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译论对佛教典籍的失察和误读
现代中国对佛教的批判与反批判
现代中国对佛教的批判与反批判●现代中国对佛教的批判与反批判20世纪的中国佛教，可以说是在不断的反省中渡过的。
高僧大德、佛教学者，始于对宋元以降佛学传统的检讨反省，继而对中国佛教屡屡发出严厉的批评，借印度佛教的正统来贬抑中国佛教的传统。
譬如，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说：“自天台、贤首等宗兴盛而后，佛法之光愈晦。
”[1]日本学者甚至提出“批判佛教”一词，加强了对中国佛教传统的批评力度。
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我们也要对这股批判之风作出某种反省：一、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有没有改变佛教的根本大义？二、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有没有特定的历史语境？通过对“大乘佛教三系说”和“中国佛教史三期说”的诠释分析，本文提出“哲学的非整体性尺度”和“史学的整体性尺度”，试图重新估价中国的传统佛教。
一、“批判佛教”的焦点从南北朝末年开始，约在6—8世纪二百年间，中国的佛教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宗派。
一般认为，中国佛教有八个宗派，即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
这些宗派的出现，使佛教从一种外来宗教变为民族宗教，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乃至于现代的许多中国人不知道佛教原来属于外国文化。
从宗教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无疑是成功的。
但在20世纪的批判佛教看来，中国佛教的成功，正好暗示了印度佛学在中国的失落。
这种局面，被台湾佛教学者蓝吉富称为“现代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
[2]欧阳竟无（1871-1943年）和太虚（1889-1947年），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堪称“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分别领导了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培育了大批佛学研究的专门人材。
有感于中国佛教当时的种种积弊，他们致力于佛法的改革与振兴，寻求一种能够适应时代、契合众生机缘的新佛教。
欧阳竟无认为，佛法的复兴，必须要通过唐宋以后逐渐失传的法相唯识学，回归印度佛学的正统；太虚认为，佛法衰微的原因，是长期以来重消灾超度的鬼神化倾向，因此他要建立不重鬼神而重人乘的“人生佛教”。
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传统的特点及其对现今翻译的启示
河南大学题目：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传统的特性及其启示姓名杨翠翠学号 104753110619学院外语学院年级专业 2011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课程名称翻译概论任课教师姜玲从佛经翻译看中国翻译传统的特性及其启示杨翠翠（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摘要: 佛经翻译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并对中国后世的哲学思想﹑语言、词汇﹑文学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试分析佛经翻译中所采取的策略及采用这些策略的原因入手，从而揭示中国佛经翻译传统的特性，即并非勒菲弗尔在《中西方翻译思想比较》中认为的中国译者更倾向于归化原文，而是经历了直译、意译、直译与意译的有机结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阐述这些翻译传统以及这些传统译论对我们现今翻译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佛经翻译；翻译策略；翻译传统；启示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he Inspirations Obtained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ScriptureYang Cuicui(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 is the main stream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with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influenc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trategies that are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reasons of using them. The strategies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are: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alternately dominates the translation activity and thus they develop themselves into maturity until the final realization of two principles’integration, not Lefevere’s idea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that Chinese translators always tend to acculturate.