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方

延迟退休利大于弊一般而言，提高退休年龄会产生以下影响：1是降低制度赡养率，退休年龄提高，则退休人口相应下降，就业人口相应增加。

2是提高基金积累水平，退休年龄提高，则延长其缴费期间。

3是减轻支付压力，缩短制度支付养老金的时间。

养老保险中提高退休年龄的影响归纳为收入效应、支出效应是提高退休年龄的正效应。

一．退休年龄的调整将改变被保险人工作期间与退休期间的划分，影响其缴费与领取养老金期间的长短。

进而改变体制内的年龄结构，正在工作并缴费的人会增加，而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人会相应减少，这将降低制度的赡养率。

二．提高退休年龄，将延长被保险人缴费期间，进而提高制度的收入，这是提高退休年龄的收入效应，也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提高退休年龄的初衷所在。

三．退休年龄提高，在寿命预期不变的条件下，被保险人缴费时期延长的同时未来领取养老金的时期将缩短，这将减少制度的养老金总体支出水平并降低制度的债务。

很显然，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不会为年青人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机会，但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力的供给，从而为年青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而在许多国家，养老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老年人的健康护理和生活关照也需要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退休人员增加也为市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方认为：可缓解我国日益庞大的养老金压力，更大程度发挥老一代人在企业中的经验作用；我方认为：从积极意义上看，~首先，延退确实可以缓解养老金压力，进而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毕竟，在金融危机尚未完全结束及土地财政政策备受质疑的情况下，国家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仍需要将大量的精力花在交易、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而延退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在这些方面。

~其次，相关企业的延退人员将继续为企业提高效率，并让企业继续充满竞争力。

提高退休年龄的负面效应从各国改革的实践来看，在提高退休年龄的过程中均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通常需要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才将退休年龄提高1—2岁。

几乎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将退休年龄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

退休本身是一个劳动力替代的过程，提高退休年龄在改变就业人员年龄结构的同时，无疑会改变就业人员的知识结构，这是提高退休年龄政策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就业效应”和“生产率替代效应”，这也是西方国家对提高退休年龄政策持谨慎态度的原因所在。

(一)提高退休年龄的就业效应当把提高退休年龄作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措施时，必将使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劳动力供给增加，在劳动力需求一定下，失业的人数将增加，失业率必将呈上升趋势，政府将承担更多的失业救济费用，这就是提高退休年龄的就业效应。

(二)提高退休年龄的生产率效应退休是新老劳动力替代的过程，部分年老的劳动力离开工作岗位，由年青的劳动力替代。

退休年龄的提高将减缓新老劳动者替代的过程。

由于教育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生产技术处于不断进步之中，因此，年青劳动力的生产率应该平均高于年老劳动力的生产率。

这样，新老劳动力替代过程的减缓就会减缓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导致生产效率的损失，这就是提高退休年龄的“生产率替代效应”。

提高退休年龄的就业效应与生产率效应取决于新老劳动力的替代程度，与一国经济发展程度、人口结构状况以及教育状况等因素有关联。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新生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教育水平处于一个快速提高的过程，提高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会阻滞新技术的应用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我方认为：坏处同样存在，比如挤占年轻人的生存空间乃至造成社会就业压力，同时，这让一部分利益集团更加得益，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难得益，造成不公。

我方认为：负面效应上看，这或将导致企业活力大打折扣，并限制年轻一代人才的发挥空间，进而不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我国的现实选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一项“关乎国运、泽及子孙”的大事，就如没有“用之四海皆准”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一样，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改革手段。

退休年龄的提高与否，无疑需要根据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及养老保险制度危机的症结等方面的因素来综合考虑采取措施所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做到决策科学、措施到位。

结合我国的国情，对退休年龄政策的调整，提出如下建议。

(一)普遍提高退休年龄宜缓行我国是在“未富先老”的条件下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比其他国家更具特殊性和艰巨性。

制度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在制度中的责任与地位不明确。

政府没有以适当的方式很好地承担由企业化的“现收现付”制向社会化的“部分积累”制转轨的转制成本，政府没有承担其在制度中应有的立法、财政与监管等责任。

由于国家责任的部分缺位，目前在职职工(主要是国企职工)一方面要为自己将来的养老缴费，另一方面还要为已经退休的人员缴费，高缴费率与支付自然不在话下。

因此，只要国家没有更妥善的方式承担责任，转制成本问题拖而不决，业已形成的“空账”不能完全做实，制度支付危机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提高退休年龄只能减缓政府的财政压力，但其负面影响应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养老资源最终来源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富，这就需要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我国的高等教育曾经一度中断，1978年后才逐渐恢复，许多新的生产技术与手段需要年青的劳动者学习并应用到生产中去，尤其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需要年青的劳动力加强与国际的对话与交流，实现生产技术的引进与应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才有用于养老分配的社会经济资源，老年人才能通过各种途径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更何况，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提高退休年龄无疑会恶化就业问题，增加失业保险制度的支付压力。

