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法律

元代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自成独立的体系。

中国法律的起源，可以上溯至夏商时代。

中国法律的编纂，一般以魏文侯相李悝造《法经》为起始，但其原文已佚。

1975 年，在湖北云梦秦墓出土六百多支竹简，上面写有与秦律相关的文字，包括一些律文，这是迄今可见的中国最早的法律条文。

然而秦法苛严，不为后世所取效。

汉代萧何设定《九章》，后逐代增损因革，至《唐律》而集其大成。

《唐律》成为中华法典的范式，后周赵宋以后，大体沿用，影响深远。

元代的法律，前承唐以来中国封建法典的基本精神，同时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今就元代法律的编纂、《大元通制》的体系、《大元通制》的主要特征和元代的司法结构等四个方面，作一概述。

第一节元代法律的编纂元代法律的编纂有一个发展过程。

成吉思汗在1206 年建立大蒙古国后曾经颁行“大札撒”，使自己的一些谕旨变成法律。

但是，从蒙古游牧社会上产生的“札撒”，不适用于后来蒙古贵族逐渐征服的汉族农业社会，蒙古统治者遂在治理汉地时陆续颁行一些新的法令，并往往在实际上借助于金《泰和律》。

窝阔台灭金后，在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沿用金朝的《泰和律》，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忽必烈即位初期。

忽必烈即位不久，大臣姚枢、史天泽、刘肃、耶律铸等陆续议定了一些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新的条格。

至元元年（1264）八月，忽必烈颁行新立条格，对于一些重大的国家事务作了规定，如“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日月以考殿最”；“均赋役”，“勿擅科差役”；“招流移”，“劝农桑”，“平物价”，“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陈诉”，“具盗贼、囚徒起数，月申省部”（《元史·世祖纪二》）。

但这个条格的详细内容已不得而知。

至元八年（1271）二月，忽必烈颁布了当时尚书省奏定的条画。

同年11 月，他在宣布建国号为大元的同时，禁行金《泰和律》。

他这样做显然是在宣布元朝建立后不愿沿用亡金的法律，同时也是为了不使汉人用《泰和律》处事徇私。

过了二十年，忽必烈又命何荣祖编定《至元新格》，并予以颁行。

《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丁巳，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

忽必烈命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

《至元新格》全文已佚，但我们还可从存世的《通制条格》和《元典章》见到它的九十六条内容。

元人徐元瑞所撰《吏学指南》在解释“格”的时候曾列出十章：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

把尚存的《至元新格》九十六条与这十章名称对照分析以后，可以看出这十章正是《至元新格》的十事。

再把这十事十章与至元元年的条格内容相比较，可见《至元新格》乃是至元条格的继承和发展。

忽必烈命何荣祖编定新格时，要他“简除苛繁，始定新律”。

尽管如此，从《至元新格》的实际内容看，它仅仅是格，基本上没有《唐律》那样的条文。

所谓“议事以制，不专刑书”①①苏天爵：《至元新格序》，《滋溪文稿》卷六。

从中国法律编纂史的角度看，这表明元朝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完成法典的制订。

《至元新格》确实具有“简”的特点，它是忽必烈在平定南方、统一南北后要求在治理方面弃繁就简的产物。

但它的条文过简，在许多情况下犹如无法一般；而且条格的十事分类，本来也不能包括律的内容。

官吏们“无法可检”，“无法可守”，遇到案件，只好从“旧例”（即金《泰和律》）中去寻找依据。

可是事过境迁，“旧例”毕竟已不足为准绳。

这就造成了治理的严重紊乱。

所以在《至元新格》颁布后不久，就不断有人建议再修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以便“上有道揆，下有法守”②。

元成宗铁穆耳大德三年（1299）三月，命何荣祖“更定律令”。

第二年二月，成宗又谕何荣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

”（《元史·成宗纪三》）何荣祖选定了三百八十条，这就是所谓《大德律令》。

但据《元史·何荣祖传》，这部律令没有颁行。

武宗海山在位期间（1308—1311）又曾考虑将“自太祖以来所行政令九千余条，删除繁冗，使归于一，编为定制”（《元史·武宗纪二》）。

但也没有编成。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以后，在修订法典方面又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延祐二年（1315）命中书平章政事李孟等纂集累朝格例，以谢让为校正官参加审定。

当时，在一部分主张法治的儒臣们看来，法律未定导致“推谳混于常流，条令裒于书肆，官不遍睹，法无定科，轻重高下，逢其喜怒，出入比附，系其爱憎”①。

这种状况是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可是仁宗时权臣铁木迭儿与这部分儒臣的斗争十分尖锐，修律一事还是未能完成。

英宗硕德八剌即位以后，修纂律令的事再次提上日程。

至治三年（1323）正月，英宗“命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也可札鲁忽赤不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听读仁宗时纂集累朝格例”。

二月，“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赦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元史·英宗纪二》）。

这样就完成了元朝法典的编纂。

它是一部完整的、系统的法典，不再简单地是原来的《至元新格》的修改增补。

《大元通制》颁行以后十五年，从后至元四年（1338）起，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又命臣下对它进行修改。

至正五年（1345）十一月又修成了《至正条格》，并于次年（1346）四月颁行。

《至正条格》共二九○九条，条文比《大元通制》多一些，但只是对《大元通制》的修订和补充而已。

而且，那时元朝已濒临危亡，它恐怕不久也就毁于元末的兵火，因而以后完全失传。

②胡祗遹：《杂著·论法定律》，《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①欧阳玄：《对策》，《圭斋文集》卷十二。