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we are going to elaborate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ideas of China and the inspirations obtained from th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ies.Key words: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traditions; enlightenment一、引言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中认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浅谈佛教文献的误读与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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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海 艺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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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佛教 文 献 的误读 与时代 需求
耿 纪 朋
（ 四川音 乐学院绵 阳艺术 学院， 四川 绵 阳 ６ １０ ） ２ ０ ０
摘 要 ： 教 文 献 从 口传 状 态 到 文 字记 载 ， 梵 文 、 利 文 、 文 、 文 等 多种 文 字 形 式 的 转 换 ， 会 自 佛 从 巴 汉 藏 都
还有许 多以数理等名 目流传 的教理 。
玄学 的盛 行 某 种 程 度 上 也 影 响 了佛 教 的盛 行 。但 是 佛 教
功不可没。 佛教文献传人 中国， 明确的史料记载 ｒ可 以确定 从 ｛ ｜ 为东汉。东汉到三 国时期普遍存在 的谶纬神学必然要影响这
一
也在依 附道教 的基础上逐渐趋于对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 教文献 翻译达到 了一个高潮 ， 时的佛 经一方 面在对抗道教 ， 这 而另一方面则逐渐把儒家 和道家 的思想融合到佛 经翻译 中。 在 种主流思想并存的前提下 ，佛教文献甚至开始倾向于儒 家， 进而与道教斗争 。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是介于佛道两家之间的调
其必然熟悉两种文化 ，这样才能够更好 的沟通不 同文化背景 下 的信仰。一种信仰传播到一个新 的文化背景哺育下 的民众 时， 不外乎好奇与认同的双重作用。所以 ， 佛教文献翻译成 中 文后 ， 必然要符合汉 人文化 的认知模式。
最 初 的好 奇 与 躲 避 ， 续 到 熟 悉 与认 知 ， 延 中间 环 节 的妥 协
和剂 和 中 间砝 码 的 话 ，那 么 进 入 隋 唐 以后 的 佛 教 中 国 化 进 程
2021阐释学视角下探讨文学翻译中的误读现象范文1
2021阐释学视角下探讨文学翻译中的误读现象范文 引言 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各自环境地域、生活习惯、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有着不为外人所熟知的特有的文化现象和特色，因而在介绍异国文学作品时，文化信息的失落与误读在翻译过程中非常普遍。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包括文化信息的丢失、增添和信息的误解、扭曲。
着名文艺理论家杨建平教授指出“误读是在文化交流活动中，人们对于异族的一些文化现象所做出的与该民族截然不同的特殊解读。
包括对其中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行为方式、情感态度、审美趣味等各种文化现象的解读”①.对译者而言，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误读其实也可以视为误译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包含有意识的成分，也包含无意识的成分，我们可称之为有意识的误读/误译和无意识的误读/误译。
谢天振认为有意识的误译就是“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情趣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②.长久以来，翻译界的许多学者都曾从不同视角，运用各种理论，对误读现象进行过探讨和研究。
本文笔者将从阐释学角度对误读进行分析，探讨文学翻译中误读客观存在的影响。
一、误读与阐释学的关系 阐释学（Hermeneutics）是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在西方广泛流行的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探求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
误读与阐释共生，也就离不开阐释学。
1960 年，伽达默尔出版了《真理与方法-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在文学领域掀起了阐释学思潮，继而从阐释学角度看文学翻译中误读的成因及不可避免性。
（一）前理解与误读前理解是阐释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与概念，为理解之必要前提和条件。
所谓前理解，简单的说，就是相对于某种理解以前的理解，或者说，在具体的理解开始之前，我们就对要理解的对象有了自己的某种观点、看法或信息，它主要表现为成见或偏见。
谈谈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化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六年第一期 谈谈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化问题许抗生要谈佛教学术研究的现代化问题,还得先从当今佛教学术研究的现状谈起,考察一下当今的我国佛教学术研究有哪些方面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地方,还有哪些与现代社会不甚相适应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基础上,提出今后改进的措施。
我想这样来讨论问题,可能是比较现实一些的。
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的问题,至于中国台湾地区的佛教当另作讨论。
一、对当今佛教学术研究现状评估我国佛教学术研究,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时期:(一)五、六十年代为逐步恢复佛学研究时期。
社会由动荡走向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学术研究也逐步地得以恢复。
其时在佛教学术研究领域,只有屈指可数的极少数的几位专家学者,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
所撰写的论文与著作数量亦很少。
