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制度浅谈
20世纪前期之买办制度论析_杨宇辰
第29卷 第4期2010年12月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J OURNA L O F EAST CH I NA I N ST I TUTE O F TEC HNOLOGY V o l 29 N o 4D ec .2010收稿日期:2010 06 03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05JA710009);江西省重点学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资金支持。
作者简介:杨宇辰(1976 ),女,河北张家口人,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20世纪前期之买办制度论析杨宇辰(南昌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系,江西南昌330099)摘 要:20世纪前期,外国资本主义和买办这一对合作伙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博弈,逐步将买办的无限保证责任制度、买办的基本职责、买办的职业报酬制度和外商对买办的庇护制度等买办制度的基本内容加以强化和完善,达到了更好的双赢效果;外商尝试对买办制度进行了局部改良,但不表明买办制度已经衰落,由于中国市场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买办制度此时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买办制度在这一历史时期最充分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面临着盛极而衰的命运。
关键词:经济史;买办制度;20世纪前期中图分类号:K 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3512(2010)04 0321 07买办 一词系借用旧称,在我国明代指专司宫廷供应的商人。
但它一度成了 极不光彩的帝国主义的奴才和爪牙的通称 [1],有的学者提出 对买办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职业买办。
[2]笔者认为,买办的活动相对封闭,大多局限于经济领域,对买办的界定应以其经济职能和职业属性为界。
因此,本文对买办的研究基于这样的理解:近代史上的买办是在保证责任制度下,根据与外商订立的契约,居于外商与华商之间,以外商的名义与华商交易,从外商取得薪金,从卖者(可以是外商,也可以是华商)取得佣金,并为自己的业务活动对外商负无限经济责任的一种职业,兼有外商雇员、担保人、代理人和独立商人四重身份。
重新认识中国近代买办(历史论文)
重新认识中国近代买办[摘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而且曾扮演过很显眼的角色。
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买办曾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华进行经济活动的桥梁，但任何新生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也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的变动，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 买办；经济近代化；社会关系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老资格的角色，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他们的活动历久不衰，不象洋务运动到十九世纪末叶已近尾声；也不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仅仅是昙花一现。
甚至到大陆解放后，买办出身的人，在台湾还身居高位[1]——他们的存在和活动的时间是很长的。
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活动的踪迹。
在中国近代历次重大的政治事变中，他们也曾扮演重要角色。
依托于外国强大的侵略势力，他们的触角既伸向地主、豪门和权贵，也伸向工人和农民——他们的活动空间是很广的。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他们曾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桥梁。
它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卵翼下产生的，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一定的反动性。
但我认为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都有其生存的土壤，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它并不是反动透顶，不能将其一棍子打死。
应该说，买办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主义的坚冰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一道瓦解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结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其社会影响不容忽视。
一外国资本主义为了强迫输入鸦片，进行经济侵略，不惜以大炮打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
外国侵略者虽然暂时取得了军事胜利，但爱国的中国人民是不甘心的，他们要抵抗，要斗争。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解读买办制度
的价格机制上 ．而 只能置于或者说嵌入在社会结构 中，交易大多
外 国商人希望通过 买办嵌入封闭性网络。 因此 ． 雇佣买办 ， 外
发生在族人、亲朋 、乡里和熟人等封 闭和半封闭的网络 中间 ，依 商首先会要求其拥 有便 于交 易的社会网络 ． 以作为局内人动 员 可
了进 八障碍和风 险控制 的问题 。回顾这段 商业制度 史，对 于 当代商业制度 的创新仍具有重大意 义。
（ 关键 词】 买 办制度 社 会 网络 信息 风 险控 制
买办制度是近代 中国一项独特的商业制度 ，它推动 了我国新 用交易网络 中的社会资本来保障交易 。 式商业的产 生。以往对买办制度的研究 多侧重于在政治维度 下的
赖于个人信誉、亲朋网络 、乡里关系 ．以及私人友谊等社会机制 网络 中的社会资本。而外国商人则为其提供条约制度的庇 护及其
来调节 ．交易信息和交易信 用也 都被锁闭在这些网络中。我们把 他 的 一 些 便 利 。 这种个体问交易类型界 定为一种建构在关系基础上 的、弱替代性 在买办制度早 期 ．由于市 场发育程 度低和相 关制度 （ 例如 的、封闭性的、特殊主义取 向的 人格化交易 ，它大大不同于资 外商 内地权 的限制 ）及社会结 构的制 约 ．洋行 急需通过 买办解 本主义抽象性基础上的 、强替代性 的、开放性 的、普遍主义取 向 决市 场进入 和市 场扩大 的问题 。例 如 《 州志 ・ 宁 土产 》记 载 ．
当时 的 交 易 规 则 拟对 买 办 制 度做 一 经 济 解 读 。
通过 嵌入 经济活动过程产 生了信任 控制了各种 内生的交 为社会资本 。科尔曼曾对社会 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经济性功能做 过
浅析买办商人与近代企业制度变迁
