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的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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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124918(2005)01200012006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试论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研究中的十大关系

林崇德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5)

作者简介:林崇德(1941-),男,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心理发展与教育》杂志创刊已20周年了,作为国内唯一的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学术刊物,在同行的支持下,经历了风雨的洗礼,不仅成为一本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核心期刊,而且成了影响因子在国内心理学刊物中为前三名的发表源。作为主编,对此当然有一定的喜悦之感,但更多的是感激之情。在此,让我代表编委会感谢所有关心《心理发展与教育》成长的学术界、教育界的同行、作者和广大读者。

20年前,我在《心理发展与教育》创刊号上,

发表了一篇题为“试论我国儿童心理学前进的道路”的拙文,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孰对孰错,让20年的“过去”去评判,“旧事”就不必重提了。我所从事教学与研究的领域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今天,借纪念《心理发展与教育》20周年之际,想再来谈些理论问题,我拟命题为“十大关系”,旨在对我国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浅见。

1 自然面与社会面的关系

心理是脑的机能,脑是心理的器官,心理的内容取决于现实,现实世界既包括物理世界,又包括社会世界,这就构成心理学两个研究方面:自然面和社会面。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心理学必然深入

研究大脑;随着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I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 )、计算机控制的断层扫描(CT )、脑电图(EEG )和事件相关电位(ERP )等技术的进步,心理学也必然积极参与揭示脑的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机能的研究。于是心理界呈现一种大家都来购置现代器材,都来探索心理的大脑

奥秘的现象,这当然是件好事,说明研究手段正趋向现代化,但也必然引起一些心理学家开始担忧我国心理学这种追求和时尚,认为这是心理学纯生理学化的倾向。尽管这种担忧大可不必,然而,却给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研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如何处理好“自然面”与“社会面”的关系。

心理是自然面与社会面的统一,我们决不能因为某人研究某一个方面而视为科学与不科学、先进与落后、前进与后退。为此,我认为必须处理好研究中自然面与社会面的关系,必须坚持三点:首先,从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来看,我们研究自然面,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脑定位,二是关键期,三是可塑性。其次,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允许从不同层面上去分析,既可从分子细胞上,即微观水平上展开研究;又可以从全脑宏观水平上进行研究;也可以更多地从行为科学角度对心理发展和教育心理进行研究。第三,在今天,我们不探索自然面是一种落后的表现,但忽视了社会面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表现。在强调探索自然面的研究同时,必须重视社会面的研究,因为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强调发展过程与教育过程是社会化的过程。青少年的社会化,而终生教育是个体,特别是成年人的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自然面与社会面的关系中,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到底采用什么方法,要根据具体课题要求来决定,即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只要揭示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规律,哪种方法都是科学的。

2 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关系

中国的心理学,包括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是由西方传入的。有人根据查阅和搜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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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18年间翻译过来的30本心理学书籍,尽管有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成分,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系统的具有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体系的书还是很少的。约从20年代以后,作为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专门译著才开始出现。在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中, 1949年之前主要是学习西方;1949年至1965年主要是学习苏联。1978年后的20多年,在“改革开放”的国策下,中国心理学空前活跃:一是队伍逐步扩大;二是积极开展学术活动,科研成果越来越多;三是冲破禁区,深入研究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四是广泛开展国际心理学的交流与合作研究。1999年,科技部在制定2010年科技发展规划时把心理学纳入国家优先发展的18个领域之一;2004年我国在北京成功举办了有6000多名代表参加的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这两件大事都说明中国心理学,包括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化,是提高我国心理学学术水平的基本决策。这里的国际化,既包含着与国际同行交流、合作,又必须坚持国际心理学研究标准并和国际接轨。在具体措施上,要认真地找出我们与国际心理学的差距,进而努力缩短这种差距;要踊跃地在国际心理学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以此作为检验学术水平的一个指标和展示学术成果的一个窗口;要积极利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参加或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与论坛,以密切我们与国际同行之间的关系;要畅通人员交流渠道,创造条件,能派得出,又能回得来,使更多心理学家逐步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的水平;要购置新资料,购买新仪器,以提高知识水平,改善研究条件。

我们在坚持国际化的同时,必须坚持民族化,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乃至整个心理科学的根本出路。其理由在于,一是在科学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早已有心理学思想,包括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思想,例如,“多元智力”(Multiple Intelligence)类似于3500年前我国的“六艺”;“研究性学习”(Inquiry Learning)和《礼记・中庸》篇中强调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相似;二是中国人口众多,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我们在强调心理现象共性的同时,有必要关心一下中国人心理本土化和民族化特点的研究;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心理学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在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崭露了头角,显现出一种越是民族化的东西,越能走向国际化的趋势;四是跨文化研究永远是科学心理学发展的一条途径,只有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才能探索人类心理的共性。

3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心理学家在面对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问题时,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旨趣:理解与应用。这便是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应该看到,基础研究也好,应用研究也好,对于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来说都是必要的。二者有着各自独特的目标:基础研究回答的是心理发展、教与学相互作用基本规律即“是什么”的问题,寻求的是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所需的描述、预见、干预、特别是解释性的知识;应用研究则侧重于回答现实社会生活和教育实践中心理发展变化的“应该”问题,旨在从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角度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建议或指导。二者也有着不同的价值:基础研究奠定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彰显的是学科的学术价值;应用研究则维系着学科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凸现着学科在实际中的存在价值或生命力。同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不能相互取代。基础研究所提供的描述、预见、干预、解释性的知识固然是实际问题解决的理论基础,但当运用于实际问题时,必然遭遇从“一般”到“个别”或从“抽象”到“具体”间的差异问题。而且,任何基础研究均不可避免地渗透着研究者的价值观,将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就等于将某一整套价值观运用于实践,而这种价值观却有可能与实际问题解决所需价值观格格不入。所有这些,就决定了应用研究不可能是基础研究在实践中的简单延伸。

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也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基础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无疑能帮助从事应用研究的心理学家预见、发现并深入理解实际问题,并为应用研究所寻求的行动建议或改进措施提供有益的启示。应用研究也能为基础研究提供新的有待解决的课题,积累必要的事实材料,为基础研究所寻求的“大理论”建构提供相关的“小理论”。特别是,由于应用研究维系着心理学同实际问题的联系,它的发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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