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道路研究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胡总书记的报告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尤其是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执行的城市化政策是：控制发展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

小城镇在我国的城镇体系中，成为国家最支持和最重视的一个层次。

在西部大开发中，不少人认为，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缺乏发展大中城市的条件，因此西部的城市化更应该走小城镇道路。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因为先前的分散型城市化道路带来了较多问题，且有些问题日益突出，而先行一步的发达和较发达地区已经抛弃了分散型的城市化道路，小城镇在城市化体系中也已退居次要地位，改而重点发展大中型城市和城市群。

因此，西部地区应当认真吸取东中部地区的经验教训，集中有限资源，选择集中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其理由如下：一、西部缺乏“发动机”，更应注重遵循大城市优先发展规律，牵动城市化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中，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自身发展及对其他地区和部门的影响，拉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刘易斯也认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最好集中力量建设少数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工业中心。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大中型城市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美国在其长达１００多年的西部开发进程中，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兴起了一批大中型城市。

这些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城市，既有像芝加哥那样的全国性中心城市，也有像堪萨斯，旧金山这样的区域性城市。

人口迁移、商品流通、技术扩散、信息传播，都是通过这些城市组织的。

鉴于此，美国学者韦德认为：“城镇是美国边疆开发的先锋。

”由于中心城市的出现，刺激了美国西部经济的发展，并给西部开发以新的方向和力量。

增长极和周围地区相互作用、彼此促进，给美国西部开发以深刻的影响。

我国西部地区工业化滞后，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大城市。

到２００６年底，我国西部１２省区市共有特大城市８个（重庆、西安、成都、昆明、兰州、乌鲁木齐、贵阳和包头），大城市５个（南宁、呼和浩特、柳州、西宁、攀枝花）。

宁夏、西藏至今尚无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其首府银川和拉萨分别为中、小城市。

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更应注重培育增长极。

除充分发挥直辖市重庆市的增长极作用外，要抓好省会城市和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以起到“发动机”的作用。

首先，要建设好省会城市。

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除呼和浩特外都是所在省区的首位城市。

这种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三位一体的城市结构，符合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应把省会城市建成全省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增长极”。

如成都市将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重点建设一个基地（现代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基地）、二个枢纽（交通运输枢纽、邮政通讯枢纽）、三个中心（科教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昆明市将建成绿色生态型经济中心城市，我国联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重要枢纽和摘要：在西部大开发中，不少人认为，西部的城市化应该走小城镇道路，但由于西部地区相对缺乏经济增长极，经济资源有限，以及生态承载能力脆弱等原因，因而西部更应选择集中型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集中型城市化道路中图分类号：Ｆ２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５３８１（２００８）０３—００１０—０３作者简介：时致衡，男，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读博士生。

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道路研究●时致衡（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贵阳５５００２８）东南亚经济圈中的国际性重要商贸、旅游城市；西安市将建成西北地区商贸，金融，信息，科教中心和国际旅游城市，以及我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防科技工业、装备工业基地。

其次，要加快其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部地区省会城市首位度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非省会城市如大连，青岛、深圳、厦门、宁波、唐山，温州、烟台、洛阳、宜昌、九江等在所属省份的经济地位迅速提升。

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结构变化较缓慢，这是在西部开发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西部多数省区除省会城市外，其他二位、三位城市很弱小，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因此，西部地区在加强省会城市建设和充分发挥其中心城市功能的同时，亟需加强区位条件适宜的可以持续发展的若干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使其中一些城市在该省（区）经济发展中发挥具有较强带动功能的次中心城市的作用。

如四川的攀枝花、青海的格尔木、内蒙古的包头和广西的柳州，均可以建设成为本省（区）的副中心城市。

曾几何时，人们谈到西部大开发，认为主要就是在农村退耕还林（草）、修建公路铁路以及水电开发，似乎城市不是西部开发的重点，其实是一个误解。

因为，这其中也有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在西部大开发中，开发农村关乎公平问题；开发城市是关乎效益或效率的问题，城市化使人口相对集中，可以集约使用公共基础设施，减少人烟稀少地区交通运输成本，具有明显的投资规模效益。

因此，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建设城市比开发农村更为重要。

笔者认为，西部大开发应该以城市为重点展开，只有通过城市经济带动区域经济，西部开发才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西部经济资源有限，应以建设城市群为突破口，拉动城市化西部地区由于经济资源有限，建设城市不能撒胡椒面，城市之间应加强协作。

通常，城市的发展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它必须与外部发生经济联系。

城市群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各城市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过程。

便利的交通条件能够加速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从而使城市群内各城市能够摆脱自身资源的限制，克服市场狭小的弊端并得到更好地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布局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实力强大的城市连绵区，这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很大的差异。

因此，西部地区要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在有条件的地区，搞好城市群、城市带的建设。

