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动因分析

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动因分析

内容提要在当代，科学研究总是和一定的科学组织相联系，任何组织都必然会对其成员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探讨科学组织对科研人员越轨行为的影响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本文认为：科学职业化与科学组织的结合导致实体性科学组织的大量出现，而实体性科学组织则从组织认可和组织权威影响力两个方面影响到越轨行为的发生，科学研究中越轨行为的动因主要地来自实体性科学组织的影响。

关键词越轨行为实体性科学组织组织认可组织权威影响力

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渐渐增多的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比较早，而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但种种越轨行为同样存在。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分别从人性之恶、科学家道德水平的下降与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内外控制机制的不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仍然没有完整地揭示出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今天的科学事业首先是与一定的科学组织相联系的，否则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越轨行为动力机制的探讨不能忽视科学组织对科学家行为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对越轨行为概念的明确界定和对科学组织形态变化的描述开始，逐步说明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发生的，以促进这方面的探讨进一步深入。

一

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一般是指：违反科学活动中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者价值观念的行为。我们认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包括以下几类：

1.科研成果获得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1912年，一个业余地质学家从皮尔当(Piltdown)挖掘出一个特别的颅骨，该发现被认为是填补类人猿和人类之间的一条直接进化线——所谓失缺的环——的证据，从而引起轰动，但到1953年该颅骨被发现是伪造的。并在最近被确认为是当时的英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马丁·欣顿(Martin

A.C.Hinton)所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伪造证据的行为。而更常见的则是在实验数据上弄虚作假，例如：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1868—1953)在1913—1917年间进行的“油滴实验”中对实验数据采取了主观取舍行为，直到60年后才被发现。

2.发表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一稿多投、将一篇文章化整为零发表成多篇、在自己没有参予的文章上署名等等。美国《医学索引》杂志的编辑巴克拉曾举过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行为，他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例子，是一项研究疾病发生的几个变量间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课题。这项工作本来可以写一篇文章发表，但竟被分成几篇很短的文章送给三家杂志发表”[1]。在我国1992年4月16日的《科技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十年发表论文近千篇，如此多产；一篇论文署名二百人，有无标准”的文章，揭露了科学论文署名中的越轨行为。另外，“有的人在得到一些结果后，不是首先认真撰写严肃的科学论文，向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投稿，而是急急忙忙先向领导报喜，再通过领导向新闻媒介做不符合实际的自我夸

张宣传”。

3.组织行为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对组织权威影响力的滥用，其中和科学活动有关的一些影响力滥用行为，我们称之为组织行为中的越轨。我国着名科学家唐敖庆曾发表了“加强科学道德的修养”一文，呼吁反对以下现象：把集体成果以个人名义发表，对稿费的不公正分配，还有对年青人的压制问题。这些都主要属于组织行为中的越轨，而且这类现象在我国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成果评定中的行政干扰，对科研基金的不公平分配和使用，对科研计划的不公正安排等等也应属于组织行为中的越轨。

诚然，以上分类并不能涵括越轨行为的全部方面，更广义的越轨行为还应包括论文审查、同行评议等活动中的人情风、金钱风等一些不正常现象。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科学组织形态的发展及其与科学家关系的变化。

科学组织是由于科学交流和协作研究的必要而产生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即：非实体性科学组织，半实体性科学组织和实体性科学组织。我们可以用英国的科学组织发展史来说明这种形态的变化。着名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过一个叫做“无形学院”的科学组织，这个在牛津时曾以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1614—1672)为首的实验小组就是一种非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在这样的组织内部不存在明确的组织分工，或者尽管有明确的组织分工，但这种分工并不以职业分工为基础。至于1662年以后的皇家学会就有所不同，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会员来说它是一个“八小时以外”的聚会场所，但是对于实验员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或1638—1703）和秘书享利·奥尔登伯格(HenryOl-denburg,1618—1671)来说，皇家学会的“实验员”、“秘书”就是他们的职业名称，对于他们来说组织分工和职业分工是统一的。所谓实体性组织则特指那种组织分工是作为职业分工一部分而存在的组织。1835年由地质学家德拉贝奇(H.T.Dela Beche,1796—1855)创建的英国地质调查局就是英国第一个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其成员都是职业科学家。在今天，各种科学组织仍然并存，但是实体性科学组织作为科学家安身立命的场所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科学组织，如大学中的院系和各种研究院所等，其它科学组织都以实体性科学组织的存在为前提，因而实体性科学组织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作为科学组织化和科学职业化的产物，它的产生，说明科学已经成为社会分工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在业余科学的时代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必然会对科学家的行为产生影响，J.D.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就曾经说过：“由于科学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于是科学家往往失去他们的大部分独创性和独特性，变得越加融合于一般自由职业者之中了。”所以，我们就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实体性科学组织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

那么实体性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作为职业机构的实体性科学组织能够从两方面来影响科学家的组织行为：一是组织认可。从事任何职业都要追求职业认可，科学职业也不例外，科学职业一旦和科学组织相结合，就会把职业认可与组织目标相结合形成职业的组织认可。这是科学组织影响越轨行为产生的主要方面。二是组织权威影响力。组织权威影响力包括了组织权力，在一个科学组织中既有行政权威也有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