能运用新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佛学的更是少见,所写论文真可说是“凤毛麟角”。
当时出版的主要佛学著作有:中华书局重印了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垣先生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牙含章先生的《达赖喇嘛传》等著作。
据1994年出版的《今日中国宗教》的统计,五、六十年代共出版佛教研究著作九部。
这一时期佛教学术研究处于恢复发展阶段。
(二)六、七十年代即“文化大革命时期”,佛教研究遭到破坏,一切学术研究被迫中止。
(三)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直至今日,国家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学术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佛教学术研究尤为明显。
在“文革”期间,对佛教和佛学理论采取了一概打倒、一切否定的做法,“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用科学的分析的态度来重新研究佛教。
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佛教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以此也促使了学术界对佛教研究的重视,引起了学界出现一股研究佛教的热潮。
据《今日中国宗教》不完全的统计,从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1992年止),这一时期中,我国出版社共出版了有关佛教专著约有230余部。
论佛经翻译时期的翻译批评及对当代翻译批评的启示
论佛经翻译时期的翻译批评及对当代翻译批评的启示
文军;高晓鹰
【期刊名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4(000)002
【摘要】本文从对翻译思想、译家、译作、及翻译活动的评论方面探讨了佛经翻译时期的翻译批评,对那个时期的翻译批评简要地做了总结,强调了佛经翻译时期的翻译批评对当代翻译批评的启示作用,同时指出佛经翻译时期的翻译批评对中国建立自己独特的翻译批评体系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总页数】5页(P46-50)
【作者】文军;高晓鹰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北京,10008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北京,10008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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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主体研究——兼论文化翻译批评 [J], 赵冬梅
2.鸠摩罗什：丝绸之路成就的佛经翻译批评家 [J], 王晓农;王楠
3.论当代翻译批评中的排他性——兼论走向交往实践的翻译批评 [J], 宋晓春;秦绪华
4.文质彬彬——从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批评看佛经翻译的审美理想 [J], 王福美;
5.翻译批评模式多元互补刍议——20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翻译批评研究的启示[J], 李和庆;薄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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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及文化的影响
关于佛经译文的总的特点，梁启超曾加以总结，归纳成十条： 一， 普通文章总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佛经一概不用（除支 谦流之译本）；
二， 既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丽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绳墨格调；
三， 倒装句法极多； 四， 提携句法极多；
五， 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
六， 多复牒前文语； 七， 有联缀十余字乃至数字而成之名词———一句词中含形容 格的名词无数； 八， 同格的语句，铺排叙列，动致数十； 九， 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 十， 其诗歌之译本为无韵的。
采取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方法,合理清晰地表达原文 的思想内容和深层意义,但是考虑到译语的通顺流 畅就得采取意译的方法以确保译文不但要符合目 的语的语法规范更要符合目的语所在国家的历史 文化语境,使之靠近译文读者。所谓准确地音译就 是保持源语言的音位特点,为汉语输入更多的外来 词汇。在译文的文体风格方面,玄奘主张使译文与 原文的风格保持一致,尽量让汉译版的佛经突出源 语文本古雅朴素的风格。玄奘的翻译思想是严复 “信、达、雅”这一翻译准则形成的精神源泉。 另外,现代英语翻译教学中所涉及的一些翻译技巧, 例如增词、删词、拆分、合并、译名假借等也来 自于玄奘的翻译思想。
鲁迅指出: “魏晋以来, 渐译释典, 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 文人喜其颖
异, 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 遂蜕化为国有。” (1998 : 30) 两万多卷佛经 涉及了印度的哲学、文学、逻辑、医药、天文、文法、声韵、音乐、舞 蹈等诸多内容, 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发展的活力与清新的风格。其中不少 是极具文学价值的经典作品, 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题材不朽的源泉。 佛经中文学性很强的篇章不少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不朽的题材。 例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讲述的故事原型正是唐朝高僧玄 奘历经磨难、誓向西域求取佛经的曲折历程, 根据陈寅恪的系统考证, 该小说作者吴承恩在加工创作时借用了相关佛典里的许多情节。陈寅恪 指出, 孙悟空大闹天宫出自《贤愚经》、《顶生王缘品》里争夺王位的 故事, 沙和尚的很多情节源自《慈恩法师传》, 猪八戒来自义净翻译的 《毗奈耶杂事三佛制芘诌发不应长缘》, 孙悟空从须菩提祖师半夜得到 法术的故事, 就是佛经里禅宗五祖弘忍夜半传衣钵给六祖慧能传说的演 变, 还有, 《西游记》着力描写的九九八十一难取材于《严华经》里善 财童子的五十三参的情节。
