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推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

二、媒介逻辑的突显与危机事件中的媒介制度创新
所谓“媒介逻辑”是指一套控制“内容应该如何处理和呈现，以便竭尽所能地运用既定媒介的优点”的内在法则与规范。根据阿塞德（1985）的看法，“媒介逻辑”意味着一套媒介文法的存在，这套“媒介文法”决定了时间应该如何运用、内容项目应该如何排序，以及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符码）设计如何运用等。埃斯德和斯诺（1991:10）则把媒介逻辑界定为“理解和解释社会事件的方法……这种（传播）形式的成分包括不同传播媒介和传播形式。形式的要素包括材料怎么组织、材料呈现的风格，关注和强调的重点以及媒介传播的法则。”[3]
其次，央视的这次直播报道对于央视的内部体制架构也是一次重要的突破与创新。它改变了传统的新闻播报制度。地震发生后的十几分钟之内，央视直播间外已经聚集了央视新闻中心时政部、地方部、采编部、军事部若干个部门的几十号人。15∶12，直播窗口打开。但每一个主播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下来，直播要到什么时候。主持人几乎是在零编排零资料零准备的情况进行长时间的直播主持。身经百战的张羽也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在上台前，他手里只有三条播过的简讯：汶川发生7.8级地震，十几个省市有感；成都地区电话拥堵，线路不通；地震局发言人批驳北京要发生余震的谣言。“我们在说话时都在焦急的等待，等待耳机里传来导播的声音，等待新的消息，等待下一步的指令。不知到下一步要做什么，不知到还要等多长时间，也不知到还能说些什么，这是直播主持人最害怕的“无底”状态。在这次直播的前几天，我们基本都处于这样一个“无底”的状态，每每在说话和发问的时候，耳机里会频频传来导播焦急的口令，有时你根本听不清对方甚至导播在说些什么，而你根本没机会与导播沟通，一个连线接着一个连线，全凭你的即时判断去发问，全凭你的即时组织去表达。有时会出现，主持人要引出某个连线或新闻短片，话已说到一半时，由于掉线或片子没到，导播马上命令你改口，这时主持人就要做到面不改色，不留痕迹。”[7]
这次直播对中央电视台原来的运作方式、组织架构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央视原来内部的条块分割的组织架构非常不利于新闻的动态报道。一些大型折直播由某一个栏目做肯定是做不了的，尽管原来也有号称十几个部门一块来合作，但央视的行政型体制不利于业务部门上的能力合作。“官本位的核心是层级制度而且是有条块分割的，而业务架构对体制的要求是要打破条条块块的。条条块块在操作上是有很多细节，比如业务要求有业务负责人，而官本位按层级大小来决定谁负责，换言之，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力。但是业务部门和权力是一体的，很多都是动态的，很多时候是要把条块冲破的。”CCTV制片人包军昊如此评价，“栏目消失了，存在的只有频道。前方记者采集的东西随时可以传到直播线上来。各国新闻频道都是这么运作的。”[8]可见，这此汶川地震报道对央视的内部制度体系也是一种“冲击”，它可能为央视的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契机，使之更有利于建立一个有利动态新闻播报的快速反应机制。
危机传播推动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
——从汶川地震看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创新的内在关联
作者： 邵培仁 潘祥辉 单位：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来源：中华传媒网
关键词： 汶川地震 危机事件 媒介创新 内在关联┊阅读：188次┊
[摘要]：与戴洋和凯兹所讲的媒介事件类似，汶川地震是一种“危机型”的媒介事件。它不仅通过媒介动员受众并使之参与其中、分享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危机事件”为包括央视在内的媒介逻辑的演变提供某种契机。在危机事件的“扰动”下，媒体的行为逻辑会产生一定的“变异”，能够打破既有的制度框架和既定的角色功能。这种临时性的“制度创新”能否固化成为一种“常规路径”，取决于政府及媒体自身偏好的转变。媒体在转变政府偏好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危机事件中，媒体的“训政”功能应该强化。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创新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考察“危机事件”与“媒介逻辑”演变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理解转型期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纵向上看，汶川地震中政府及媒体的反应与三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形成鲜明对比。从横向上看，汶川地震与缅甸救灾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更加突显了中国政府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的果断与得力。外国媒体从对“西藏事件”、“奥运火炬事件”对中国的批评一下子来了一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赞誉有加。德国《世界报》评论：每个小时就公布一次死亡人数，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次自然灾害面前，中国政府表现出完全的透明。韩联社的报道也指出，中国领导层应对大型灾难的态度在发生变化。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从5月13日起，以每天两三篇的频率和四川、北京、上海、香港记者联动的形式进行报道，内容涉及救援现场进展、中国政府媒体开放、志愿者和民间救援力量、解放军英勇表现、中国全国哀悼等各个方面，对中国政府的表现同样给予了较高评价。韩国《朝鲜日报》把中国解放军徒步进入地势恶劣的震中地区的壮举称为“弃枪扛锹的救援长征”。[2]
首先，中央电视台的这次直播是在没有向上级请示的情况下做出的。用央视新闻中心一位值班编辑话话说是“没有及时上报，而是及时播报”。这在央视的历史上实属罕见。５月１２日15∶02，地震发生不到一小时，央视新闻频道正在播出的整点新闻打出“突发事件”的片头——一个棕底白字的小窄条，出现在屏幕正中偏下。播音员耿萨播报了“来自国家地震局的最新消息”：今天14∶28，四川汶川县发生7.6级地震。用“突发事件”四个字作为片头这是第一次。而未经请示进行直播更是一种大胆举动。央视一位编辑说：“在这之前，我们开会的时候曾经传达过中央的明确指示，遇到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速报，以前我们也说‘及时报’——不是及时报道，而是及时上报。”[6]但这一次却打破了这一规矩。媒介逻辑第一次压倒了政治逻辑。这在中国媒介的体制创新上，可能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