试析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制度之成熟_杨宇辰
１２商业时代 （原名 《商业经济研究》） ２０１１年１３期买办制度的定义“买办”一词一度成了“极不光彩的帝国主义的奴才和爪牙的通称”（黄逸峰等，１９８２），有的学者提出“对买办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职业买办”（聂宝璋，１９７９）。
笔者认为，对买办的界定应以其经济职能和职业属性为界。
因此，本文的研究基于这样的理解：近代史上的买办是在保证责任制度下，根据与外商订立的契约，居于外商与华商之间，以外商的名义与华商交易，从外商取得薪金，从卖者（可以是外商，也可以是华商）取得佣金，并为自己的业务活动对外商负无限经济责任的一种职业，兼有外商雇员、担保人、代理人和独立商人四重身份。
所谓买办制度，并非指由政府颁布或规定的成形的规章制度，而是在外商雇用买办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得到多数买办与外商默认的一套合作方式。
具体到每一时期、每一位外商与买办之间合作的方式、程试析二十世纪前期买办制度之成熟■杨宇辰（南昌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系 南昌 ３３００９９）▲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０５ＪＡ７１０００９）江西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资金支持◆中图分类号：Ｆ７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内容摘要：２０世纪前期，外国资本主义和买办这一对合作伙伴在利益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博弈，买办制度经过微调和发展，逐步将买办的无限保证责任制度、基本职责、职业报酬制度和外商对买办的庇护制度等买办制度的基本内容加以强化和完善，取得更好的双赢效果，使买办制度达到了成熟。
文章认为对买办的界定应以其经济职能和职业属性为界，所谓买办制度，并非指由政府颁布或规定的成形的规章制度，而是在外商雇用买办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得到多数买办与外商默认的一套合作方式。
关键词：经济史 买办制度 ２０世纪前期度都不尽相同，因买办的地位、外商的种类和合作的具体情形而定，由他们签订的雇用合同作具体规定。
到了２０世纪前期（本文所指的“２０世纪前期”主要是１９００－１９３７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和买办这一对合作伙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博弈，逐步将买办的无限保证责任制度、基本职责、职业报酬制度和外商对买办的庇护制度等买办制度的基本内容加以强化和完善。
买办制度浅谈
买办制度浅谈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今天千姿百态的21世纪，历史的河水汩汩流淌了几千年，在这悠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多少历史的嬗变，朝代的更迁。
君王远去了一代又一代，臣民更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少阶层勃然兴起，繁华之后又销声匿迹，堙没在时间的潮水里，仅留下几页宣纸的回忆。
在离我们不远的中国近代——清朝末年凌乱而又凄惨的社会中行走着这样一个阶级：买办。
这个名词大家都不陌生，可熟悉的名词背后隐藏的那段历史却鲜为人知，因此我想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买办做一个浅谈。
论述未始，概念先行。
究竟何为买办，《辞海》里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买办亦称“康白度”（葡comprador）。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
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
在我国，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
“买办”一词，明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清初专指为居住广东商馆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买人或管事人。
鸦片战争后，废止公行制度，外商乃选当地中国商人代理买卖，沿称买办。
其性质既是外商的雇员，也是独立商人。
嗣后，外商为了减少买办的中间佣金，逐渐采取与中国人直接交易的方法，买办遂转化为单纯的外商雇员，称“华经理”或“中国经理”。
可见买办一职早就有了，只不过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它有着不同的社会职能。
可为什么在中国近代“买办”会忽然兴起并迅速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呢？原因几何，个人做出了如下分析：中国近代时期，英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多年的海外殖民和扩张迅速崛起，超过了闭关锁国多年的清王朝，渴求并觊觎中国丰富的物产和原料以及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心之所向，剑之所至，贪婪的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迈开了殖民中国的第一步，一开始列强们兴奋难耐激动不已，可很快狂热的心就凉了一半，因为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旧中国，他们千辛万苦、漂洋过海运回来的商品根本就开不开销路，再加上语言不通，风俗各异，商业规则不尽相同，因此开拖市场的难度可想而知。
中国近代以来买办的作用与评价探析
77中国近代以来买办的作用与评价探析赵晓搏作者简介：赵晓搏（1996—），女，满，河北承德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吉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000）摘要：买办这一职位由来已久，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买办的职权与其兴起的原因密不可分。
西人来华，言语不通，且中国各地风俗各异，并对中国货币制度不了解，因此疏通言语，理清货币，通晓风俗即为买办兴起的原因也为其职责所在。
近代买办是中西方贸易沟通的桥梁，买办在促进双方贸易发展的同时，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以及社会变革都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关键词：买办；近代；经济一、买办的由来与发展中国近代的买办是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为在中国顺利的进行贸易所雇佣的中间人或代理人。
在清以前，“买办”一词专指为宫廷和官府采买物品的商人。
清朝称之为“买办”的主要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工作于政府设置的公行中，并且专职服务于外来船只，为他们采购所需物品的人。
一种是工作于外国商馆管理总务中，主要职责是管理商馆中内部的一些事务的人。
西人“买办”一词见于西班牙语Comprardor ，在西班牙语中译为备办伙食之人，故译曰买办。
无论是中土“买办”一词，还是由外文转化而成的“买办”，从本质上说二者都是商人，只是一者充当宫廷和官府采买物品的商人，一者为服务于中西贸易间的商人。