关于近年来中国近代佛教研究著作的评论
关于近年來中国近代佛教研究著作的评论佛教史研究在中国并不算冷门学问，但近代中国佛教史之不被看重，却与它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位置并不显彰有关。
在被后人的叙述逐渐建构起来的近代思想史上，先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再是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接下来是义和团，加上贯穿始终的中西体用之争等等，壮观的场面一幕又一幕，好像佛教的兴兴衰衰还排不上队，除了说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章太炎的《齐物论释》时不得已之外，近代中国风云变幻潮起潮落的大变局中，佛教在一些知识人中的复兴和影响，毕竟只限于并不起眼的一个角落。
虽然，从关心它的人眼中看去，觉得佛教大兴，意味着“学术风气之又将一转矣”1，但是在大多治近代思想史的人心目中，它毕竟只是江南少数学问深湛的知识人的自作波澜，一九三四年郭湛波写《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甚至都没有提到近代中国还有这么一次“学术风气”的转变2。
虽然几十年后，王尔敏在《近代中国思想研究及其问题之发掘》中把“清末民初的佛学振兴运动”列为可发掘的论题，并指出其中“可为探讨之论题亦颇为广泛”，但在他的论题群中，也只不过占了二十一分之一，而且排在第十七3。
不过，过去问津者寥寥的近代佛教研究，近十年来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好几种著作，显然沾了世纪末习惯于回顾百年历史的风潮的光，当然也由于现代知识人与近代文化人的环境相似的影响。
这十年中，先是一九八九年巴蜀书社出版了郭朋等《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三年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推出高振农的《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差不多同时，由台北的文津出版社在“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中出版了麻天祥的《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再过一年即一九九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向平的《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而大陆新成立的宗教文化出版社又在一九九五年出版了台湾学者于凌波的《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最近，也就一九九六年四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同年十一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台湾学者江灿腾的《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这部著作的一些内容早在1990年作者出版的《现代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和1994年出版的《现代中国佛教史新论》中已经收录，不过，在大陆出版之后两年的1998年，又经修订和增补，在台北的南天书局，以《中国近代佛教思想的诤辩与发展》为题面世，成厚厚一巨册。
佛经翻译对中国翻译理论的贡献
佛经翻译对中国翻译理论的贡献
分为三个方面：
一、引发新的翻译理论。
从唐代以来，佛经的翻译一直是中国的翻译研究的基石。
传统的
中国翻译理论，受到中国佛学传统和真空思想的影响，强调全局性的重视，并强调完整、
完全，精确和准确的精神。
这使得中国在翻译学理论发展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与
西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也受到西方翻译学关注，如功行宏瑞等和泰戈尔等囊括在内。
二、丰富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内容和范围。
从佛经的翻译开始，中国翻译理论的内容和范围
就得到了不断的丰富，从古典文学翻译到新语言的场所。
例如，对佛经的翻译的理论影响，让汉语的类比成为融合中外传统的新方法；此外，大量的佛经翻译工作，也促进了中国人对外语语言的熟悉与消化，使翻译技巧和方法得到了加强；最后，佛经翻译也在开发新技术和新范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积极促进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佛经的翻译，不仅在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而且在翻译技术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佛经翻译是由中国优秀的翻译家们创造出来的，此时此刻，这些佛经翻译仍被认为是一个终极的翻译基准，并且为今日的翻译理论作出持久性的贡献。
国内近39年佛经翻译研究述评(1980-2018)
国内近39年佛经翻译研究述评（1980-2018）佛教是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宗教之一，其经典《佛经》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1980年至今，国内对佛经翻译研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为了更好地了解佛教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提升佛经翻译质量和水平，对国内近39年的佛经翻译研究进行一番述评是十分必要的。
自1980年代开始，国内对佛经翻译研究逐渐兴起。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佛教学者和研究者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通过对佛经的深入翻译和研究，使中国的佛教学术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1980年代初，中国佛教界出现佛经翻译研究的热潮，开始了一系列关于佛经翻译与翻译理论的研究活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佛经翻译理论。
