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G-全球公共物品理论-第3部分

1.GPG的起源与定义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荷兰人。

世界近代国际法学的奠基人。

同时也是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在1609年发表的《海上自由论》一书中格劳秀斯抨击了葡萄牙对东印度洋群岛航线和贸易的垄断；他认为，“海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是不可占领的；应向所有国家和所有国家的人民开放，供他们自由使用。

”时至今日，格劳秀斯的“公海自由”已作为一项国际法原则，为全世界人民所接受，对于世界人民的交往和经济的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了六个方面的自由，这也是源自于“公海自由”的精神，因为它规定这些自由对沿海国和内陆国一律适用。

六种“公海自由”介绍给大家：一、航行自由；二、飞越自由；三、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须受关于大陆架条款规定的限制）；四、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须受大陆架条款规定的限制）；五、捕鱼自由（须受关于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条款规定限制）；六、科学研究自由，但需遵守公约中关于大陆架和海洋科学研究的两部分规定。

在国际法理论中，格劳秀斯认为：万民法就是支配国与国相互间交际的法律，即国际法。

国际法是制定法的一种，是一切国家或多数国家合意采用和制定的一种法则，以及用国际法角度分析战争原因。

奥尔森1966年,奥尔森以北约为例对国家间共同维护安全问题的探讨,被看作是国际公共物品研究领域中较早期的探索。

并于1971年在《增进国际合作的激励》一文中正式提出了“国际公共物品”的概念。

（全球公共物品与国际公共物品是不同的？：超链接）“霸权稳定论”补充;1999年,考尔、格伦伯格和斯特恩、斯蒂格利茨等学者在《全球公共物品: 21世纪的合作》这本著作中已经不再使用国际公共物品这一术语,而是开始使用全球公共物品一词。

在这里,考尔等人主要从全球公共物品受益延伸的角度提出了全球公共物品的概念:全球公共物品是收益延伸至所有国家、群体及世代的产品。

国际定义：全球公共物品是能够给所有国家、民族、当代人以及后代人都带来利益的物品。

（《公共物品的全球向度》）全球公共物品理论对于传统公共物品理论的拓展传统的公共物品理论是萨缪尔森于l954年提出来的，1996年他又对公共物品下了更为精确的定义:“公共物品就是所有成员集体享用的集体消费品,社会全体成员可以同时享用该产品;而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对该产品的消费”。

而全球公共物品则超出了一国界限,其他国家的公民也可以享受用的产品或服务,如全球公共卫生、全球安全、跨国界制度以及跨国界的基本设施的协调等等。

国际区域性公共物品是指区域内的国家或组织共同提供、区域内的国家或组织能够享用的公共物品,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清迈倡议》等等。

全国性公共物品是指一国公民都能享用的公共物品,如国防、法律制度等等。

区域性公共物品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物品,如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工程、京沪高铁等等。

地方性公共物品是指某一地方 (如省内、城镇、街道)的居民可以享用的公共物品,如地方性大学和中学、城镇的街灯等等。

2.GPG的分类纯全球公共品和准全球公共品：根据全球公共品是否满足两个基本特性，将其分为纯全球公共品和准全球公共品两类。

但实际生活中的纯全球公共品很少，主要是指完全符合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全球公共品，其受益者包括所有的国家、群体和世代，如臭氧层保护、知识等。

实际生活中常见的大都是准全球公共品，它们不完全满足非排他和非竞争的性质，但具有广泛性的趋势，如渔场保护、猎场保护等。

俱乐部产品，即拥有可排他的部分竞争性收益的全球公共品，则是准国际公共品中的重要一类，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约等。

根据全球公共品项目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环境、健康、知识、安全和管理等类别。

根据全球公共品的产生和面临问题不同，将其分为全球条件、自然全球共有和人造全球共有等三种主要的类型。

其中第一类和第三类物品是由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而产生的，如和平、健康、金融稳定、自由贸易和知识、标准、原则等，而第二类物品则是自然界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如臭氧层、空气等。

第一类和后两类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是流量，必须要有持续的努力来保证它们的供给，而后两类则是存量，要求人类正确、适当地消费以保证它们充分发挥其效用，因此，第一类主要面临供给的问题，而后两类则主要面临消费的问题。

来源不同的分类：生产的和自然的。

全球公共物品的实例：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的健康。

(超链接)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的上升，疾病的滋生与传播等。

以及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应对措施。

文明：人类文明进程。

比如直立行走的技能，很多语言的学习与使用，牛顿定理，恩格尔曲线，LINUX系统。

3.GPG的供求根据国际公共品供给中参与者的地位，将其供给战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加总供给，即国际公共品由所有具有相同重要性的参与者的贡献加总而得，如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和氟利昂的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参与者的贡献都相同地影响着期望的结果，因此，所有的贡献在功能上都是相同的。

但是，此种战略很容易导致集体行为问题，即个别参与者会利用不做贡献的方法来威胁其他参与者，如继续使用氟利昂等，从而实现自己特殊的利益。

2.弱者供给，即国际公共品由那些弱势参与者来供给，如防止疾病传播和避免国际恐怖主义的预防措施等。

由于许多国际公共品，如国际秩序的强弱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弱的环节，必须将所有国家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要提高弱势成员国的能力，如向其提供援助以发展其国家能力等。

