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理论探索_郑建明

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理论探索
郑建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　杭州市　310014)
关键词:史前社会;复杂化;理论探索
摘　要:复杂化是社会在其生存基础、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从简单到复杂,从平等社会向等级社会过渡的一种进程。

这是史前社会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造成这一趋势最基本的动力是人口压力,它迫使群体采取强化食物生产、从事战争或贸易等直接刺激复杂化出现的措施。

复杂化的实现手段是对包括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思想意识在内的几种主要的权力的控制来达到的。

它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形式则是:聚落的人口、规模及相互之间的差异;墓葬的规模与差异;显赫物品的空间分布;仪式性建筑的规模;世袭程度等。

K e yw o r d s:p r e h i s t o r i c s o c i e t y;c o m p l e x i n g;t h e o r e t i c a l r e s e a t c h
A b s t r a c t:T h e c o m p l e x i n g o f s o c i e t y w a s t h e p r o c e s s o f s o c i e t y t r a n s f o r m i n g f r o ms i m p l i c i t y t o c o m p l e x i t y i n s u b s i s t e n c e b a s e,s o c i a l s t r u c t u r e a n d i d e o l o g y a n df r o me q u a l i t y t o h i e r a r c h y.T h i s w a s a g l o b a l t e n d e n c y f o r p r e h i s t o r i c s o c i e t y.I t s b a s i c m o t i v e f o r c e w a s p o p-u l a t i o n p r e s s u r e,w h i c hf o r c e dc o m m u n i t i e s t o t a k e a p p r o p r i a t e m e a s u r e s,s u c ha s i n t e n s i f y i n g t h e p r o d u c t i o no f f o o d,l a u n c h i n g w a r o r g o i n g i n t o t r a d e,w h i c h s t i m u l a t e d d i r e c t l y t h e r i s e o f c o m p l e x i t y T h e m e a n s o f a c c o m p l i s h i n g c o m p l e x i t y w a s t o c o n t r o l p o w e r i n t h e m a i n s p h e r e s,i n c l u d i n g e c o n o m i c,m i l i t a r y a n d i d e o l o g i c a l f i e l d s.I t s a r c h a e o l o g i c a l m a n i f e s t a t i o nf o r m s a r e d i f f e r e n c e b e t w e e n s e t t l e-m e n t s i n p o p u l a t i o n,s c a l e a n d i n t e r r e l a t i o n s h i p,t h a t b e t w e e n t o m b s i n s c a l e a n d s h a p e,t h e s p a t i a l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d i s t i n g u i s h i n g o b-j e c t s,t h e s c a l e o f c e r e m o n i a l b u i l d i n g s,t h e l e v e l o f t h e h e r e d i t a r y p r a c t i c e a n d s oo n.
一、复杂化的进程
1.复杂化的定义
“社会复杂化”(s o c i a l c o m p l e x i t y)是指一个多村落社会中经济、管理和宗教相互依存关系所发生的一种量变和质变过程。

这种依存关系的核心是不同社会成员作用的分异(s e g r e g a t i o n)和集中(c e n t r a l i z a t i o n)。

在此,分异是指分工和专门化程度,而集中是指社会各亚系统和最高控制中心之间的关联程度。

复杂化也包括了分属不同族属、社会等级、性别和职业等范畴的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1]。

社会文化日趋复杂化的原因是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为一些首领人物提供了机会来操纵人口、资源和生产活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此,劳力政治上的集中应该被视为社会文化复杂化的动力[2]。

也有学者认为,复杂化主要是指一个文化系统从其组织结构异质性看其内部的差别程度———如不同的居址类型、职业分工、群体、等级地位和技术等变量。

因此当发现有新的变量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文化系统的复杂性有所发展。

社会文化复杂化有两种形式:非等级与等级的。

前者是指平等社会,后者是指头人社会、酋邦和国家等。

一个文化系统不同部分与结构在规模上的增长通常表示了社会文化复杂化程度的增长[3]。

因此,社会复杂化是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诸方面从简单到复杂、由平等向等级分化转变的一种进程。

社会复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结构性变化的研究上,而不是单单关注一些个别特征的出现与消失[4]。

2.复杂化的进程
114华夏考古　2011年第2期D OI:10.16143/ ki.1001-9928.2011.02.004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有许多学者开始认识到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是一种过程,因此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进行研究,而不是对一些独特特征的出现与消失进行研究,而且认识到构成国家出现的许多因素,在前国家社会中即已出现。