在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佛经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取翻译文本、翻译方法和技巧等方面，通过对佛经文本的选取和翻译方法的探讨，形成了一些较为系统的佛经翻译理论和方法。
在此基础上，国内的佛经翻译质量和水平逐渐得到了提升，为后来的佛经翻译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21世纪，国内佛经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内学者不仅继续对佛经翻译进行理论和技术的探讨，还开始更加重视佛经翻译与当代社会、文化和生活的联系，探讨佛经翻译在当代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和意义。
国内学者还加强了对佛经翻译实践的探讨，对佛经翻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为中国的佛经翻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国内近39年来的佛经翻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通过对佛经翻译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国内学者不仅丰富了佛经翻译的内容和方法，而且提升了佛经翻译的质量和水平，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和推动佛教文化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佛经翻译的研究和实践，开展更多的佛经翻译项目和活动，提升佛经翻译的专业化水平，为传承和发扬佛教文化做出更大的努力。
我们还需要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的佛经翻译经验和成果，不断拓展佛经翻译的国际视野，使中国的佛经翻译工作能够更好地融入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国内近39年佛经翻译研究述评(1980-2018)
国内近39年佛经翻译研究述评（1980-2018）近年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佛经翻译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自1980年代以来，国内的佛经翻译研究工作逐渐走向成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本文将对国内近39年佛经翻译研究的发展做一次详细的述评。
1980年代是中国佛经翻译研究的起步阶段。
在这一时期，由于文革的影响，佛教翻译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中国学术界对佛经翻译研究的重视逐渐增加。
1980年代末期，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翻译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的佛经翻译研究活动。
在这一时期，不少研究者开始对佛经进行翻译和研究，为国内佛经翻译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进入1990年代，中国佛经翻译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开始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佛经翻译研究成果。
以《大藏经》的翻译工作为代表，成为了中国佛经翻译研究的一大亮点。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5年，中国已完成了《大正藏》《卍正藏》《剑桥大藏经》等佛经的部分翻译，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佛经翻译研究开始融入了国际研究的潮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21世纪初，中国佛经翻译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进展。
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成为国内佛经翻译研究的研究经典。
不少学者开始致力于佛经翻译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和见解。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佛经翻译研究的成果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和应用，为中国佛经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中国佛经翻译研究不断创新，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学者。
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和扎实的功底，积极参与佛经翻译研究工作，为国内佛经翻译研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这一时期，诸如《佛典翻译研究》《佛教文化研究》等一系列学术期刊也相继问世，为中国佛经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国内近39年佛经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
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翻译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缺乏系统性和深度性。
典籍误译探微
典籍误译探微作者：程丽英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4期摘要：中华典籍英译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而误译在典籍翻译中普遍存在。
明确造成误译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因其能够鲜明地反映出文化交流的阻滞点。