“此为历史上之事实，而亦即华人与洋商相处，所以采用转手贸易法之由来。
”可见，“买办”一次源于商业贸易。
本文拟就近代以来买办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探析。
买办这一职位由来已久，近代以来不断发展，其权势与地位也从开始的仆役、雇佣逐渐聚敛财富，发展变为买卖的主人。
“昔之买办确乎为洋行之佣人或仆役；及夫商业既日有欣欣向荣之象，洋商与洋商之间彼此又自相竞争，于是各洋行之对于买办，渐假以自由行事之权。
”可见，买办的权力与商业贸易的发展关系密切，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买办的权力也随之逐渐增大。
中国早期买办经济分析
中国早期买办经济分析买办是指在近代中国从事经济活动的外商企业所延揽或雇佣的中间人或代理人，买办经济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一种特殊经济形势。
利用买办，外商能够实现他们在不平等条约中所不能取得的特殊权利。
本文针对辛亥革命之前的买办经济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以期客观公正地对买办经济和买办进行评价。
标签：早期买办经济分析近代中国外商在中国语言不通，信息不灵，不熟悉中国市场，复杂的货币与度量衡使他们头痛。
内地前来通商口岸的商人也“向不与夷商对手交易”。
此外，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农业和家庭手工相结合，也有力的阻碍着外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
外商不得不依赖一批特殊的中介人物，才能顺利地同中国商人做生意。
一、买办经济的具体内容1.买办经济制度的核心买办制度的核心是买办保证责任制度。
买办对于洋行业务的保证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首先，买办要有保证金和保证人担保，有时，对保证人还要求连环保，以便外商可以对保证者穷追到底，不致落空。
然后，买办对经手的买卖交易、银钱往来、保管的钱物以及他所雇佣的人员都得一一进行保证。
此外，他还得担保客户的“偿付能力”。
总之，买办对他经受的业务和雇佣的人员全部负保证的责任。
最重要的买办本身的信用担保问题。
交付巨额保证金是取得买办身份的重要条件。
买办所交纳的保证金往往成为洋行企业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垄断中国卷烟生产个销售近半个世纪的托拉斯—英美烟公司对买办经销商收取巨额保证金。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英美烟公司收取的保证金在1937年达到393万元，比当时她的主要竞争对手民族资本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重置资本350万元还要多。
事实上，有些洋行仅仅有一个空皮包和招牌，利用买办提供的保证金等，借水行舟，获得自己的开创资本。
这是在买办保证制度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原始积累。
2.买办制度的形成早期，买办在洋行中的职责主要限于行内琐务的管理。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与渗透日益加深，以及外商对买办越来越信任，买办的职责不断扩大。
关于近代中国“买办”历史作用的再认识
关于近代中国“买办”历史作用的再认识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近代史上的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的评价一直很低，有些研究者认为买办或买办出身的人充当了“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封建地主相互勾结的媒介”，并最终导致“官僚买办化和买办官僚化”局面的形成(黄逸峰：《旧中国的买办阶级》。
)，把它归结为一个“反动的阶级”。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买办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出现和存在，并不以某些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走向近代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因此，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将它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恰如其份地评价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
一有些研究者习惯把买办当作一种单纯的政治概念来使用。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人赋予买办以政治含义了。
他们将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两类不同的阵营，凡是同情或支持革命的，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凡是不支持或反对革命的，则称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
以后，“买办这个名词……，便被赋予广泛的意义，成为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奴才和爪牙的通称了”。
(黄逸峰：《旧中国的买办阶级》。
)凡是“为军阀向帝国主义借外债、买军火的经纪人，在帝国主义同反动政府之间担任穿针引线、谈判卖国条约的政客，以及贩卖帝国主义腐朽和反动文化的掮客，都称之为买办”。
(黄逸峰：《旧中国的买办阶级》。
)于是，盛宣怀、梁士治、王克敏、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这些本来跟买办职业无关的人，统统被圈进“买办阶级”的行列。
(黄逸峰：《旧中国的买办阶级》。
)很清楚，这种划分法在理论上缺乏根据。
实际上，买办是随着对外贸易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特殊职业。
人们当时选择或从事这种职业，首先是因为它与其他职业一样，能够提供谋生的手段，能够提供比较优厚的薪金等报酬，与卖国的勾当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早期对华贸易中，外国商人由于缺乏开拓中国市场的经验，况且又有语言、货币制度、风俗习惯等种种障碍，因而不得不倚赖买办的帮助或中介。
论买办
论买办买办是指1800年－1910年，帮助欧美国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
这类被外商雇用之商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也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双向沟通。
除此，这类型商人还可自营商铺，因此致富者颇众。
买办曾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是西方资本主义人侵中国的桥梁。
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的转化，曾经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动。