因此,许多学者的研究重点从探寻国家的标志特征转向了前国家社会的复杂化过程。

这些学者主要包括:S e r v i c e,F r e i d,F l a n n e r y,A r o l d,E a r l 等人。

下面的表格是不同学者对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不同划分阶段,虽然名称各异,但是相应的阶段所代表的复杂化程度却大同小异。

相关学者对复杂化进程的不同划分表[5]
M o r g a n蒙昧期(狩猎采集)野蛮期(农业村落)文明期(城邦) S e r v i c e原始群部落低级酋邦高级酋邦国家
F r e i d原始平等社会等级社会阶层社会阶级社会
R e f r e w原始平等社会等级社会阶级社会
F l a n n e r y游团部落酋邦国家
游团　最简单的平等社会,其唯一的“组成部分(s e g m e n t s)”是家庭或相关家庭的群体,以血缘或婚姻的家庭纽带以及共同的地域来进行维持。

首领是非正式与临时的;劳动分工是按年龄或性别进行的;领土、世系或家系已有微弱的发展。

大多重要的仪式是专门性的,只要有足够的人聚集起来及有足够的资源可利用即可发生。

部落　一种更大的平等社会,其组成部分是家庭群体,由共同的世系或由在不同的血缘基础上的群体中的成员地位来联系。

有一些亲属群体的潜在的功能是作为土地或财产拥有的单位。

祖先通常受人尊敬,一般认为他们在死后仍参与家系的活动;由于与游团一样,部落的首领是很微弱及临时的,他们的进一步融合是通过复杂的祭祀与仪式来进行的。

其中有一些是由表面上的“兄弟关系”或“兄弟般的秩序(o r d e r)”来实现的。

“部落”通常有固定安排的祭祀,在每年的同一时间举行。

这些祭祀可以维持基本的环境,阻止群体间的攻击,“摆平”任何可能威胁到社会平等结构的财富上的区别。

在近东和秘鲁海岸,这种聚落在农业形成以前即已出现,并由对野生种子的密集型采集来维持。

在中美洲,则是在不断进化但仍为原始农业发展了几千年后才出现。

酋邦　是从原始平等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阶段,是一个非武力的、由神权向政府和法制统治机构过渡的贵族社会,具有一种永久性的集中协调机构。

其运作机制仍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但是这种血缘统治机制已日趋式微,是一种由血缘和非血缘关系组成的社会形态,但总体上在一种非血缘关系的基础上运转,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表现为一种超社群的政治整体和劳动组织的完全不同的模式。

在这种社会中,强制性的统治机制尚未完善,因此其统治更多的是借助于一种宗教的力量。

酋长在等级社会中不仅是贵族出生,而且也是神职人员。

他们享有与神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是一般人所不享有的,这也使他们获得了整个社群支持和纳贡的权力。

他们建立了复杂的随从人员,这也是以后的国家行政部门人员的主要先驱。

酋邦不仅有复杂的仪式,也有宗教神职人员;事实上酋长本身就可能是祭司。

另外,“酋长”的职位(o f f i c e)必须只有一个人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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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而当他死后,则必须由一个相同的贵族血缘的人来继承。

由于酋长主要是靠其神性来统治的,因此酋邦社会往往会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资源来建造大型的祭祀建筑、陵墓及精美的显赫物品,举行大规模的宗教活动。

平等社会　没有事实上的臣服等级,只有因不同的年纪、才能、性格等带来的职能区分的一种社会。

在他们的行动中个人魅力占据了优势的地位;但是在其余的时间里,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丝毫的权力或特权。

在这种社会中,不存在非家庭的权力,没有永久的领导地位,没有真正的酋长,一个首领更像是一个顾问而不是执行者。

他们的权威往往来自于个人的魅力如雄辩的能力、乐善好施的行为、部落的神话和仪式风俗的熟悉、战争中的精力和勇气,以及处理事件时很高的技巧、勇气、很好的判断和经验等。

因此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地位是个人的而不是一种职位,他几乎不能真正地发布命令。

只有在人们尊敬和听从他时才能保持这种地位;他所拥有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影响。

