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与四川调粮问题
建国初
建国初,蜀中猛将的激情岁月作者：文/ 本刊记者刘兰来源：《廉政瞭望》 2019年第19期文 / 本刊记者刘兰19 49年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后，成都人民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中。
此刻，战功显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退到幕后，在司令员陈锡联和副政委阎红彦等人的带领下回到川东。
彼时的阎红彦怎么也没想到，一场特殊的任命在等待着他。
?川东“霹雳火”：清匪反霸雷厉风行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四川省，划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省级行署区。
1月1日，川东行政公署成立，主任正是阎红彦。
被毛泽东称为“陕北红军代表”的阎红彦一直主持川东行署工作，回到川东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剿匪。
1950年初，刚解放不久的西南地区匪暴四起，其中，位于历史上有名的川鄂、川湘、川黔“三大匪区”交界处的川东地区最严重。
阎红彦部署了剿匪作战任务，制定了时间表。
从1950年1月到12月，共歼匪12440人，剿匪获得全面胜利。
随后，阎红彦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进行了镇反、减租、退押、土改，使川东很快得到治理。
离开川东后，阎红彦历任四川省委书记等职。
1955年9月，阎红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也成为唯一一位获得上将军衔的陕北红军将领。
实事求是是阎红彦一直秉持的行事风格。
1959年夏秋之际，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
阎红彦带工作组到仁寿县了解水肿病情况。
当时，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忌讳说浮肿病是缺粮造成的。
事实弄清楚后，阎红彦连夜召开各种会议，了解缺粮的情况，按规定调拨500万斤粮食给仁寿县安排群众生活。
这年秋天，阎红彦便南下云南。
?川西“豹子头”：能武能文敦促发展1949年，当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入川时，与贺龙搭档的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也由陕西进川。
之后，李井泉留在了四川，成为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川西行政公署主任，也让他与四川结缘16年。
面对百废待兴的川西地区，李井泉带领川西军民迅速恢复了交通，开通了市场，保障了邮电、自来水的畅通，社会秩序较快进入正常，顺利地完成了接管工作。
农民与国家发展的议论文
农民与国家发展的议论文新中国70年的经济建设，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财富呢?具体的数据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用一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数字去估量这个群体曾经和正在付出多少东西。
1949-2003年农民交了近4000亿元的农业税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
仅就农业税而言，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
其中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
这还仅仅是上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并非农民承担的全部税费，而在农民的税费负担中，农业税是最少的，农民称其为“头税”，此外还有上交集体的“三提五统”(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统筹、计划生育统筹、优抚对象统筹、民兵训练费和乡村道路建设统筹费)，农民称为“二税”，达标集资(指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摊派、罚款等)则称为“三税”。
那“二税”“三税”到底有多少呢?1957年浙江安吉县有干部曾形象地描述说：“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
”1985年全国农民农业税交了47亿元，而民办教育16亿，供养五保户10亿，照顾烈军属5亿，文化卫生20亿，民工建勤义务工20亿，计划生育32亿，基层于部和脱产人员补贴70亿，乱收费40亿，总计257亿元。
也就是说，农业税仅仅占农民负担的五分之一不到，同1957年的情况差不多。
1988-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农业税从8.6元增长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则由28.86元增长到44.55元，若加上乱收费、乱罚款等社会负担，1991年农民负担约为90元，农业税只占九分之一。
2000年的情况据专家测算，全国农民人均缴给国家的税约为45元，缴给乡村集体的费约为185元，用于各种达标活动的集资约为100元.合计330元，三者比例约为1：4：2。
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
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对于共和国史上在农村延续时间最长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有些学者对其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指出：人民公社制度是平分社会财富的“农业社会主义”；它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建国头30年我国社会经济尤其是农村地区发展滞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而农村人民公社应予以全面否定。
笔者认为，对人民公社持完全否定的学者，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是缺乏历史感的。
首先，他们把50年代末风卷全国、近似闹剧的人民公社运动与相对平稳运行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混为一谈了，这样，就把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制度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无以替代的作用完全抹煞了。
