人治，实行法治，在宪法的基础上把一切设施都纳入法律的轨道，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实现政治清明；用法律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规定人民的义务，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与政治能力，其中包括自治能力，议政与监督政府的能力等。

清末宪政运动这种宣扬民权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对李大钊产生振奋和鼓舞的作用。

李大钊曾说：“吾人不幸，沉郁于专制厄运。

彼其时辄以‘民权’、‘民权’之声浪，流动于抑塞冥晦之空气中，口于斯、耳于斯者，莫不有愉快之感。

”[7]在各种力量的巨大压力下，1908年，清政府被迫抛出了旨在维护皇权的《钦定宪法大纲》，但这并没有延长清王朝的存续，相反却更加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封建统治者的本来面目。

在国内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的形势下，终于爆发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定颁布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总之，清末所发生的这些革命或改良运动，无论是辛亥革命、戊戌变法还是清末立宪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人民新的民族观念、国家观念，培养了人民的团结力与组织力，激励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复兴而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

李大钊正是生长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即使一个被培养成信奉‘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年幼的孩子，也根本不可能不去注意命运实际上已被深刻地改变了”。

[8]李大钊在经受了这种政治运动的洗礼后，才使他其后对于政治运动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与热情，并积极投身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实际行动中去，为他日后宪政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学贯中西李大钊的幼年是不幸的，“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

[9]在祖父的精心培育下，经过几年的私塾学习，李大钊有了较扎实的旧学根底。

1905年，16岁的李大钊到永平府参加科举考试，正当考试进行期间，府中接到了清政府取消科举入仕制度的谕旨，李大钊遂转入河北省卢龙县永平府中学读书。

[10]李大钊入学这年，该校改为官办学堂，校内开设的课程除传统的经学、文史之外，还有英文、数学、外国地理和历史、格致学、外国浅近政治学等“新学”科目。

[11]这为李大钊接触和了解现代科学知识和不久后报考高一级的学校准备了条件。

1907年，李大钊毅然选择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寻求救国之路，正如他说：“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2]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创办于1906年12月，它的建立是为适应清末新政的需要，它的宗旨是“造就法政通才，养成审判人员及律师与地方自治人员。

”[13]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的六年中，进一步地学习传统的中国文化，并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初步掌握了日、英两门外语。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正科的课程设有政治学、政治学史、经济学史、比较宪法、比较行政学、地方自治论、大清会典、中国法制史、选举制论、大清律例、警察学、商业通论、民法要义、外交通义、外国贸易论、刑法总论、财政学、经济学原理、应用经济学、货币论、银行论、外交史、最近世界政治史、社会学、中外通商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统计学、外国语等。

每周课业达36小时，学生刚入学即由外籍老师用外语讲课，日语每周第一学年12小时，第二学年9小时，第三学年6小时。

[14]这些课程的学习使李大钊初步掌握了法政方面的基本知识，开阔了视野，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能力和工作能力。

不仅如此，清王朝通过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对李大钊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上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广泛的、深远的。

如在社会历史观上竭力强调进化过程中渐进与保守一面的重要性，反对激进的、彻底的改良和改革等。

这些都对李大钊宪政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使他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宪政观念。

如他在北洋法政学校读书时的教材《法学通论》中所做的批注所说：“立宪政体的优点在于，依照法律可以修正变更命令。

而依照命令修正变更法律则是宪法绝对禁止的。

因法律须经议会的协赞，而命令则不过是行政委任的结果。

换句话说，应依照舆论的指向，行使统治权，这与求得立宪制之美果，有极大的关联。

”[15]又如，“使司法独立于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