这种影响往往完全是个人的影响而非权威地位的影响。

这种社会是如此地小,以至于冲突仅限于亲属之间,这种冲突完全可由一个双方共同的年长者或受尊敬的亲戚来处理掉。

超出家庭层次上的冲突,由于缺乏一个能负责的实体与一个权威,因此规模不会很大,往往表现为一种血亲复仇。

亲属之间往往以一种互惠的交换来扩展或强化相互之间的联系,其表现形式是婚姻与交换物品。

由于社会的政治扩展是通过这种个人的非政府组织的手段如物品与婚姻的互惠交易来进行的,因此政治组织的范围不是特别清晰的。

同时这种原始的政治实体的模糊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领导地位的临时性特征和不同的政治问题被直接地和权宜地解决的事实造成的,当问题解决以后,系统又进入到了无政府状态。

等级社会　是领导地位被集中化,地位按等级排列,并且具有了等级贵族的气质的社会。

首领通过再分配机制的控制而获得了一种调停的权力。

这种地位和权力不仅较为稳定,而且能传承给他的儿子、特别是他的长子。

通过长嗣继承权制度而得到巩固的再分配领导权和地位改变了社会家庭关系。

这样平等社会的氏族变成了一种圆锥形的氏族结构,所有后裔及家庭中个体的世系,因建立者的出生秩序及每个世系永久继承者及其后裔秩序而等级排列[6]。

从上面学者们对史前社会复杂化的各个阶段的描述可以看出,游团、部落、酋邦与平等社会、等级社会其实是同一进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前者是社会复杂化的外在表现,而后者则是这一过程的内在的特征。

因此,史前的社会复杂化过程,其实是等级化了的酋邦社会出现的过程。

二、复杂化动力机制
F l a n n e r y在《文明的文化进化》中强调社会环境的选择压力,作为解释社会复杂化的主要原因,这种选择压力表现在人口的增长、战争、农业的强化、交换等方面,综观有关社会复杂化的文章,往往都是从这几个方面的一个或几个出发进行研究的,只不过具体的阐释不同而已。

因此有关社会复杂化研究还是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出发[7]。

1.人口因素
人口压力是社会演化的一个决定因素。

由于农业导致大规模的定居,促进了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

当人口密度增加,就会使土地和资源因短缺而价值提高。

对于资源和土地的竞争,会促进社会区域和跨区域的合作,使社会结构的血缘关系向超家庭的社会关系发展。

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长造成对基本生产资源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内部一般通过首领的协调来加以化解,于是再分配体制的形成会促使土地和其他资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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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拥有和世袭体制的发展。

处于拥有分配权力的人物达到一定的数量时,社会就发生了等级分化[8]。

再分配机制在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原始平等社会是一种互惠机制,但是日趋严重的人口和资源平衡失调所激发的社会扰动,会使互惠形式向再分配的形式转变。

再分配的作用是在供求不平等的情况下合理分配资源以避免冲突。

这种再分配在私下无法解决时,就会求助于某种社会机制。

这会促使一些首领人物运用其权力来操纵劳力和资源,从而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发展和社会等级的分化。

但平均主义社会的成员并不乐意接受强制性的控制和驱策。

只有当外界压力严峻,如食物短缺和环境恶化,外来威胁增大,使人们意识到除了听从首领的摆布之外别无选择。

这样社会成员才会被迫放弃社会流动性和经济主动权以换取社会生存保障。

再分配机制复杂化的政治表现就是首领权力的增强、社会管辖制度的产生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随着社会规模的增大和再分配机制的复杂化,促进了管理体制的复杂化[9]。

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压力而造成的的食物的压力,亦导致了不平等的发展。

在一个社会中,反对使用强制力的制度化约束力被遵循后,拥有剩余的个体能够在其社群内部的压力条件下很大程度上提高各自的地位。

当一个社会中的对私有财产的拥有或分享成为一种广为接受与普遍的价值观后,压力发生时的初期私有财产的拥有者更容易在此社群提高其地位[10]。

人口的增长除了造成短缺与竞争外,还造成了梯度压力。

梯度压力是指当更大规模的人口面对面地接触时,他们所必须迅速处理的信息的数量超过了个体的能力而产生的“交流压力”,这又能产生争论的经常性增加,而使群体作出决定的效率降低。

