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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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在清华

苏联专家在清华

校级顾问; 聘请阿谢甫柯夫、 阿凡钦柯、 倪克勤、 巴然诺夫、
萨 多维奇、 列文斯科 夫、 捷 瓦采特 等7 苏联专家分别为建 位 筑系、 水利系、 电机 系、 木系、 土 工物系顾 问, 他们参加校、 系工作 会议和专业会 议, 研究工作、 出建议、 提 解答 问题 , 举办讲座 , 培训干 部和教 师等。 例如 : 9 3 , 15 年 学校先 后召 开6 次教学研究会, 校级 顾问、 苏联专家 组组长萨多维奇、 系级顾 问倪克勤及专家 高尔竞柯、 杰门节夫等分别就 制定 新 的教 学计划、 教研组 的工作计划、 教学大纲 教学方法以 及专业 教研组的工作 、 生产实习工作等 问题介 绍了苏联经 验; 教学研究会上 , 1 名苏联专家先 后就 教学改革和科 有 0 学研究问题作了8次报告。 6
15 年工物系筹建时, 95 清华 缺乏原子能方面的师 资力
量, 为了建立专业课 , 加速培养师 资, 邀请了苏联莫斯科工 程物理学院等有关专家陆续来系短期讲学。 15 年1月到 从 96 0 16 年8 工物系共聘请 1名苏联专家进 行短期讲 学, 9 0 月, 7 是 清华 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最多的系。 从 15年  ̄16年, 93 9 1 系里 共有7 名苏联专家来工作, 他
体、 远距离 自动化控制、 燃气轮机 、 电子计算机等新技 术专 业, 立了工程物理 、 成 工程化 学、 工程力学数学、自动控制 等系, 并注意在这些新系内发展应用理科, 建立了原子能技
术 利 用研 究实 验 基 地 。
下教学措施:( 苏联专家一般只给进修教师、 1 ) 研究生和高
年级学生上课 。( 授课 采取 “ 2 ) 大班讲课、 班上习题课 和 小
生产实习 节。 环 学生在5 年学 习 限内要进行4 年 次实习。 生产 实习前, 苏联专家指导制定实 习 计划和大纲, 并与清华教师

五六十年代苏联专家在华回顾

五六十年代苏联专家在华回顾

登了天津钢 厂不认 真执行苏联专家建议 中国电力 系统科学管理体制的建立打下
从长远 的眼光看 ,苏联 专家的作用
的 消息 。 不 久 ,天 津 市 委 也 向华 北 局 和 了基础 。大连造船厂在 5 年代中苏合营 还在于培养 出大批 中国的管理和技术人 0
中央报告 ,该厂在贯彻苏联专家建议方 后 ,成 为全国企 业社会主义管理模 式的 才 。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例 ,在 15 年 93
15 9 0年,苏联专 家又帮助 东北电力 矿生产能力 比上年提高 6 %,大部分矿 0
调 发挥苏 联 专 家作 用 的必 要性 和 重要 企业建立起 经济 核算制及各种安全 发供 井使用期延长 了2 — 0 ,厚煤层 的回 04年
性 。如 1 5 年 8 7日 《 93 月 内部 参 考 》刊 电规 程 和 机 构 。 应 该 说 ,是 苏 联 专 家为 采率提 高了 2 %一 0 0 3 %……
排 除一切阻 力 向苏联 专家学 习
的意见 “ 应当是坚决的,因为我们 自己没 实 际工作 经验 的老 干部 、老工程师 和老
有 更 好 的办 法 。动 摇不 定 又想 依靠 又 打折 工 人 中 间尤 为 明显 ” 。针 对这 种状 况 ,
扣 的态度是错误的。 报告还建议必须设立 15 年 9 9日中共 中央 专门下发文件 , ” 93 月 14 年 8 ,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中 由部长直接领导的专 门机构 ,管理和协助 其 中规定 :各 部 门必须在 专家参加之下 99 月 国。 在如何处理与苏联专家的关系问题上 , 专家工作 ,并支持检查执行专家意见的情 制定工作计划 ,并邀请 他们参加各级领 刘少奇要求 :要善于向专家们学习,保证 况,及时总结经验 。 用最 陕的速度 、最高的标准学习。 导会议 、专业 会议和技术 会议 ;对专 家

长江第一桥之父:西林的中国情怀

长江第一桥之父:西林的中国情怀

I文化广角丨“长江第一桥之父”西林的中国情怀1983年10月13日,西林(右五)与中芳赔 同人员在武汉长江大桥合影文I梅兴无林,全名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K.S.Silin),建设“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前苏联专家组组长。

2015年5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 间,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援华专家和亲属代表 时,用“吃水不忘挖井人”来表达中国人民对 他们的感谢,他特地提到了3位专家的感人事 迹,其中一位就是西林。