第二节《大元通制》的体系从上述元代法律的编纂过程可以看出，《大元通制》乃是元代修订的第一部完整的施行了的法典，也是部分保留下来而且能够考知它的总体结构的法典。

而就编纂的体系而言，它也是一部具有中国法制传统的完整的法典。

中华法系发展到唐代臻于成熟，《唐律》成为中华法典的范式，以后王朝修律的蓝本；律令格式的法典体系形成中华法系的基本传统。

五代后周时编有《大周刑统》，具体本文已佚。

宋也修有《宋刑统》，其结构和内容都继承《唐律》，并加以补充。

不过除了律（刑统）令格式，宋代又有敕，把一些皇帝的诏书编进了法典。

金代的法典以《泰和律》为代表，包括律义、律令、敕条和六部格式。

律义相当于律，律令相当于令。

唐、宋、金三朝在法典体系方面的因袭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元代法典的代表作《大元通制》的编纂体系。

从现存有关资料可以考知，《大元通制》的主体由制诏九十四条、条格一千一百五十一条和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或七百一十一条）三部分组成。

另有一部分，称作“别类”（或作“令类”），显然不是主体，后来改订《至正条格》时也不再提到。

在三个主体部分之中，制诏在编纂体系方面相当于宋代的敕、金代的敕条。

制诏放在朝廷里备查，实际上要求官吏们奉行的只是条格和断例。

条格原共三十卷。

1930 年，北平图书馆影印了内阁大库明初墨格写本《通制条格》尚存的二十二卷，缺卷一、卷十至十二、卷二十三至二十六。

即使缺了八卷，《通制条格》的面貌已可概见。

元人沈仲纬所撰《刑统赋疏》记：通例条格祭祀户令学令选举宫卫军房仪制衣服公式禄令仓库厩牧关市捕亡赏令医药田令赋役假宁狱官杂令僧道营缮河防服制站赤榷货将《通制条格》存卷与《刑统赋疏》上所列的通例条格二十七个篇目进行比对，前者缺的是祭祀、宫卫、公式、狱官、河防、服制、站赤、榷货，而其余各篇的排列次序则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刑统赋疏》上所列条格篇目，无疑就是《大元通制》条格的篇目。

这二十七个篇目与唐贞观令、永徽令、开元七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的三十三个篇目相比较，有二十二个是相同的（个别的用词不同但含义一致）。

与现存金泰和律令的二十九个篇目相比较，更有二十五个是相同的。

所以《大元通制》条格的基本内容正是唐—金法典体系中的“令”。

不过除了“令”，条格还包含了原来“格”和“式”的内容。

可以这样说，条格实际上是把唐以来的“令”、“格”、“式”混合在一起了。

关于断例，问题要复杂一些。

宋时已在敕以外增编“断例”，这些都是“断案事例”，即判例，而且在编纂时也是按律的十二篇分类的。

元代又有发展，“断例”这个法律用词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断案事例”（或“科断事例”），二是“断案通例”（或科断通例）。

具有第二种含义时，“断例”正是“划一之法”，也就是律。

大德五年（1301）徐元瑞撰成的《吏学指南》的“法例”部分这样解释：“断例——杜预曰：‘法者，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

’”这里说的法，自然就是律，而不是其他。

大德七年（1303）三月，“诏定赃罪为十二章”《元史·成宗纪四》），据《事林广记》至顺刻本，这十二章后来就编入了《大元通制》的断例。

元代文献还常称金《泰和律》的律义为“旧例”，也是将“例”与“律”联系在一起的。

在元代，“断例”这个词在两种含义上混用，这在《元典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元典章》的条目用了三十八次“断例”，其中有十八次意为断案通例，十七次意为断案事例，还有三次是编纂者企图把断案事例编纂为断案通例。

而若把这十八次具有断案通例含义的“断例”与《唐律》进行比较，就可发现其绝大多数可以从《庸律》找到根据。

当然也有一些这类断例是完全从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制订的。

就“断例”具有断案通例的含义而言，《刑统赋疏》记述得十分明白：断例，即唐律十二篇：名例（提出狱官入条格）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①这就是说，《大元通制》的断例即为《唐律》的分作十二篇的律，只是名例篇中的“狱官”被提了出来，编入了条格。

这“狱官”就是“狱官令”，在《宋刑统》中，有三条“狱官令”是编在“名例”篇的。

而据上引《刑统赋疏》文字，“狱官”也确是《通制条格》的二十七篇之一，可惜原文今已不存。

元人王与撰《无冤录》卷上“病死罪囚”项引述《通制》狱官条后说：“条格详明，既有所守，当奉行惟谨可也。

”可以为证。

概而言之，就编纂的体例来说，《大元通制》的制诏相当于宋的敕或金的敕条；断例相当于唐宋的律或金的律义；条格相当于唐宋的令或金的律令，并包括进了格、式。

可见《大元通制》在编纂体例方面，还是同唐、宋、金的法典体系有承袭关系的。

为醒目起见，我们列一表以示《大元通制》在编纂体系上与唐、宋、金的法典的关系：唐律令格式宋律令格式敕金律义律令六部格式敕条元断例条格诏制①名例，原文作名令，今改，有关考证见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 年第2期。

同前代相比，《大元通制》的用词虽然有所不同，但其编纂的体系还是一脉相承的。

换言之，《大元通制》的编纂体系是从唐、宋、金诸朝的法典体系演变出来的。

对于这个基本情况，元代后期的大学者吴澄在当时就已作了恰当的评论。

他说：“..《大元通制》颁降于天下，古律虽废不用，而此书为皇元一代新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