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论文

《君主论》中的狐狸与狮子

——大国复兴和权术的相依为命

摘要：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的传世名作，主要内容是他的政治构想和治国方针。人类有很多对于社会的理想，比如《理想国》和《乌托邦》此类，它们无不寄托了人类美好的向往，在这些著作当中，《君主论》显得是那么的不合群。因为，这本书毫不留情地将我们暴露在到现实的黑暗面下，马基雅维利在他这部简短的巨著中详细阐述了君王所应该具有的权谋霸术。他似乎完全摆脱了神学和伦理学的束缚，抛去所有的理想主义色彩，直面人性的阴暗面，说出了“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实质。

前言：

马基雅维利写道：“凡是想要获得君主恩宠的人们，向来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自以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作为献礼”。遵循这个观点，马基雅维利把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他对于历史的认识和政治构想融合在《君主论》一书中，奉献给了当时的一位掌权人，以期获得理想的实践。

这是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的目的，这本书不仅仅是观点的陈述，更是他个人理想的表达。看似实用主义至上的一本著作，其实在背后，深深隐藏着一个理想主义者毕生的追求和期待——意大利的统一和强盛。

尽管不少人因此称马基雅维利是恶魔的导师，对他进行口诛笔伐，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思想保留且延续了下来，并着实左右了一些人的思想，并有人竞相效仿，将其付诸实践。克伦威尔、拿破仑、俾斯麦、希特勒、墨索里尼……近代数得上的西方独裁者，几乎都受它的影响。

马基雅维利赤裸地表明，为目的可以不惜一切，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君主目的呢？他以“狮子”和“狐狸”为例，两者并举，大业可成。真正的统治者必须集狮子与狐狸的特性于一身，不但要像前者一般勇猛，同时也要像后者一般狡猾，既像狮子一样能惊骇豺狼，又像狐狸一样能识别陷阱。其实，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仔细想想，我们过去，甚至现在的统治者，也具备着类似的特质。

《君主论》里，政治脱下了道德的华丽外衣，退去虚伪，露出了狰狞的本相，而权术，这难登大雅之堂的心法，也获得了堂而皇之的地位。马基雅维利撕毁了人们自古以来标榜政治的仁爱标签，政治不必假惺惺地臣服于道德，而德性却成了政治的牵线木偶。

这一转向硬生生地摧毁了一切关于政治的幻象，撕碎了弥漫于政治上空的温情纱雾，取而代之的是，强取豪夺、生死相残的残忍和血腥。人类在追求权力和利益时，往往视那些所谓的高尚道德于不见，人性，在这种境遇下，并没有高贵可言。

权术和道德，政治实践和政治理想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让多少领袖不得不人前君子、背后龌龊，又有多少道德圣人被埋葬于权力恶斗的漩涡？无论古今中外，权术作为一种谋取政治权力的工具，在实际的政治斗争舞台上纵横驰骋。例如，中国古代的政治界，就有洋洋洒洒不下数十种权术：笼络之术、馋毁之术、诬陷之术、谄媚之术、阿附之术、结党之术、韬晦之术……

不容置否，权术在实际的政治争斗中极为有效，它身披形形色色的外衣，在尖锐复杂的权力争夺中游刃有余，甚至比血缘的世袭、法律的制衡更容易奏效。如此之下，冯用之才会在《权论》一书中这样感慨：“大哉！鼓天下之动，成天下之务，反于常而致治，违于道而合利，非权其孰能兴于此乎？”

纵观古今，不懂玩弄权术的人坐不稳权力的巅峰，而开国建业的那些盖世枭雄，往往都

熟谙权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不如此。马基雅维利对通过“狐狸”的狡猾，从而达到“狮子”吃人目的的方式，亦是赞赏有加，他推崇罗马皇帝塞维罗的刚柔并济、赏罚并行，而对亚历山大的软弱无力十分不屑。

树立了权术的地位，那么自然面临一个问题，与之相对立的道德，应该是怎样的姿态才对呢？马基雅维利是主张“性恶论”的，人生而自私、趋利避害、谋权谋利，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而相对而言，政治是各种最大的诉求，所以，他去掉了道德的束缚，政治完完全全建立在了权力之上。

《君主论》认为一个君王要成功，个人道德问题实在相当次要，反而是要依靠势力和奸计。“一般说来，人都善于忘恩负义，反复无常，装模作样，虚情假意，避险唯恐不及，逐利却不甘人后，你对他们恩惠有加的时候，他们似乎对你全心全意，并且在远不需要的时候表示愿为你献出自己的鲜血、财产、生命和儿女，一旦有这种需要了，他们却掉头而去。”这是一种典型的见利忘义，是对我们传统道德观的一个极大挑战。自古以来，“狐狸”作为狡猾的象征，一直充当的是反面形象，但在《君主论》里，一跃成为了君主的必备特质，我想，即使是历代君王，怕是也羞于承认自己是“狐狸”吧。

无论是欧洲，还是古时的中国，道德向来是作为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出发点，是一切行为的规范和准则。人们乐于相信人生之初，心善如莲，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未以利益为先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讲求的是秩序和守恒，儒家经典《荀子》里提到君王之道说：“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马基雅维利仿佛并不这么认为，他反其道而行之，书中的君王之道怎么看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种观点看似另类，其实也并非其首创，无独有偶，千年之前，韩非子在阐述人性时使用了类似的说法：“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人与人之间在利害关系面前，根本没什么道义可言。在政治层面，自然而然，君王可以仰仗的，唯有“术”，只有腹黑心狠的权谋之术，才能致帝王之功，舍权术而任心治，纵有尧舜之仁，怕是也难以正一国。

众所周知的是，权术基于趋利谋益，则必然与传统向善的道德产生摩擦和冲突，无论是善还是恶，我们已经习惯了总试图在外人面前做出一副仁者慈悲的姿态。因此，政治权术始终无法摆脱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之类的评价，尽管与历史形影相随，但在道德上，它始终是被鄙视的一方。为了让人民接受，为人君者学会了伪装，这种伪装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就是将道德脱离于政治，并不是一味鄙弃道德，而是力求君主的一切政治行为不用一般的道德来评价，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外儒内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马基雅维利讲道德剥离了政治之后，探讨了何以成就强有力的君主，“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这里，将工于心计的形象喻为“深知怎样做的狐狸”。

“狐狸”在此的形象是不用信守诺言的，他认为守信无疑是值得赞许的，但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君主并不遵守诺言，且最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在书中，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例，“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做过任何其他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任何其他事情，但他总是找到了上当受骗的货色。”

但仅仅做狐狸是不够的，君主必须既会善骗，又能斗狠，要像狮子一样在斗争时残酷无情。“狐狸+狮子”，构成了《君主论》一书中理想君主的形象，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也不难推断出马基雅维利这种渴求的原因，意大利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曾经古罗马的辉煌依赖于强权有力的君王，现在想要统一，仿佛拥有一样的需求。

强有力的君王绝非泛泛之辈，先得打得下江山，之后还要守得住天下，“狮子”般的勇猛，雄霸之气，“狐狸”般的奸诈，权谋之心，两者得兼，攻守皆宜，在马基雅维利眼中，才算是一个完满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