在近代商品经济瓦解中国这个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一直渗透到穷乡僻壤—他们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鸦片战争前后买办制度的变化有清一代的对外贸易, 在鸦片战争以前虽然经历了海禁时期(顺治元年—康熙二十二年)多口通商时期(康熙二十三年—乾隆二十二年)广州贸易时期(乾隆二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等阶段，但是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是闭关自守，重点放在防闲、防夷上面。
在清政府看来, 对外贸易可有可无，海关税收也是次要的, 。
但是既允许贸易(那怕是带有很大限制性的)，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货物买办、银钱收付、陆地居住、生活供应等问题，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语言隔阂、制度两岐、商情互异、货币不同的困难。
既要贸易，又要管理, 于是就出现了既是贸易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中间商人, 又是贸易管理中承上连下的环节人物—行商们、通事、买办、银师等。
这些人物在商业交往中各有其专职，但在监督外国商人方面又起着对官方保证，并又互相保证的作用。
行商是经过清政府核准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少数特权商人。
到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中国官方把保甲制度的成规施之于行商。
“行”与“行”互保，同行倒闭，各行行商负责分摊清偿；“行商”保“夷商”，夷商生事或拖欠税款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是所谓“保商制度”[1]。
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形成一个以监督外商为主要任务的错综复杂的保证系统。
自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以后，清政府为了达到闭关自守、防闲、防夷的目的，首先把对外贸易的渠道约束在广州这个窄狭的地区，然后又在这一“瓶颈”地带实行一套“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管理制度。
“买办”的由来
[键入文字]
“买办”的由来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外国在华洋行雇用中国人做他们的代理人，这些人被称为“买办”。
实际上，他们是专门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本国劳动人民，而自己从中发财的“国蠹”。
“买办”一词始于明代。
当时是指专司宫廷供应的商人。
后来，凡为政府从事采购的人员，都称为“买办”。
至清代，官宦家族的采购人员也都称为买办，后来还把买办一词当作招待外国商馆中办事人员的通称。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从雇用买办来进行侵略的活动中，得到了好处，便逐步使其制度化——买办制度。
从此，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人打交道都照例物色代理人，认为这是打开国家财源大门的“灵巧的钥匙”。
而买办在取得外商的信任后，利用外国资本主义的特权和影响，自己也经营工商业，取得直接剥削中国劳动人民的利润收入。
如叶澄衷、孔祥熙等都是由推销美孚煤油而积资巨万的买办商人。
买办和买办商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孕育、产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迅速发展，到19 世纪末，已经逐渐形成为一个阶级。
tips:感谢大家的阅读，本文由我司收集整编。
仅供参阅！
1。
【2017年整理】买办兴起的原因和社会地位的分析
买办兴起的原因及其社会地位的分析买办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将从买办的起源、买办的社会地位、买办兴起的原因、买办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买办的社会作用五个方面来对买办进行分析。
一、买办的起源买办作为一种职业名称并非始于近代。
但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这一词逐渐成为comprador（康百度）的译名，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明清时就已经出现了买办，最初他们多是供应宫廷、官府、官宦家族用品的采购商人。
《明会典》1598年（万历二十六）有“考顺假买办之名，杂然以金珠、宝玩、貂皮、名马进贡，帝甚以为能”的记录。
①到了广州十三行时期，由于清朝实行“以商制夷”的政策，买办成为公行制度的一部分，开始与夷商发生关系。
外商在华期间由于语言、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不同，在生活和生意等方面，必须需要人手做购买食品、推销物品、管理账房、银库保管等杂役工作。
如嘉庆年间，两广总督百龄就有言:“查夷商所需食用等物，因语言不通，不能自行采买，向设有买办之人，由澳门同知给发印照，近年改由粤海关监督给照”。
②在十三行制度下，买办必须经过官府的许可，获得执照之后才可充任。
这就使得早期的买办带有监视外国商人的色彩。
这就是公行制度下的买办，还是由官府许“保充”、“给予腰牌印照”的半官方职业，还没能转化成为具有近代自由个体意义上的、进而取代行商的“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商业居间人”。
③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实力增强，这种公行制度被打破。
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对于中国买办可以说是一个转折。
其中第五条规定:“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问例。
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其随意雇觅跟随、买办、通事均属合法。
中国地方官毋庸经理。
”买办从此成为自由身，变成了独立的个体。
1844年签订的《中美五口贸易章程》中进一步规定:洋商“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均属事所必需，例所不禁，应各听其便”。
这更巩固了买办自由人的身份，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与洋商打交道，其依附客体也逐渐由官府转向了洋商。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解读买办制度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解读买办制度买办制度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商业制度，它通过对传统的封闭性网络的嵌入，在现代市场体系缺位的情况下，解决了进入障碍和风险控制的问题。
回顾这段商业制度史，对于当代商业制度的创新仍具有重大意义。
标签：买办制度社会网络信息风险控制买办制度是近代中国一项独特的商业制度，它推动了我国新式商业的产生。
以往对买办制度的研究多侧重于在政治维度下的讨论，缺乏对其内部信息机制和约束机制的深入剖析。
本文结合当时的交易规则拟对买办制度做一经济解读。
一在鸦片战争前，我国统一的国内市场远未形成，商品生产不发达，自给性自然经济占有主导地位，不存在新式的资本主义商业。
价格机制调整分散的经济活动的作用有限，其作为市场交易中的通用语言的信息功能也无从发挥，人们无法依靠价格所传输的供求、生产和技术信息来指导交易行为，市场交换只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补充。