本文试举若干例证，分别从语言、文化、译者及原文文本四个方面阐释分析造成误译的因素，并在对这些问題进行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误译；典籍；原因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182-03随着国力日益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文化也受到各国人民的瞩目，中国文化节和孔子学院在外国的流行便是很好的例子。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典籍浩如烟海，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应有尽有。
典籍英译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实现中西文化对等交流、实现文化融合的一条重要途径。
唐代的玄奘就曾经把《老子》翻译到印度。
著名汉学家理雅各、赛珍珠、库恩霍克思等人也译过大量中华典籍。
5000年的文化积淀注定典籍英译是一项伟大而艰辛的工程。
与普通文学作品相比，古籍翻译所面临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在翻译过程中出现误译的现象并不奇怪。
钱钟书曾经说过，不同文字有差异在所难免，加之译者的理解和表达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从一种文字转化成另一种文字是个艰辛的过程。
这一路上颠顿风尘，遗失和损伤在所难免，故译文在意义和口吻上和原文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也是不可避免的[1]。
日本的一位学者也曾说过，翻译作品中的误译是肯定存在的，就如同空气中肯定包含氧气一样[2]。
可见，翻译不可能百分之百忠实原文，误译是翻译中常见的现象。
误译是翻译中的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并非毫无价值。
误译不但可以集中反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产生的误解，还能够更为鲜明地体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正因为如此，研究误译发生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语言因素翻译之所以难，部分应归咎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
瑜不掩瑕——《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训诂得失(续)
瑜不掩瑕——《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训诂得失(续)
李维琦
【期刊名称】《《励耕学刊（语言卷）》》
【年(卷),期】2009(000)001
【摘要】继续举证说明《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训诂方面的疏失。
这些例证包
括对“譣詖、则悦、大格、伤手、自无、妙度、牵课、一音、鹿轮、揩草鍼殳、故、绝、录、无得称焉、校广”等的误释或未释。
【总页数】14页(P38-51)
【作者】李维琦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沙410081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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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勒菲弗尔对中国佛典译论译史的误读
论勒菲弗尔对中国佛典译论译史的误读
熊宣东
【期刊名称】《上海翻译》
【年(卷),期】2012()3
【摘要】本文用十个典型实例揭示了勒菲弗尔对中国佛典译论译史的失察和误读,剖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指出了勒氏征引间接文献资料所造成的"积非成是"乃至"以讹传讹"的现象,呼吁中国翻译理论工作者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向海外译介中国佛典译论译史。
【总页数】5页(P65-69)
【关键词】勒菲弗尔;佛典译论译史;误读
【作者】熊宣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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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论”部佛典文学特色之检讨
汉译“论”部佛典文学特色之检讨
李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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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文学角度切入，可以看出，汉译论部佛典具有浓厚的文学特色，主要体现在内容上以说理见长，形式表现是整饬中富于变化，审美则以庄严论为主。
【总页数】11页(P92-102)
【作者】李小荣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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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闻”首译时代与早期汉译佛经辨误、辨伪
作者： 李欣
作者机构： 同济大学哲学系,200092
出版物刊名： 史林
页码： 29-39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1期
主题词： 如是我闻 鸠摩罗什 佛经翻译 佛经辨误 佛经辨伪
摘要：东晋晚期之前译经，经首一语作“闻如是”、“我闻如是”，鸠摩罗什之后，“如是我闻”译法广泛应用。
由此可为早期汉译佛经辨误、辨伪提供一简易方法：东汉、三国与西晋，无“如是我闻”译法，一旦文而“如是我闻”，题而“东汉、三国、西晋”，需存疑。
再加上目录文献学佐证，基本可判或误题时代、译者，或经后人增补；结合内容，甚至可以疑伪。
此法可快捷锁定涉嫌经本，其结论多与梁僧祐《出三藏记集》、隋法经《众经目录》相合，与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唐智异《开元释教录》等相左，同时也证实早期经录之可靠。
汉魏六朝失译、误题之经的文字学考察r——以《分别善恶所起经》为例
汉魏六朝失译、误题之经的文字学考察r——以《分别善恶所
起经》为例
方梅
【期刊名称】《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36)10
【摘要】汉魏六朝时期的翻译佛经,有许多年代、译者尚未确切,但其中出现的大量的文字,是历代字书未收录的,也可为大量的文字提供鲜活的语言用例,使其不至于沦为死字.以《分别善恶所起经》为例,可阐述失译、误题之经的文字情况.
