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大唐文化中的胡风元素

浅论大唐文化中的胡风元素摘要：胡风是大唐文化构成的主要元素，表现在饮食、服饰、建筑、文学、音乐、舞蹈、对外贸易、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胡风在唐代的盛行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民族融合、交通、国际地位等方面均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唐文化；胡风；元素；表现；原因“胡”这一说法出现很早，它是对我国北方、西方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泛称，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

笔者认为，到了唐代，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种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它已经上升为一种文化的概念。

胡风就是指流行于唐朝社会各阶层非汉族原有的社会风气，它给唐朝文化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使唐朝文化蕴含着鲜活的胡风元素。

一、胡风元素在大唐文化中的表现1.饮食胡风浓厚自汉以来，胡食开始传入内地，至唐，胡食不仅非常普遍，丰富，而且成为一种时尚，并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面食制品成为中原城市的主要食品。

如胡饼，在当时已成为普遍食用的名食，长安城里设有专门经营的店铺。

民间还流行以胡饼作礼物互相馈赠的习俗。

白居易就曾经亲手制作了胡麻饼，赠予好友，并附诗相赠：“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当时流行的面食食品还很多，有烧饼、汤饼、馄饨、麦面粥、蒸饼、笼饼、薄饼等。

第二，饮酒习俗发生变化，酒店出现了胡姬陪侍的现象。

盛唐时期，由于社会风气开放，国家不设酒禁。

这时期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爱喝酒；不仅王公贵族爱喝酒，普通百姓也爱喝酒。

而中原传统的米酒，从色、香、味等方面都无法与西域的葡萄酒等果酒媲美，葡萄酒等果酒因此深受人们喜爱，这就扩大了唐朝酒的品种。

唐高祖、唐太宗都非常喜爱葡萄酒，甚至还亲手酿制葡萄酒。

另外，西域“酒具”的传入。

如劝人饮酒的“酒胡”，盛酒的玉杯、玉碗的传入，大大改变了传统的饮酒习俗。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胡姬酒店了，胡食能得以流行和胡姬密不可分。

胡姬就是来自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的女子，她们在酒店充当服务员或侍酒女郎的角色。

由于胡姬能歌善舞，风情万种，又有异国情调，许多权贵和文人都喜欢去有胡姬的酒店饮酒，这是当时的一种世风。

在所有文人中似乎李白最爱去胡姬酒店了，所以，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许多描写胡姬的诗句。

如“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

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总之，胡食和胡姬酒店在唐朝的城市中大量存在，构成了唐朝社会生活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形成了一种新的气象。

第三，饮食的宗教化。

唐朝时期，教派林立，除了传统的本土道教和西汉末年传入的佛教外，还有伊斯兰教、景教、袄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

从教、信教人数特别多，各教的信徒都受到本教的约束，在饮食上也有严格的规定，这就使得唐朝的饮食文化带有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其中，佛教信徒最多，又得到当权者的重视，所以，唐朝饮食的佛教化倾向非常明显。

2.开放时尚的女性服饰唐朝的服饰受到胡风等外来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与前朝不同的特点，尤其在女性服饰方面，更多的吸收了胡服的特征。

第一，体现了开放时尚的特点。

襦裙服就是很好的例子，襦裙服是唐代女性的主要服饰之一，襦，唐代女性上身的服饰，很短，一般只长到腰部；领口较低，且常有变化，从其款式来看受到胡服的影响；在颜色上唐朝女性追求时尚，喜欢红，绿等鲜艳的颜色。

裙，唐代女性下身的服饰，裙腰较高，用来掩胸，外披纱罗衫，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展示出女性丰满性感的身材，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思想观念是相当开放的。