【“我随时准备接受审判”】1949年9月下旬,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通过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的议案。

1953 年4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批准铁道 部成立武汉大桥工程局,任命志愿军铁道兵团 第三副司令员兼总工程师彭敏任局长,武汉市 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兼政治委员。

为了技术保障更加可靠,中国向苏联请求 援助。

1954年7月,苏联派遣以西林为组长的28 位桥梁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前往武汉,与中国建 设者一起承担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历史重任。

西林1913年生于苏联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个铁路擦油工。

家里无力负担西林 的全部学费,他只好半工半读。

虽然一边工作 一边读书,但他门门功课都很好,后来成了莫 斯科铁道运输工程学院的高材生。

毕业后,他 为苏联的桥梁和铁路建设服务。

二战期间,他 冒着生命危险参加过阿斯特拉汉大桥、多瑙河 大桥等的抢修,获得南斯拉夫颁发的最高勋 章,为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积极贡献。

西林抵达武汉,见到老朋友彭敏,两人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早在1948年夏,东北野战 军遇到了桥梁损毁、部队和物资运输受阻的困难,西林随苏联抢修队前来支援,与时任东野 铁道纵队第三支队长的彭敏率领的铁道兵一起 战斗,排除国民党军埋下的地雷,日夜抢修被 破坏的第二松花江大桥,保证了东野大军顺 利渡江入关,解放中国。

1949年,西林再次来 华,担任铁道部顾问。

此年夏,洪水爆发,彭 敏为修复陇海铁路洛河大桥,遇到技术难题,西林雪中送炭,在技术上协助彭敏,使陇海线 顺利贯通。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沈志华著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沈志华著

享有盛名的美国学术机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专门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相应的学术刊物也取名为CWIHP Bulletin。

而著名的冷战史专家约翰.盖迪斯则称之为The New Cold War History,见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的详细介绍和评价见北京大学现代史资料研究中心编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2年7月;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第16··25页。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翻译,背景新华出版社,2001年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00年关于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余敏玲最近有专文论述:《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到中国》,《新史学》(台北)第12卷第4期(2001年12月)。

P3 在国际关系史领域应该加强对于出现在社会基层的那些现象、人物和事件的研究。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普通民众对苏联的了解,除了中国本身的大量宣传外,主要是通过苏联文学和电影在中国的传播。

那些年在中国水厂的外国人(三)——苏联专家(上篇)

那些年在中国水厂的外国人(三)——苏联专家(上篇)

那些年在中国水厂的外国人(三)——苏联专家(上篇)温正军(温州市公用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温州 325027)摘要:介绍建国初期对我国各地自来水建设进行援建的部分苏联专家及事迹,涉及包头、兰州、湘潭、株洲、淄博、洛阳、青岛、北京、大伙房等地。

关键词:水厂;苏联专家;援建;近代史;自来水……关于“苏联专家”这个称谓,最初有顾问、专家、教师、技工、军士等不同称呼,后来由于1956年东欧“波匈事件”的发生,苏共中央提出“取消向中国派遣顾问的建议”,1958年国务院发出通知,统称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苏联专家开始入华援助,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工业化的建立。

根据历史学家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8月苏联专家几乎全部撤走,苏联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1],重点援助的“156项工程”主要分布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长春、沈阳、抚顺、包头、西安、洛阳、太原、兰州、成都、武汉、株洲等城市。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时,国家开展了以西安、太原、包头、兰州、洛阳、武汉、成都和大同八个城市为重点的城市规划编制工作,得到穆欣(A.C.MYЩИH)、Д·Д·巴拉金和Я·Т·克拉夫秋克等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参与。

2000年钟淳昌先生《中国给水50年》一文提到“一五”期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设了几项具有相当规模和技术难度的工程,如(1)包头钢厂的黄河取水构筑物。

(2)兰州西固第一水厂的黄河引取水工程(我国最大最早的斗槽式引水和高浊度水处理工程)。

(3)北京水源三厂的地下水源工程。

(4)东北大伙房水库取水工程(80万m3/d)。

(5)洛阳和包头的大型渗渠工程[2]。

本上篇先介绍有关援建包头和兰州自来水建设的苏联专家事迹。

1. 包头市包头濒临黄河,水量丰富、水质良好的黄河是很多企业用水的主要来源,另外,包头市境内最大的河流-昆都仑河,也是重要的水源支撑。

中国矢志造核弹 苏联欲夺控制权

中国矢志造核弹 苏联欲夺控制权

中国矢志造核弹苏联欲夺控制权作者:来源:《中华文摘》来源日期:2003-12-17本站发布时间:2003-12-17阅读量:158次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和苏联国防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秘密访问了北京。