其次，对农村人民公社的全盘否定，就将其在制度建设方面所起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也一同抹掉了。
事实上，在人民公社20余年的发展史上，无论是公社的领导者还是广大社员群众，都从未停止过创制一种能够充分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的生产经营制度的努力，进行了诸如包产到户、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等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这些都为新时期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的全面改革积累了经验准备了条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是在总结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取得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联产责任制是对农村人民公社历史遗产的扬弃。
本文试图从上述两个方面对农村人民公社给予客观的评价，并从制度演变的层面上证明新时期农村改革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
一、人民公社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
晚清以降，洋务运动和民国政府的两次工业化努力，都因官僚资本过量提取小农剩余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夭折。
所以，新中国在建国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其首要和迫切的任务，仍然是在周边地缘政治环境险恶、国内人口众多和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尽快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建立自己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天下粮仓”为什么频频惊动总理
“天下粮仓”为什么频频惊动总理作者：来源：《新传奇》2015年第17期一方面每年收购储备超过正常储备量一倍以上的粮食，一方面借着“粮仓”的身份，干着“粮商”的活。
中储粮的“生意经”不仅导致更多的财政负担和政策性补贴，也滋长了粮食收储企业多收粮食多得补贴的动力。
两者互为因果，互相缠绕，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衍生出种种乱象。
日前，辽宁、吉林等地一些粮库和粮商相互勾结、用陈粮顶替新粮、恶意套取差价补贴等问题被央视曝光后，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4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批示彻查中储粮“以陈顶新”事件。
这并非中储粮首次引起总理震怒。
早在1998年5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安徽考察某粮库的时候，看到粮库满仓，但实际上，这些粮食全部都是连夜赶运来的。
事实上，近年来，个别地方粮库滋生“硕鼠”，在社会上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鼠患”成灾，已让粮食储备制度走样变味，人们不禁发出疑问：我们的“粮心”到底怎么了？“小马拉大车”的尴尬现状储备粮，对于国家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在我国，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对全国粮食储备工作进行统筹管理。
近年来中储粮的丑闻可谓接二连三：中储粮河南分公司被挖出110名硕鼠;中储粮黑龙江林甸直属库发生火灾;进口转基因油菜籽被大量掺入中储粮临储库存。
2013年9月，中央巡视组指出中储粮存在多个问题，2013年10月，中储粮董事长、总经理双双换人，新班子宣言对以陈顶新等行为“零容忍”、“坚决惩处”，并公布一系列制度和措施，但是漏洞依然存在，东北几个粮库以陈顶新案情的浮出水面，让中储粮上下前后约18个月的努力差不多付诸东流。
实际上，天量收储的粮食，要管好很难。
2014年，中储粮会同有关部门，全年累计组织完成政策性收购近1.25亿吨，按照2014年中国全年粮食产量60710万吨的数字计算，中储粮控制了全国近二成的粮食，如此庞大的体量在全世界也极为罕见。
管理这样天量的粮食，对于中储粮来说，可以用“小马拉大车”来形容。
一次冒死的开仓放粮
一次冒死的开仓放粮□ 孙建人王祖远“文化大革命”前，国家的储备粮，主要囤积在全国基层各区县的粮库。
“为随时应付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侵略”，中央规定，基层一级政府对这些储备粮只有看护的义务，无丝毫动用的权力。
这项义务，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如有违反，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可是，在当年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中，为了尽可能多地从死神手中夺回普通百姓的生命，重庆一些基层共产党员干部，不惜冒着丢乌纱帽甚至坐牢的危险开仓放粮，形成建国以来首例“开仓放粮案”。
恶噩频传：水肿病大爆发1960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一)，重庆城区以东76公里，紧傍长江的川东产粮大县长寿县城里，在这春节前10天，竟然看不见多少喜庆气氛。
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在明急匆匆来到县委，推开县委第一书记纪俊仪的办公室门，劈头就喊：“纪书记，这几天渡舟区死了500多人!”纪俊仪闻讯后立即驱车渡舟区。
事情立刻明了——离区委不远的孙家，就横卧着两具尸体。
死者刚刚抬出来，还来不及掩埋。
死者穿戴并不算太破，但面容出奇的枯萎，四肢也是枯萎得仅一层皮包着骨头。
纪俊仪一看就知道，这是因水肿病致死的。
到渡舟区的徐家坪——一个离县城不远的生产队，又见到几具尸体……这时，渡舟区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700多人。
死因几乎都一样：水肿病，且多是老人和强壮的男人。
长时间营养不良，腹部和四肢会肿胀，这是体内发出的警告，表示脏器已经衰竭。
到此地步，若不及时补充营养，脏器就会萎缩并丧失功能，最终导致患者死亡。
某医院曾解剖过一个水肿病患者尸体，其肝脏已变得只有拳头般大。
早在两个月前的1959年11月，长寿县就有人患水肿病、当时这种现象在大面积饥荒的四川并不鲜见。
日渐衰弱而又无粮可吃的饥民把谷壳磨成粉、把野生蕨根和土茯苓挖出来磨成面……但凡能想到的无毒的可以吃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弄来填进了肚子，还是没有遏止住水肿病蔓延的势头。
到了l2月，长寿县数十万人中已有相当多的人得了水肿病，在今天有案可稽的，是县志上记载的9万多人。
