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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热点：赵本山以人大代表身份打官司行吗据《华商晨报》9月6日报道，著名笑星赵本山因欠住宅物业费用累计11万余元而被催交，赵本山则对物业公司的服务提出质疑。

赵本山说：这个官司我一定要打，我不但要以个人的名义去打，还要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去打，这场官司我一定要打赢！物业纠纷官司，在法律上属于民事诉讼范畴，民事诉讼法第8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也就是说，在民事官司审理中，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只能以自然人或法人代表的身份出庭“打官司”，而不附带任何其他身份，而且双方身份平等。

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是不存在人大代表身份的。

如果诉讼当事人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参与诉讼，会令法官感到尴尬甚至为难。

因为这时的诉讼当事人有着双重身份：诉讼人身份和人大代表身份。

而身为诉讼人，一旦败诉或认为判决结果没有达到自己所认可的状态，就有可能认为是法院裁决不公，这时当事人如果身兼诉讼人和人大代表双重身份，就可能要行使人大代表身份赋予其的监督职能，对庭审法官行使“监督权”。

这种监督，无疑就会带有一定的私利和偏见，难以保证公正。

尽管人大代表是受人民委托来行使权力，但人大代表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

人大代表的职权范围是由宪法和法律设定的，因此行使相关职权只能在法律范围内依法进行。

所以，当人大代表说“我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做某件事情时，就应该先想一想，他所做的事，是否适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

其实，以往我们的一些人大代表经常参与一些诸如质检部门的打假行动，有时还代替政府承诺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尽管这些做法深受欢迎与支持，但这是一种人大代表角色的错位。

因为人大只有立法权、任免权、罢免权、监督权及建议权，即使是上述权力，除了建议权外，也必须是一种集体使用的权力，必须通过所属的人大会议或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以人大的名义来行使权力，人大代表个人无权行使这种权力。

虽然人大代表出于善意为居民排忧解难值得称道，但这不属于人大代表固有的法定职责。

申论热点：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编者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记者近日就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了深入的调研采访，综合业内人士和专家的看法，提出“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求解对策。

欢迎各界人士参加讨论，对这一问题发表高见。

上篇：农业产业化市场经济促进生产方式转变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

中央“一号文件”要求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

许多专家评价，这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鼓励种粮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重大举措。

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陈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就必须让农民能够通过种粮增收，关键则在于提高种粮效益。

但怎样才能使种粮效益提高呢？在对种粮实行补贴和减免税等政策支持的同时，根本途径就是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实现一升一降，即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实现这一升一降并非易事。

比如，提升生产效率要求按市场规律合理配置生产要素，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土地能否自由流转。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肇始于土地。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特征的农村改革，对中国农村发展、解决温饱问题以及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农村土地问题再次凸显，成为目前制约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核心问题。

只有建立完善的征地制度，实现土地可依法自由流转，才能保证运用市场机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使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生产能力实现良性互动。

对于土地的征用和流转问题，广东省海丰县梅星村村委会主任徐生辉向记者介绍说，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只有公益性用地才可由政府征用，但目前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在一些基层地区实际上基本没有区分。

这样一来，由于公益性征地的补偿标准很低，征地范围被扩大后，农民在失地之后普遍得不到足够补偿；经营性用地通过政府强制征用，农民得到的补偿也很少，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则。

一些地方的不合理征地既造成了耕地的流失，又影响了土地的合理流转。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２月９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征地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征地的规模。

必须实行严格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

一个是保障农民的权益，提高补偿标准，改进分配办法，并且在征地时就必须解决好他们的生计问题，包括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

农业部部长杜青林特别强调，要把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五权”落实到位。

他提出，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自主权；要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流转选择权；要保证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收益获得权；要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法定处分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小映博士指出，只有真正将农民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的各项权益落实到位，才能实现土地依法自由流转。

而在实现土地依法流转后，就有可能出现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形成专业化农业生产企业，走向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

一部分农民可利用流转金或补偿金进入二、三产业；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可进入农业企业，成为农业产业工人，甚至还可以拥有企业股份。

