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精英传播及其模式探讨_蒋旭峰

收稿日期:2012-02-10作者简介:蒋旭峰(1966-),男,江苏淮安人,副教授,融合应用传播实验室主任,社会学博士,从事应用传播研究。

2012年第4期(总第167期)理　论　探　讨T HEO RET ICA L I NV EST IGA T IO N N o .4,2012General .No .167乡村治理中的精英传播及其模式探讨蒋　旭　峰(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京210093) 摘　要:传播学视野下的乡村治理,除了宏观层面上的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的探讨外,乡村社会中特有的底层干群关系及其人际沟通是经常被忽略的一种治理方式与沟通途径。

本文从微观角度对乡村治理中体制内外的精英与农民之间沟通博弈与互动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正确理解和解释乡村精英在此互动过程中的角色、机制、规则与意义,将有利于突出和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关键词:乡村治理;体制精英;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2)04-0159-05 乡村治理一直是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课题。

以往的乡村治理研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从上往下看”,通过国家的视角来考察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过程;二是“从下往上看”,站在社会生活本身,通过社会的视角来看在“官语”以及“译语”指导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1]。

这两种路径的研究得出的有关乡村治理的改革观点也体现了两种思路:一是对于乡镇基层政府改革及其职能转换的探索,另一是通过对村民自治及其现存问题的研究来提升村民自治的有效性。

显然这两种视角和两种思路都存在一定的理论限度。

而从传播学视角研究乡村治理,则是将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力量整合起来对乡村问题进行沟通探讨的一个尝试。

一方面透过国家与乡村社会双方互动和关系形成的过程,可以动态地剖析乡村治理的过程,避免偏于一方提出解决之道;另一方面,传播本身就是乡村治理的一种主要手段,例如孙立平在研究中发现,正式权力往往通过非正式运作达到目的[2],而这种非正式运作(“软硬兼施”、“情境的扩大与缩小”、“以虚拟关系形成紧迫”、“将无理推向极端”等)基本上都是传播手段的运用。

另外,国家对农民的影响则主要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政府传播既是一种传播行为,也是一种管理行为,传播行为是管理行为的延伸,是管理行为落到实处的必要步骤”[3]。

所以,以传播为视角研究乡村治理,有助于直接进入治理的本源,从而在更本质和实用的层次上深刻把握当前乡村治理的精髓。

一、传播学视角下的乡村治理及其演变实际上,我国乡村治理中传播形式不断发生着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1950年以合作化运动为始的人民公社治理体系、1980年代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始的“乡政村治”治理体系等两次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政治传播的传播通道类型分为四种类型。

A 类是制度化压力型的政治传播通道,会议系统就可以归于这一类;B 类是制度化非压力型的政治传播通道,文件系统可归于此类;C 类是非制度化压力型的政治传播通道,基层干部对于农民的人际传播可归于此类;D 类是非制度化非压力型的政治传播通道,大众传媒可归于此类。

在合作化运动中,乡村社会的政治传播通道,主要是“会议—文件”系统,即制度化压力型的传播通道,当时的政治信息一般是通过“会议—文件”系统传达到各级党委政府,到达基层政府后,再由基层干部、工作队以及村中的积极分子通过群众大会和社员会议向群众宣传和动员。

群众大会这一传播通道,本身可以产生一种压力氛围,给予农民一种心理压力,可以促使受众对于传播信息的接收。

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政村治”建设中,乡村社会的政治传播通道多是非制度化非压力型的传播通道,传播效率较低,传播效果也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

虽然从中央到基层干部的政治传播通道仍然是制度化的会议—文件系统,但对于农民的传播通道却主要是村干部对农民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媒介。

这样的传播通道是非制度化的,弱指向性的,是非压力型的传播通道。

[4]其中,文件政治是当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的新视角,文件政治研究方法是国家视角的回归,而国家在当代乡村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无可替代的,它有着天然的关注159国家宏观政治的特点。

从文件政治角度研究乡村治理可以采用政治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政治过程分析方法、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文本分析方法和符号象征方法[5]。

随着现代信息社会的到来,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

对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资源的治理角度,还应从信息化的视角作出新的探索。

而大众传播则在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学者指出,传媒具有监测社会、社会教育、娱乐休闲等社会功能,同时也具有包括议程设置、舆论监督、政治沟通、政治参与、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等治理功能[6]。

在风险社会中,传媒的治理机制有传媒吸纳、传媒评论和传媒动员三种,传媒吸纳就是通过媒介渠道,汇聚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利益表达,共同对社会事务进行预解决的过程,具体包括观念吸纳、精英吸纳、组织吸纳等方式,传媒评论指传媒作为社会论坛,对社会事务、现象、问题进行真假是非判断,传媒动员则是传媒通过传播行动,对某一现象或社会事务形成社会共鸣、社会认同或整体归属感,从而具有舆论动员、促进社会行动的过程[7]。

同时,网络媒体的发展也促进了行政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公众参与的渠道,重塑了公共行政的理念,有利于产生新的政府治理形式(如服务行政、虚拟行政、大众行政)[8]。