1959～1961年四川的粮食外调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四川的粮食外调作者：宁志一来源：《四川党的建设》2008年第11期人为的原因和自然灾害的原因，导致了1960年至1962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
中央从一些省区紧急调运粮食解决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辽宁等重工业省的粮食供应问题。
四川是当时执行中央的决策最为坚决，粮食调出最多的省份，四川人民也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从1959年开始，四川的粮食外调数额开始大幅度增加。
1959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财贸书记会议确定，1959年7月至1960年6月全国除北京、天津、上海、辽宁、青海5个省市外，均有粮食调出任务，总计调出222.5亿斤。
中央要求四川调出数为58亿斤，实际调出数量为48亿斤，四川占全国各省区粮食调出总量的22％。
从1959年到1960年四川的调出粮食无论是占全国各省区粮食调出总量的比例还是绝对数额，都占第一位。
四川大幅度增加调出粮食的数额是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实现的。
1958年，全川粮食获得普遍丰收。
从1959年起，四川局部地方粮食生产下降，出现缺粮的情况，此后两年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四川全省粮食产量急剧下降。
1959年至1961年3年时间，四川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平均递减19.9％。
人均占有粮食逐年下降，由1958年的636斤降至1961年的358斤；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粮食调出数量大幅度增加，因此四川省委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以保证四川外调粮食任务的完成。
一是提高征购数额，压低城镇的口粮标准。
上个世纪50年代，四川和全国一样，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对农民的粮食征购已经处于一种高额的状态。
但从1959年开始，为了保证粮食调出任务的完成，不得不进一步加大粮食征购的力度，由1958年前的30％左右，提高到1959年的48.9％，1960年的46.2％，1961年的38.8％。
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征购数额的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降低农村留粮来完成的，农村人均留粮锐减，1959年至1961年分别为原粮278斤、260斤和258斤。
李井泉的人生哲学及其现实意义
006李井泉的人生哲学及其现实意义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 [1]。
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李井泉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生理想李井泉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唱凯镇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乡村知识分子，从小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教育下，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于15岁考取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在学校就读期间，他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阅读大量的进步期刊，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南昌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南下路过临川城休整，作为年方18岁的李井泉毅然放弃学业、投笔从戎，从此义无反顾的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道路。
跟随起义部队南下后，国民党对起义军进行了包围，不久李井泉与大部队失去联系，他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仍然坚持开展艰苦的武装斗争，坚定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念，奠定了其政治思想走向成熟。
1930年春，李井泉因组织安排派往红四军前委送密信，被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看中，对他说：“你很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作政治工作，希望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深入实际，深入基层与士兵共甘苦，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工农大众。
”[2]最后他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个月，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使自身政治理论素养和军事指挥才干显著提高，开始逐渐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
从1933年初夏至1936年长征胜利，李井泉曾三度遭贬，先后在一、四、二方面军工作期间坚决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作斗争，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自抗日战争爆发到人民解放战争结束，李井泉奉命创建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保卫了晋绥根据地，解放了大西南，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建国后，李井泉担任四川省及西南地区负责人期间，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李井泉与四川调粮问题
李井泉与四川调粮问题李井泉与四川调粮问题石青虽然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在一些人心里还记得四川调粮引起的粮荒恶果。
有人把因此而饿死人的事情算到李井泉同志的头上。
这是不公平的。
1958年大跃进，人们的头脑都有些热。