这种市场状况直接制约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
而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型构的法权体系也对侵入的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强烈的排异反应,体现着浓厚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色彩的传统法律体系不能支撑起一种对称的权利义务格局，自愿平等的市场交易无法籍此开展。
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又具有关系本位的特征,人们普遍重视的是亲族、乡里、朋友和熟人等关系网络。
正是由于市场发育远不成熟，交易行为无法建立在非人格化的价格机制上，而只能置于或者说嵌入在社会结构中，交易大多发生在族人、亲朋、乡里和熟人等封闭和半封闭的网络中间，依赖于个人信誉、亲朋网络、乡里关系，以及私人友谊等社会机制来调节，交易信息和交易信用也都被锁闭在这些网络中。
我们把这种个体间交易类型界定为一种建构在关系基础上的、弱替代性的、封闭性的、特殊主义取向的、人格化交易，它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抽象性基础上的、强替代性的、开放性的、普遍主义取向的、非人格化交易类型。
二西方商业资本大规模侵入中国后发现，中国特殊的市场结构以及受社会结构制约的交易规则顽强地阻遏着他们进入初级市场。
重新认识中国近代买办(历史论文)
重新认识中国近代买办[摘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而且曾扮演过很显眼的角色。
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买办曾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华进行经济活动的桥梁，但任何新生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也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的变动，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 买办；经济近代化；社会关系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中是一个老资格的角色，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他们的活动历久不衰，不象洋务运动到十九世纪末叶已近尾声；也不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仅仅是昙花一现。
甚至到大陆解放后，买办出身的人，在台湾还身居高位[1]——他们的存在和活动的时间是很长的。
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活动的踪迹。
在中国近代历次重大的政治事变中，他们也曾扮演重要角色。
依托于外国强大的侵略势力，他们的触角既伸向地主、豪门和权贵，也伸向工人和农民——他们的活动空间是很广的。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他们曾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桥梁。
它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卵翼下产生的，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一定的反动性。
但我认为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都有其生存的土壤，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它并不是反动透顶，不能将其一棍子打死。
应该说，买办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主义的坚冰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一道瓦解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结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其社会影响不容忽视。
一外国资本主义为了强迫输入鸦片，进行经济侵略，不惜以大炮打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
外国侵略者虽然暂时取得了军事胜利，但爱国的中国人民是不甘心的，他们要抵抗，要斗争。
明代买办制度
明代买办制度
在明代，买办制度是一种独特的官员选拔制度。
这种制度主要是通过财政上的考核来选拔官员。
买办官员需要缴纳一定的银子，同时也需要有一定的财产和财富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忠诚度。
这种制度的出现，一方面缓解了明朝士族对官员的垄断，另一方面也鼓励了商业发展和对外贸易。
但是，买办制度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贪污腐败、官商勾结等问题。
在明朝末期，买办制度逐渐消失，但其对中国商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仍然存在。
- 1 -。
史学界对“买办”评价的变迁
史学界对“买办”评价的变迁晚清时上海的汇丰银行大楼“买办”一词，国人肯定不会陌生。
但能确切说出该词具体含义的人，恐怕也不多。
简而言之，买办乃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职业，他们同外商订立契约，交纳保证金，以外商名义和华商做生意，从中赚取薪水及佣金。
自清末诞生之日起，买办这个特殊群体即饱受非议。
其后世形象，可谓大起大落。
与买办群体同时代之人，大多对买办持否定立场买办主要存在于清末民初。
同时代之人，对买办群体大多持否定看法。
林则徐：买办等本系汉奸晚清时，国人在“华夷之辨”的观念下，极瞧不起帮洋人做事的买办群体，称他们为“二毛子”或“洋奴”，林则徐甚至说过“买办等本系汉奸”的话。
经济上富起来的买办，为提高社会地位，大都花钱捐官，如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等，都捐得道台头衔。
20世纪初，买办们开始自称华经理，以摆脱买办这个惹人厌恶的名号。
①陈独秀：买办帮着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买办之一受以上社会观念的影响，早期研究买办的学者，对买办多无好感。
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的买办，只能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希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
不久后，瞿秋白较早地使用了“买办阶级”一词。
马寅初：买办的存在有客观原因，但“害多利少”此外，1923年，马寅初在一次演讲中，很准确地指出买办存在的原因：“中外通商，语言不同，习惯各异，不得一能代表两方意思者，介于其间，欲求交易之成，必不可得”，但在他看来，买办制度“害多利少”。
②沙为楷：买办使中国的工商业凋零1927年，沙为楷著《中国买办制》一书，持相同观点，且列举买办在外交、内政、国政、工商业、经济5个方面的危害。
如外交方面，在国人抵制日货、英货时，买办代日人、英人出面，销售商品，此种买办“缺乏爱国热心”，甚至是“国家之蝥”；又如工商业上，外商原有优势，加之买办“随时参谋指使”，使“我国之工商业日渐凌夷，外商之经营日渐隆盛”。