【总页数】3页(P51-53)
【作者】方梅
【作者单位】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文化艺术学院, 浙江杭州31001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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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出版公司
1998年增订版
)
则忽而称《辩正论》，忽而称《辩证论》，致使
一些不谙古文的中国翻译学者
(尤其是高校翻
译方向的研究生
)联想到辩证法，误以为这篇
文章是在研究世间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和普遍联
系。其实这篇文章是彦琮的一篇翻译专论。该论
“开源白马，则语逐洛阳，发序赤乌，则言随建
经典诠释》一书，该文作者据此书第
83页告诉
我们
:
“在赞宁《译经篇》中零星可见
‘翻’
‘译’二字并用的现象，如有
‘二非句，即赍经
三藏虽兼胡语，到此不翻译者是
’的语
句。”［14］58引文中北宋高僧赞宁
(
919－1001
)并
用
“翻译
”二字比当年木曾先生考证到的出处
元
224年至
252年这段时间的前半期。
四、“翻译
”二字之并用始于何时
这问题重要与否姑且不论。但既然有人提出
此问题并对其加以考证，考证之结论就必须有理
有据。木曾先生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并得出
结论
:
“翻译二字并用者见于宋释法云
(
10881158)
之《翻译名义集》。”［13］323此结论发表于
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9］273，
但这只是在追述往事，所记的
“黄武三年
”是
指维祗难携《法句经》
(五百偈本
)到武昌的年
头，并非支谦作序的时间。要确定支谦作序的时
间，首先要区分《法句经》的两个版本。
吕瀓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记述
:
“支
谦在黄武三年
“翻译理论
”
作者简介
:曹明伦
(1953－)，男，四川自贡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
177期
胜”［6］339，可谓
“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
写，即可披翫
”［7］135。我们可以说他克服了道安
所说的
“三不易
“辨物正言
”
(辩、辨二字在古汉语中相通)。“辨物正言
”出
自《周易
·系辞下》，东晋干宝曰
:
“辩物，辩
物类也。正言，言正义也。”唐代孔颖达疏
:
“辨物正言者，谓辨天下之物，各以类正定言
之。”
“辩物正言
”也是彦琮之前的译经家一直
关注的问题，如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感叹
关键词
:中国当代译论
;佛教典籍
;失察
;误读
中图分类号
:
H059文献标志码
:
A文章编号
:
1006-0766
(
2011)
06-0053-08
香港学者孔慧怡曾批评说
:
“中国大陆的翻
译学者大多出身于外语系，工作单位也多半是外
语系，他们对古文的掌握和对古籍的知识，都不
早了约
150年，于是该作者据此下结论说
:
“此
可谓
‘翻’‘译’联袂，翻译之名诞生的第一确
证。”［14］58
如此考证真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即便据二手
字，以
‘翻译
’明确指称翻译活动的现象始终
没有出现。”［14］57虽然该文作者深知
:
“要考察翻
译概念的渊源并非易事，从严格的意义说，其真
正的历史意义上的源头是不可能找到的。我们依
托的只能是有记载的历史源头。”［14］57可该文所据
所依者竟是公元
2003年问世的《中国传统译论
“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
54
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
”［9］273，在《合微密持
经记》中批评
“一本三名
……或胡或汉音殊，
或随义制语，各有左右
”［9］279。由此可见，《辩
正论》并非在讨论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而是
在探究名物概念的翻译问题。因此《辩正论》
“有所增订
”的版本由支谦独自完
成，而《法句经序》是为后一个版本而作，因
此不可能作于黄武三年
(公元
224年)。据《出
三藏记集》对支谦所译众经的记载，我们现在
能确定是该序作于黄武三年
(公元
224年)之
后，建兴元年
(公元
252年)之前，而据支谦
