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话语专制与儒家诗学之命运——从董仲舒治学的主观动机和客观后果谈起
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_1

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导读:本文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最后,董仲舒还提出了著名的“天谴”说。
他一方面宣扬“天子受命于天”,另一方面在坚持君主权威的前提下,强调君主应顺应天意,希望能对君主的权力有所制约,防止出现秦二世的暴政。
“天谴说”的目的,就是企图用“天”的神圣权威来制约君主的权力。
徐复观甚至认为:“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董氏则只有求之于天,这是形成他的天的哲学的真实背景。
”④董仲舒认为天有独立的意志,它不仅能以“美祥”来为帝王歌功颂德,还能以“妖孽”、“灾害”、“怪异”等来“谴告”、“惊惧”人事。
“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
”⑤所以董仲舒说:“天人之际,甚可畏也。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⑥当然,“天”对帝王的“谴告”、“惊惧”也体现了上天对人君的仁爱之心。
董仲舒自己也在实际政治中对汉武帝提出过“谴告”——根据《汉书》记载:“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
中废为中大夫。
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
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
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
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⑦——只不过是在皇权的威慑下,他自己以后“不敢复言灾异”。
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尽管董仲舒一再强调“天子受命于天”,要“屈君而伸天”,实际上人间的真正统治者还是天子,上天只不过是用来迷惑人民的幌子而已。
天是虚构出来的,是地上的统治者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来的一个影子,是地上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
高考历史一轮复习:考点40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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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历史一轮复习:考点40 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一、董仲舒的新儒学1.背景⎩⎪⎨⎪⎧(1)经济:汉武帝时期,经济恢复发展,国力增强,为 中央集权奠定了物质基础。
(2)政治:诸侯国势力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 威胁着西汉的稳定。
(3)思想:汉初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已不能满足加 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2.内容⎩⎪⎨⎪⎧(1)为加强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2)为加强君权需要,宣扬“君权神授”。
提出了“天人 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3)为维护统治秩序提出“三纲五常”。
3.特点 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体系。
[轻巧识记] 董仲舒的新儒学二、儒家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1.汉武帝尊儒的措施⎩⎪⎨⎪⎧ (1)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
(2)规定儒家经典为国家教科书,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3)兴办太学,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规矩,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
(4)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2.影响: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思维拓展]董仲舒的新儒学,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糅合了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学说思想的新思想体系。
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皇权。
[答题术语]1.汉初统治者采用“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朝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
2.汉武帝时,董仲舒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3.董仲舒为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4.为加强君权,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5.汉武帝在中央设立太学,在郡县建立地方教育系统,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教育为儒家所垄断。
浅谈汉代立法的儒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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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论文题目:浅谈汉代立法的儒家化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专业:历史学毕业年限:2015学生姓名:赵旭学号:201151020280指导教师:李迎春浅谈汉代立法的儒家化摘要:汉代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和主流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由“独尊儒术”开始,随着引经决狱进程的推进,法律儒家化成为不可抵挡的潮流。
汉代的立法儒家化可以说是汉朝繁荣昌盛的必备条件。
本文从汉代立法儒家化的背景出发,具体研究了汉代立法儒家化的具体表现及其特点,并对汉代立法儒家化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汉代,认识汉代的立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汉代;立法的儒家化;表现;影响一、引言我国坚持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的治国方针。
这里的德就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法律与儒家思想早已水乳交融的现象可见一斑。
法律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它肇端于汉初。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汉朝。