买办阶级
买办阶级对中国的影响买办制度是外国侵略中国的产物。
买办是指1800年代－1910年代，帮助欧美国家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1840一1912年)是买办阶级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
买办阶级的形成过程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的深入是一致的，买办和买办商人就是从鸦片战争时开始了。
(1912一1927年)是买办阶级的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正处于从袁世凯开始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扩大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使中国沦为它们巩固的半殖民地的时期。
首先，买办阶级为了适应帝国主义扩大商品输出和搜刮资源的需要，扩大了买办队伍。
其次，为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买办阶级还在中国建立和发展了一个金融控制网。
他们除了为在华外商银行垄断中国国际汇兑，操纵中国对外贸易和控制金融财政等效劳外，还和帝国主义银行财团合作开设银行，经营军阀政府外债和吸收军阀官僚私人存款的业务，买办阶级凭借比较集中的金融资本，控制了全国很大一部分工商业，并在财政上支持军阀政权，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金融财政的中心支柱。
帝国主义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发展，从控制中国商品和原料市场进而控制金融财政，买办阶级也从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发展，通过金融资本，在全国范围内操纵工商业。
帝国主义不仅要求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还要从政治上控制中国，买办阶级也争取部分地和一定程度地参与军阀政权，积极干预政治，破坏中国人民革命，第三阶段(1927一1949年)是买办阶级发展到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
它发展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1927年夏季，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建立了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联合的反动政权，买办阶级由此不仅直接操持了全国性的国民党政权，也控制全国性政权。
买办阶级的全部活动自始至终都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它在经济上代表旧中国落后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它向帝国主义在旧中国开辟并发展了一个商品推销网、原料收购网和金融控制网，通过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搜括原料和操纵金融，使自己的利益完全依附于、服从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利益。
鸦片战争前买办和近代买办阶级的产生——陈诗启
鸦片战争前的买办和近代买办阶级的产生陈诗启一、鸦片战争前的买办中国的买办，大概起源于明代中叶葡萄牙商人东来之后。
葡萄牙商人在16世纪初年(明正德、嘉靖年间)就在中国沿海开始活动。
1535年(嘉靖十四年)，他们贿赂了明朝的腐败官员——都指挥黄庆，窃据了广东壕镜(澳门)。
自是，壕镜地方，“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
到了17世纪10年代(万历后期)，他们又在壕镜筑城，“聚海外杂番，广通贸易，至万余人”①。
从此以后，他们以澳门为基地，独占中国沿海贸易达七八十年。
葡萄牙商人在这期间，大肆骚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人民对此非常鄙憎，所以“华商之正直而有体面者，皆不乐与晋接”。
但他们既“寄踪于中土，其日用所需之糗精等，势不得不取给于中国。
不得已，乃雇华人为之居间，以洋货携赴内地，易粮食而回。
此等华人类皆郁郁不得志或贫而无聊之徒”②。
这些“居间”的华人，当时葡语称为Comprar(意即采办)。
英语作Compradore，_____________________①《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②《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即从Comprar转化而来①。
由此看来，在中国最早使用买办的，当是葡萄牙人。
英人包培和一些日本著作把葡萄牙和西班牙混在一起，认为Compradore一词系来源于西班牙语，当系误会。
外国商人在中国比较普遍使用买办，当在18世纪中叶对华贸易开始扩展之后。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规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
自此以后，外商来华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口。
这正是西方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交错时期，西方的商人无不力图在中国发展贸易，积累资本。
英、美、德、法、荷兰、瑞典、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商人，都先后来到广州，租赁十三行行商提供的房屋作为商馆，和中国进行贸易。
截至1838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两年为止，外商在广州的商馆达五十多家，“寓居广州的洋人共307人”②。
清政府为了防范这些带原始积累性质的西方商人危及自己的统治，在广州设立了“公行”，以监督他们的行动。
中近
对近代公行制度转变为买办制度①的一点思考——从两者的性质，职责，作用上分析1842年南京条约第五款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清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②“其随意寻觅更随买办、通事，均属合法，中国地方官毋庸经理”③从此公行制度走向了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买办制度。
而笔者发现，从广州历史看，广州的十三行是公行制度的发源地，而公行制度废除之后，广州又有“买办之家”之称。
我想除了广州的地理、历史地位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两个制度有它的继承性，但是，既然有制度的转变，也反映了两者的变迁关系，因此，本文比较这两种制度的异同，探求当时时局的一些情况。
一、从性质和特点上看行商制度是清政府利用特许的垄断商人集团工具，来干预，控制和垄断对外贸易的一项商业经济制度。
④查阅一些资料，笔者发现，首先清政府选用选择忠诚和听从政府命令的人来充当行商，另外行商还要交给政府一笔巨额的承商费用。
其次行商要为清政府承担种种义务，包括是负责为清政府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以及管理和办理同外国商人各种涉外事务。
从行商的义务可以看出他们承担了政府的管理对外贸易的工作，是政府对外贸易的媒介，不是真正的商人，受到清政府严格管制，具有浓重的官僚性和强制性。
买办制度，并不是政府颁布或规定的正式的规章制度⑤，是买办们为了追求获利机会，而自发倡导，组织实行，买办与外商在合作中形成的一种贸易方式。