目前，西部地区已有几个区域城市群初具雏形，应注重培育和大力开发。

其中最具发展潜力的是成渝城市群，它以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及特大城市成都为核心，以众多中小城市为纽带、以富饶的成都平原为腹地，很可能成为我国继长江三角州、珠江三角州和环渤海城市圈之后的又一大都市圈，从而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四增长极；而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城市群，包括铜川、宝鸡、咸阳和渭南，用不到陕西省１／４的面积创造了７０％以上的ＧＤＰ，人均ＧＤＰ高出全省约３０％，由于这里是目前西部地区智力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城市之间产业分工比较清晰，相互依存度高，因此这个城市群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另外，以乌鲁木齐为核心的天山北坡城市群，相对于地广人稀的新疆地区而言城市较集中，人口也比较密集，石油化工、轻纺、食品工业和边贸、流通、旅游业比较发达，是中国西部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区域。

因而，建设和发展好天山北坡城市群，不仅能增强其自身综合服务功能，也可增强整个新疆自治区的综合实力。

三、西部生态承载能力弱，更应注重以体制创新为动力，推动城市化近几年来，东中部发达和较发达地区在推进城市化方面，进行了若干体制创新，目的就在于促使生产要素集中。

一是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促进人口向城镇集聚。

世界银行专家尤素福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表明，在人均年收入达３０００美元前，人口会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

也就是说，此前人口迁移以集中为主。

目前我国的人口集中程度还较低，西部地区则更为突出，人均年收入在３０００元美元左右的大城市基本没有。

因此，目前西部地区应该是想方设法吸引人口向城市聚集而不是限制，不仅县城及以下小城镇户口应全面放开，而且在中小城市可以实行“零门槛”准入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实行“低门槛”制（购房或有稳定收入来源即可）。

二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改善投资软环境，引导产业向城镇或工业园区集聚。

三是改革城乡土地管理制度，形成保护生态，集约用地的机制。

世界银行专家威尔・马丁认为，中国的耕地资源相对稀缺，城市化应当以大中城市为主，以节约宝贵的农用土地。

这很有参考价值。

由于我国西部地区可耕地少，生态承载能力弱，因此将人口从农村和一般小城镇迁移至城市和重点“大”城镇，不仅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而且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如新疆南部地区生态环境极其恶劣，而且地广人稀，是新疆境内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虽然各级政府每年都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进行定点扶贫，但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有些地区脱贫以后又返贫。

为此，对这部分地区的居民可以有计划地实施迁移，向新疆西部聚集，形成以喀什为核心的经济区域。

这样，一方面可加强迁入地的聚集经济效应，另一方面又为迁出地实施彻底的防护林工程、加速防治沙漠化创造条件。

此外，陕北地区、青海西北地区等生态脆弱地区与新疆南部地区一样，要真正脱贫，应当走迁移聚集型城市化道路。

采用这种模式可有效防止退耕还林后又靠山吃山，伐木毁林现象的出现，可打破行政割据使人口聚集，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同时，还能够更充分地利用现有基础设施。

四是创新投融资机制，拓宽城市建设筹资渠道。

五是适时调整行政区划，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如撤县设市、撤市设区、撤并乡镇，以及将邻近城市的建制镇改为街道办事处，等等。

为了加快发展大城市，可将与地级市同城的县（市）和地域上已经连成一体的县级市撤销，改为地级市辖区，如乌鲁木齐与乌鲁木齐县、西安市与长安县、宝鸡县等，这些地方都应尽快解决市县同城，甚至同名的问题。

有人认为，西部地区农村大量民工到东中部地区谋生，不利于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其实不然，西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迁移至东中部地区（包括通过打工形式），对西部城市化也是一个推进，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增加西部地区城市人口，但由于减少了农业人口而提高了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反而有利于推动西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四、西部小城镇质量不高，更应实施“大城镇”战略，带动城市化我们平常比较注重产业规模经济，其实城市或城镇也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但人们却很少将其纳入规模经济的范畴，这也是我国城市化政策导向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

据研究，城市规模一般应达到２５万人以上，才能形成分工分业的优势，才能产生“棘轮效应”（棘轮是机械传动中的一种齿轮，它只会向前转而不会向后转）。

小城镇要达到类似效应，起点至少要达到５万人。

也就是说，小城镇在达到５万人以后就会取得规模效益，不断向前发展，且一般不会消亡。

鉴于此，小城镇自身应该向大城镇发展，应当尽量把现有一部分具备条件和潜力的小城镇做“大”。

西部地区建制镇的数量并不少，约占全国的１／３，每个镇的非农业人口为全国平均的８０％左右。

按镇辖总人口来算，全国镇辖总人口为６．７２亿人，平均每个镇辖人口为３．３９万人，东中部地区平均为３．６万人，而西部地区仅为２．７９万人，比东中部地区要少近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