秦末以严刑酷法行其暴政,以苛捐杂税刮尽民财,最终促成秦朝的垮台,刘邦建国后,面对国民凋敝的景象,黄老学派的道家思想顺应人心,重德轻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得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了,但随着时间推移也显现出不少弊端,导致逃避赋税,地方割据一方,匈奴紧逼。
窦太后死后,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学说,儒学大师董仲舒上奏汉武帝“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被采纳,但此时其地位只是形式上的,直至汉元帝,儒学才获得了实质上独尊的地位,而“罢黜百家”的过程也最终完成了。
汉代法律儒家化的思想构成了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基础,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历朝统治者都是礼法并用,只是礼法何重何轻根据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有所不同,可“三纲五常之道”成为行为规范的核心是一直不变的,“引礼入律”直至清律都未有改变,如“亲亲得相首匿”等。
董仲舒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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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儒家教育思想摘要:董仲舒的主要教育思想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注意“中品之人”的教化作用,选用“德育之官”兴办太学。
他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为汉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中国西汉思想家、教育家。
汗景帝时为博士,采用老学生带新学生的方式讲授《公羊春秋》。
汉武帝十,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教学理论。
班固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之”。
董仲舒适应当时政治统一的需要,把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公羊春秋》的名义下融会起来,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他从“天人相与”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兴办太学,求贤养士,实行“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材孝廉”。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并加以实施。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
他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神。
帝王“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但他指出,政令的统一必须以思想学术的统一为前提。
因为儒家最重视正名定分,最适合于封建中央政体的需要,所以董仲舒主张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
”董仲舒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就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术为“正统”的先河。
二、强调“中品之人”的教育董仲舒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提出“性三品”说,把人分为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
他认为圣人之性为上品,这种人生来就是善的,他们制定的标准和内容,且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
斗筲之性为下品,没有善资,只能采用刑法对待他们,不必进行教育。
汉代的讲义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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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是宋人朱熹的说法:“比,以此物比 彼物也;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 熹认为“兴”只是“起”的意思,要描写一件事, 先以别的东西作为起兴,然后把本题引出来,起 兴之于本题,或只在声韵上有引起之作用,并不 一定有意义上的联系。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前面一句 都只取声韵上的联系,而没有意义上的联系。朱 熹对兴的解释,较符合民歌的实际,所以有很强 的说服力。对于比兴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但他 们都将比兴理解为一种表现手法,这是一致的。
美与刺
《毛诗序》也论到诗歌对统治者自身的作用, 那就是它的“美”和“刺”。所谓“美”,即 “美盛德之形容”,也就是对统治者“盛德”的 歌颂;而“刺”,即“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 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即处在衰微之世、苛政 之下的百姓可用诗对统治者进行批评。但“刺” 有严格的限度:第一是“发乎情,止乎礼义”; 第二是“主文而谲谏”。从而达到“言之者无罪, 闻之者足以戒”的目的。
(一)关于诗歌的特质
《毛诗序》在总结先秦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 上,首先阐述了诗歌的特质: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 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 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说诗是人 的情志的延续。
1、诗言志
先秦人关于诗歌的特质,已有“言志”的说 法,《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 永,律和声。”但先秦人尚没有把情感这一表现 对象从主观范畴中突出出来。而《毛诗序》前进 了一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告诉人们, 所谓“在心为志”的“志”,也就是情感。
第一节 《毛诗序》——汉人对先秦儒 家诗论的总结
汉武帝以后,因为“独尊儒术”,经学随之 盛行,而《诗经》为儒家重要的经典,汉武帝立 五经——《诗》《书》《易》《礼》《春秋》, 《诗》为其一。在经学极盛的情况下,儒生讲解、 阐发《诗经》成风。汉代传《诗》的主要有四家: 齐鲁韩毛。
论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对汉代公文写作的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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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对汉代公文写作的主要影响秦亡汉兴后,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承秦之弊,以休养生息为基本国策,统治思想上推崇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之术,政治制度上沿袭秦制并不断加以损益。