在大连金州，农民把自家的耕地全部以入股的形式承包给农业科技园区。

按照协议，园区每年付给农民每亩２００元的保底承包金，再根据每年的园区农业企业实际效益分红。

把土地以承包形式自愿依法流转后，一部分农民可以进入园区的农业企业成为工人，每月领取７００多元的工资；而其他的农民则进入了二、三产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认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除解决土地依法流转的问题外，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金融支持体系，一方面通过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和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农业投入，提高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等金融工具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在这些问题上，我国目前的状况还不尽如人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中国农业投资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农业发展对资金的渴求。

有关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０３年６月，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６９６６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８３．８％，但农户贷款覆盖面仅为２５％，多达３／４的农户没有享受到农业贷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目前我国农户的信贷需求往往规模小而分散，缺少抵押担保且季节性强。

因此建立具备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农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完善的农业金融体系，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农业企业信用机制和担保机制，从而形成以民间投资为主体，国家财政性投资为引导，信贷资金为支撑，外资、民资和资本市场资金等各类资金多元化投入的农业投融资体系。

有专家还特别强调提出，农业企业不应该也决不能过多依赖国有资本投资，民营资本应成为农业企业外部投资的主要来源。

随着“一号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政策环境将为民资进入农业企业提供巨大商机，民营资本大举进军农业的历史性机遇已经来临。

据安徽省工商联最新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安徽省确定的１２０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中，有５７家是民营企业，占４８％。

民营企业投资农业势头正劲。

而收益预期也颇为看好。

今年２月以来，江西民营企业在湖南省投资兴建的牛牛乳业公司销售网点迅速扩大，总订单达到２万余户，新增牛乳订户８０００户；同时带动当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数千名青年农民成了企业的员工。

“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

对于农业补贴问题，美中商业与贸易委员会主席麦芮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际上农业补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农业资金支持方式。

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很大部分落在流通环节上，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却得不到资金支持。

中国政府建立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中国可以充分合理利用世贸协定中的“绿箱”政策直接对农户进行补贴，而同时应尽快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因为这是与世贸规则相违背的，容易造成农产品贸易的争端。

对降低农业生产风险有着直接和重要意义的农业保险体系在我国还相当脆弱。

有调查表明，近２１年来，农业保险累计保费收入仅８３亿元，而赔款支出就达７０．４亿元，２００２年更创下新低，收入仅为３．３亿元。

农险市场的供求格局一直呈现出相反的情况，一边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业务下降，另一边则是迫切需要保险的农户无处投保。

就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险，人保财产农业保险部王亚明向记者介绍说，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往往严重亏损，一般而言，如果赔付率超过７０％，保险公司就会出现经营亏损。

而从１９８２年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０年，该公司农业保险的赔付率是８８％。

对此，美国南方保险基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提出，中国有关部门应重组农险体系，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在立法、税收、再保险和农业风险基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完善农业再保险机制。

国际上的一些现行做法可资借鉴。

比如，美国由联邦政府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在中央建立再保险基金，负责向开展农作物保险的保险人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再保险责任按赔付率分段确定，这样既向各私营农作物保险公司提供超额损失再保险，又使农作物保险公司的盈利水平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

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还提出通过期货市场来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他说，期货市场具有风险转移功能，农产品生产易受气候条件的影响，风险性强，通过期货合约，可以保证农业生产者的利益，把价格风险交给市场资金承担。

而通过农产品期货市场，可以发现市场价格，促进全国统一价格的形成，为市场提供避险渠道。

朱玉辰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存在很大程度的缺位，棉花、玉米等农产品期货品种还没有引入期货市场。

随着粮价的全面放开，加上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将为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提供新的契机。

接受采访的专家们指出，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对我国农业产业化是一个最大的契机。

尽管还有不少难题，但农业产业化这条路非走不可。

中篇：农村城镇化生产方式的转变提升生存方式中央“一号文件”将开启农业发展的新时期，使中国农业走上产业化之路。

未来若干年，历史机遇将催生大批农业生产企业，而随着农业生产实现企业化运营模式，农业产业链条将进一步延伸，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相关服务业公司。

而农村企业的大量出现，将促使原本分散的自然村落逐步结合成为新的生产和生活群体，形成城镇，逐步实现农村人口在本地向城镇人口转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样两组数据：其一，我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