在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雇觅跟附买办及延请通事等项，由外商与中国人自行协商，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
⑥并且买办的身份有双重性，作为洋行的买办，他可以置身中国政治法律体系之外，是外国人贸易的负责人。
作为独立商人，他可以代洋行或自己在国内做买卖，进行商业活动。
甚至，买办可以控制贸易的全过程，选择跟谁贸易不跟谁贸易，而且有的买办赚的钱比洋商还多。
从这两者的对比中笔者发现，买办制度相比于公行制度，脱离了封建政权的束缚，是为外商服务而不是为政府服务的，是外商培植出来的使他们得以在中国开展贸易的中间人，更加具有私人性质，拥有自主权、独立性和在经济政治上的主动性。
旧中国买办制度的形成
一、鸦片战争前的行商制度
1、广州的行商制度
2、行商对外国资本依附的加深 3、商馆买办
二、鸦片战争后外商企业的买办
1、外商企业买办的出现
2、买办的来源
第一、原在广州的行商散商通事到上海 成为洋行买办。
吴健彰
第二、在通商口岸与外商交易的中国商 人，是买办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早期主 要是经纪人、丝商、茶商、钱庄商人等。
虞洽卿
王铭槐
朱 葆 三
第三、外商企业的学校、雇员以至杂役， 经外商选拔，或由老买办推荐，成为买 办。
吴 懋 鼎
郑 观 应
徐 润
第四、由外国人办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买 办。
唐 廷 枢
刘 鸿 生
பைடு நூலகம்
严 家 淦
第五、在买办高额收入的诱惑下，中国 社会封建营垒里的一些人，包括地主、 皇室贵族以及某些名门权贵的官僚子弟 等，也跻入买办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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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办制度浅谈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今天千姿百态的21世纪，历史的河水汩汩流淌了几千年，在这悠长的历史中，经历了多少历史的嬗变，朝代的更迁。
君王远去了一代又一代，臣民更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少阶层勃然兴起，繁华之后又销声匿迹，堙没在时间的潮水里，仅留下几页宣纸的回忆。
在离我们不远的中国近代——清朝末年凌乱而又凄惨的社会中行走着这样一个阶级：买办。
这个名词大家都不陌生，可熟悉的名词背后隐藏的那段历史却鲜为人知，因此我想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买办做一个浅谈。
论述未始，概念先行。
究竟何为买办，《辞海》里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买办亦称“康白度”（葡comprador）。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
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
在我国，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
“买办”一词，明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清初专指为居住广东商馆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买人或管事人。
鸦片战争后，废止公行制度，外商乃选当地中国商人代理买卖，沿称买办。
其性质既是外商的雇员，也是独立商人。
嗣后，外商为了减少买办的中间佣金，逐渐采取与中国人直接交易的方法，买办遂转化为单纯的外商雇员，称“华经理”或“中国经理”。
可见买办一职早就有了，只不过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它有着不同的社会职能。
可为什么在中国近代“买办”会忽然兴起并迅速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呢？原因几何，个人做出了如下分析：中国近代时期，英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多年的海外殖民和扩张迅速崛起，超过了闭关锁国多年的清王朝，渴求并觊觎中国丰富的物产和原料以及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心之所向，剑之所至，贪婪的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迈开了殖民中国的第一步，一开始列强们兴奋难耐激动不已，可很快狂热的心就凉了一半，因为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旧中国，他们千辛万苦、漂洋过海运回来的商品根本就开不开销路，再加上语言不通，风俗各异，商业规则不尽相同，因此开拖市场的难度可想而知。
受挫之后，列强们对症下药，在中国寻找一批熟悉外语和对外贸易的人，与合同形式与洋行形成国定的雇佣关系，让其成为固定的代理人即：买办。
起初的时候，买办的社会地位低下，人们瞧不起这个职业，从事者多为地区性团体。
但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涌入和国家对经济的日益看重，买办的社会地位迅速提升，人们对之趋之若鹜，甚至社会底层的人将之视作进入上层社会的捷径。
随着买办社会地位的提升，其构成也向多样化转变，和团体队伍的不断扩大，买办制度逐渐形成。
由于业务的开展，不少洋行需要雇佣多名买办，于是设立了“买办账房”，并任命一总买办作为统率所有买办的头目。
这样，买办在外商企业内“买办账房”等相对独立的机构，及买办代表上企业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等。
为了调动买办们的工作积极性，外商对买办采取了固定工资与活动工资相结合的方式：买办定期从外商企业领取薪俸，但数额一般不大；买办主要靠佣金制度，即：按交易额收取一定比例佣金的制度。
而且佣金收入相当可观，是买办收入的主要来源。
因此洋东与买办之间既是雇佣关系，有时代理取佣关系。
另外，外商雇用中国买办，一般都订有“保证书”或“合同”买办合同大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流行，以后逐步完备，买办合同规定了外商与买办双方在经营业务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这样使得买办的业务和佣金报酬等通过签订契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不过合同在外国领事馆备案，当发生争议是由外国领事裁决。
此外，外商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外商要求买办对经手所有外商企业的交易及华商的信用作担保。
为了保证买办的诚实可靠，有力赔偿，并同时吸取一定的华人资本外商先是要求买办必须具备为外商所认可的，殷实的铺保或人保，继而要求买办缴纳财务保证，作为买办保障金，并写入合同成为买办制度的重要内容。
由上可知，买办虽然挣钱不少，但是其承受的来自外商的风险和压力也是相当的大。
为了保证自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买办们勾通官府和官绅，并与华商进行商品购销，价格磋商交，易合同的订立，货款收付以及华商信用保证等活动，汲汲于世。
通过前边的论述我们知道，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作为洋行雇员身份的买办，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的买办，又可以代洋行在内地买卖货物或出面租赁房屋、购置地产等。