到汉武帝时,汉儒大宗董仲舒对传统儒家学说加以改造,建立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当时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加强,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行政强化,被确立为汉代核心统治思想,这一思想对汉代公文写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汉武帝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建立与之适应的文化思想。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1]。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以天人关系理论为核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政治理论体系,内容主要包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教化于民、适时更化、求贤尚才等,并在第三次对策的结尾提出了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的建议,主张以儒学为主导思想以维护大一统社会的政治局面。
董仲舒的对策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董氏天人合一思想通过封建国家机器的力量在实际的社会政治中加以贯彻实行,其深刻影响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二汉承秦制,沿用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中央集权制[2],由此形成的汉代官僚体系中,皇帝居于至高地位,总揽威权,柄不借下。
其下,依据事务的重要程度和权限范围划分为若干层级,大小官僚逐级向上负责,权力渐次向上集中,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型的结构,而皇帝居于这一官僚体系的最高点。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面对辽阔的统辖区域和众多的人口,要管理如此繁多的社会事务,统治者本人必须借助一定的控制手段,其中思想意识的统一和行政公文的传通是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两种手段,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体和用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专制系统中,被统治者从属于统治者而受其控制,下级的目标从上级的目标中派生出来[3],统治者的目标就成为专制系统中全体成员必须服从的最高目标。
论董仲舒的文章美学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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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仲舒的文章美学及其政治哲学基础董仲舒是中国汉朝时期的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和事件。
董仲舒的文章美学和政治哲学基础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他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唯美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其文章美学和政治哲学基础的具体体现。
董仲舒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他在文学上的表现非常出色。
他的文学作品以诗歌为主,其中最著名的是《颂古三十五首》。
这部作品反映了他深刻的哲学思想,表现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强烈热爱和高度赞美,同时又表现出对当时中央政府的批判态度。
董仲舒的文章美学可以概括为唯美主义,他认为艺术不仅是一种审美活动,更是一种能够唤起人的感情、激发人的灵魂的活动。
他在《论文》中表示:“夫文之得失,可分为言辩妙绝与感人忘我。
” 这句话表明了董仲舒在文章中所追求的两个目标,一个是辩证思维和辩论技巧的运用,另一个是情感交流和感性体验的表达。
他的唯美主义认为,文学的创作和阅读都要把美的感知置于首位,从而创造出能够激发人们情感的文章。
与唯美主义相伴随的就是爱国主义,这是董仲舒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思想之一。
在《颂古三十五首》中,董仲舒捧出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瑰宝,对先祖们的艰辛生活和为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强烈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他在诗歌中提到了苏秦、张良等人物,将其放在爱国主义精神的背景下,表示对祖国和先贤们的忠诚和敬意。
董仲舒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典型的思想之一。
董仲舒的文章美学和政治哲学基础不仅仅局限于他的文学作品,也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
他的政治哲学基础是由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结合而成,强调君主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和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的同等重要。
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表明了他对儒学的重视,他坚信只有通过推崇儒家的思想体系和道德规范,才能达到国家治理的良好效果。
同时,他也不忘对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平衡关系进行思考和理论探讨,他认为国家的权利应该是通过民主手段获得的,而非由皇帝或统治者自上而下、强化专制的手段获得。
评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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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史载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年不窥园”,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教育家。
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
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
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宗教天道观、阴阳、五行学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
边境安全问题、地方割据势力等问题依然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
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是汉武帝当政时的重要任务之一,汉武帝需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寻求提高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理论依据。
