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民族生态环境抢救民族珍稀文化_以土家族为例

第20卷第4期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 o.4V ol.20

Journal of Hub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2002年第4期)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 o.42002

收稿日期:2002

-07-12

作者简介董珞(1945—

),女,浙江杭州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改善民族生态环境　抢救民族珍稀文化

———以土家族为例

董　珞

(中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要文以土家族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化事象土家语、吊脚楼、跳丧和摆手为例,对民族珍稀文化的抢救和民族生态环境的改善,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探析。

关键词:文化生态;土家语;吊脚楼;跳丧;摆手

中图分类号:K892.3“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02)04-0009-03

国家决策开发西部,西部经济建设将加速发展,西部民族生活将加速改善,美好的憧憬将化为现实。但对民族珍稀文化来说,负面效应与正面效应可能同时发生,前景未必令人鼓舞。

根本的缘由是生态的变化,既可能优化,也可能劣化,还可能有很难以优、劣来定性的变化。民族学所关注的生态,不止有生态学所研究的自然生态,而且有生态学不理不睬的文化生态。小文以土家族为例,这个民族的珍稀文化,依我看,第一是土家语,第二是吊脚楼,第三是跳丧和摆手。

土家语

土家语有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讲北部方言的

人多,讲南部方言的人少。

《土家语简志》说:“北部方言区……现在还使用

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共约十七万人。”“南部

方言区……现在仍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工具

的,约有四千余人”[1]

。二者合计为17.4万人左右,仅占1990年全国土家族人口总数570余万的3%左右。这是估计,而准确的数字和比例恐怕不大容易搞清楚。还有比较乐观的估计,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民族志》说:土家语“单用型”的,“即本民族内部或与外人接触,完全用土家语作交际工具”的,“按1990年人口普查数,这一类约占湘西州土家族人口总数的20%,即16万多人”;土家语“兼用型”的,“即土家语和汉语兼用,以汉语为主”的,有“20

多万人。”[2]

在“单用型”的50多个乡镇中,龙山县的坡脚乡居榜首,但其中也有“兼用型”的。

1997年6月,我到坡脚乡的包格村调查,全村人都讲土家语北部方言,60岁以下的还会讲当地的汉语方言,甚至有一位当年84岁的土家族老人也会说汉话。全村壮劳力有近400人,其中130多人长年在外地打工,100～200人有时到外地打工(短工)。陪我到包格村去的一位本村土家族妇女,当年32岁,同丈夫长期在吉首打工,有两年多不回包格村去了。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都在吉首,大孩子已经在吉首上学了。听说,坡脚乡其他村的情况与包格村大同小异。在这个贫瘠的山乡里,大量壮劳力外出打工是势所必然的,这就使当地会讲汉话的土家人越来越多了。讲南部方言的土家人,集中在泸溪县的潭溪乡。新编《泸溪县志》说:“全县三万多土家族人口中,约

有三分之一会说土家话。”[3]

“三分之一”,即约一万人,这个数字也是乐观的估计,与《土家语简志》的“四千余人”不合。1996年和1997年,我两次到潭溪乡,听乡政府工作人员说,当地能讲土家话的只有约两千人了。西部的开发将使讲土家话的人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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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我并不认为这是个悲剧,宁可说这是为了未来而牺牲过去。可是,土家语———无论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都还没有经过透彻研究。参与编写《土家语简志》的六位元老,都光荣退休了。叶德书先生也退休了,虽然仍在为“双语”教学尽心竭力,毕竟势孤力单。至于中年和青年的学者,有志于研究土家语而素养与元老相等的,现在一个也没有。

有的元老还能为土家语研究“发挥余热”,可是没有经费,只能做志在千里的伏枥老骥了。危机就在这里!再过几代,也许不出一个世纪,就找不着能说流利土家话的土家人了,那时,再有多少学者和多少经费,也来不及做土家语研究的抢救工作了。土家语是濒危珍稀语种,抢救这样的语种至少应该与抢救濒危珍稀物种一样重要。某些珍稀物种灭绝之后,我们还能看到标本或化石。土家语这个珍稀语种灭绝之后,岂但无化石可寻,连标本也只有一个骨骼(《简志》),奈何!