当时到处放卫星，浮夸虚报，风气在全国形成，四川也不例外。
当粮食确实丰产得很多时，李井泉高兴地说：“粮食丰产了这么多，这粮库都来不及建啊！”他对浮夸虚报估计不足。
1960年夏天，一次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正在研究安排生活，说是半斤粮食农村里能不能保命？能不能还参加点劳动？结果，半斤粮食都很难安排。
根据当时的库存情况都安排不下去。
正在这个当中李先念打电话来，还要调一亿斤粮食。
李井泉让财办主任张韶方（后来是主管财办的副省长，也是我们山西人。
）跟李先念说，调一亿斤粮食，四川就要死多少人，你看他还调不调?张韶方就去接电话，李先念的态度很强硬，说：“死人也得调！”会场上所有的人听到这话以后，鸦雀无声，大家闷着抽烟，谁也不说一句话，闷了半个小时，散会。
李井泉说过：“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你调粮不跟我商量。
”也是在1960年夏天，总书记邓小平到四川传达中央一个文件，传达完了，吃完中午饭就要走。
当时，在省委办公大楼下边，临上车的时候，李井泉提出到机场送他。
他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我们四川的人要做出牺牲，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
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当时全国都缺粮的特殊情况下，中央出于无奈，没有办法的办法，才下死命令四川必须调粮，才说这样的狠话。
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措施。
这种特殊措施在当时情况下，全国一盘棋，不管是谁，都得执行中央的命令。
不管是李井泉还是王井泉，谁来当四川的第一把手，你能不执行吗？结果是，全国都有死人，四川死的人更多一些，损失更惨重一些。
在调粮问题上，李井泉服从中央的指示，调了不少粮食，照顾了全局，应该说是有功的。
但是，他对四川当时的情况底数不足，虽然从1960年初期，省粮食厅就开始给中央打报告，就开始反映缺粮的情况，但对于中央的指示李井泉同志还是咬着牙执行。
李井泉为什么成为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李井泉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李井泉为什么成为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李井泉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本文导读：这个人，名叫李井泉，江西临川人。
对“李井泉”这个名字，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熟悉，但在上个世纪绝对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主政四川时期，因一件事而成为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咱先来看看他的革命经历。
李井泉1909年生于江西临川，上中学时就参加了共青团，1927年南昌起义时，年仅18岁的李井泉，就组织了一支农民自卫队，找到朱德的部队，要求参加起义。
1930年，李井泉被派去中央苏区送信，毛泽东一见到他，就被这个聪明精干的小伙子吸引住了，一席长谈后，李井泉留了下来，成为毛泽东的办公室秘书长。
后来，李井泉又相继在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担任军政委、师政委，成为我军少有的在三大方面军都干过的高级将领。
朱老总评价他说：“政治军事皆能对付，是个精干人才。
”抗战爆发后，李井泉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8旅副旅长、政委。
请注意，在八路军的6个旅中，旅长、副旅长最低也是上将。
抗战胜利后，李井泉又担任晋绥野战军政委，司令是贺龙，从此两人开始了配合默契的搭档生涯。
(图：左二为李井泉)但新中国成立后，李井泉被派去大西南，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南局第一书记等职，离开了军队，成为封疆大吏。
也正是在主政四川时期，李井泉经历了一件让他备受争议的历史性大事，愧疚一生。
这件事很多年来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复杂，说起来也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四川自古以来都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民生富庶，新中国成立后，每年都在往外调粮，支援全国各地。
转折点，发生在1959年。
1959年，全国开始陷入灾荒，各地求粮的报告如雪片般飞到中央。
3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决定从四川调出55亿到60亿斤粮食，支援全国，李井泉作为四川负责人，当场表示同意。
但是，形势很快就超出了李井泉的预料，四川也开始持续干旱，当年粮食就骤减60多亿斤。
怎么办?李井泉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向中央反应，而是号召全省人民勒紧腰带，支援全国。
75年邓小平会上点名说下基层要吃哪个菜？,名人故事
精心整理75年邓小平会上点名说下基层要吃哪个菜？,名人故事,谈起毛泽东的日常餐饮，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四菜一汤”。
最典型的表述来自1968—1976年担任毛泽东家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
他说：“毛泽东主席餐桌上，我们经常见到是四菜一汤，山珍海味、海参鱼翅都没有，这四菜一汤就是百姓位党外喊。
人员决定的，只是觉得这家小饭店的口味主席会喜欢。
入座后，毛泽东掏出一包香烟，给陪同的同志一人发了一支。
同毛主席一起用餐，对县委领导来说还是第一次，总觉得有些紧张和不自然。
毛泽东却很随和，看看大家，他诙谐地笑着问：“今天谁请客？”陪同人员争着说：“我请客。
”毛泽东哈哈地笑着说：“还是我请客吧。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这顿午餐吃得很简单，主菜是豆花和回锅肉。
饭后，毛主席接见了服务员和厨师，并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谢意，他亲切地对大家说：“你们辛苦了。
”在外地视察，毛泽东吃饭也从不搞特殊，离开前一定付清钱和粮票。
1965年5月22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38年的井冈山茨坪，下榻于茨坪宾馆115“收离开井冈山，这可是纪律呀！”听了吴连登的这番话，雷良钊只好拿出发票，可是，开惯了发票的他，这次竟不知如何提笔填写。
吴连登提醒说：“交款人就写首长吧。
”雷良钊十分感动，他认认真真地在交款人一栏中写下“首长”二字，然后开出发票收据：住宿时间7天，每天伙食费2.50元，交粮票23斤，购大米款每斤0.12元，计2.76元，共计20.26元，交款人：“首长”。