而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的政治儒学的理论建构与贡献可概括为:一个基础、一个实质、四项精要、四大特点。
以《公羊春秋》为基础,推崇大一统的王道政治主张,主要宣扬“大一统”,“天人感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权神授”,“三纲五常”,“以德治国”等思想主张。
①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董仲舒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的顺序,而是依循“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
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每个朝代都依循一统,每统又各有其为政的系统。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
按董仲舒一派的说法,《春秋》乃是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孔子树立了他的道统的统治。
孔子代表了黑统,并创建了黑统的各项制度。
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十分著名,他的各项学说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根据,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权威来自《春秋》,这是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春秋繁露》的缘故。
②针对加强君权需要,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应的儒家道德观点。
在过去,所有的君王都是从祖先承受君位,甚至秦始皇也不例外。
汉代天道观: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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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天道观: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外倾的宗教精神,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从“内圣”开出“外王”一直是中国儒家政治哲学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董仲舒写作《春秋繁露》的立意所在。
然而,作为一种产生于封建专制时代、旨在为宗法性国家提供理论依据,为绝对皇权的统治作论证的“御用哲学”,董仲舒的政治理论对于今天的现实政治是否还有价值,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难下定论的问题,本文也仅仅指出一些可能性的思路。
董仲舒政治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道德伦理的政治化,即道德与政治不分家,这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点。
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为政主张,将道德与政治二者融为一炉。
而对于现代政治哲学而言,二者是有明确区分的。
道德被认为是一种个人德性,而政治则被视为一种社会德性,具有“公共性”。
道德与政治二者以法律为界,前者超越于法律之外,而后者则处于法律之中。
对此,中国学者唐君毅认为,“中国从前之德治、人治、礼治之社会政治之理想虽有高于西方法治及民主政治下之社会政治之处,然因未透过法治,与今日之民主政制,故其实际又有较今日西方之法治民主政制下之政治社会为低之处……主观之道德意志一懈弛,则降落为治者之权力欲之放恣。
故无客观之公共意志所支持之法律,以限制者之权力欲,则无使人治、德治、礼治不降落之支持者。
”这即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人治与礼治的政治理想相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与法制政治有其超越之处,然而,这种德治与礼治对人的道德意志要求非常高,一旦有所松懈,就会使权力失去限制,为所欲为。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非政治因素、特别是道德因素对社会政治生活水平影响,而在于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和处理这些非政治因素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渗透。
按照唐君毅的设想,“必既有客观之法治与民治制度之存在,以阻止政府中人之意志之降落,复有客观之人民顺此理性原则之引导,所共培养出道德意志,以支持促进政府中人之道德意志;然后中国过去“德治”、“人治”、“礼治”之理想,乃能真正实现”。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与汉朝社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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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与汉朝社会的变革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是汉朝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思想对于汉朝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以及其对汉朝社会变革的贡献。
一、董仲舒的儒家思想1. 孝道与政治董仲舒主张孝道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思想。
他认为,只有通过弘扬孝道,恢复家庭伦理的稳定,才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
他提倡君子要以身作则,以孝敬父母为起点,以治理国家为终点。
2. 礼制与执政董仲舒强调礼制的重要性。
他认为,通过恢复正确的礼制,可以建立起社会的秩序和道德准则。
他主张以礼为本,以礼治国,通过恢复宗法制度,加强君臣之间的亲亲之情,以实现君臣的和谐共治。
3. 天人合一与天命观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中,强调了天人合一的观念。
他认为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人应该与天地相应,与自然相和谐。
同时,他提出了天命观,即君王能够得到天的任命,作为统治者来治理国家。
二、董仲舒的思想对汉朝社会的变革1. 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在汉朝得到了广泛传播和认同,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
他的思想对汉朝的社会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 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应用董仲舒提倡的孝道和礼制思想对汉朝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在政治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汉武帝召集了一批儒者,组织了教育改革,加强了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通过实施儒家的政治原则,推动了社会的改革。