与胡服相匹配的是胡妆，唐代妇女的发型大多采用胡人的样式，有回鹘髻、百合髻、云堆髻等20多种。

为了追求时尚，她们不断更新发型。

唐代妇女还喜欢涂胭脂，抹口红。

胭脂的原料是从印度引进的黄蓝，胭脂加朱砂就成为口红，这也是源自印度的化妆术。

花钿是南北朝时由中亚传入的化妆术，就是在眉目之间贴上翠绿色的鸟羽。

到唐代，妇女进行了改革，将鸟羽剪成小圆点，置于眉目正中，这在当时也成为一种时尚。

其二，打破传统，女着男装。

按照传统观念，女着男装是不守妇道的，但在唐朝却蔚然成风。

西域女子那种敢作敢为的性格和飒爽英姿的外形，成为唐朝女性崇拜的偶像，转而纷纷仿效。

3.城市建筑胡化倾向程度较高城市是文化交流的场所，随着唐朝城市生活方式的胡化，也就必然给城市建筑带来影响，使唐朝的城市建筑有较高胡化倾向。

首先，外来宗教建筑大量出现。

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被统治者加以改造后，逐渐成为有利于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在盛唐，尤其是武则天统治时期，佛教极其盛行，导致大量的佛教建筑在城市出现，当时仅长安城里就有一百多座著名的佛教寺院。

当然，寺院传入我国后，被加以改造，一般是砖木结构的楼台式建筑。

在长安除了有佛教寺院外，还有许多具有胡风特色的建筑，有袄教祠，有景教的大秦寺，有摩尼教的大云光明寺等。

除了寺院建筑外，胡风元素在唐代帝王的陵墓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唐太宗昭陵前的守陵石像生中的天马和鸵鸟，是唐文化与胡文化交流的产物。

唐太宗昭陵前的“六骏”石刻采用的是亚述国的高浮雕艺术手法，帝王陵墓前的守陵狮受波斯文化的影响。

乾陵前的华表融合了波斯、两河流域、印度等地建筑风格。

唐代城市建筑所表现的艺术特点，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胡风元素在大唐文化中的重要体现。

4.文学、音乐、舞蹈等艺术中弥漫着胡风胡风是唐朝文学艺术的主要源泉之一，胡人的形象、胡姬的风情及命运、胡商的活动等，都成为唐朝诗人和小说家的重要题材。

并留下了许多佳句，有李白的“胡雏绿眼吹玉笛”,也有李端的“黄须康生酒泉客”等。

胡乐和胡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传入中原地区，到了唐朝，由于宽松的政治环境，发达的经济文化，为胡乐和胡舞的盛行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十部乐是唐朝官方认可的音乐，其中有西凉乐、天竺乐、龟兹乐等八部来自西域。

而且演奏上述音乐的乐器有明显的胡风色彩，其中箜篌是来自印度的古老乐器，琵琶来自印度和波斯，横笛来自羌族，羯鼓来自匈奴族古老的乐器。

胡舞和胡乐是相伴而生的，当时流行的胡舞有健舞、软舞、花舞等。

其中健舞中的胡旋舞和胡腾舞最具有西域风格，由于它们的节奏很快，以旋转、跳跃为主，深受唐人的喜爱。

还有就是大家都熟悉的《秦王破阵乐》和《霓裳羽衣曲》两支乐舞，都明显带有胡风的色彩。

除此以外，胡风在石窟、壁画、陶器、珠宝等艺术领域都留下了很深痕迹。

5.商业贸易中的胡风色彩浓郁唐朝时期，对外交通极其发达，便利的交通，吸引了大批胡商来华从事贸易活动。

第一，胡商队伍规模大、足迹遍及各地。

据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讲道：“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

从中，我们足以看见，当时在华经商的外国人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

当时，尽管福建经济还不发达，大食商人就蜂拥而至来到福建，由于贸易运输的需要，使福州和泉州两港兴起，成为海路中南移北上的交通枢纽，福建的经济在这时开始走向世界。

第二，胡商经济活跃。

市场上有来自波斯的玻璃、珍珠、胡椒，有来自大食的香料、药品，有来自西域的葡萄酒、玉器、汗血马等商品；有的胡商从事珠宝、玉石、香料、药材、马匹等大宗生意；有的则从事买卖胡食、开酒肆等小本生意；有的市场甚至还出现了外来货币，如；大食金币、波斯萨珊金币、东罗马金币等。