只剩下棒子面窝头和熬白萝卜条招待周总理周恩来的工作餐很简单，主食经常吃些粗粮，副食一般是一荤一素一汤，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
他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
每次吃完饭，他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景。
1959年5月28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再次回南开视察。
参观到下午一点多，周恩来到教职工食堂吃午饭。
在这里，他用自己的行动为南开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增产节约课”。
“周总理来了！”这个消息使职工食堂的炊事员们又高兴、又窘急：那时候，“大跃进”的浪潮虽然还未退去，经济困难的阴影已经显现出来。
李井泉曾任四川省省长，后来官至副国级，毛主席评价：不懂得大公有私
李井泉曾任四川省省长，后来官至副国级，毛主席评价：不懂得大公有私展开全文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此后我党在四川分别成立了川东、川南、川西及川北行政公署，负责四川的行政事务。
1952年，川东、川南、川西及川北行政公署撤销，合并成立了四川省人民政府，李井泉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5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改称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李井泉也被任命为四川省人民委员会省长，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曾担任四川省省长的李井泉。
李井泉出生于1909年，江西临川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组织了南昌起义，李井泉也带领队伍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在起义遭受挫折后随起义队伍南下，到达广东一带，在广东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后来李井泉北上，进入中央苏区，此后他留在中央苏区，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并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跟随红一方面军参加了长征。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李井泉调到红四方面军。
1936年，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军团以及红六军团会师后，红二方面军成立，此后李井泉又进入红二方面军，并跟随红二方面军顺利到达陕北，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李井泉都有精彩表现，他主要在晋绥军区以及晋绥分局工作，担任了晋绥军区政委等职务，为解放西北做出了卓越贡献，也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在成都解放之前，李井泉就奉命前往四川工作，配合解放军解放了四川。
四川解放后，我党在四川分别成立了川东、川南、川西及川北行政公署，李井泉就留在四川，进入川西行政公署任职。
此后李井泉陆续担任了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以及四川省省长等职务，长期负责四川以及西南局的工作。
四川虽然是盆地，却有成都平原，自古以来粮食产量丰富，有着“天府之国”的称号。
建国初期，四川的经济恢复很快，粮食产量相比之前的战乱年代也有所提高。
不过，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依然上缴了大量公粮，导致后来出现了挨饿的现象。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生平简介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生平简介李井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李井泉生平简介李井泉，是我国优秀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的一生原本应该是辉煌灿烂，受到国人追捧的。
但是在现在经历过大跃进运动的老人心中，李井泉是一个十恶不赦，罪大恶极，恨不能食其肉，饮其血的人。
李井泉出生于江西省，享年80岁。
他是家中最大的男孩子，因此担任了家中重体力活的主要劳力。
但他勤奋好学，努力上进，他父亲也望子成龙，故而坚定地将他送往学校念书。
他还参加“读书会”来讨论马克思理论等无产阶级知识。
他在1927年投身革命，最先参加了武昌起义，他负责鼓舞士气，振奋人心。
之后他在艰苦地区担任一系列书记、秘书长等职位。
他在1930年底，正式加入共产党，并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长。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无数投身革命并作出贡献的人，那么李井泉又是怎么被大众所知的呢?李井泉之所以出名，其实是因为大跃进时期得到所作所为。
在三年大饥荒时，他执掌四川，原本为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饿死超过1000万人，之后的浮肿病更是达到了53.97%的死亡率。
世人都道他是臭名昭著，但谁又知道他内心的苦楚和良苦用心呢!李井泉是有过大贡献的人，但是粮食丰富的四川饿殍遍地的现象也是事实。
李井泉这个人在后世所有中国人眼中只能说是毁誉参半。
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李井泉当时是四川省委书记，掌管者四川的民生、军政大事。
在此期间，他促成了宝成铁路、成昆铁路的建设，加快了四川省的经济发展，他开发利用水资源，使得四川的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还受到党中央的表彰。
就是这样一个于国于民都是功臣的人，竟然作出了将四川粮食调往外省，之后更是作废四川省的粮票这样的决定，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
当时全中国都陷在大跃进运动的后果中，又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北京、上海等政治经济重心粮食告急。
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
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
罗晓红
【期刊名称】《廉政瞭望》
【年(卷),期】2011(000)018
【摘要】在全国粮食告急的危急时刻，他含泪执行了中央的调粮指示，却致使四