除大众传媒外,主体间的相互沟通也是治理的重要方面。

在中国这一政治系统内部,正在经常地、大量地发生着政治主体之间的接触、谈判、交易、博弈等过程,这些形成农村基层政治中的政治沟通,并借此途径最终实现农村基层政治的现实功能与体制创新[9]。

在传统乡村,以士绅为主的精英阶层在沟通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官民良性互动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到20世纪前期,现代传媒对乡村地区几乎不产生直接影响,由于民间精英的城市化和劣质化,国家权力组织也未能有效地渗入基层,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困局[10]。

由此看来,如何通过传播的介入解决三农问题?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的干预应该有可能改变农民群体在传播体系中的边缘现状[11]。

也有学者指出,解决“三农”的问题的传播学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活农村传播容器;积极推进自然村落的分界与重组,合理规划农村传播路径,从空间角度降低社会信息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媒介系统、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实现农村传播主体的创造性转化。

这三个方面应齐头并进、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不可偏重任何一方[12]。

遗憾的是,当前透过传播学视角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或探讨,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国家”对农民的控制性传播,忽略了治理过程中“社会”内部的精英对农民的传播关系。

事实上,治理是一个相互主体间的管理活动[13]。

在治理理论中,并非只存在着唯一的管理主体,而是多个管理主体并存。

政府、公民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有效地参与对涉及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

因此,治理不存在唯一的有效权力或权威。

人类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越来越较少地借助于国家权力机构,而是更多地运用社会自身的结构和力量。

在乡村治理中,治理主体既包括国家也包括乡村精英。

由于增加了精英这个变量,“国家—社会”的传播关系和治理过程则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二、乡村治理中的精英角色及其传播缺位现代精英理论的先驱者帕雷托认为:“每个人的天赋是不同的,一个社会只是把那些最有能力的人(往往未必是最廉洁、最高尚的人)称作精英”[14]。

根据帕累托的理论,贺雪峰等乡村研究学者将乡村精英界定为“那些在村庄中拥有相对资源优势,其社会影响力超过一般村民平均社会影响力的那类村民”[15],并以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来概括乡村精英的类型。

体制精英指掌握着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村组干部,其社会影响力来源于正式授权,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

而非体制精英指的是在村庄中有一定经济、文化、社会影响力的村民,如宗族头人、经济能人、乡村教师、民间文化人、乡村医生等,其社会影响力主要源于村庄社会中的文化认同和利益联系,如个人魅力、血缘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经济互利关系等;也可能源于非体制精英村庄外部的个人关系网络,如有官方资源背景、与村外某强势人物的关系密切等。

乡村治理根本上是一种公共权力的分配和秩序的建构,因而就必须对村庄权力结构这一理解村庄社会政治的基础进行分析。

所谓村庄权力结构,是指村庄各主要权力主体之间模式化的互动关系[16]。

乡村精英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处于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中介地位,在这一场域中,乡村精英展开博弈、合作、冲突与协调。

乡村精英在乡村社区中起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对乡村社会中意见的表达、政策的执行、政策的评估以及各种信息的反馈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扮演着乡村社区中的“守门员”角色。

在此,我们不关注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而是聚焦于乡村精英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互动模式。

我们力图通过捕捉乡村治理中各传播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从微观角度对乡村治理的若干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并理解和解释乡村精英在此互动过程中的角色、机制、规则与意义。

在此语境下,我们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在乡村场域中,体制内外的精英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怎样通过传播与农民进行互动,从而达到相应的乡村治理效果的[17]。

然而,当前乡村治理场域中无论是体制内精英还是体制外精英,都日益与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弱传播网络,这构成了乡村治理中的关系互动的基础。

实际上,乡村精英与农民之间互动模式的重构还未能适应乡村治理中传播格局的新需要,这主要是由于在传者、渠道、受者等方面产生的传播缺位。

一是传者的缺位。

我们把乡村干部视为国家面对农民传播的“代理者”,而这个代理者身处科层化160色彩浓厚的传播体制内。

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数目字管理的政绩考核模式下,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履行的角色是一个既非“经纪型”亦非“保护型”的代理人,他们工作的重点并非旨在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和乡村共同体,而主要是完成上级领导下达的“政治任务”。

国家原本希望通过税费改革使国家—农民的“汲取型”关系转变为“服务型”关系,从而促进基层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角色转型,将“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本村的公共事务,使其更好地发挥维护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职能”[18]。

然而,实际中却使得乡村干部与农民的联系日渐疏远,乡村干部与农民的沟通并没有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而构建出服务型的机制。

二是渠道的缺位。

在农村社区内部,信息传播渠道并非不存在,而是存在但并未起到多大的传播效果。

作为一种空间存在的传播平台,在农民看来不过是形式的需要。

在地方乃至国家的层面上,对农民传播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实现。

然而,大众传媒总体上是城市、市场导向的,对于农民仍然不是最直接切身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