为了谋生,土家人外出打工;为了建设,汉人进入土家地区。这样双向需求使得土家语的生态环境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几乎不可逆转。本来已势如风烛的土家语,恐怕无可奈何了。假如用“正面效应”或“负面效应”来描述这个过程,那是不恰当的。即使在当地的土家人看来,恐怕也是无所谓正反的。假如硬要在语种势将消失之时培养“双语人”,也于事无补。我们所能做的,是吁请政府主管部门正确认识抢救濒危珍稀语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舍得拿出其实不多的一笔经费来。

吊脚楼

吊脚楼是土家族的传统民居,汉语古称“干栏”,巴语古称则是“阁栏头”①。

吊脚楼不是土家族专有的,南方另外几个民族也有吊脚楼。可是,土家族的吊脚楼不仅形态繁多,而且风格独特。张良皋先生对土家族吊脚楼做过广泛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乃至一往情深,撰为文辞,如诗如画。[4]

吊脚楼是木构的,其生存离不开森林资源。近40余年来,土家地区森林覆盖率剧降,木材蓄积量锐减,由此,不仅使水土流失,旱情频发,而且使吊脚楼丧失了材料来源。仍以龙山县坡脚乡为例。

坡脚乡的包格村,据一位土家族老人说,他们彭姓迁到当地的时候,树林很密,野兽很多。村名“包格”,实为“豹格”:“豹”是汉语借词,“格”是土家语北部方言的“害怕”。“包(豹)格”,义即“害怕豹子”。按当地彭姓远祖的一方墓碑立于雍正年间,由此可知,“包格”这个寨子得名至今不过300年左右。当初的林木像满头青丝,现在却已经变得像一头瘌痢了。我在包格村第一组转来转去,只见除了三棵大枫香树之外,寨里寨外没有一棵成材的大树了,最大的活树只有碗口粗细。我问村支书有没有森林时,她无言以对。现在,包格村第一组共62户,只有一座吊脚楼,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可是,我在寨子里发现了一个奇异的景观,几乎每户的墙边檐下都堆放着几十根又粗又长的圆木,从颜色看,显然砍伐已久。村支书说:那是备荒的,闹旱灾时,运到外边换粮食吃。噢,原来如此!我听着,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全组只有一口井,供62户用。坡下的往上爬去,打了水再往下走;坡上的往下走去,打了水再往上爬。水桶为木质,扁平,上头稍窄而下头稍宽如梯形,可以背的。粪桶的形制与水桶无异,也由人背的。我见到一位土家青年女子背着粪桶上山去施肥,一小勺一小勺地给辣椒秧子施肥,惜水如金。全村旱涝保收的田,只有山脚的5亩。1996年,包格村人均产粮仅458斤,人均收入仅280元。1997年,这个村还没通上电。

上面所讲的大概是一个极端的实例,但它恰恰在土家语的中心区,实在耐人深思。我离开包格村时,心情异常沉重。

有些地方的植树造林工作做得相当出色,据张良皋先生说,咸丰县就是重视植树造林成绩斐然的。尽管如此,每逢大旱之年,咸丰有些地方也闹水荒。

假如没有若干群体和众多单体的吊脚楼,武陵土家地区的人文景观就将变得平淡无奇了。

为了抢救吊脚楼,当务之急有二:

第一是依靠严明的法纪、足够的资金和切实的措施,做好武陵地区的植树造林工作。植树造林(有些地方还要种草)是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首要任务,其效益是全方位的,岂但支持吊脚楼而已!

第二是经过专家调查和评审,确定保护单位。许多群体吊脚楼和单体吊脚楼应当成为省级和州级、县级(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像丽江县对待大研镇的一些纳西民居那样,不仅要写进单子,挂上牌子,还要有保护经费,有保护法规,有保护措施。

如果没有这些吊脚楼,土家的文化生态就会劣化,土家的民族特色就会淡化。即使只是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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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元稹诗《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之二“阁栏都大似巢居”一句元稹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