3. 社会和谐与稳定董仲舒倡导的孝道和礼制思想有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和家庭伦理。
这种理念对于汉朝社会的稳定和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人们普遍尊敬和遵循孝道和礼制,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相互之间的道德准则得到了增强。
4. 统一的价值观董仲舒的思想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命观的概念,将君臣之间的关系牢固地奠定在天命之上。
这种价值观念使得汉朝社会对于君权的认同更加坚定,君臣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定和谐。
统一的价值观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董仲舒与新学汉朝的儒家学派与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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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与新学汉朝的儒家学派与哲学思想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是中国西汉朝的一位重要哲学家和政治家。
他是新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对于汉朝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以董仲舒与新学汉朝的儒家学派与哲学思想为主题,探讨其思想特点、理论学说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一、董仲舒的思想特点董仲舒的思想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董仲舒认为,人应该从个人修养开始,通过修身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强调个人品德的重要性,认为凡事要先以身作则,才能感化身边的人。
只有人人以身作则,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2. 天人合一: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相通的。
他认为人类可以通过顺应自然法则,实现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相处,从而得到吉祥和幸福。
这种思想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天命观:董仲舒的思想中体现了强烈的天命观。
他认为天命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和地位,个人只有经过努力修行,才能达到与天命相合的境地。
这种观念与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相契合,也为统治者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二、董仲舒的理论学说1. “纲纪”学说:董仲舒提出了“纲纪”学说,指导了他的治国理政思想。
他认为,纲纪是统治国家的基本法则,君主应该遵循纲纪,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他强调君主应具备德才兼备的品质,以带领国家走向繁荣富强。
2. “发扬大成”学说:董仲舒主张发扬儒家学说的精华,使之成为一种具备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
他认为只有通过发扬儒家学说的大成,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三、新学汉朝儒家学派与哲学思想新学汉朝儒家学派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支思想流派,主要思想为延续、发展了儒家传统。
新学汉朝儒家学派强调个人的修养与德行的重要性,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相较于先秦儒家学派,新学汉朝儒家学派在学术研究方面更加注重实践和应用。
他们主张儒家学说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适应时代的变化。
这一点使得新学汉朝儒家学派更加接地气,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儒家学说与汉代政治为主题的作文

儒家学说与汉代政治为主题的作文汉代的儒家学者在继承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对儒学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应于汉代封建大统一。
西汉前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汉初儒家在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也对秦朝时遭到“焚书坑儒”的厄运加以反思,儒生认识到必须使儒学适应现实社会,并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
西汉中期,一代大师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在更高的阶段上融合了黄老、法家、阴阳等各家思想,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体系。
特别是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也,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从而确立儒学在中国思想上的地位。
自此以后,汉武帝更是将儒学推上了统治思想的地位,从而使儒学实现了由“在野”到“在官”的转变,从而对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礼仪制度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儒学与汉代君主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直接提高了专制君主的素质,同时又对专制君主有着约束作用。
儒学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汉代儒学非常注重君主教育。
比如“天子之元子,士也。
天下无生而贵者也。
”(《礼记·郊特性》)从理论上肯定了君主教育的必要性。
博士晁错也十分强调君主教育。
《汉书·晁错传》曾经提到“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
”这时期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强调儒学的经世致用,以其所学施于政治是其最终的目的,从政治实践上来看,汉代君主研习儒学的政治效应主要表现为训政和施政两个方面。
儒学对汉代的礼仪制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儒家重礼,主张礼治。
董仲舒认为,礼是继天地,体阴阳,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极者也”。
汉朝开国之初,就十分重礼,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实行以礼治国,礼成了政治、社会活动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与指南,因此,汉代国家制定各种礼仪制度,加强封建统治。
汉代的皇帝礼制是明清时代礼仪制度的基础,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一直到刘秀建立东汉之后,对与皇帝有关的礼仪制度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使得东汉礼仪集前代之大成,形成了一套规范的朝觐、封禅和祭祀之礼。
