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的道路和发展模式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标志与必然结果,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城市化历史悠久，但发展缓慢，伴随着奴隶制的产生，城市也随之出现，一直到明清时期中国的城市虽然在不间断的发展着，但随度较慢，这和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的发展有很大关系。随着工业革命的成果敲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以被迫的方式相对快速的发展着。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的重要交通便利之处，还有就是像北京等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中心。然后在抗日和内战期间中国的城市化基本停滞不前，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后，中国才又开始城市的建设，但因为生产力的水平不高，和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国的城市化依然缓慢。终于在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迎来了一个春天，中国的城市开始以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尤其是东南沿海。总体看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曲折的。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成为中国促进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及方式,承载着艰巨的历史使命。对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我国来说,城市化绝不仅仅是一个人口转移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问题,几乎涉及到一国发展的所有问题。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具有多元化、复杂性特征,不完全是工业化及经济发展的产物,主要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因素驱动的;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也受到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体制

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与其它国家城市化发展路径存在差异,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特征,积累了一些棘手的体制性障碍和社会矛盾,包括:城市化发展重数量轻质量,城市化发展模式偏重于粗放;城乡一体化程度低,差距较大,发展不协调;城乡二元结构凸显,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享有城市居民的待遇,难以融入城市主流;城市发展的区域协调不足等。如何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矛盾、走一条新型城市化道路,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双重意义。

在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不确定，有些地方甚至照搬国外的经验，但因为环境不同等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后期出现诸多问题，而且现在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枷锁。现在看来中国必须寻找一个适合中国本身的城市化的发展模式。

城市化的发展必须与工业化相平衡，与经济的发展速度向相辅相成，进最大的努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可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并非如此。我们必须考虑前一阶段中国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中国过去30年，尤其是最近十年，发展方式的特征之一就是发展超级大城市，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经济学家主张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超级城市圈，认为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在我看，以牺牲均衡发展，尤其

是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的超级城市圈之路，已经走进死胡同。更值得反思的是：中国至少有两亿农民工常年穿梭于城乡之间，他们在城市打工，却没有城市身份，时间长达十余年，甚至更长。他们中有多少是心甘情愿的？ 2010年许多地方呈现所谓的“民工荒”现象，不是“刘易斯”拐点，不是农民工出来找不到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在家乡也能找到工作，不能再忍受背井离乡被剥削了——而这恰恰是国家投资西部、开发西部、建设小城镇政策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西部存在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村小城镇存在发展的机会，还有多少农民工仍然会常年漂泊于城乡之间。进一步说，如果农村存在很大的发展机会，西部以及众多小城镇存在很大的发展机会，城里人为什么不能向农村倒流，大城市几百万没有工作的大学生为什么不能流向小城镇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还是机会的不均等，就算是再穷的城市居民也比生活在农村强。中国的发展之路和国外的不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中国农业没有致富机会的背景下，城市化越是超高速，经济的发展就越畸形。

而且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是重点打造超级大城市，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本身具有优势，而且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策等各方面的偏向，使其本身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各种人才流入更加加快了经济的发展，然后是国内国际的投资进入，使其成为人口方面的超级城市。但是这样的

超级城市也带来了较多的问题。“土地经济”的双刃剑效应突然闪现：“土地财政”曾经是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的最大动力。在2009年，国内有6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加超过 100%，其中，杭州的卖地收益以1200亿元居全国城市首位；上海以1043亿居全国第二；北京则以925亿元居第三；广州则超过425亿元，是 2008年的4倍。土地收入增加有没有边际？土地收入剧增如何开支？很多人只看到土地收入，却不知道开发土地的成本提升速度远远地快于土地收入提升的速度。过去政府卖地价高，收入多，可以支付高成本，但这两年房地产调控，土地一块块流拍，于是遇到拆迁瓶颈；拆迁瓶颈实际是土地瓶颈。超级大城市几乎已经没有土地。资源有没有边际：大城市绝大多数都是资源输入型城市，靠牺牲周边地区也已经不能维持。实际上，大城市迅速地膨胀已经导致水、电、煤、气、油等资源供应的严重紧张，如果不是国家进行价格保护，资源价格早就涨上天了。而且这些资源的利用缺乏明确有效的管理，致使严重浪费，造成更加资源更加短缺。像很大一部分城市的发展先污染后治理，虽然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但代价是巨大的，天空变得不在蓝，水不在清澈，大气变得浑浊。使得人们的健康受到巨大的威胁。这就是盲目的追寻经济发展数字的结果，得不偿失。

生存空间有没有边际：北京作为首都但现在是名符其实

的首堵。北京现在已经有430万辆私家车，计划每年还要增加50万辆左右。虽然修建了地铁还有高架桥等，但只是小小的缓解一下，如果继续这样的增长，不得不好准备应对人口爆炸带来的危机。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截至2009 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举家迁移比例逐年提高，达41.2%。流动人口转为常住户口是我们超级大城市面临的同样问题。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接近1800万人，远超“十一五”规划末的控制目标1625万人，关键点是外来人口仍然源源不断，造成所有公共服务品全面紧张，超级紧张。

中国现有城市668个，在发展进程中，城市形态、产业结构趋同化严重，城市各自为政，缺乏分工协作精神，城市发展方针好高骛远。近年来，全国竟有四十几座城市先后提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这种现象严重制约了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开展不同地域层次间的城市空间体系规划，突破条块分割，超越现有城市区划，克服城市间盲目竞争，促进城市全面、健康、协调发展。所以城市化应该是双向的，只有城市与农村同时发展，让农村自生出城市化，才是健康的城市化。城市化应该是均衡的，超级大城市发展快了，应该适度放慢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