三、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创新的关联机制
长期以来，中国的媒介议程都受到政府政治议程的影响与支配。但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媒体的议程却能一定程度上主导政府的议程。这次央视的汶川地震报道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为何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媒体能够获得议程设置的权力与能力呢？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信息的稀缺性所决定的。
直播作为电视新闻的一种制度形式，在国外已是司空见惯。“电视新闻就是LIVE”几乎成为一个媒介定律。其核心内容就是摒弃传统的对“发生了的新闻进行报道”的“整理型”新闻制作理念，积极倡导对“发生着的新闻进行报道”的“直播型”新闻制作理念。这一定律是由CNN打造，ＣＮＮ的成功生动地表明了电视新闻媒体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重大新闻事件报道＋现代电视新闻制作理念＋报道机制。从CNN、BBC WORLD、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知名电视新闻媒体的成功经历可以看出：对于重大新闻事件的实时直播报道是使其电视新闻媒体迅速提升媒体形象促进自身发展的最佳机遇。然而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下，“直播”长期以来是一种“非常态的存在”，尽管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已越来越多，但其“敏感程度”一直高于其他节目。白岩松对此有一翻评价，他于１９９７年参与了央视的第一个直播香港回归直播，之后是澳门回归、三峡蓄水、伊拉克战争，但“直播”始终是很敏感的。“请外面的人进演播室要层层审批。后来多做了几次直播没出事，领导才稍微放心。”这次的汶川地震直播不仅在国家的体制层面，也是央视的内部管理体制层面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正如白岩松所言：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直播”[9]。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权威报道全文的重点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等等，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一笔带过。地震第三天即7月30日的头版头条是《是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共大前进道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斗争中成长》，竟然与地震无关。直至8月1日，《人民日报》的第二版才有“抗震”的相关内容，标题是《十二级台风刮不倒，七级地震震不垮——小靳庄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胜利前进！》。之后的报道如8月5日，《深入批邓促生产支援灾区多贡献，河北、辽宁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唐山、丰南地区的抗震救灾斗争》；8月12日《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红九连和唐山郊区人民一起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8月28日，《深入批邓是战胜震灾的强大动力》等，对于灾区的报道不仅内容贫乏，而且角度单一。[4]而“文革”中发生其他两次地震，1966年３月８日河北邢台的地震、１９７０年１月５日云南海通的７。８级地震等，尽管死伤惨重，媒体的报道方式大致如此，完全为政治服务。媒体的信息批露功能几乎丧失。唐山大地震死亡２４万人是三年后才批露的，海通大地震的死亡１５６２１人起到１９８２年才得以知晓。这种“迟到的新闻”被美国新闻院系做为反而典型写入了新闻教科书。出现这种结果是由于媒介的逻辑为政治逻辑完全主宰。当时的规定，不仅伤亡的具体数字不能报，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不准拍照。[5]媒体的“监测环境的功能”无法体现出来。
汶川地震报道的意义就在于媒体在突发重大灾难事件中的独立地位得以彰显。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也大为增强。媒介运行的逻辑不再完全受到政治逻辑的支配。这在中国媒介的演化历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以中央电视台的这次直播为例，它实际上打破了以往的报道模式与制度框架，是一种重大的制度创新活动，大大地推进了中国媒介的深入发展，在突显媒介自身运行逻辑这一点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媒介的运行逻辑由政治来设定。政治逻辑决定了媒介逻辑。由于中国媒介体制是国有体制。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媒体在产权上属于国家所有，在高层人事的任命权与考核权上隶属于国家的干部考核体系。因此，媒体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存在的。媒体的表现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执政方式的变化与否。唐山大地震时的媒体报道，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政治逻辑是如何证实媒介逻辑的。
５．１２地震发生在中国的四川。但借助于媒体，这一事件迅速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灾难事件。不仅中国政府和公众，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卷入了这一“事件”。这一事件完全符合戴洋和凯兹（１９９２）所讲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的特征。它通过电视描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散人群间的“社会凝聚力”。“几乎我们所认为具有共同性和同志间的忠诚性的每件事情，都是起源于原子化的，有时甚至是四分五裂的社会。（1992:214）”[1]。汶川地震也是如此，它既将分散的“我们”凝聚在了一起，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危机型“媒介事件”的典型样本。通过分析这个样本，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危机事件与媒介逻辑之间关联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