独译的
36部经之排序，《法句经序》当作于公
项为
“魏文帝时，天竺沙门维祇难，以吴主孙
权黄武三年赍胡本，武昌竺将炎共支谦译
出”［9］28，这便是竺将炎和支谦合译的的版本。
《出三藏记集》卷二紧接着记载的是
“支谦以吴
主孙权黄武初至孙亮建兴中所译出
”［9］28-31的
36
曹明伦
:中国当代译论对佛教典籍的失察和误读
取义、望文生义等错误。而出现在国家重点图
书、高校重点教材和权威核心期刊中的这类错误
又一再被引用，从而导致以讹传讹，恶性循环，
有损于翻译理论和翻译教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针对这种现象，笔者在此就当代翻译理论对佛教
典籍的失察和误读略举十例，希望引起译学界同
仁的共同关注，以便能补漏订讹，纠偏救弊。
明白标注者想说的是道宣所著的《续高僧传》，
且在卷四中找到了
“释玄奘传
”，也绝不可能从
中找到
“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这八个字。
其实对这个因失察而产生的讹误，早在
1993年就有学者在《玄奘译言考辨》一文中明
确指出
:
“这八个字本非出自玄奘之口，而是出
自梁任公之手。”［4］25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
典》一文中论及道安的
“五失本三不易
”时说
:
“三不易者，一谓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二谓佛
智悬隔，契合实难
;三谓去古久远，无从询
证。”［5］简而言之，“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是梁
启超对东晋高僧道安
“删雅古以适今时”一说
的现代阐释，与玄奘无涉。当然，作为佛经翻译
家，“玄奘的翻译不单以量胜，又还以质
业”［7］119，阐明了译经之目的，总结了前贤译经
之成就，评梵语之别，并首次论及了翻译
主体，提出了著名的
“八备
”之说。所以道宣
赞彦琮
“著《辩正论》以垂翻译之式
”［7］118。
“辩正论
”之
“辩正
”意为
竟至有人认为
“外国也许有翻译理论，我国历
史上却没有，或只有一些零星片断之说
”［10］ii，
甚至有人断言
:
“严格说来，中国翻译理论开始
于严复的《天演论
·译例言》”［11］49，
“半个世纪
以前
……中国称得上翻译理论家的，可谓绝无仅
有”［12］。惜哉
!
三、支谦的《法句经序》作于何年
①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于
2005年印刷的《重写翻译史》第
12页，孔慧怡将
“他们对古文的掌握和对
古籍的知识，都不足以
”改为了
“不管主观条件还是客观考虑，都难以
”。
收稿日期
:
2011-02-24
基金项目
:四川大学
985
/211工程项目
“翻译与文化研究”;四川大学研究生校级精品课程
部经，其中《法句经》又赫然在列。而且这个
版本并不是与竺将炎合译的那个版本，因为
《出三藏记集》卷二中的《新集条解异出经录》
又载
:
“法句经，祗难
/支谦
……二人异出。”［9］81
《异出经录》开篇曰
:
“异出经者，谓胡本同而
汉文异也。”［9］65由此我们可知，《法句经》有两
足以让他们直接大量搜寻及钻研原始材料。”［1］①
多年前读到这则批评时，亦出身于外语系的笔者
颇不以为然，但近年稍一留心，果然发现我们大
陆的一些翻译理论工作者在论及我国古代译论或
涉及古代典籍时，往往过度依赖间接资料，且在
使用时又往往疏于考证，结果每每因对古代典籍
的失察和误读而导致真伪莫辨、引征不确、断章
说到彦琮
(
557－610
)所著的《辩正论》，
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修订本
)从目录、
章节标题到内文，均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彦琮这
篇文章称为《辩证论》，《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
释》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和《中国翻
个版本，后一个版本是支谦独自翻译的版本。
其实《法句经序》本文亦说
:
“昔传此时有
所不出，会将炎来，更从谘问，受此偈等，复得
十三品，并校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为
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庶有补
益，共广闻焉。”［9］273-274
“昔传
”之版本乃支谦
与人合译，
一、玄奘是否提出过
“既须求真，
又须喻俗
”这条翻译标准
1980年出版的《英汉翻译教程》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