中国提出,请苏联"老大哥"传授核技术。

然而,从60年代初开始,两国关系逐渐紧张进而演变为公开对抗。

1964年10月16日,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俄罗斯汉学家通过查阅大量从未公开过的文献,揭出了当年中苏领导人之间鲜为人知的内幕。

紧锣密鼓作铺垫早在1949年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半年前,中共领导人就派物理学家钱三强前往欧洲参加和平大会。

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筹集建立现代物理研究所所必需的资料和设备。

1950年初,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

1953年春,中科院代表团一行26人赴苏进修核技术,但他们只接触到了几名丝毫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科研人员。

1954年10月,在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请莫斯科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

赫鲁晓夫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并劝说毛泽东放弃这一"不切实际"的计划,认为中国不具备相应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

然而,从1955年到1958年间,双方还是签署了几项相关的协议。

1955年1月22日的协议规定,双方共同在新疆进行地质勘探,并开采铀矿。

作为回报,中国政府有义务向苏联提供剩余的铀。

勘探发现,中国蕴藏着丰富的制造原子弹的原料,其中,西北地区的储量首屈一指。

毛泽东善用时机从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间,中国的科学精英们在核武器的研制上刻苦钻研,来自苏联的640名科学家也参与其中。

1956年初,中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将火箭和原子能研究作为主要军事计划。

从已有文献判断,赫鲁晓夫在1954年至1957年间只同意与中国在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领域里发展合作,这对毛泽东来说远远不够。

苏联专家与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

苏联专家与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

苏联专家与武汉长江⼤桥的修建2019-09-28关于武汉长江⼤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在⽹上就有“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专家⾃⼰修建”,“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设计”,中国⼈发明了“管柱钻孔法”等说法。

这些说法,我认为都不是很准确。

我的⽗亲滕代远时任铁道部部长,曾参与武汉长江⼤桥修建的领导⼯作。

在查找⼤量⽂献资料基础上,根据他留下的⼀些资料和亲历此事的⽼同志的回忆,将相关问题尤其是苏联专家与武汉长江⼤桥的修建,作⼀梳理。

欲将天堑变通途据历史记载,除太平军曾于1852年和1853年先后在武汉三镇搭过三座浮桥以外,6000多公⾥的长江上从来没有⼀座真正的桥梁。

后来到北洋军阀时代,北京⼤学桥梁系德籍教授乔治·⽶勒带领学⽣测量过桥址。

1930年⼀个叫华达尔的美国桥梁专家建议国民党政府进⾏筹建⼯作,国民党政府派⼈在长江上钻了⼏个孔,之后也⽆声⽆息了。

1936年,钱塘江桥梁⼯程处⼜着⼿进⾏筹建⼯作,为了募集资⾦,还曾拟定了过桥收费、分期还本付息的办法,但仍然刺激不了豪绅权贵们的投资兴趣,筹建⼯作不了了之。

1946年与1947年,长江⼤桥筹建⼯作⼜先后进⾏了两次,同样没有结果。

“黄河⽔,长江桥,治不好,修不了。

”黄河、长江两岸⼈民吟唱的歌谣,表达了他们⽆奈的⼼情。

新中国成⽴后,党和政府⾼度重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修建武汉长江⼤桥很快被提上议事⽇程。