但是，这样容易导致“败德行为”的产生，弱势成员国会故意不去提高自身能力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影响此类国际公共品的供给。

3.强者供给，即由优势参与者单独来供给国际公共品，此种方法适用于解决那些需要迅速反应的国际问题，如先进的药品，最新的农业科技，或对紧急事件的快速反应等。

这里最优秀的参与者的贡献就构成了全部的贡献。

此种方法只适合某些国际公共品的供给，如果将其推广至全部，就会产生垄断的风险，无法满足国际公共品的多样性需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无法补偿其供给成本，造成效率损失(Sachs,1998和Stiglitz，1998)。

根据国际公共品的定义，虽然国际公共品可以使所有人受益，但只是原则上的，这并不表明每个人都有一个可测量的收益，也不表明每个人的收益是相等的，每个消费者从国际公共品的供给中所获得的收益不仅取决于其所在国的政策选择，也取决于消费者消费这种国际公共品的能力以及个人的偏好。

供给来源政府主导：在联合国体系内，有2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致力于各类发展事业，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开发协会、粮农组织、世界粮食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农业和发展国际基金、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国际反恐联盟是“9·11”事件后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形成的国际合作的一种泛称。

有时亦称“国际反恐阵线”。

由于国际恐怖势力的极端凶残和“9·11”事件的严重后果，又由于国际恐怖活动范围广泛，国际社会普遍感受到威胁，美国利用其道义上的优势和强大的实力，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推动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阿富汗的邻国以及伊斯兰国家参与反恐斗争。

绝大多数国家都表示支持美国并积极参与反恐斗争。

2001年底，表示支持国际反恐斗争的国家已有100多个。

其中包括中、俄、英、法、德、日等大国，北约成员国以及亚、非、拉的一些国家。

一些国家还同美国签订反恐合作协议，交换情报，相互提供支援。

国际反恐联盟并无固定组织、章程和固定不变的成员。

各国政治理念、体制不同，国家利益各异，对于何谓恐怖组织，如何与恐怖组织斗争，看法常有分歧。

随着反恐打击目标的变换，参与联盟的成员也变化不定。

民间组织：NOBEL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原来是民间组织，后被纳入联合国组织中；人类自然活动：对美的认知，走路姿势的模仿，阿拉伯数字的广为使用等；自然产生的或存在的：地球引力，风力，阳光等。

4.GPG面临的问题1）全球公共物品同样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因此，不可避免的也会有以下问题：外部性：负“外部性”行为由于行为国不必承担全部社会成本而比较盛行；搭便车：正“外部性”行为无法弥补其行为国的成本而很少被国家采用。

2）全球向度的考虑，使得其具有的问题：无政府状态：在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消费的过程中，没有一个超越所有国家的强权机构的存在，使得各国受到的有效的约束与激励。

国内公共政策经常采用的激励工具包括税收、补贴等，但在国际上却没有一个超国家的税收机构通过征税而影响政府和私人部门的选择，而且大多数的国际协定都不具有约束性，即使有一些约束性的内容也必须变成国内法律才能产生效应，因此国际的激励机制更具有间接性和劝说性。

弱国边缘化：“反罗宾汉效应”一些国际公共品的消费并不是免费的，而是存在一定的限制条件或进入壁垒，如信息知识、健康服务等。

比如，世界贫富差距扩大也使富国和穷国在获得信息知识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富国获得的知识存量越来越多，而穷国的知识存量则停滞不前。

同样，医疗的进步通常不能使那些受疾病困扰最严重的穷人受益，因为医药公司通常会重点研究和发展那些针对富人的有利可图的药品。

3）解决方案：产权明晰？排污税？组成俱乐部？霸权稳定论还是制度维持秩序？降低获得壁垒？国际援助？5.中国的状态1.联合国为了避免“反罗宾汉效应”，要求在国际实力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

在联合国会费比率分摊问题上，社会性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外交互动。

每三年一次的联大会费调整，总是伴随着国家之间的相互诘责和相互掣肘。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速发展，中国同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大国)在该问题上围绕着“能力支付”和“责任支付”展开激烈的攻防战。

这种博弈更像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性互动，行为体之间对维持并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存在共识，并且意识到应该借助该机制以实现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推动人类共同体的繁荣和进步。

受到社会性互动关系影响的国家，外交行为并不一定表现为对相对收益的漠视，而在于国家经常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追求同社会性因素之间的妥协。

尽管没有一个大国会表现出对外界压力的屈服，但经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等国)在2000年后的历次联大会费调整上都承受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外交压力，会费比率保持了高速增长。

2.拿来与翻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享受到了更多的“全球公共物品”，是“坐享其成”还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比如“百度”参考学习，或者说是来源于“GOOGLE”，我们绕开了技术难关搜索引擎的设计，迅速给国人提供了强大的网络搜索工具。

模仿让我们更快的掌握了更好的技能、知识，迅速的提升了生活质量与水平。