川人民付出了沉痛代价；在中央总结经验和教训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声泪俱下，检讨还是不被通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说了话，他才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
【总页数】2页(P58-59)
【作者】罗晓红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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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厅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省级储备粮自主轮换储备管理实施细则》的
通知(粤粮调[2020]120号)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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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李井泉
毛泽东对李井泉关于老区贫农中农领导地位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井泉同志：丑灰电悉。
(一)几属已经平分土地，地主富农的封建经济基础已经消灭，只是尚不十分澈底尚须酌量调剂土地的地区，例如绥德黄家川那样的地区，即不应再去平分土地，只应采取合理的抽补办法，满足一部分农民土地尚感不足的要求。
在这样的地区再去平分土地是错误是。
你们现在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这类地区，只在农会内部组织贫农小组保障贫雇农利益，并在农会委员会中，在政权的代表会议及政府中，使贫雇农及新中农共占三分之二的位置，保障他们的领导权，同时使老中农占三分之一的位置，这样做就很好，很适当。
在这种贫农占少数新老中农占多数的地区也去组织贫农团，硬要指挥一切，这就是冒险的命令主义，是违反全国土地会议的路线的。
你们那里的工作团或工作组如果尚有这样做的，应当停止，将他们调回训练再去按照具体情况重新做。
(二)你们那里是否有介乎新区与老区之间的半老区，即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得像老区那样澈底，但比完全没有解决或大体上没有解决的新区要好些，或好得多的那种地区，那里的工作方针应当比老区新区都有所不同，望你加以研究，并将结果电告。
毛泽东丑皓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附：李井泉关于老区贫农中农领导地位问题的报告*(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毛泽东：关于老区贫农与中农领导地位，应占的比例，我们根据蔡家崖自然村中农积极分子座谈，及我们研究意见，报告如下。
(一)蔡家崖，四八户农民中，老中农一六户，新中农一七户，贫雇农一五户，大体约各占三分之一。
老中农中，有几户倾向富农，有几户同情新中农及贫雇农。
新中农则大部分同情贫雇农。
因为，感觉他们与贫雇农只是翻身时间迟早不同。
他们除土地稍多外，其他副业、家具、存物，均赶不上老中农，因此，他们同样要求澈底翻身。
尚未翻身的贫雇农，过去，确因清算关系不多，且在少数干部包办领导时期未加照顾，部分老中农亦看他们不起。
因此，贫农小组的组织，感觉很迫切。
致李井泉并陈正人（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
作者： 毛泽东
出版物刊名： 党的文献
页码： 35-38页
主题词： 同志;调查;星期;省委
摘要：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并转简阳平泉公社陈正人同志：陈正人同志五月一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
再去筒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
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
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
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
查处整改齐发力 守好“天府粮仓”——四川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专题查处整改齐发力守好“天府粮仓”——四川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文侯荣曹冲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粮食购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环节。
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
四川是全国粮食主产区之一，也是粮食消费大省。
截止6月初，四川麦收基本结束，平均亩产预计突破300斤，夏粮丰收增产形势喜人。
近年来，四川省纪委监委深入贯彻落实保障粮食安全的总体要求，全领域严惩粮贪、全覆盖督促整改、全方位推进治理，持续推动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走深走实，为守好“天府粮仓”贡献纪检监察力量。
深挖彻查，严打“硕鼠”形成震慑守护“天府粮仓”，就是守护四川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大局。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四川省纪委监委成立工作组，抽调人员组成工作专班，建立纵横贯通的工作协调机制。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室组地”联动，专项监督、巡视巡察同步推进，深挖细查各类问题线索，为案件查办打下坚实基础。
“三倒拐粮库与某一大米加工厂的业务往来异常频繁！”“高于市场价购入，低于市场价卖出，这明显不符合逻辑。
”去年底，宜宾市翠屏区委第三巡察组进驻区粮食物资储备中心开展巡察“回头看”时，发现三倒拐国家粮食储备库粮食购销中存在不少异常情况。
进一步核查发现，三倒拐粮库副主任肖体常此前在孔滩粮库工作时，孔滩粮库便与该大米加工厂业务来往频繁，2019年肖体常调任三倒拐粮库副主任后，该工厂业务便又延伸至三倒拐粮库。
线索指向了肖体常，区委第三巡察组将该问题线索移交区纪委监委处置。
2021年12月，肖体常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经查，肖体常伙同他人套取收粮款，为他人在采购价格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巨大。
今年3月，肖体常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专案组顺藤摸瓜，以肖体常案为突破口，三倒拐粮库党支部书记蒋某某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其他11名相关人员被立案查处。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我们坚持以腐败问题为切入点，以查办案件为突破口，‘零容忍’严查严处粮仓‘硕鼠’。