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

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苏瑞隆内容提要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
西汉初期,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
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促成了汉大赋的“讽谏”功能;儒家向往古代圣贤及《诗经》中的“颂”,促成了汉大赋的“颂扬”功能;而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合流,又使汉大赋的颂扬功能更集中于对礼节仪式的发挥;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与“纪行之赋”也有重大影响,使其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特征。
东汉末期,随着儒学的逐渐衰颓,汉赋的题材也突破大赋的京都校猎与抒情赋的言志纪行而逐渐趋于世俗化、多样化。
汉代辞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
本文拟就大赋中的讽谏、颂扬两大功能及贤人失志之赋和纪行之赋等四方面,来讨论儒家经典与儒家思想对汉代辞赋的重大影响。
一、讽谏说汉代《诗经》学的发达间接地促成了汉赋中的颂扬与讽谏两大功能。
《诗经》中的《颂》无疑就是歌颂王室的作品,这与汉赋歌颂统治者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汉代经学家对《诗经》的道德诠释更凸显了讽谏的功能,而汉赋中最为后世文评家所瞩目的也是赋中的讽谏功能。
讽谏说其来有自,不仅儒家的文学经典《诗经》中的《国风》和《小雅》的许多诗篇明显地就是讽刺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同时在政治上对君主讽谏也是儒家传统之一。
据《国语·周语》,邵公谏厉王说:是障之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①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厉王不听。
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
厉王出奔于彘。
这段话说明了古代天子听政,而公卿、列士、瞽、史、师、瞍,乃至百工庶人等等,虽然身份互有高低,职业各有不同,却都应由不同管道和形式来进行讽谏。
古代文论(汉代的文学理论批评)3

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2、司马迁的怨愤著书和实录精神 “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 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 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 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 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 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 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 述往事、思来者。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儒道合流之基点:对现实的积极批评——儒家 对现世的激烈否定——道家
汉代的文学理论批评
一、西汉前期的文学批评
特点:以道为主、儒道合流 1、刘安对《离骚》的评论
(1)认为《离骚》继承了《诗》的怨刺传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
骚》者,可谓兼之矣。
(2)推崇屈原追求纯真理想的人格 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
(3)总结屈原的艺术特点与成就
其作:符合儒家“温柔敦厚”之诗教,尊之为“经”。 《楚辞章句序》: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意焉。
《离骚经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 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邪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 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
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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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纲五常学说
• 关于“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三纲”指君为 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 、礼、智、信。“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 五常”经董仲舒的论证变得神圣而不可侵犯,成 为不变的政治伦常原则。
三纲五常
君
父
夫
为
为
为
臣
子
妻
纲
纲
纲
仁义 礼 智 信
三纲五常学说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 妻为阴”。
• “既美其道,有(又)慎其行”。 • 掌握时机及时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掌握教学分量和
进度,即要做到“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 • 循序渐进,要勤于考核、督促,但又不能让学生感到苦不
堪言,挫伤了其学习的积极性。 • 要观察了解学生,因材施教(“省其所为,而成其所堪”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达到教育的目的。
• “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 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 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 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 “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 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
• “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于 君,天意之所予也”
• “太节则知暗 ,太博则生厌”,只有博节合宜才 能学与智长。
教育原则与方法
3.学贵专一
• 董仲舒认为治学必须专一、守一。所谓专一就是 指学习必须专心致志。
• 所谓守一,就是治学必须专精。每个人要根据自 己的优势,专精于学问的某一个方面,加以发扬 ,形成专长。
教育原则与方法
• 4.教师的“圣化”之功
