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

论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赵经成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军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军事教育体系的变革与不断发展。

18世纪以来，伴随工业革命的发生，武器装备极大改进，战争形态深刻变化，军事教育也获得巨大发展。

英国的桑特斯特皇家陆军军官学校、美国的西点军校、法国的圣希尔军校和俄国的皇家军事学院等著名军事学府即诞生于这一时期。

同样，中国近代以来的军事发展也与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武备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官学校、抗日军政大学等军事院校的创建密不可分。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目标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深刻改变着战斗力要素的内涵，从而深刻改变着战斗力生成模式，也推动着我军院校教育的全位变革。

从次变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任职教育从体制上取得了军队院校教育的主体地位，任职教育改革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焦点。

2003年，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作出“建立完善以岗位任职教育为主体、岗位任职教育与生长干部学历教育相对分离、军事特色鲜明的新型院校体系”的战略部署。

2011年，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再次明确，要“发展以任职教育为主体的新型院校体系”，“进一步收拢学历教育，适当增加任职教育院校比重”。

以这两次精神会议为指针，军队院校体系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大量军队院校的职能由原来承担学历教育为主转变为承担任职教育为主。

任职教育改革的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入，必将对军队院校教育乃至我军整体发展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一、作为一种观念创新，任职教育改革体现了军事教育在时代大潮中审时度势、谋变求进的主动作为。

我军实施任职教育改革，首先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创新，是充分审视全球格局和新军事变革浪潮，把军事教育改革主动臵于社会发展和军队建设大背景下加以考量的结果。

国际竞争的加剧和科技的加速发展，催生了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并行格局”，反映在军事教育上就是任职教育要占据主体地位。

在当前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国家间实力的对比很大程度上由科学技术主导，而科学技术要靠人来创新和推进。

因此，国家实力的根本在于人力资源的质量，竞争的根本在于人才竞争。

随着科技进步，教育不再只是用于启蒙的手段，而要成为助推人成长的终生性阶梯，教育不再是为人参与社会活动做准备的阶段性、筹划性活动，而是要伴随人的整个职业生涯甚至一生，构成了与人的终生发展并行的格局。

任职教育作为沿着军人成长路线先训后用、再训再用、训用一致的逐级培训机制，相应地按兵种、军种和各军种联合分别设臵学习战术、战役和战略的初、中、高级军事教育，使军事教育体系与作战、服役经历一起，为军人职业发展提供了系统化上升通道，恰恰与终身教育的理念相契合。

由此，任职教育必然要构成军事教育的主体，学历教育只是其启蒙和准备阶段而已。

任职教育改革适应了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形势的紧迫要求。

教育不仅要满足人终生、长远的发展需要，还要满足人当下切入社会分工并发挥充分作用的需要。

对于军事教育而言，满足后一种需要尤为现实和迫切。

这并不意味着军事教育就是“短视”的，这是由军事作为一种“超常规”社会活动具有高度时效性、高机会成本的特点所决定的。

高度时效性，军事行动不允许任何岗位出现只适应未来需要却不胜任当前使命的任职者；高机会成本，战争的成本固然昂贵，但战争一旦失败的代价更大。

我军院校实施任职教育改革正是凸显当前这种紧迫要求的一种十分应时的举措。

首先，我军战斗力生成模式正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岗位技术含量的提高对现职干部的任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学历教育更加难以满足军事人才培养的需要。

就生长军官而言，他们需要有自我完善以达到任职要求的阶梯；就现职军官而言，他们需要有重构和提高自我以适应信息化建设要求的途径。

这都有待于任职教育来实现。

其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只有强有力的军事斗争准备才能确保捍卫主权、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这要求军队院校教育把军人履行的岗位职责的能力放在突出位臵，迅速满足部队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

二、作为一种战略转变，任职教育改革反映了对军事人才成长规律和军事教育特殊性的深刻把握。

军事人才质量是现代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一种军事人才培养的“起点筑基型战略”；任职教育瞄准部队岗位任职需要，重在及时甚至超前构成人才知识、能力的岗位指向性，把人才培养层级与战争行动等级对应起来，是一种军事人才培养“全程构造型战略”。

从学历教育为主体到任职教育为主体，体现了我军人才培养战略由“起点筑基型”向“全程构造型”的重大转变，是深刻把握军事人才成长规律和军事教育特殊性的结果。

实施任职教育改革契合了军事人才的成长发展规律。

人的发展呈阶段性，首先要获得较全面的知识积累，然后趋于专业成熟，最后实现充分专业化。

以任职教育为主体的军事教育体系，其建立和设臵基于如下对军事人才成长路径的基本把握：任命前，生长军官要接受基本的的高等教育，通过厚基础，宽口径、通识性的培养，形成终身学习、思维交流和创新发展的能力，具备基本的军事素养。

其后，为适应初级任职的要求，初级任职教育应注重特定岗位的适应性和针对性，帮助学员形成任职初期迅速上手的能力。

经过一段时期的任职实践，军官对部队的工作环境、体制编制、装备、训练、管理等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产生了具有个性化特点的思考，随后的中、高级任职教育就要同时兼顾高一级的岗位指向性、军事学科学术性和相关外围学科广泛而深刻的理解，使其实际工作经验结构化、体系化，促使其思维向战役和战略层面跃升。