社会能在至少五个方面处理梯度压力。

一是增加群体仪式的频率和扩大仪式的规模;二是使群体分裂;三是增加社会的等级程度;四是大的组合或社群能被分成小的组成部分;五是“基本单位”的规模可以扩大[11]。

增加群体的仪式频率和扩大仪式的规模、增加社会的等级程度、基本单位规模的扩大均直接造成了社会的复杂化。

其余两种策略:群体分裂或大的社群分成小的组成部分是早期人类社会解决这种梯度压力的最为有效的办法,特别是在狩猎采集社会中。

这种社会的群体因为土地的低载能,一般只有几十个人,超出了这一规模,则群体就会自动分裂,以开拓新的地域与新的资源。

但是当人口增加到相邻的理想棲居地均被占据后,群体分裂与向外移民除了受到环境的限制外,还受到了社会的限制。

社会的限制是指某一地区内一种高密度的人口能对生活在地区中心区附近的人们产生类似于环境限制所产生的影响。

例如在Y a n o m a m o,有近10000人,居住于一个不受限制的开放的雨林中,远离任何一条大河。

人们会想像这里的村落会是平衡分布。

然而,C h a g n o n指出,在Y a n o m a m o的中心地区,村落比在边缘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一原因,他们更易于相互侵犯,导致战争的强度和频度均比边缘地区更甚。

此外,中心区的人们要想通过迁移来躲避受攻击是更难的,因为不像边缘地区的村落,他们的迁移能力被严格地束缚着。

其最终的后果是Y a n o-m a m o中心区的村落比在边缘地区规模更大,因为大型的村落规模有利于攻防。

更激烈战争的另外一个后果是这里的首领比其余的地方更强有力。

这里的村落与村落间的联盟也比其余的地区更普遍。

当仍处于村落自治的政治组织水平时,显然这里的社会环境已朝着更高的政治发展迈出了一或两步[12]。

因此群体分裂的手段在最后还是转向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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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物因素———农业生产的强化
唯物主义学者M o r g a n、T a y l o r等人认为社会的复杂化与经济直接联系在一起。

M o r-g a n认为“人类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多少与生存资源的扩大直接相关”。

后来S e r v i c e与F r i e d又重新估价了社会的生产基础与其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

认为农业的强化与社会复杂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从新大陆的研究来看,在酋邦出现的许多地区,先于或同时于酋邦的出现的是玉米生产的直接强化。

在俄亥俄河谷许多晚期史前遗址中,在玉米农业引入后的那段时期中,几乎所有同时期存在的社会中,一些组织层次———城堡古人(F o r t A n c i e n t T r a d i t i o n)处于部落水平,另外一些———中密西西比人(T h e M i d-d l e M i s s i s s i p p i a n T r a d i t i o n)则已成为了酋邦,一种在玉米引入之前所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

对两者的通过13C同位素的分析表明,在中密西西比人中与在城堡古人中的碳同位素的稳定比例是不同的。

也反映了前者所吃的玉米比后者要多。

因此这也证明了两者的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差异之间与其对农业的不同程度的强化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14]。

农业生产的强化对社会复杂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对土地的协调　生产性经济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基本的生产手段———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发展。

在各个农业生产过程中,在生产技术相对不发达的条件下,土地的开垦是最繁重的工作,因此这一过程中集体劳动占据了主导地位,所有的社群中的男人们均加入其中,土地属于整个社群所有,但是小块耕地的耕种与利用属于家庭所有。

家庭变成了基本的生产集体,倾向于取代社群,这在狩猎采集社群中是不可能的。

这些过程可以在新不列颠的一个早期农业社会-B a n i n g观察到。

他们土地的清理与开垦是集体进行的,各个家庭独自劳作与收获他们的土地,本地的群体是土地的主要拥有者,在这些群体的领地范围里,土地在由一个或更多的相互独立的扩展家庭所构成的社群中分配,每个扩展的家庭可根据自己的决定选择一块空的没有人居住的小块耕地,清理它,利用它。

但对该土地的所有权只有其被持续到种植后才被确认。

当土地停止生产或社群放弃它时,它又变得属于整个本地群体[15]。

这样,一方面,土地的共同开发需要一种管理机制;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并不是均一的,存在贫瘠差异,各个家庭因耕种肥沃、水源充沛的土地而发生了竞争与冲突,为了在各个家庭间平均分配土地,同样需要有一种协调机制。