1950年,滕代远刚刚接⼿主持全国铁路⼯作不久,就根据中央⼈民政府的指⽰,着⼿筹划修建武汉长江⼤桥,并进⾏初步勘探调查。

1952年成⽴了⼤桥设计事务所,以梅春⼯程师为主成⽴了测量钻探队,取得第⼀⼿资料。

后来,武汉长江⼤桥⼯程成为“⼀五”计划的重点⼯程,得到全国⼈民的⼤⼒⽀持。

不过,万事开头难,⼤桥的选址⼯作经历了许多挫折,先后作了⼋个桥址⽅案,专家们逐⼀进⾏了缜密研究。

所有的⽅案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利⽤长江两岸的⼭丘,以缩短引桥和路堤的长度。

⼤桥选址⽅案经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确定后,铁道部⽴即组织⼒量进⾏初步设计。

回忆苏联援建武汉长江大桥专家组组长西林

回忆苏联援建武汉长江大桥专家组组长西林

枕桥长眠魂系中国1957年11⽉,西林结束了在中国对武汉长江⼤桥的援建⼯作后,返回了前苏联。

西林在此后很长的⼀段时间内都担任着苏中友协、俄中友协的理事,为搭建起两国⼈民的友谊之桥做了许多促进⼯作。

他曾说:“中国是我的第⼆祖国,我时常在思念着她。

”1960年是武汉⼤桥落成的第三年,中苏关系正处于“严冬”季节。

西林⽆所畏惧逆流⽽⾏,再次来到中国进⾏考察。

在南京长江⼤桥⼯地,起初他听说江北1号墩采⽤了重型沉井基础,对此他并不满意。

后来得知那⾥泥沙厚90⽶,重型沉井基础是因地制宜做出的个案,其余各墩中,⽔深少于25⽶者,采⽤钢板桩围堰加管柱基础;⽔深超过25⽶者,采⽤钢沉井加管柱基础。

由此他由衷地表⽰了赞许。

20世纪⼋九⼗年代,西林应邀多次来华访问。

1983年10⽉12~13⽇,70岁⾼龄的西林随苏中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特地绕道武汉探望了曾⼀同建设过武汉长江⼤桥的昔⽇故友们,并应邀做了技术交流。

之后⼜在武昌岸桥台观看了建桥⼯⼈施⼯塑像,重温了建桥纪念碑上铭刻中苏⼈民友谊的碑⽂。

1993年5⽉,西林率代表团来中国考察斜拉桥的建设,并在武汉度过了他80岁的⽣⽇。

站⽴在武汉长江⼤桥桥头,他感慨万千:“36年过去了,⼤桥经住了考验,以后也还能经得起考验……”当时,武汉长江⼆桥正在建设中,他还特地去⼯地看了看,并再⼀次诚恳感⾔:“过去,我们是你们的⽼师;现在,你们是我们的⽼师。

”从1948到1993年,西林⾛过了⼈⽣的⼤半辈⼦,⾃认由⽼师变为学⽣,这种虚怀若⾕的态度,⼀以贯之,这是他⼯作的常态;⽽他把桥梁⽂化和中国情结潜移默化地深植于家庭,也是他⽣活的常态。

西林的长⼥叶连娜是俄罗斯公路交通⼤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次⼥安娜是莫斯科公共事业与交通学院科研部主任、副教授。

叶连娜少年时在北京读书,担任少先队⼤队长。

她说:“⼏⼗年来,⽗亲对中国深深的爱,渗透到全家⼈的⼼中,'中国’这个词在我们家是神圣的。

”西林⼀⽣都有⼀个愿望,就是家⾥⼀定要有⼀个孩⼦学习汉语,来继承苏中友好事业。

解惑答疑的米尔钦柯总地质师——援华石油专家略记之三

解惑答疑的米尔钦柯总地质师——援华石油专家略记之三

解惑答疑的米尔钦柯总地质师——援华石油专家略记之三作者:宫柯来源:《石油知识》 2017年第1期1 9 5 5年,康世恩率领中国石油考察团出访苏联学习期间,传授石油勘探开发理论和技术方法最多的人是苏联石油工业部总地质师米尔钦柯。

他是一位石油世家出身,获得博士学位,大名鼎鼎的苏联石油地质学专家,世界著名的地台理论和陆相生油理论权威。

曾为苏联在第二巴库地区发现杜依玛兹、罗马什金两处特大型油气田做出了卓越贡献,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获得苏联政府授予的功勋地质家荣誉。

米尔钦柯总地质师首次与中国石油考察团见面,就给康世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前苏联石油工业部的学术泰斗个子很高,仪表堂堂,善于演讲,性格非常豪爽,不仅学术观点表达的清晰透彻,而且还喜欢用俄罗斯式的幽默开玩笑。

他毫无保留地将苏联在乌拉尔山前凹陷区勘探并发现杜依玛兹和罗马什金两个特大型油田的做法全盘托出。

康世恩被米尔钦柯的介绍深深吸引,急不可耐地让随行人员拿出中国的地质图,请米尔钦柯指点如何在中国的疆域内找油?米尔钦柯找来一些苏联的地质专家与中国石油考察团一起讨论研究。

康世恩不断向米尔钦柯提出不理解的问题进行咨询,米尔钦柯有问必答,滔滔不绝,从生成石油的地质条件到聚集于各种构造的圈闭,阐述的深入浅出,精彩细腻。

由于翻译的专业水平有限,无法将米尔钦柯声情并茂的讲解全部转换成康世恩能够听懂的汉语,因此,讨论的越热烈越深入,康世恩提出的问题越多。

于是米尔钦柯便把康世恩戏称为“问题先生”,建议中国石油考察团带着问题到苏联的石油地质研究所去解惑答疑。

苏联石油地质研究所设在当时的列宁格勒市,在米尔钦柯总地质师的安排下,所长伊凡丘克博士组织十几位研究人员为前来学习的中国石油考察团做授课式的讲解:他们结合挂满大厅四壁的图幅,一个盆地一个盆地,一个油田一个油田地讲,讲石油生成、储集、运移、封闭条件和生、储、盖层的组合,讲大地构造,地层及油气分布规律,讲区域勘探和构造准备,也讲他们的经验教训。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作者:李敦白来源:《百年潮》2014年第11期说起外国专家,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最多的是苏联专家,他们对新中国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苏联专家总人数有几万人,当时北京比较大的单位都有苏联专家,在全国各地分布也较广,重要建设项目中都有他们的身影。