第三，胡商的敬业精神感染当地商人。

胡商不远万里来华经商，既是当地商人激烈的竞争对手，也是他们学习的榜样。

他们吃苦耐劳，精明能干的优秀品质激励着当地商人，影响了当地的经商习俗。

同时，大多数胡商与当地百姓能友好相处，患难与共，他们的生活习俗也影响了当地百姓。

第四，唐朝的贸易政策明显受到胡商影响。

大量胡商的涌入，既影响了大唐的经济秩序，也活跃了市场，促进了唐朝经济的繁荣，为此，统治者调整贸易政策，允许外商在华自由贸易；设立邸店和住坊专门接待胡商；为规范胡商经营而立法；不少沿海城市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6.崇佛之风浓厚唐代统治者虽然自诩为道教教主李耳之后，把道教定为国教。

但实际上并不排斥佛教、伊斯兰教、景教、袄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在宗教上采取了兼收并蓄、众教并行的政策，使外来宗教都得到很大的发展。

佛教自西汉末年从西域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改造，吸收了大量的中国本土文化，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

但佛教得到大规模发展和完善却是在唐代，可以这么说，唐代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崇尚佛教的风气十分浓厚。

笔者认为，唐代崇佛风气浓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统治者直接参与佛事。

例如：645年，玄奘从天竺回国，受到了唐太宗浓重的欢迎，盛大的仪式是整个长安城都沸腾了；在唐代，皇帝迎奉舍利的事件就有7次，并有皇帝每三十年迎奉舍利的规定；唐代的译经是由国家主持的，译经的成果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前代；唐朝与天竺的交往，就是以佛教为纽带的。

当然皇帝参与佛事的例子很多，本文不一一列举。

第二，文人参佛，寻找精神寄托。

在物欲横流的唐朝，整个社会充满着激烈的竞争，文人往往是斗争的牺牲品。

在遇到挫折的时候，许多文人则选择了走进佛寺，研究佛经，参悟佛理，来摆脱世间的烦恼。

如王维就这样写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在佛寺里写下的。

第三，百姓参佛。

在唐朝，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老百姓主要选择在家出家的方式信仰佛教。

当年玄奘取经归来时和皇帝每次迎奉舍利等重大佛事活动时，百姓也纷纷向佛表示虔诚，队伍绵延数十里，规模十分壮观。

由此可见，佛教在唐朝受到何等的推崇，崇佛风气是何等的浓厚。

二、胡风在唐朝盛行的原因从上述我们可见大唐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胡风元素，胡风极其盛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其有着深刻的背景，且极其复杂，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政治层面来看，与唐朝的民族、外交政策有密切的关系第一，实行了开明开放、平等的民族政策。

据相应的史料证实：唐代统治阶层身上流淌着胡人的血液，李世民的母亲窦氏是鲜卑族人，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是鲜卑族人；唐朝有不少重臣也有胡人血统，如长孙无忌、狄仁杰等，在唐朝的宰相队伍中有胡人血统占了十分之一，这无疑给唐代统治者的执政理念植下深深的血缘烙印。

受血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唐代统治者识时务的采取了开明开放的民族平等政策，提倡“华夷是一家”。

民族平等政策对四夷产生了强大感召力，也为胡风的盛行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政治环境。

第二，实行了恩威并施的民族管理政策。

唐太宗统治时期，幅员空前辽阔，境内民族繁多，且与众多国家接壤，如何来维系庞大的帝国，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唐太宗从政治家、军事家的角度出发。

一方面，采取武力威慑，使是少数民族政权臣服。

另一方面采取了以夷制夷、保藩固圉的策略，通过册封、和亲、会盟等方式，在帝国周边扶植亲唐政权，并与它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如唐太宗在位期间，一共推行了7次和亲。

这是在帝国强盛时期进行的，是主动而非被动的，这对少数民族首领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恩惠，从而很好地安抚和拉拢了周边少数民族，密切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便于胡文化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