“天人合一” 要求统治者爱护百姓,有利于封建统 “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语言哲学】董仲舒的语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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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董仲舒的语言观第一篇:【语言哲学】董仲舒的语言观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年)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儒家大师,汉代著名哲学家,是汉代官方正统哲学的奠基人。
以研究《公羊春秋》著名,汉景帝时做过博士官。
汉武帝下诏选举“贤良之士”,他应诏对策,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作了江都相。
后来因为讲说灾异之事,触犯了汉武帝,被撤职下狱,但是不久获释。
晚年,专力从事著述活动。
他的重要著作有《举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流传下来,前者共有三篇,主要讲述天人关系问题,被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
后者是他的哲学著作的汇集。
董仲舒是一位哲学家,作为汉代的儒家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把儒家哲学引向宗教神秘主义,他的哲学思想带有强烈的目的论特色。
正名思想是他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体现了他的语言观。
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讨论了有关名实关系问题,提出了他的正名思想。
他把正名与治理天下联系在一起,认为正名是非常重要的,是重中之重。
他说,治理天下的第一步,在于弄清事物的类别和纲领,弄清事物的类别和纲领的第一步,在于深察名号的本义。
<治理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
>把他的说法倒过来就是这样:深入考察名词概念的原意或基本含义,是弄清事物类别的关键,更是治理天下的关键。
他极力强调名号的作用,在他看来,名号的问题是大道理的第一章,抓住这第一章的意义,深入考察其内容,就可以分清是和非,逆和顺的界限;是非标准取决于逆和顺;逆顺标准取决于名和号。
他从神学唯心论立场出发,认为名和号的标准取决于天地,天地是名号的根本。
名词和概念都很神秘,名号之正,取之天地,与天意联系在一起。
名号是天意的表达,天地是名号的大义。
把名号与天意联系在一起,显然是唯心的,神秘的观点。
但是剥去这层神学的东西,还是有其合理内核的。
如果把这里的天地或天意理解为自然或自然规律,那么我们必定会从中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
董仲舒生平思想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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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生平思想与现实意义魏文华董仲舒,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经学大师。
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
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
他将宗教天道观、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从历史上看,孔子、董仲舒、朱熹是中国古代三大思想家。
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董仲舒是经学大师,朱熹是理学大师。
经学是汉代的儒学,理学是宋明时代的儒学。
这三位大师的思想体系,是不同时期的儒学代表,是儒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儒学在发展中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在汉代乃至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起到主导地位。
董仲舒使儒学由诸子而成独尊,由一家融汇百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他的学说思想影响极为深刻而久远。
一、董仲舒生平董仲舒于公元前191年,生于广川(今河北省景县广川镇)。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当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
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宽舒自如,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世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
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儒学阵营,陡然大具。
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定,学术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仕学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家——广川,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
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与其将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
史载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年不窥园”,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教育家。
董仲舒在汉景帝时为博士,被推为“儒者宗”。
汉武帝即位后,曾下诏“招贤良文学之士”。
在三次殿试中,董仲舒获贤良对策第一。
汉武帝本想重用,但皇太后崇尚黄老之学,对董仲舒倡导的儒学不感兴趣。
武帝刚继位不久,不敢得罪太后,只好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去辅佐他的哥哥易王。
汉武帝接受的儒学核心即是“受命”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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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接受的儒学核心即是“受命”学说核心提示: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政治理论上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经学“受命”论的确立。
根据董仲舒等人的诠释,汉代“受命”论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命”而王所应具有的种种标志和象征,如黄龙、麒麟、凤凰、甘露、朱草、灵芝等,这就是所谓“祥瑞”或“符瑞”;二是当“受命”之君出现某些过失时,“上天”所采取的种种“警诫”和“谴告”,如天变、灾害等,亦即所谓“灾异”。
汉代“受命”理论的确立,不仅圆满解决了汉王朝如何继统的法理性问题,而且标志着经学所推崇的“汤武革命”学说已经为人们所认同。
但同时它也是一把让汉王朝感到惴惴不安的双刃剑。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汉代的政治理论便产生显著变化。
为了适应统治政策的转变,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汉王朝根据经学对政治理论进行了全新构建,诸如“受命”论、“三纲”论、忠孝论、“大一统”论、夷夏论、古今论、德刑论、义利论和贤才论等等。