苏联专家的角色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是全面的指导者,是“顾问”。

他们自成体系,跟别国的专家不相往来。

苏联专家无疑享有崇高权威,受到最高礼遇,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能像在东欧那样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

苏联专家要求参加党委会,是不会被同意的,只能在会后被传达相关内容。

这件事恐怕引起苏联顾问的极大不满。

我所在的广播事业局,首席苏联顾问名叫巴宾克(Babinko)。

巴宾克要求参加党委会,被拒绝后大发脾气,因怕激怒他,开党委会时只好悄悄通知,不让他知道。

他们在生活上也跟其他专家隔离。

友谊宾馆一位姓宋的副总经理告诉我们,友谊宾馆主楼的大餐厅特别讲究,苏联专家在那儿用餐,其他专家只能到副楼餐厅。

宋曾跟他们的领导说,我们觉得很难为情,都是从兄弟国家来的专家,都是我们的客人,不让他们进主楼餐厅用餐不好交代。

对方告诉他,这是他们国家安全的需要。

说明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兄弟国家的同志。

苏联专家的生活待遇也高人一等,各单位要配备会做俄国菜的厨师;办公室宽敞讲究,如巴宾克的办公室铺地毯,连梅益局长也比不上;坐车必须一人一辆,而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些国家的专家只能拼车。

这种情况既让别国专家不满,也使中国方面为难。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欧美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专家总人数不多,大概几百人吧,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其他大城市也有零星分布。

“文革”中有两张外国专家写的大字报得到毛主席的批示,第一张大字报很著名,是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汤反帝)等人于1966年8月31日写的,他们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自己及子女获得政治参与权,同时取消生活上的特权。

几天之后毛就作了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

作出两项预言的布罗德教授——援华石油专家略记之五

作出两项预言的布罗德教授——援华石油专家略记之五

作出两项预言的布罗德教授——援华石油专家略记之五作者:宫柯来源:《石油知识》 2017年第3期■ 宫柯И·О·布罗德(以下简称布罗德)教授在前苏联是颇有名望的石油地质学者,头衔一大串,苏联科学院南方综合地质研究大队队长,莫斯科大学可燃矿物地质地球化学教研室主任,他擅长从宏观上研究和部署大型沉积盆地的总体勘探,撰写的《油气地质学基础》一书是前苏联各大学石油专业的经典教材。

1955年,康世恩率领中国石油考察团访问苏联时就与布罗德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应莫斯科大学之邀,康世恩又来到列宁山,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布罗德教授热情地迎接他,亲自带领参观地质实验室,并签名送给康世恩一本他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

布罗德介绍了古勃金的石油地质理论,说正是根据古氏理论发现了第二巴库油区,布罗德教授特别告诉康世恩培养石油人才的特殊重要性。

他说:“石油地质家在整个石油勘探开发中起主导作用。

试想这过程中哪一步能离开地质理论知识的判断与指导呢?”临别时,康世恩邀请布罗德教授访华,讲授石油地质学。

11958年,康世恩兑现了邀请布罗德教授访华讲学的承诺。

12月20日,身材高大,腰围突出,身穿皮夹卡,脸上挂着慈祥微笑的布罗德教授抵达北京,应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的邀请专程到北京来讲授石油地质学。

与布罗德同行的还有他的学术秘书、地质矿物学副博士克拉符钦柯和前苏联科学石油研究所萨尔吉贤教授。

在北京学术活动期间,布罗德教授谈吐优雅,给人一种容易亲近的学问大师之感。

他从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的介绍中大致了解了松辽盆地的勘探进展情况,激发起一定要到勘探的最前沿亲自看看的强烈愿望。

康世恩副部长安排石油工业部勘探司副司长沈晨和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翁文波陪同布罗德教授一行前往长春,开始为期8天带有指导性的考察活动。

布罗德教授是个急性子,他不顾旅途的疲劳,不愿在长春听汇报,一定要去勘探现场。

马不停蹄,顶风冒雪乘吉普车赶往登娄库和公主岭两个探区观察地层。

关于1960年驻黑龙江苏联专家撤退的回忆讲解

关于1960年驻黑龙江苏联专家撤退的回忆讲解

关于1960年驻黑龙江苏联专家撤退的回忆讲解第一篇:关于1960年驻黑龙江苏联专家撤退的回忆讲解关于1960年驻黑龙江苏联专家撤退的回忆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解决经济、科技等专业人才匮乏的矛盾和问题,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普遍存在的“派遣和聘请专家”的合作模式很快就在处于关系上升期的两国间得以实施。