因此,某种层次上的决定不再由家族中的老人所作出,而是由小村落或社群的头人所作出,从而产生了某种超家族的管理机制。

私有财产权的出现　由于家庭是基本的生产集体、社会再生产的中心,在许多地方,扩展的家庭本身成了独立的社群。

因为富有的家庭不仅在社群内,而且在社会上拥有了广泛的影响,因此许多家庭为了财富而更加努力工作。

他们获得了比别的家庭更多的财富。

这些家庭中的首领,扮演了积聚者(a c c u m u l a t o r s)的角色。

积聚者试图通过积聚有利的食物、物品、服务并将它们作为支持者的回报而散发掉以使他们的权力与影响最大化。

礼物带来债务,这些债务构成了聚集者们的权力与地位。

聚集者们所发现的最有效地获得债务和分发有利的财富的情况是竞争性的享宴。

这种享宴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高度有用的、稀少的、有价值的、及经常是消耗大量劳动的食物或精美物品被用来给作客的竞争者留下主人财富和权力的深刻印象,及用来提高客人所带来的债务的重要性。

积聚者的权力来源及受制于物品的数量,特别是食物的数量[16]。

这样私有财产权又带来了权力的分化。

民族学资料显示在所罗门群岛中布干维尔岛上的西瓦伊人正是处于这样一种依靠宴享建立权威的时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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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风险的需要　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资源的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越稳定,其风险就越小。

但在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转变的过程中,人类缓冲(b u f f e r)食物资源风险的能力减弱了。

这里一个有用的概念是“生态广度”,这一概念是对所利用资源的多样性或任何一个群体所遭遇的条件的一种衡量。

一个广泛的生态位,提供了大量的可供选择的资源,能起到很好的风险缓冲作用,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将原先利用的一或几种资源种类转变成其他的资源种类而对波动作出反应。

更加广泛的口味和开发策略有助于暂时减缓环境的危机。

如果新资源的采用仅仅是因为原先选择的资源已经耗尽或者变得不足或靠不住,那么日常所吃的食物范围的扩大其实代表了这样一种事实,即人们开始将先前作为一种应急食物的东西变成了他们的主食来加以利用。

在这一扩大过程中早期危险的因素扩大了。

当狩猎采集策略的饱和点达到时,这一扩大的晚期,对于每个群体可利用的生态龛的广度已经显著地下降了。

每个人群开发区域更小,以及更高的人口规模意味着相对较少的可利用的资源可以作为主食而依靠它。

这种高的人口密度和狭窄的地理范围意味着资源的可靠性随时间的波动或者其在空间分布上的不规则性将变得更加危险。

这一问题因采用了农业而进一步加剧,农业是对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强化能量生产的这种需求的一种反应。

农耕能生产一种生产性的但相对较窄的生态位。

一种农耕系统是通过一种相对较小的种群数量来使能量生产率最大化的系统。

在创造一个不能很好缓解环境波动的不稳定的社群方面类似于一种生态演替的很早期的阶段。

此外,如果不是为地区性生存而预先选择的农作物被引入进来,则危险因素将更大。

不断恶化的生态脆弱性因在人口密度较低的条件下狩猎采集者们所能利用的适应机制的丧失———自然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的丧失而进一步加剧。

为资源而进行的竞争和在本地资源上投入的同时增加,将使资源的本地群体所有权(如果不是个人的财产权的话)加速形成。

此外,不断增加的投入与竞争及协作项目的需要将使人们的向心凝聚及群体界限形成,因此减少或失去了简单群体因资源而调整人口密度的弹性机制。

环境危险性的提高和传统缓冲功能的下降两者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倾向于发展新的自我平衡系统的选择。

最早,也是最明显对此一问题作出反应的是贮藏系统的发展,以平衡资源生产的时间上的不平衡。

贮藏系统在早期农业人口中有大量的相关证据。

这种贮藏,除了其缓解功能外,还通过帮助协作活动提供资金而在复杂组织的进化中扮演着角色。

这第二种功能的迅速扩大,成为政治复杂化的重要特征[18]。

此外,贮藏还带来了另外一社会功能———再分配功能,而再分配是造成社会复杂化的主要机制之一。

缓解资源危机的另外一项有效手段是贸易。

地区间的贸易一方面可以缓解未知的地区生态系统事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复杂化的主要动因。

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述。

人口扩大　农业带来了人口的进一步扩大,人口因素在复杂化中的作用前面已经论及,此不再赘述。

生产的专门化　农业效率的提高,可以使更多的人从维持生存的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造成了生产的专业化分工。

生产的专门化与权力贵族的出现之间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本身不从事农业生产,为了获得生存所必须的食物,他们要么必须与农耕者进行交换,要么完全依附于能养活他们的贵族。

前者导致了贸易的发展。

后者则导致了显赫物品系统的出现。

显赫物品(p r e s t i g e-g o o d s)是指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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