它一方面改变了秦代政治理论主要以法家思想为依据的理论格局,将儒法思想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比较有效地巩固了汉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发展和完善了自战国以来地主阶级的统治理论,对形成中国古代具有儒学特色的政治理论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仅就其中“受命”论的诠释作些初步的研讨。
一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政治理论上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经学“受命”论的确立。
这种“天命”说之所以在当时会立即得到统治者的认同,乃是因为他们迫切需要找到一种防患于未然的精神武器。
从理论的最终归宿看,则直接表现为汉家究竟是以武力夺取天下还是“受命”而王,亦即如何继统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重大现实问题。
而且,这在西汉前期也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使统治者感到非常棘手的难题。
根据《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高祖于临终前曾谩骂医生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但从高祖的一贯言行看,这不过是一种自己已感到病入膏肓不愿再接受治疗的托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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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时势 而 言,董 仲舒 不必 像他 的先 辈那 般栖 栖惶 惶奔 走 于列 国间 ,但厕 身 于 己成 事 实 的汉 代大 一统 专 制政 体之 下 ,他势 必 也更深 刻地 体验 到 来 自专制 政体 方面 的压 力 。相较 而 言,先 秦儒 学是 私学 ,先 秦儒 者 以个体化 的心性道 德批 判现 实政 权 ;而汉 初之 儒 则不仅 要 证 明现实 政权 之正 当性 ,也 须在汉 初 黄老 之争 中 借助政 治权 力来为 一 己之 正当性辩 护 。先秦 之儒就 其身份来 说大半 是游士 ,以其才 能游历天 下 ,干 谒诸侯 , 以求晋 用 ;而 汉初 之儒 则 多是 中央集 权 下 的臣僚 ,他 们要 在一 个现 成 的帝 国体制 下 实现 自身 的道 德理 想 。 对游 士 而言 ,其抱 负 的实 现 ,常寄托 于 分庭 对抗 的地 方 势力 。张 良曾对 刘邦 说 : “ 且 天 下游士 离其 亲戚 , 弃坟 墓 ,去 故 旧,从 陛下游 者 ,徒欲 日夜 望咫尺 之地 。 ”② 游 士和 分封建 国的观 念有 天然 的亲和力 ,但在 中
仲舒治学之用心,特别是他的道德政治理想在主观动机和客观后果上的分裂 ,是 了解汉代儒家诗学之性格
与命运 的一个途径 。
徐 复观 曾感 叹 , 说 董仲舒 乃 “ 是 思想史 上很难 处理 的一位大 思想家 ”,一 个重要 原 因就 在于 “ 他 的动机 、 目的 ,乃 至 他 的品格 ”决不 是为 了实 现 专制 ,但 “ 他成 为第 一 个受 了专 制政 治 的大欺 骗 ,而 自身 在客观 上 也成 了助 成专制 政 治的历 史 中的罪人 ”② 。这 段话 透露 了以往 研 究董 仲舒 时不把 他 的主观动 机与 客观后 果加
汉 代 儒家 诗学 以 《 诗 》的经 典诠 释 为核 心 ,具有浓 厚 的政 治功 利性 和天 人感 应论 的色 彩 ,这些 特 点若 追根 溯源 , 离不开 董仲舒 对汉代 学术 性格 的奠基作 用 。 因董仲舒 向汉武 帝提 出“ 诸 不在六 艺之科 、 孔子之 术者 , 皆绝 其道 ,勿 使并进 ”① 的文教政 策 ,遂使 五经科 旨成 为官方 意识 形态和 官学授 业 的主要 内容 , 《 诗 》也 由 民间传 承 而跃 至 国家法 典 的地位 。董 仲舒 之推 崇儒 家 学术 的经 典化 ,本 希望 通过 儒生 对经 典 的解释 而对 君 权 起制 衡作 用 ,但 来 自专制 政体 和帝 王 意志方 面 的压 力最 终迫 使他 的初 衷走 向了相反 的方面 。 因此 探寻 董
央 集权 的官 僚体 系 中,游 士则 无所 发挥 其作 用 。汉初 政局 未稳 之 时,士 林仍 遗 留不少 战 国游士 之风 。如 吴 王 濞招 四方 游士 , 邹 阳、 严忌、 枚乘 等 俱应 招而 仕吴;主父 偃游 于齐 诸子 间, 不 为诸 儒生 相容 , 后 又 北游燕 、
① 班 固: 《 汉 书》 ,北京: 中华书局 , 1 9 6 2年 ,第 2 5 2 3页。
②徐 复观 : 《 两汉思想 史》 ( 第二卷 ),上海 : 华 东师 范大学 出版社 , 2 0 0 1 年 ,第 1 8 3 — 1 8 4页。
以区分 的误 区 。若 按现代 社会 学的看 法 , “ 社会 成 员建 立某 种行 动模 式或 社 会结 构 ,当然有 他们 的主 观 目 的或 动机 ;而 此行动 模 式或 社会 结构 一 旦成立 之 后 ,可 能对 人 心或 较大 之社 会 、文 化体 系造 成 某种 后果 。
运。
关 键 词 :董 仲 舒 ;话 语 专 制 ;儒 家诗 学
中 图分 类 号 :1 2 0 6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2
收 稿 日期 :2 0 1 3 - 0 5 — 0 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 编 号 : 1 6 7 2 — 1 2 1 7 ( 2 0 1 3 ) 0 4 — 0 0 0 1 — 0 6
设研 究;
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 研 究中心项 目 ( YB 2 0 1 1 0 2 4 ) :广西桂北 民族地 区新农村景观建设研 究。 作 者 简 介 :聂春 华 ( 1 9 7 8 一 ) , 男 , 广 东韶 关人 ,广 西师 范 大学 文 学 院 副教 授 , 文 学 博士 。
基 金 项 目 :教 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一般项 I l( f 1 1 x J c 7 2 o 0 o 3 ):身体在 场与感知 联 觉—— 环境 美学 中的身体 问
题研 究 ;
广西哲 学社会科 学 “ 十二五”规划项 目 ( 1 1 F Z W0 0 3 ) :环 境美学视 野下的广西 民族地 区景观文化建
聊城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 0 1 3 年 第 4 期
汉代 话 语专 制 与儒 家诗 学之命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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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董仲舒 治学 的主观动机和客观后果谈起
聂 春 华
(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学 院 ,广 西 桂林 5 4 1 0 0 4 )
摘 要 :汉代儒 家诗学常被批评 为具有 过 多的政 治功 利性 和天人感应论 的 色彩 ,片面纠结 于此种价值评 判容 易忽 略 汉代 儒 家诗 学在话语 专制下委曲表达其道德政治理想 的现 实,也无 法深 入 了解其鸟托 邦和意识 形态性的双重性 格 ,作 为推动五经科 旨在 汉代成 为官方意识 形态和官学授业主要 内容的重- l - 4 g者 ,董仲舒 的道德 政治理想在 主观 动 机和客 观后 果上 的分 裂奠 定 了汉代 学术 的基本性格 ,也 造成 了汉代儒 家诗 学此种游走 于现 实与超 越两端 的命
这二 者 ( 主观 目的与客 观后 果 )可 能相 符 ,也可 能不 一致 ,但 必须 加 以区别 ,不 可混 为一 谈 ,更不 可 以前
者来 否定后 者 ”① 。董仲舒 对 中国古代 专制制 度 的确立 有其不 可推 卸之责 任 ,但 考其为 学之用 心 ,最初是 为 儒 家 争取 政 治话语 权 ,一方 面是 为 了应对 汉初 黄 老主政 的局面 ,另 一方面 也 是对 秦 以来君权 的过度 发展 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