然而,苏共二十大之后,随着中苏对国际、国内局势和政策的判断分歧的加剧,这种“派遣和聘请专家”的合作模式开始在彼此猜疑和分歧的积淀中变得日趋复杂和敏感,特别是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当赫鲁晓夫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对中共施加压力和进行报复时,“派遣和聘请专家”合作模式之下的在华苏联专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中苏关系恶化的“牺牲品”。

下面拟以在外交部和哈尔滨等地搜集到的相关档案文献为基本史料,以聘用苏联专家较早、较多的黑龙江为研究对象,对1960年苏联专家撤退期间的思想动态作一考察。

沉闷:不明真相,疑虑担忧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

25日,没等中国政府答复,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

31日,中国外交部复照苏联政府,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

但苏方无视中方的抗议和力争,最终还是撤回了在华的全部专家。

根据档案资料,黑龙江省78名苏联专家及其135名家属,其返国工作从7月26日开始到8月21日结束,前后持续了27天。

在这个过程中,以8月4日中方宣读照会为转折点,该省苏联专家的思想动态前后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

在7月28日前,黑龙江省绝大多数苏联专家还不知道回国的事,只是个别人略有所知,但对被召回国的原因已有了种种猜疑,其说不一,如“现在很紧张,可能有战争”;“可能提前回国,局势紧张了”;“我们与你们有些争论”。

7月28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召开了全体专家及其家属会议,宣布了苏联政府召回专家的决定。

前苏联专家在山西

前苏联专家在山西

前苏联专家在山西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成千上万的前苏联专家来到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他们胸怀高尚理想,承载着两党两国友谊,与中国人民一道挥洒汗水,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贡献了力量。

然而,1960年7月,前苏联政府一纸命令,所有专家突然撤退回国,给两党两国留下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苏联专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作为中苏两党两国友好的桥梁和见证,如今回忆起那段岁月正是“真情如歌、难以忘怀”。

一我国资深外交家、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一氓,在一次见面时和我谈及前苏联专家工作时十分肯定地说:“前苏联专家的历史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

”“前苏联专家工作总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回忆与总结。

”的确,当时成千上万前苏联专家和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军人和学生的友好交往,正是两党两国友好的一个具体缩影。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党和国家培养的第一批俄语翻译人才,毕业于北京俄语学院(今外国语大学),走出校门后由外交部到山西省人民委员会苏联专家工作处(后合署为外事办公室)工作,为前苏联专家服务多年。

那时,我才不过二十几岁,跟随一批久经战争洗礼的老前辈,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由于翻译工作的特殊性,我有机会接触双方高层人员,经历重大商谈,阅读内部文电,使我了解到两党两国的不少机密,并被委派参加了诸如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送别工作……二前苏联专家工作的历史源于新中国建国初期,直至1960年前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全部撤走专家为止,历时十年。

1949年12月,应斯大林邀请毛泽东主席率中国代表团访问前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从随团访问的首席翻译、原北京俄语学院院长师哲先生回忆中得知:毛主席向斯大林亲口提出“希望苏联派出专家援助中国”,并要求“派驻中国政府总经济顾问。

”于是,斯大林特意选派了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造就,有经验,非常能干、积极,为人正派,认真负责,行政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对经济建设有经验,有思想”(师哲评语)的阿尔希波夫。

初中语文文摘(历史)苏联专家在中国的真相

初中语文文摘(历史)苏联专家在中国的真相

苏联专家在中国的真相苏联专家在中国的真相上世纪50年代,大批苏联专家来华,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巨大。

后来,两国交恶,专家撤走。

在中苏争吵的年代,在华苏联专家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成为相互指责的经常性话题。

苏联人抱怨其专家在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给予他们的工作条件是无法忍受的;中国人则认为苏联专家工资过高,是中苏关系不平等的表现……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关于苏联专家的工薪水平,尽管协定的原则是与中国同等人员保持一致,但从实际情况看,苏联专家在华工资从一开始就普遍高于中方同等人员的工资。

1952年,在中国长期工作的苏联专家,其工薪标准分为七级:从一级设计工程师的2900分到七级技术员1500分不等。

而当时中国一级工程师最高1360分,一般技术员最高560分。

中国人员的工资一般包含了个人的所有开销,而苏联专家的工资中尚未包括其日常生活费用,如医疗费、交通费等,这些开支都是由中方另行负担的。

如此算下来,这笔费用每人每月超过652.5元,大约相当于专家平均工资的两倍。

据一些专家说,尽管很多人最初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时有些不情愿,但几乎没有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此感到后悔。