是一块一等一的肥肉，怎么能不引人趋之如骛，形成一个特殊的富有阶层！我们都知道在一个民主与法治沦丧的国家，想要官商分明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更何况当时的中国的社会现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官僚和买办暧昧不清，藕断丝连也是一种必然。
晚清四大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和席正甫，在那时也是赫赫有名，甚至到现在他们家族还对社会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下面我就举出江苏大买办席正甫席家的例子，来说明买办制度的问题。
席正甫之崛起全因头脑机灵，善于经略中洋和官商关系，他数十年中默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家族网络，形成了一股席家势力。
上海出现的第一家外资银行是丽如银行（OrientalBankingCorporation，又称东方银行、东亚银行），开设于1847年，它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发行钞票，流通于上海、江浙一带。
随后，外国银行相继进入，上海渐渐成为远东最重要的金融重镇。
而这些外国银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控制了中国金融的命脉。
在这些外资银行中，以汇丰银行最为显赫。
时人称，“盖吾国关税之收入，必解至汇丰，故汇丰操纵金融之势力尤伟。
”它长期控制中国对外汇率，一直到1935年，汇丰每日的外汇牌价仍被视为上海市场的正式牌价。
在汇丰的壮大过程中，东山席家的功劳最为突出，从1874年起，席氏祖孙三人—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袭汇丰大买办的位置前后长达55年，这是一项十分惊人的记录。
席正甫只在老家东山乡下读过几年私塾，他之崛起全因头脑机灵，善于经略中洋和官商关系。
在促成李鸿章的200万元盐税担保借款的当年，他就被提升为大买办，从此，汇丰等外资银行代替已显颓势的山西票商成为了朝廷的金融合作伙伴。
席正甫跟上海道台袁树勋是换过贴的结拜兄弟，这让汇丰在上海官场有了特别的优势。
当时，朝廷最炙手可热的两个权臣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两人关系一向恶劣，席正甫却跟他们以及他们的“钱袋子”盛宣怀和胡雪岩都保持了很不错的交往。
在李鸿章的保举下，他还被授予二品衔红顶花翎。
正是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汇丰银行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主要铁路干线的贷款，其获利之厚非常惊人。
席正甫为人极其低调，很少参加社会公共活动。
这个隐身在幕后的人数十年中却默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家族网络，在上海的外资银行界逐一渗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势力。
除了子孙繁茂之外，席家还与当时上海的一些望族结成了“姻娅联盟”，如席家与另外一个买办世家沈家的关系就盘根错节，不但男女婚姻频繁，甚至席正甫的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席素恒还过继给沈家，改名沈吉成。
沈氏三代在沙逊洋行担任大买办长达35年。
在19世纪末期，沙逊与汇丰、太古和英美烟草号称英资在中国的四大垄断集团，席家与沈家的结姻让汇丰与沙逊在业务上互通有无，更加强势霸道。
席家与民国显要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亲密。
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的美国大学同学，还有一个孙子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的弟弟宋子良。
这使得汇丰在清廷灭亡之后，仍然能够与民国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
席氏子弟曾当过中国银行的官股董事、总经理、国际货币基金会中国代表，还出任中央造纸厂的厂长。
如此错综庞杂的生意和社会关系，让席家变得富甲天下，自不是虚言。
在买办阶层崛起之前的两百年间，国内商业多为晋商和徽商所控制，特别在长江流域，靠贩盐和生丝买卖起家的徽商势力最盛，然而到19世纪后期，买办财势已隐然超越，当时上海便有谚语称，“徽帮人再狠，见了山上帮（指东山帮），还得忍一忍。
”因为几辈人在银行界行走，使得席家子弟在金融专业上的能力独步天下。
1949年之后，席家子弟大多随外资银行退出了内地，他们投资的地产和实业股份也全数消失。
席家能如此，其他大的买办也能如此，甚至比他们的影响更大，而对于如此特殊的一个阶层，历史上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传统主流的评价为：它不仅依附于帝国主义，同时又与本国封建官僚、富农及其他旧势力相勾结，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残酷压榨本国劳动人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最反动生产关系的代表，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
但是一些不带有过多阶级观点的学者认为：没有买办这一中介代理人，西方侵略者不可能获得当时的中国市场广度，可以说买办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买办资产阶级是外国侵略中国的产物，而资本主义到来使得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中国的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这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因此在这一方面买办及买办资产阶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事实上，不少的买办资本投资于民族工业几航运业：如分别在怡和洋行，天津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里银行，日清轮船公司任职的祝大春，吴懋鼎，朱志尧，王一亭就分别有投资3065，1119，3650，和930千元。
买办资产阶级是洋商一手扶植的，但毕竟买办资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另一重身份使二者间产生一定的矛盾，矛盾一旦激发，买办资产阶级将成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反对外国的侵略，事实上不少买办最早转变成资本主义的思想观。
另外，“买办多维社会性质不仅使其便于充当中外商人之间交往的媒介，而且有利于担任官洋之间的角色”。
买办间的大部分人谋求官位，使得这一阶级逐渐扩大政治势力，客观上它十资产阶级队伍的力量日益壮大。
通过对有关买办的书籍的阅读，虽然对于买办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但我对买办的评价是：它既是中华民族的蛀虫，又是沟通中外的一座桥梁，有点儿民族良知的买办牟利的时候肩负了一点点的社会责任，而那些纯正的狗腿子们，则正是社会的败类，是那样一个畸形的社会催生了这样的一群人，而在当今社会，那样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有的只是正常的国际贸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