这种军事教育的递进式安排，高度符合人的知识、能力水平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综合、从基础到应用再到拓展的发展序列。

因此，军队院校任职教育改革决非仅仅建立在对终身教育理念的笼统把握，也并非对军事发展形势的简单被动适应，而是以军事人才成长阶段性的精细化理解为基础的对军事教育体系的合理规划。

实施任职教育改革反映了对军事教育特殊性的理性认识和判断。

军事教育是军事活动的一部分，军队院校是军队的一部分，都必须坚持为军事斗争准备服务的方向，这是军事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不同之处。

而在军事教育内部，任职教育相比学历教育则更充分反映了军队院校的使命和任务，更集中体现了军事教育的特殊性。

其一，军事活动是一种专门而复杂的人类活动，对从事者的身体、心理、知识、技能等具有非常高、非常多样同时又很独特的要求。

以学科专业通识培养为主的学历教育侧重于基本素养的形成，无法完全满足军事人才的岗位能力需求，必须在此基础上，建立根据岗位职责进行的逐级递进、晋训结合的任职教育体系。

其二，军事教育以“临战假设”为出发点，即必须假设人才一经任职就要遭遇战争，军队岗位要求任职者在任职前其基本素养和岗位能力就应形成，只有任职教育才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其三，院校与部队在育人上有“分界点”，院校塑造任职能力的合格起点，部队要促进任职能力的深化和成熟。

如果军队院校只进行学历教育或以学历教育为主体，就等于忽略以至丢了军事人才基本任职能力的任务。

三、我军院校的任职教育改革，不仅是思想和实践上的创新，也是在特定条件下主动向社会文化和军事教育传统的回归，是在继承中开拓、坚守中创造。

“崇文重教”传统与科学发展的新观念，使强化任职教育成为完善军事教育体系的重要“出口”。

众所周知我国是有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向来有注重文化教育的传统，“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事预则立，必有教以先之”，某事求变往往先从教育着手。

新世纪新阶段，我军面临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和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立足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首先谋求发展新型军事教育、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积极借鉴外军把军官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相对分离的做法，建立以任职教育为主体的军事教育体系，正是对教育先行战略思想的有力接续。

我军在现阶段选择启动任职教育改革，是军队院校教育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任职教育伴随军人职业生涯的逐步晋升，着眼军人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充分尊重军人个体适时接受教育、不断完善职业素养的权利和需求，是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体现。

任职教育基于“任职即临战”的假设，具有鲜明的岗位指向性特点，与部队战训需要紧密衔接，是紧扣岗位实践的高效率教育活动，有力突出了军事人才培养的效率要求。

因此，实施任职教育改革是一种既秉持传统、又与时俱进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理性选择。

国民教育和军队院校学历教育的发展与积累，为推行任职教育提供了扎实根基和充足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幅扩招、跨越发展，到2005年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超过了2400万，居世界第一位，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1%，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目标，初步改变了高等教育供不应求的局面，增大了高学历专业人才的供给量。

与此同时，军队院校的学历教育从大专、本科发展到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至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召开前，已全面形成学历教育为主的办学格局，使我军干部科学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得到缓解并趋向解决。

另一方面，迅猛发展的普通高等教育也可以为军队生长干部提供大量来源。

这使得军队院校实施以高等教育为前提的任职教育已经具有非常可靠、扎实的根基。

因此、搭建以充分的学历教育为基础、以科学的任职教育为阶梯的军事人才成长路径的时机已经成熟。

任职教育的兴起，也是我军院校教育建设发展历史脉络的必然指向。

自革命战争时期始，“为了战争。

适应战争、服务战争”就始终是我军院校教育总的指导思想，从红军教导队到抗日军政大学，再遍布到各大战略区的军政大学，培养在战争中管用、好用的急需人才始终是我军院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始终体现出任职教育的特点和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着力提高部队干部专业素质，大力加强应急培训，任职教育的特点仍然十分突出。

但此时并不具备学历教育基础，主要是在战争、战备条件下应急状态的“任职教育”。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军院校教育出现战略性转变推动与国民教育协条发展，立足解决干部队伍科学文化水平与现代战争不相适应的矛盾，逐步构建完善了学历教育体系，办学水平和院校建设迅速发展，为办学重点再次向任职教育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

所以，我军院校教育始终是紧紧围绕赢得战争胜利这个中心来开展的。

尽管在特殊时期、面对特殊矛盾，办学重点会有所调整，但这一中心决定了任职教育最终一定要成为主体，这是我军院校教育历史发展脉络的必然指向，也是向军事教育本质的必然回归。

从低文化层次的应急“任职教育”为主，到致力于解决文化水平的学历教育为主，再到以充分的文化知识为基础的任职教育为主，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

四、作为一种定位设准，任职教育改革推动院校办学职能作出调整、教育主体进行重塑在实施任职教育的背景下，军队院校使命的改变导致了办学定位的改变，办学发展和人才培养必须全面贴近部队建设及其岗位任职的需要，由此要求其办学职能做出相应调整，并连带使其教育活动的主体即教员队伍进行了相应的重塑，以强化和落实新的办学职能，使军队院校的任职教育特色在结构层次上充分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