凡是到中国工作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专家都可以携带家属。

对于随同专家来到的子女,设立了专门的学校,每天有专车接送。

中国提供一切房屋、设备,教师则由苏联直接派遣,使用俄文上课。

通常,苏联专家白天出去工作,孩子上学,夫人呆在友谊宾馆里无所事事。

她们经常出去游览,或去商场和王府井购物。

来华专家日常生活的供应,有专门使用票券购物的商店。

对一些特殊粮食成品——黑面粉、三角米(荞麦制成)、通心粉等,还专门提出要求。

如果说苏联专家的待遇优厚不符合平等的原则,不免有些言过其实。

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承认,聘请苏联专家,首先还是对受援国有利。

其次,对于到苏联学习和培训的中方人员,苏联实行的也是优惠政策。

尽管如此,对于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来说,聘请苏联专家的开支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苏联对我国援助到底有多大,贡献之大远超你的想象

苏联对我国援助到底有多大,贡献之大远超你的想象

苏联对我国援助到底有多大,贡献之大远超你的想象苏联对华的援助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从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时,苏联顾问团和苏联军械就成了和中国革命事业绑定在一起的标志。

除了军事方面的支持外,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直接经济援助以及不少低息贷款,是当时国际上最支持孙中山的列强。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派出五个航空大队协助中国,而这就是著名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他们在中华大地几乎所有的重要战场上为中国军队提供稀缺的空中支援。

虽然最后苏德战争的爆发,这些航空队受命离开了中国,但他们将自己的飞机全数留给中国,并且在离开前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飞行员和教官。

如今很多人认为这些援助是为了尽可能将日本陆军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而非北上进攻空虚的苏联远东,但雪中送炭永远胜过锦上添花。

志愿航空队和中国居民们在同一个战壕里奋勇杀敌,永远是中国人民的战友。

和同志。

在那之后,经历了半个世纪战火的中国终于在1949年迎来新生。

苏联的外交使团成为北京火车站迎来的第一批外国客人,他们除了让苏联成为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外,还带来了一揽子援助计划。

为了让中国迅速能从废墟中崛起。

首先是金融方面,苏联为中国提供了价值超过3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当时美元购买力比现在大十倍。

纵观整个苏联的历史上,如此巨大规模的经济支援次数屈指可数。

解放后的中国,几乎所有黄金外汇储备都被蒋介石政府席卷至台湾,根本没钱购买重建物资,这笔贷款说是解决燃眉之急的救命稻草毫不为过。

之后就是50个无偿援助的工厂建设项目,包括水泥、化肥、电线和发电厂等中国急需的民用工厂,以及迅速提升解放军实力的军工产业,帮助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基础,为之后的工业大发展做准备。

中国人民自己也争气,很多技术人员在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一边在苏联工程师指挥下建设,一边学习他们的知识。

当项目完成时,他们也成了新中国第一批拥有现代生产技术和理念的人才,这些支援结束后,好巧不巧的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被迫卷入新的战争中。

抗日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华援助(张向明)

抗日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华援助(张向明)

抗日战争期间的苏联对华援助(张向明)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火炮陈旧且数量稀少,坦克、飞机等现代化技术兵器奇缺。

与此同,日军的火炮质量优于中国军队且数量是中国的5倍,航空兵飞机数量是中国的13倍,坦克数量是中国的36倍。

这种武器力量对比上的极度失衡倒逼中国军队增加现代化武器装备,尤其是重武器。

当时的中国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无法自行生产重武器,只能依赖进口。

但国民政府自身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武器,唯一的希望是向苏联寻求帮助。

1937年7月6日,中国国民政府代表与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举行会晤,就向苏联政府寻求获得贷款用于购买苏制武器装备的可能性进行洽谈。

这次会谈的内容严格保密,未曾登报,但事实上会谈内容却被日本情报机关知晓。

7月15日,日本一家极具影响力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1]刊登了一则该报社驻上海记者援引自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消息报道称,“南京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促使其与苏联达成对华援助的协议”,“莫斯科方面委任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作为全权代表与中方进行磋商”。

[2]8月初,苏联大使接到了莫斯科方面的指示,苏联政府表示,可提供给国民政府必要的贷款,用于购买苏制武器和军事设备。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进入了蜜月期。

条约签署的消息令东京方面极为震惊。

日本帝国外务省大臣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中苏所签订的这份条约是“对日本的最大威胁”。

条约签署后,有关对华军事援助问题得到了迅速解决。

国民政府随后派遣特别军事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一事与苏方进行磋商。

1937年9月8日,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师级指挥员,这位近期才从西班牙归国的苏联红军副总参谋长,在莫斯科中央机场迎接了以杨杰将军为首的中国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