“开仓放粮第一案”真相调查
摘要：来重庆市长寿区之前，记者期待还原一个大饥荒年代动人的“开仓放粮”故事。
(南方都市报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纪俊仪1956年5月至1967年2月任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
1960年底，重庆市粮食局关于停止农村粮食供应的报告。
1960年3月，张开华任书记的双龙党委批判“私分国家粮食”。
长寿档案馆中现存的纪俊仪1988年口述资料。
1961年，重庆市汇总各区县肿病发病人数及死亡人数。
来重庆市长寿区之前，记者期待还原一个大饥荒年代动人的“开仓放粮”故事。
某杂志去年刊发了一篇题为《一次冒死的开仓放粮》（作者孙建人、王祖远）文章，讲述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在“三年灾害”期间，抵制左倾路线，为挽救更多人生命，冒着丢乌纱帽甚至坐牢的危险开仓放粮，形成新中国首例“开仓放粮案”：纪俊仪等各级干部一直在努力防止水肿病的恶性发展，在得知饿死人的消息之前，就向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争取4000万斤的救济粮，在遭到重庆市相关部门领导的阻挠后，救济粮在1960年农历正月初二下发，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生命，而原长寿县双龙区委书记张开华，更在除夕夜开仓放粮300万斤，事后受追查时，纪俊仪以“县委”名义为其承担了责任。
这篇稿子经由众多纸媒转载，更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开仓放粮第一案”的说法，最早可追溯到2003年，重庆《红岩春秋》杂志刊发孙建人文章《1960，开仓放粮赈灾民》，内容与上述文章大同小异。
在纪俊仪的老家长寿，该文成为老干部热议的焦点。
当地党史办为此还接到老干部数千言来信，认为文章失实。
“这是假的，不存在。
”1960年任长寿县粮食局秘书股股长的张开金对记者说，当地有好多人议论，说这是给纪俊仪竖碑立传。
有老干部特地向他咨询，是否确有冒险“开仓放粮”之事，也有人希望他写文章说明此事，但他一直没有写。
(南方都市报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事情由此变得复杂。
【历史故事】难忘的“七千人大会”
【历史故事】难忘的“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l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
四川绵阳地区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44人，当时由中共绵阳地委第一书记李林枝、地委书记范艾带队。
当时我认为自己年纪轻、资格嫩，做梦也没想到我能有幸参加这样的重要会议。
我听到这个喜讯后，心情非常激动，竟然兴高采烈地跳了起来，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
到达北京后，中央对我们非常关怀，考虑到我们绝大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来京，还专门给我们安排了四天的时间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
“七千人大会”的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和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之中。
大会没有什么开幕式，主要以学习文件和分组讨论为主。
首先讨论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书面报告，并联系实际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修改意见。
经过与会者反复讨论和修改，最后形成《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给大家。
刘少奇同志在肯定了几年来取得成就的前提下，初步总结了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
刘少奇同志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除天灾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的。
同时，对整个建设事业的发展，也要求过高过急，从而加重了国民经济的困难。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强调了对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负次要责任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
我们省以下的各级党组织不是没有责任，我们县一级党委，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有自己的一本账。
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
下午2时，大会开始。
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会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参加会议的同志大多数是第一次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会议，心中多少有些激动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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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泉与四川调粮问题
李井泉与四川调粮问题
石青
虽然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在一些人心里还记得四川调粮引起的粮荒恶果。
有人把因此而饿死人的事情算到李井泉同志的头上。
这是不公平的。
1958年大跃进，人们的头脑都有些热。
当时到处放卫星，浮夸虚报，风气在全国形成，四川也不例外。
当粮食确实丰产得很多时，李井泉高兴地说：“粮食丰产了这么多，这粮库都来不及建啊！”他对浮夸虚报估计不足。
1960年夏天，一次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正在研究安排生活，说是半斤粮食农村里能不能保命？能不能还参加点劳动？结果，半斤粮食都很难安排。
根据当时的库存情况都安排不下去。
正在这个当中李先念打电话来，还要调一亿斤粮食。
李井泉让财办主任张韶方（后来是主管财办的副省长，也是我们山西人。
）跟李先念说，调一亿斤粮食，四川就要死多少人，你看他还调不调?