由此可见，我国还不完全具备提高退休年龄的条件，这一措施的采取对于问题的解决也不能起到“对症下药”的根本性作用，普遍提高退休年龄宜缓行。

(二)适当提高女性退休年龄目前我国男女退休年龄是不同的，通常规定男性职工60岁退休，而女性职工55岁退休。

这一男女退休年龄相区别的政策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女性就业未充分。

女性就业时间人为缩短5年，使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劳动力的浪费。

其二是导致男女在养老金待遇享受存在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制度上的男女不公平。

在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下，由于女性工作经历较短，退休时的最终工资也较男性为低，但女性的平均寿命长于男性，则女性退休后从制度中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远长于男性。

这使得女性老年人口从养老保险体系中获得的日常养老收入低于男性，但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女性一生从养老保险体系中领取的养老金总额会远大于男性。

因此，适当提高女性职工退休年龄，有利于提高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也有利于女性的充分就业及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

但宜将这一改革放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完成，从现有的社会经济人口条件来看，可先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逐步将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57岁。

(三)可以施行弹性退休制我国各地区、各行业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地区(如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有些地区(如上海等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有些行业(如教育、医疗服务、制造行业)需要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而有些新兴行业和亟待改革的行业(如电子行业、金融行业等)又急需吸纳一批拥有最新技术与知识或者有海外经验的从业人员，加快新老劳动力的替代过程。

因此，“一刀切”的退休政策可能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而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也为弹性退休政策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建议政府制定退休年龄的指导性政策，通过制度的设计与利益的激励，鼓励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根据自身发展的状况自主选择退休年龄政策，不同的人群也可根据自己的偏好来选择退休年龄与时机。

政府根据不同时期发展的状况积极引导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退休决策中的作用，使得个人在退休决策时达到最优化，个人在达到最优化的同时，社会经济也就实现了其帕累托效率。

我国现行的退休年龄存在两大弊端：第一：退休年龄偏低。

我国职工退休年龄是50年代初期制定的，一直延用至今。

当时中国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大致在50岁左右，而1995年上升到68.28岁(男)和71岁(女)，这与50年代比平均寿命提高了20多岁。

平均寿命的提高与偏低的退休年龄很不相适应，直接加重了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负担，影响养老保险的稳定与协调发展。

另一方面，现行退休年龄未能与劳动力市场调节协调配套，导致部分人力资源的浪费，表现为专家、学者没有充分发挥其才能。

政府虽有规定，高级科技人员因工作需要，退休年龄可以适当延长，但实际上有很多单位没有认真执行。

第二：法定退休年龄缺乏弹性。

我国由于就业压力大，结构性失业严重，因此近几年有些企业单位的职工40多岁就提早退休了。

没有根据年龄及生理年龄的差异，对个体采取特殊的处理办法：如大学毕业生需22-24岁，研究生及博士生的毕业要26-28岁，29-30岁后参加工作，60岁就退休。

他们参加社会劳动时间与普通劳动者比相对短了近10年左右。

对所有的个体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可能是解决青年人就业的有效手段之一，但从长远看提早退休及降低年龄退休，无论对劳动成本、经济发展、充分就业及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利的。

可见，随着平均寿命的提高以及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我国在50年代初规定的法业形势的影响上。

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的观点认为，提高退休年龄，使老年人挤占了青年人的就业岗位，进而造成了大量青年人失业，影响了我国的就业形势。

其实，这一观点源于一种古老而错误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总量衡定假说”。

按照这一说法，就业被视为有一个规模固定的总额，从而就业就变成一种“一方受益会使另一方受损的比赛”，它意味着多为一个人提供就业就必定会造成另一个人的失业。

从西方社会中认为女性就业是造成男性失业率增加的“祸根”，到我国目前认为民工进城抢了城市居民的“饭碗”等这一系列看法都是基于这一前提的。

事实上，现代劳动市场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均衡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中最重要的含义之一，便是经济中没有固定工作数量这样的东西，可就业的数量是一个变量，它取决于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和均衡工资率。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来自于对它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消费需求。

由于劳动投入量的多少还与技术、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投入量和配置方式相关，因此就业量的大小仅与这些因素有相关关系，而与人口本身是无关的。

从长远来看，提高退休年龄的制度对就业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可能有巨大的意义。

这种积极因素来自于三个方面：1.在保障水平一定时，提高退休年龄可以大幅降低养老命的支付，这部分节约下来的资金可以作用于就业的增加；2.提高退休年龄可以节约人力资源、增加国民产出，从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3.提高退休年龄从而降低供款率，可以鼓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提升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可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正方:村企集团使用乡土人才为先[正方1] 乡土人才具有长久优势，乡土人才更具有主人翁意识和长久意识，乡土人才没有拖企业的后腿，而是成为企业发展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