会谈中,中方代表请求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最新型军事装备,特别是坦克、飞机、防空炮和反坦克炮,苏方当即同意该请求。

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

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

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对1950年代中苏两国科学院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考察张藜2012-12-13 16:29:35 来源:《科学文化评论》(京)2012年02期【作者简介】张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在举国上下全面学习苏联的氛围中,自1954年起,数百位苏联科学技术专家陆续来到中国科学院,以院长顾问、学科专家等不同身份,指导、规划中国科学院的制度设计和科研组织工作,并开展了大量科研合作与交流项目。

论文依据中国科学院档案等原始文献,着重对这一时期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早期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做出历史的叙述。

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苏两国科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一独特阶段中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作出基本评估,指出在中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其工作性质和职责范围以及在华地位,是一个逐渐弱化的过程;而这一变化,除受到两国不同阶段意识形态变化、中共高层对苏政策调整的影响之外,还与合作与交流中双方利益的冲突与调适有关。

【关键词】苏联专家/中国科学院/科技交流与合作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人唱苏联歌、读苏联书、欢迎苏联老大哥的年代。

为了完成建设一个新国家的艰巨任务,最现实、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向苏联学习,全方位地学习其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等。

这一全面学习、模仿的过程,遍布于全国工业、经济、军事、文教、科技等各领域、各部门的援华苏联专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学者研究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带回第一批专家(1948年8月)到1960年7月苏联全部撤退专家前,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应超过了18000人[沈志华2003,页406-410]。

那么,这个庞大的苏联专家队伍中,有多少人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过?他们在中国科学院——这个当时中国科技界的“火车头”——的建设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如何?与当时工作在中国其它工业、经济、军事、文教等各部门的苏联专家相比,中国科学院的苏联专家,在其工作性质、地位与作用、在华人数与周期等许多方面,又有哪些异同?而且,还有另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即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大环境中,中国科学院学习苏联的实际程度又是如何?本文依据中国科学院档案等原始文献,将着重对这一时期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的总体工作情况做出历史的叙述;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苏两国科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一独特阶段中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作出基本评估。

中国政府的高级外国顾问

中国政府的高级外国顾问

中国政府的⾼级外国顾问2019-02-07建国初期,提出“⾃⼒更⽣为主,引进外援为辅”,新中国掀起了第⼀次引进“洋顾问”的⾼潮。

1983年7⽉8⽇,邓⼩平发表“七·⼋”谈话后,中央成⽴引进国外智⼒领导⼩组,使引进外国专家成为我国⼀项长期坚持的战略⽅针。

从建国初到现在,60年来,“洋顾问”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贡献了智慧和⼼⾎。

如今,在中国⼤陆⼯作的外国顾问、专家,每年都达到近50万⼈次。

从农业到⾦融业,从微观经济政策到宏观经济调控,他们持续为中国建⾔献策。

阿尔希波夫、渡边武、詹姆斯·托宾、罗伯特·库恩……60年来,这些来⾃不同国家的“洋顾问”的精彩故事,值得认真书写。

阿尔希波夫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率5000苏联专家援建百余⼤型项⽬⽂/马建光俄罗斯⾸都莫斯科的西郊,有⼀个叫“特罗耶库沃”的公墓。

在其中⼀⽅⽤砖⽯围起的平整⼟坟的墓碑上,镶着⼀位俄罗斯⽼⼈的⼤照⽚。

照⽚中,⽼⼈的胸前戴着⼀枚“中苏友谊章”。

他就是中国⼈民的⽼朋友伊万·⽡西⾥耶维奇·阿尔希波夫。

斯⼤林亲⾃点将新中国成⽴之初,百废待兴,急需各⾏各业的专家,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苏联领导⼈斯⼤林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决定派遣⼤批专家来华⼯作。

经过遴选,斯⼤林“看上”了时任苏共中央⼈事局局长和有⾊冶⾦⼯业部副部长的阿尔希波夫。

这位⽣于1907年的苏共要员,曾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3年出任苏联冶⾦部副部长,不仅能⼒突出,⽽且谙熟经济问题。

在召见阿尔希波夫时,斯⼤林要求他“以⽣命作保证,⼀定要搞好苏中关系”。

中国⽅⾯对此也极为重视,宣布任命阿尔希波夫为政务院经济总顾问。

1950年春节,阿尔希波夫来到北京,作为援华专家组的总负责⼈,开始了在中国的⼯作。

他与5000多名苏联专家⼀起,援建了156个⼤型建设项⽬,帮助中国奠定⼯业基础。

由于⼯作原因,阿尔希波夫与、陈云、李富春、薄⼀波等中国政务院领导⼈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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