张韶方就去接电话，李先念的态度很强硬，说：“死人也得调！”会场上所有的人听到这话以后，鸦雀无声，大家闷着抽烟，谁也不说一句话，闷了半个小时，散会。
李井泉说过：“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
院，你调粮不跟我商量。
”
也是在1960年夏天，总书记邓小平到四川传达中央一个文件，传达完了，吃完中午饭就要走。
当时，在省委办公大楼下边，临上车的时候，李井泉提出到机场送他。
他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我们四川的人要做出牺牲，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
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
当时全国都缺粮的特殊情况下，中央出于无奈，没有办法的办法，才下死命令四川必须调粮，才说这样的狠话。
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措施。
这种特殊措施在当时情况下，全国一盘棋，不管是谁，都得执行中央的命令。
不管是李井泉还是王井泉，谁来当四川的第一把手，你能不执行吗？结果是，全国都有死人，四川死的人更多一些，损失更惨重一些。
在调粮问题上，李井泉服从中央的指示，调了不少粮食，照顾了全局，应该说是有功的。
但是，他对四川当时的情况底数不足，虽然从1960年初期，省粮食厅就开始给中央打报告，就开始反映缺粮的情况，但对于中央的指示李井泉同志还是咬着牙执行。
经反复研究讨论，省委最后还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只有再调“死角粮”，从川东北和交通不便的通南巴地区往外调。
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
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调粮。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央从四川调出粮食有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
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李井泉成了四川“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四川民间甚至传说，李井泉“为了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
而事实是：李井泉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调粮与他当政治局委员没有因果关系。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对于调粮问题做了检讨，但一直过不了关。
李井泉作为一个老干部，他始终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央。
他没有说“我没有办法，这是中央下的命令。
”他始终没有说这个话，我觉得他的这个风格够高的。
一方面，他没有把责任向中央推，他的检讨中也没有痛痛快快地承担责任。
他感到委屈，他的内心处在矛盾的斗争中。
我不检讨不行，检讨了推给中央也不行，让我一个人承担也不是这么回事。
据陈秘书回忆，李井泉在第二次检讨的前一个晚上，一夜没有睡觉，一直在北京饭店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几次推开秘书的屋门，与他商量：“大家意见很多，还检讨什么呢？调粮的问题，不是已经检讨了吗？还不行啊？”看上去他很为难。
这个责任究竟由谁来负？他没有把责任推给中央，但由自己承担一切，内心也有委屈。
李井泉代表省委第二次作检查是在虎坊桥附近的北京工人俱乐部进行的。
时任总书记邓小平亲自莅临四川组的会议。
李井泉很沉痛，声泪俱下。
他仍旧是检讨自己对下边的情况了解不够，应当承担责任。
李井泉检讨后，邓小平非常简短地讲了几句话：“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
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调粮调的多了些，四川死人死的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
”
从这次会议后，四川的同志们心里就有数了，调粮多责任不完全在李井泉，中央也有责任。
大家心里绷着的弦放松下来，情绪也缓和多了。
四川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也是人口最多的省份。
四川解放后，即担负起支援西藏和完成国家上调粮食的沉重任务。
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刻，四川人民靠坚实的双肩挑起了“调粮”、“还债”两副重担。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全国解放后的12年当中，中央从四川调粮共计364亿斤，为外调粮食最多的省份。
其中: 1950～1952年调粮14.88亿斤；
1953～1957年（即一五期间）调粮162.72亿斤；
1958年调粮39.6亿斤；
三年困难时期调粮147亿斤。
也就是说，在12年当中，四川人民提供了几乎全国城
镇人口一年的口粮。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1999年夏，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为了弄清李井泉的一些情况，曾与李井泉的五儿子再望通电话，当谈到四川调粮问题时，毛毛告诉再望：“我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老爷子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
”
50年前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现在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
他非常感慨地告诉笔者：“最近，我看了电影《集结号》，很有感触。
为了保证大部队的胜利，谷连长带着一个连坚守，打阻击战，不吹集结号，就永远不准撤下来，结果全连的战士都牺牲了……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普遍缺粮的特殊情况下，中央出于无奈，才下了四川必须调粮的死命令。
四川调粮，就像打了一场阻击战，四川做出局部牺牲，却保证了全国平稳地渡过难关。
”
50年前，为了使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尽快跨越艰险，勤劳坚忍的四川人民顾全大局，做出最大的牺牲，无私地支援了全国。
而当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来自华夏大地每个角落及旅居海外的同胞兄弟，都向四川人民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历经60年的风风雨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已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坚不可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